鏈接2：屈原

屈原的作品，被稱為“楚辭”。何為“楚辭”，我用一句話來說，楚辭即是——楚國詩人屈原等人在吸收楚國民歌藝術營養的基礎上而創作出來的帶有鮮明楚國地方語言色彩的新體詩。

“楚國詩人”“楚國民歌”“楚國地方語言色彩”，說明了“楚辭”中的“楚”字，而“新體詩”，則說明了此“辭”并非《詩經》式的舊體詩，它不再是四言體式，而是自由奔放的雜言詩，篇幅長大宏闊，情感深沉博大，思慮曲折深刻，

“衣被詞人，非一代也”。

屈原是一本大書，可以讓我們代代翻閱而不能盡其意，就好像是一個大大的“滾雪球”，當他在時光的坡道上滾過一代又一代時，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可以在上面附著上自己的東西：既是對屈原的新發現，也是價值的增值。是的，物理存在的屈原在公元前278年即已死去，但精神的屈原卻永在生長，且日益枝繁葉茂，碩果累累，庇蔭吾國吾民的精神家園，滋養著我們的精神力量。

“屈原”——一個“人文事實”

經學家把《詩經》學術化意義化，使其失去了生動鮮活，然而比這更為嚴重的，是學者們對屈原的所作所為。首先是對屈原作品的種種猜疑，學者們用他們各自不同的判斷標準，對哪篇作品是或不是屈原所作下了種種結論?，F有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離騷》是否為屈原所作都曾被懷疑過。更令人氣悶的是，學者們還挑起了一場“歷史上有無屈原”的爭論，弄得其他國家的學者們也來湊熱鬧，直讓我們懷疑他們的用心。

以我這個頭腦簡單的人的想法，“屈原”本就是一個符號。它固然代表著一個人，但卻是一個早就死去的人，也就是說，作為一個“物理事實”，他早就已經消失。而我們今天講的這“屈原”，乃是一個“人文事實”。不管歷史上——實際上也就是在楚懷王楚頃襄王時代——這個人物是誰，或根本不存在這個人，但至少從漢代賈誼、劉安開始，“屈原”這兩個字就已作為一個“人文”符號而存在，并在不久得到了大史學家司馬遷的認可，并為之作傳。在賈誼、劉安和司馬遷那里，“屈原”代表的是一種命運，一種精神，一種品性，這些東西引起了他們的共鳴。而這些東西是抽象的，也就是說，他們感興趣的就是這些“抽象”出來的東西，而不是那個已經消亡的肉體。自那時起，我們民族的記憶中就有了“這個人”，并且“這個人”還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里施加了他的影響，也就是說，隨著歷史的發展，“這個人”的文化內涵越來越豐富，他的“抽象”意義越來越豐富，而成了一個無可否認的“人文事實”。

這個事實是否定不了的，而那個所謂“物理事實”——即那個血肉之軀，是張三還是李四，甚至是否存在，則無須否認也無須堅持，因為無論如何，“屈原”這個符號，在當時是指“這一個”還是指“那一個”，甚或不存在，都無關緊要，因為“它”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一種精神性的東西。它對我們的意義，不是來自于那個物理性存在的“個體”，那個由血型、指紋、DNA、身份證、戶口本、職工登記表等生物或社會體系認定的具體的“那一個”。恰恰相反，對我們有意義的是這個“人文事實”，這個事實是由其文化內涵決定的，比如忠貞、堅定、愛國愛民、冤屈等，都是一些抽象概念。而這種“文化內涵”是由文化史派生的，在文化發展過程中不斷堆壘、附著而成的。

《離騷》——空前絕后的華麗交響

屈原的代表作《離騷》，若從其具體主張上講，實際上并不見得有多高明，這話定會讓很多人惱火，但我只是誠實地說出我自己的看法?！峨x騷》的訴說有三個對象：對君，對自己，對小人。簡單地說，對君是忠，屈原標志著對士之朝秦暮楚式自由的否定，對士之“棄天下如棄敝履”的自由的否定，也標志著另一種觀念的建立：“忠”。這與茍子是一致的，荀子比較起孔、孟，特別強調“忠”。在孔、孟那里，“忠”的對象是普泛的，甚至更多的是指向一般的人際關系，“為朋友謀而不忠乎？”“忠恕”并稱即是例證。而孟子，就其個性而言，那種對君主的“忠”，他是撇嘴表示不屑的。但茍子特別強調的就是對君主的“忠”。荀子比屈原稍晚，而且就呆在楚國，這是有消息可尋的。

