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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與愛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2016-05-30 21:07盛律平
經營管理者·中旬刊 2016年11期
關鍵詞:阿德勒教育者理論

盛律平

摘 要:馬斯洛、阿德勒、梅奧等學者都提出過“關注”和“愛”的理論,這些理論揭示出“愛”的力量,當今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著許多違背上述理論的做法,缺乏對“愛”的發現、認識和實踐,這是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效率的癥結所在。

關鍵詞:關注 愛 思想政治教育

一、關注與愛的有關理論

著名的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先生曾經提出過一個廣為人知的關于人的需要層次的理論,這個理論認為,人的基本需要是有層次性的,是一個連續的系統,不同的需要呈金字塔狀排列,由下到上依次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實現需要。如果某一層次的需要得不到滿足,則個體常常會處于焦慮狀態,心靈被扭曲,出現異常行為,如違反學校正常的規章制度,極端反社會,攻擊他人等。并且在這些需要中,只有下層的需要滿足以后,上層的需要才會出現,而一旦某一層次的需要得到滿足,則這一層次的需要不再具有激勵作用。馬斯洛先生的需求層次理論是全面而系統的,而奧地利著名的心理學家阿德勒先生卻從愛的需要這個層面提出了他的注意理論。阿德勒先生是個體心理學的創立者,在《生命對你意味著什么》一書中,他研究了肉體與精神的關系,他提出:“心靈完全不能不僅影響到對某些生理癥狀的選擇,而且可以控制并影響全部素質”,他認為兒童為了引起父母的注意和獲得愛與關注,會表現出很多不良的行為。比如兒童會通過尿床來控制父母,會通過生病來獲得關注和愛。 1924年11月,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組織了以哈佛大學心理專家梅奧為首的研究小組進駐西屋電氣公司的霍桑工廠。這個工廠的設備先進,娛樂設施齊全,福利良好,職工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都由工廠交納。但工人的積極性仍然不高,生產效率依然低下。研究小組希望通過實驗來找到是什么因素在影響著勞動生產率的高低。他們首先考慮的是改善工作條件和環境等外在因素,研究小組選定了繼電器車間的6名女性工作人員作為實驗對象,在整個實驗過程中,他們不斷改變車間的照明強度、工資標準、休息時間、午餐質量等因素,但是令人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不管外在因素如何改變,試驗組的生產效率一直在上升。 誰也沒有想到,這個看似失敗的實驗卻引發了管理學上的一場革命。經過漫長的實驗,研究小組終于認識到:影響勞動生產率的不僅僅是外在因素,更重要的是內在的精神因素。在實驗中,當這六名女性員工被抽選出來成為一組的時候,她們就意識到自己正在被關注,感覺自己與眾不同,這種被注意和感覺使得她們工作更加努力,她們要用行動來證明自己確實是與眾不同的。并且,這種被優待的感覺使得她們6個人成為一個團結的整體,她們互相交流、互相幫助,誰也不愿意成為這個被實驗的團體中的落后者。是她們的自我認同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上面這個實驗就是有名的霍桑效應。無論是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還是阿德勒的注意理論,還是霍桑效應,都集中說明了一點:人都有被關注和愛的需要,假如這種需要沒有得到滿足,人就可能變得消極和產生異常行為,一旦這些需要得到滿足,人就會變得積極和趨于正常,朝著正面的方向發展。這些理論對思想政治教育有著非常重要的指導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對象是人,人與機器的差別在于人是有需要的,而機器沒有。這就要求我們更加注重人的內在的精神層面,利用學生的需要去激烈他們。