好在《離騷》中還有對自我的充分肯定與贊揚，在很大程度上洗刷了“忠君”帶來的污垢，而保持住了自己的皓皓之白。這可能是因為先秦士人主體精神的強大基礎尚未坍塌，屈原尚有精神的支撐。令人稍感吃驚的是，正是在屈原這樣一位向君權輸誠的人那里，這種桀驁不馴的個性精神表現得尤其強烈和突出，除了孟子外，大約還沒有人能和屈原相比：他那么強調自己、堅持自己、贊美自己（有不少人就據此認為《離騷》非屈原所作——他們的根據是：一個人怎能這樣夸獎自己）。而且一再表明，為了堅持自己，他可以九死不悔。

正是這種矛盾現象，使得屈原幾乎在所有時代都會得到人的肯定，又得到另一部分人的否定。我想提醒的是，在我們大力宣揚屈原忠君愛國愛民的同時，一定不要忘了他張揚個性的一面。這后一點，也許是屈原最可貴的東西。誰能像他那樣讓自己的個性直面世界的輾壓而決不屈服？誰能像他那樣以自己個性的螳螂去擋世界的戰車？誰能像他那么悲慘，誰能像他那么壯烈？誰能像他那樣成為真正的戰士？

在中國古代，優美的抒情作品實在太多了，但像《離騷》這樣華麗的交響則太少。單從篇幅上講，它就是空前絕后的，全篇372句2490余字，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最長的一篇，幾千年來沒有人能打破這個紀錄。而其結構的繁復、主題的豐富、情感的深厚，更是令人嘆為觀止。作為抒情詩，而能展開如此宏大的篇章，不能不令人嘆服屈原本人思想和個性精神的深度和廣度。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離騷》形式上的特點，正是由于屈原自設情節，使得一首抒情詩才能像敘事詩那樣逐層打開，逐層深入，深入到精神的深處，游歷到精神之原的開闊地帶。抒情詩有了“情節”，也就必然是象征的隱喻的，所以，象征和隱喻也是《離騷》的主要藝術手法，比起《詩經》比興，屈原“香草美人”的系統性設喻，與上天人地、求女占卜等自設情節的使用，是一次巨大歷史飛躍。

精神與藝術折服人心

不管怎么說，屈原仍然是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我們可能聽這類表述太多了，但我是認真地說這話的?！暗谝晃弧?，蓋因他之前尚無稱得上偉大的詩人，甚至連“詩人”也不易覓得?！对娊洝分锌煽嫉淖髡咭灿卸辔?，有幾位還頗有幾首詩保存在這被稱之為“經”的集子中，但我總覺得，《詩經》之偉大，乃是整體之偉大，如拆散開來，就每一首詩而言，可以說它們精致、藝術、有個性，但決說不上“偉大”?！皞ゴ蟮脑娙恕?，須有絕大的人格精神，可以滋溉后人；須有絕大的藝術創造，可以標新立異，自成格式，既垂范后人，又難以為繼。應該說，在這兩點上，屈原都當之無愧，就前一點而言，屈原已成為一種精神的象征，雖然對他的精神價值，根據不同的時代需要，代代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時我們理解為“忠君”，有時我們理解為“忠民”，有時我們又理解為“愛國”，總之，他已是我們在不同歷史時期精神力量的來源之一，重要的思想資源之一，人格精神的誘導之一。

就后一點說，“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他在后半生人生絕境中數量不多的藝術創作，已勝過楚國王族幾百年創下的世俗政權的勛業。他寄托在他詩歌創作中的志向與人格，“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是劉安和司馬遷的共同評價。我們知道，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一言九鼎的。而屈原的藝術創新，“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超經越義，自鑄偉辭，“衣被詞人，非一代也”——這又是中國歷史上最杰出的文論家劉勰對他的評價。一個史界的司馬遷，一個文論界的劉勰，兩個在各自領域中的頂尖人物，對他的精神與藝術，人格與風格，作這樣至高無上的推崇，屈原之影響人心、之折服人心，于斯可見。

三類“大詩”彰顯偉大

其實，屈原作品的數量并不多。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列出的數目為25篇，劉向的已散佚的《楚辭》及王逸的《楚辭章句》中列出了這25篇的篇名：它們是：《離騷》1篇，《九歌》11篇，《天問》l篇，《九章》9篇，《遠游》、《卜居》、《漁父》各l篇。一篇被梁啟超稱為“全部楚辭中最酣恣最深刻之作”的《招魂》，不在此列，我頗為遺憾，近世有不少學者力主此作仍為屈原的作品，我雖拙于考據，但從情感上說，我很希望這篇作品的著作權歸于屈原。

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可以分成三類：

《離騷》《九章》《遠游》《卜居》《漁父》為一類，是屈原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的記錄，是他公共生活形象的寫真，是他的心靈史、受難史、流浪史，是他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見證。

《九歌》ll篇為第二類，這是一組深情綿邈的情愛類作品，本之于楚國巫風中的娛神歌曲，屈原把它們改造了，變成了他自己的獨創，因為他把自己那一往情深的心靈寄托在了里面。

第三類只有一篇：《天問》。這是一篇獨特的作品：不僅在屈原作品中是獨特的，在整個中國詩歌史上都是獨特的、怪異的，又是令人震驚的。全詩1500多字，370多句，叩問170多個問題，“懷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瑣末，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逼鋵?，屈原在問“天”之前，已問過“人”：他問過太卜鄭詹尹，問過漁父，問過靈氛，問過女媭，問過虞舜......但無“人”能回答他“天”大的問題，“天”大的委屈，“天”大的痛苦，“天”大的不幸，所以他只能仰而叩問蒼天，只有“天”才能回答他那170個至今也沒有答案的問題！

屈原就是那噪動不息的大海，他為那些“永恒的疑問”所折磨，所苦惱，他的《天問》永存天地之間，而成為“永恒的疑問”。而天空，對這些疑問，大概也只能抱以“永恒的沉默”。

關鍵還不是這170多個問題，而是這種疑問的精神與勇氣。這種精神與勇氣實際上是人類精神的象征。人類精神總是通過人類最杰出的分子——人之子，來作最集中的體現。

在他的第一類作品中，我們可以看見他的痛?！峨x騷》中的句子，充斥著“恐”、“太息”、“哀”、“怨”、“忳”（憂愁）......騷者，哭也！為時光哭，為生命短暫哭，為短暫的生命里不盡的痛苦、失意哭。注意，他詩中的“民”，也就是“人”，“民生”即“人生”，“民心”即“人心”。他開始從“人”的角度、“人”的立場來表達憤怒，提出訴求。我們知道，《詩經》中的憤怒，往往是道德憤怒，是集體的憤怒；而屈原的憤怒，雖然也有道德的支撐，但卻是個人的憤怒。屈原很執著地向我們訴說他受到的具體的委屈：他政治理想的破滅，楚懷王如何背叛了他，頃襄王如何侮辱他，令尹子蘭與靳尚如何讒毀他......他起訴的是這些人對他個人的傷害與不公。他指責他們的不道德，指責他們沒有責任心，指責他們道德上與智力上的雙重昏聵，但這都出自他很自我的判斷。

更重要的是，我們從他的詩中讀出了人生的感慨，讀出了人的命運，讀出了一個不愿屈服的個人所感受到的人生困窘，一個保持個性獨立意志的個人在集體中受到的壓迫甚至迫害。如果說，講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詩經》，其人生感受的尖銳性大有挫折而略顯遲鈍的話，那么，怒形于色，被班固批評為“露才揚己”的屈原，則以其“發憤以抒情”（《惜誦》），“自怨生”（司馬遷）的詩歌，向我們展示了當個性在面對不公與傷害時，是何等的鋒利而深入。這種鋒利，一方面當然是對社會的切割，而更重要的，是對自己內心的血淋淋的開剝。偉大的個性，就從這血泊中挺身立起。