二、糾正錯誤做法,用心關愛學生

在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普遍存在著一些錯誤的做法,有很多做法都是與上述這些理論相違背的:一是重管理、輕教育。更多的時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是把自己當成管理者而不是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者反反復復修改學生手冊,生怕哪里有一丁點兒遺漏,直至我們的學生手冊像一個學富五車的學者的畢生研究。學生出問題了,首先想到的是拿出學生手冊,戴著眼鏡非常仔細認真地尋找學生的異常行為符合哪條哪款,應該給予什么樣的處分。輔導員和班主任老師一遍又一遍地去查課,一遍又一遍地點名,一遍又一遍地強調曠課到了多少節會被給什么樣的處分。但我們有去認真和誠心地找學生談過嗎?我們有認真而誠心去跟他們交流過嗎?如果有,可能我們會發現,很多經常出現異常行為的學生在背后可能都有一個應當可以被理解的原因,那個時候,我們可能覺得更多的應該是去同情和幫助這個學生從某種泥濘中走出來,而不是用學生手冊去管理他,那樣只會加劇和惡化他的異常行為,這就是為什么很多時候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毫無效果甚至起反作用的原因,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讓學生手冊失去存在的價值和必要。當然,管理是必須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的有效的手段,學生的行為需要制度去約束和規范。但如果只有管理,則學生和犯人無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本身就是不平等的關系,一旦教育者把學生置于跟他們不平等的地位,則教育已經不是教育,而是成為了強制和脅迫,沒有人愿意被強制和脅迫,任何被強制和脅迫的東西都是暫時的和表面的。我曾經帶的一班總是遲到和曠課,數次點名均無效果,無法之下,在一次班會上花了一個小時和他們討論怎樣避免遲到和曠課,給他們想出了很多種方法,結果班會之后,班級的到課率非常大,我感到奇怪,因為我并沒有強制他們去上課,學生給我的回答是:因為感覺我是真正真心地在幫助他們。在教育中,管理應該作為教育的補充而存在,只有當教育不再起作用的時候,我們才去使用管理。畢竟我們面對的對象是人。我們不能把有思想的有機物當成無機物看待,什么時候我們把學生放在跟老師平等的地位,什么時候我們尊重學生,認真去了解和理解學生的內心世界,什么時候我們能融入學生的生命中,則我們的教育就必將取得成效。二是在高校中,老師不關注學生,反過來是學生關注老師。無論是思政教育者還是專業教師,似乎都在高校中扮演著匆匆過客的角色。老師上完一節課或者開完一次班會,人就會消失,而不太會去關心他所講的內容學生是否接受和吸收了,也不會給太多的時間跟學生課后去交流,幫助他們去消化所學的知識和傳授他們學習經驗和技巧。在班會或者課堂上,老師更多的是一個人孤獨地“念經”,不在乎和關注聽課的學生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聽課狀態,老師的注意力只是在所講的知識上面,而學生則是茫然地注意著老師。如果一堂課學生沒有或很少有學生聽或很少有學生真正能聽懂,這堂課講得再好又有什么意義嗎?無用功即使再大,也是浪費力氣。我們找學生談話,更多的是教育者帶著強勢的語氣從開始講到結尾,而學生則是從到尾戰戰兢兢地接受批判。教育者不管學生有沒有聽進去,也不管是內心深處是否學生對這次談話其實持抵抗的態度。老師的身份不利于我們找學生談話,這個身份給學生壓力和威嚴,學生無法對老師打開心扉,老師又如何能讓學生真正聽進去呢?所以教育者找學生談話,首先應該擺正自己的位置,把自己跟學生擺在同一水平線上,這個時候,他眼里應該沒有“學生”這個字眼,有的只是“人”的概念。很多時候,我們的教育沒有或很少深入到學生的內心,也沒有真正達到教育的目的,更多的只是浮在表面的流于形式的完成任務。

思想政治教育涉及到教育者、教育對象、教育環境等諸多因素,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在整個過程中,我們要善于抓住最根本的東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應該整天只去和文件、文字打交道,那只會脫離學生這個根本,同時也會讓教育者本身變得冷漠無情,一個教育者整天忙于各種事務而少有時間與學生溝通和交流,這是在認認真真把事情做砸,是舍本逐末的體現。我們應該關注學生的內心、需要、成長,注重他們的發展性,而不是試圖控制他們,做到這些,我相信我們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和作用會大大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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