我們在《離騷》《九章》等作品中，看到了一個淚流滿面的詩人；看到了一個時時在掩面痛哭的詩人；看到了一個面向風雨“發憤以抒情”；又對人間的邪惡不停詛咒的詩人；一個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行吟澤畔，長歌當哭，以淚作詩的詩人?？伤⒉淮嗳?，并不告饒，并不退卻，并不招安——不，決不。他已從人群中上前一步，成為孤獨而傲慢的個體，與全體對立，他決不再退卻：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詩經》的俗世精神很了不起，但從另一方面講，這種俗世精神恰恰消解了個人的意義，消解了個性與社會的對立，從而障礙了個性的偉大。它人世的深度恰恰減少了個性的深度。而屈原，由于他已被主流社會拋棄——他的被流放是一個很有象征意義的事件，而他的《遠游》，則正是他精神的自我流放——他有深刻的孤獨。在以單個的、不堪一擊的個體面對命運時，個性在絕望中顯示了它的高度、深度與完美。

屈原的偉大，即體現在這種對峙之中。他的失敗，就因為他取對立的立場而不曾屈服；他的成功與輝煌，他的光榮與夢想，也是因為他取對立的立場而不肯屈服。

正因為如此，屈原的作品，數量雖然不多，但卻幾乎都是“大詩”，有大精神、大人格、大境界、大痛苦、大煩惱、大疑問。大愛大恨，大悲大喜，他直往個性的深處掘進，決不淺嘗輒止，決不“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樂而不淫”，他就往這不“中庸”的狂狷的路上走，決不回頭，直至決絕而去，一死了之。他對邪惡，怨而至于怒了，他對自己，哀而至于傷了。他的文學形式，較之《詩經》的節制，他的篇幅與情感，真的是“淫”（過分）了。所以，如我剛才所講，《詩經》中任一首詩，單列出來，都略顯渺小，它們靠的是群體的分量而占有文學上的一席之地。而屈原的作品，如，《離騷》《天問》《招魂》以及《九章》中的那些杰出的篇目，是可以單獨地自立于詩歌之林，單獨地成為一道風景，稱得起“大詩”的。即如他的《九歌》，寫苦寫痛，寫愛寫癡，寫戀寫愁，寫盼寫思，無不一往情深，直叫人有驚心動魄之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湘夫人》

直讓人在那心靈深處，突然升起一腔柔情蜜意，不擁入懷中不能自己?？赡茄U裊秋風，已不知從何處悄悄襲來，讓洞庭生波，讓木葉飄零，讓山河變色，讓我們心底生涼......

較之《詩經》中的愛情詩，《九歌》的境界更高，意味更深，情韻更永。事實上是，《詩經》中的愛情詩，都來自于具體的“愛情事件”，即它都是具體的愛情經歷的記錄。而《九歌》中的愛情詩，則沒有這樣的背景，她純粹出自于對愛情的想象。所以，她更抽象、更哲學，是哲學化的愛情，所以也更有象征的意味。如果說，《詩》中的愛情詩讓人覺得親切，讓人戀起俗世的溫暖與幸福；那么《九歌》中的愛情詩，則讓人飄忽，讓人惆悵，讓人懷疑俗世幸福的可能性，與愛情的真實性。屈原是悲劇性的，無論是他的人生，還是他的藝術。他有直探世界悲劇本質的洞察力。即使是溫暖的愛情，他在寫出它的溫馨與令人哀哀欲絕的柔情的同時，卻也寫出了圍繞在它四周的寒涼，使其不可駐如夢，不可掇如月，不可攬如云，不可止如水......他的這一組寫情愛的詩足可以上升為哲學，成為哲學寓言的。

屈原的作品，被稱為“楚辭”。何為“楚辭”，我用一句話來說，楚辭即是——楚國詩人屈原等人在吸收楚國民歌藝術營養的基礎上而創作出來的帶有鮮明楚國地方語言色彩的新體詩。

“楚國詩人”“楚國民歌”“楚國地方語言色彩”，說明了“楚辭”中的“楚”字，而“新體詩”，則說明了此“辭”并非《詩經》式的舊體詩，它不再是四言體式，而是自由奔放的雜言詩，篇幅長大宏闊，情感深沉博大，思慮曲折深刻，“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劉勰《文心雕龍·辨騷》）?！捌溆绊懹诤髞碇恼?，乃甚或在三百篇之上?！辨溄?：屈原——面向風雨的歌者

鮑鵬山

屈原的作品，被稱為“楚辭”。何為“楚辭”，我用一句話來說，楚辭即是——楚國詩人屈原等人在吸收楚國民歌藝術營養的基礎上而創作出來的帶有鮮明楚國地方語言色彩的新體詩。

“楚國詩人”“楚國民歌”“楚國地方語言色彩”，說明了“楚辭”中的“楚”字，而“新體詩”，則說明了此“辭”并非《詩經》式的舊體詩，它不再是四言體式，而是自由奔放的雜言詩，篇幅長大宏闊，情感深沉博大，思慮曲折深刻，

“衣被詞人，非一代也”。

屈原是一本大書，可以讓我們代代翻閱而不能盡其意，就好像是一個大大的“滾雪球”，當他在時光的坡道上滾過一代又一代時，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可以在上面附著上自己的東西：既是對屈原的新發現，也是價值的增值。是的，物理存在的屈原在公元前278年即已死去，但精神的屈原卻永在生長，且日益枝繁葉茂，碩果累累，庇蔭吾國吾民的精神家園，滋養著我們的精神力量。

“屈原”——一個“人文事實”

經學家把《詩經》學術化意義化，使其失去了生動鮮活，然而比這更為嚴重的，是學者們對屈原的所作所為。首先是對屈原作品的種種猜疑，學者們用他們各自不同的判斷標準，對哪篇作品是或不是屈原所作下了種種結論?，F有屈原的所有作品，包括《離騷》是否為屈原所作都曾被懷疑過。更令人氣悶的是，學者們還挑起了一場“歷史上有無屈原”的爭論，弄得其他國家的學者們也來湊熱鬧，直讓我們懷疑他們的用心。

以我這個頭腦簡單的人的想法，“屈原”本就是一個符號。它固然代表著一個人，但卻是一個早就死去的人，也就是說，作為一個“物理事實”，他早就已經消失。而我們今天講的這“屈原”，乃是一個“人文事實”。不管歷史上——實際上也就是在楚懷王楚頃襄王時代——這個人物是誰，或根本不存在這個人，但至少從漢代賈誼、劉安開始，“屈原”這兩個字就已作為一個“人文”符號而存在，并在不久得到了大史學家司馬遷的認可，并為之作傳。在賈誼、劉安和司馬遷那里，“屈原”代表的是一種命運，一種精神，一種品性，這些東西引起了他們的共鳴。而這些東西是抽象的，也就是說，他們感興趣的就是這些“抽象”出來的東西，而不是那個已經消亡的肉體。自那時起，我們民族的記憶中就有了“這個人”，并且“這個人”還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里施加了他的影響，也就是說，隨著歷史的發展，“這個人”的文化內涵越來越豐富，他的“抽象”意義越來越豐富，而成了一個無可否認的“人文事實”。

這個事實是否定不了的，而那個所謂“物理事實”——即那個血肉之軀，是張三還是李四，甚至是否存在，則無須否認也無須堅持，因為無論如何，“屈原”這個符號，在當時是指“這一個”還是指“那一個”，甚或不存在，都無關緊要，因為“它”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一種精神性的東西。它對我們的意義，不是來自于那個物理性存在的“個體”，那個由血型、指紋、DNA、身份證、戶口本、職工登記表等生物或社會體系認定的具體的“那一個”。恰恰相反，對我們有意義的是這個“人文事實”，這個事實是由其文化內涵決定的，比如忠貞、堅定、愛國愛民、冤屈等，都是一些抽象概念。而這種“文化內涵”是由文化史派生的，在文化發展過程中不斷堆壘、附著而成的。

《離騷》——空前絕后的華麗交響

屈原的代表作《離騷》，若從其具體主張上講，實際上并不見得有多高明，這話定會讓很多人惱火，但我只是誠實地說出我自己的看法?！峨x騷》的訴說有三個對象：對君，對自己，對小人。簡單地說，對君是忠，屈原標志著對士之朝秦暮楚式自由的否定，對士之“棄天下如棄敝履”的自由的否定，也標志著另一種觀念的建立：“忠”。這與茍子是一致的，荀子比較起孔、孟，特別強調“忠”。在孔、孟那里，“忠”的對象是普泛的，甚至更多的是指向一般的人際關系，“為朋友謀而不忠乎？”“忠恕”并稱即是例證。而孟子，就其個性而言，那種對君主的“忠”，他是撇嘴表示不屑的。但茍子特別強調的就是對君主的“忠”。荀子比屈原稍晚，而且就呆在楚國，這是有消息可尋的。

好在《離騷》中還有對自我的充分肯定與贊揚，在很大程度上洗刷了“忠君”帶來的污垢，而保持住了自己的皓皓之白。這可能是因為先秦士人主體精神的強大基礎尚未坍塌，屈原尚有精神的支撐。令人稍感吃驚的是，正是在屈原這樣一位向君權輸誠的人那里，這種桀驁不馴的個性精神表現得尤其強烈和突出，除了孟子外，大約還沒有人能和屈原相比：他那么強調自己、堅持自己、贊美自己（有不少人就據此認為《離騷》非屈原所作——他們的根據是：一個人怎能這樣夸獎自己）。而且一再表明，為了堅持自己，他可以九死不悔。

正是這種矛盾現象，使得屈原幾乎在所有時代都會得到人的肯定，又得到另一部分人的否定。我想提醒的是，在我們大力宣揚屈原忠君愛國愛民的同時，一定不要忘了他張揚個性的一面。這后一點，也許是屈原最可貴的東西。誰能像他那樣讓自己的個性直面世界的輾壓而決不屈服？誰能像他那樣以自己個性的螳螂去擋世界的戰車？誰能像他那么悲慘，誰能像他那么壯烈？誰能像他那樣成為真正的戰士？

在中國古代，優美的抒情作品實在太多了，但像《離騷》這樣華麗的交響則太少。單從篇幅上講，它就是空前絕后的，全篇372句2490余字，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最長的一篇，幾千年來沒有人能打破這個紀錄。而其結構的繁復、主題的豐富、情感的深厚，更是令人嘆為觀止。作為抒情詩，而能展開如此宏大的篇章，不能不令人嘆服屈原本人思想和個性精神的深度和廣度。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離騷》形式上的特點，正是由于屈原自設情節，使得一首抒情詩才能像敘事詩那樣逐層打開，逐層深入，深入到精神的深處，游歷到精神之原的開闊地帶。抒情詩有了“情節”，也就必然是象征的隱喻的，所以，象征和隱喻也是《離騷》的主要藝術手法，比起《詩經》比興，屈原“香草美人”的系統性設喻，與上天人地、求女占卜等自設情節的使用，是一次巨大歷史飛躍。

精神與藝術折服人心

不管怎么說，屈原仍然是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我們可能聽這類表述太多了，但我是認真地說這話的?！暗谝晃弧?，蓋因他之前尚無稱得上偉大的詩人，甚至連“詩人”也不易覓得?！对娊洝分锌煽嫉淖髡咭灿卸辔?，有幾位還頗有幾首詩保存在這被稱之為“經”的集子中，但我總覺得，《詩經》之偉大，乃是整體之偉大，如拆散開來，就每一首詩而言，可以說它們精致、藝術、有個性，但決說不上“偉大”?！皞ゴ蟮脑娙恕?，須有絕大的人格精神，可以滋溉后人；須有絕大的藝術創造，可以標新立異，自成格式，既垂范后人，又難以為繼。應該說，在這兩點上，屈原都當之無愧，就前一點而言，屈原已成為一種精神的象征，雖然對他的精神價值，根據不同的時代需要，代代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時我們理解為“忠君”，有時我們理解為“忠民”，有時我們又理解為“愛國”，總之，他已是我們在不同歷史時期精神力量的來源之一，重要的思想資源之一，人格精神的誘導之一。

就后一點說，“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他在后半生人生絕境中數量不多的藝術創作，已勝過楚國王族幾百年創下的世俗政權的勛業。他寄托在他詩歌創作中的志向與人格，“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這是劉安和司馬遷的共同評價。我們知道，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一言九鼎的。而屈原的藝術創新，“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超經越義，自鑄偉辭，“衣被詞人，非一代也”——這又是中國歷史上最杰出的文論家劉勰對他的評價。一個史界的司馬遷，一個文論界的劉勰，兩個在各自領域中的頂尖人物，對他的精神與藝術，人格與風格，作這樣至高無上的推崇，屈原之影響人心、之折服人心，于斯可見。

三類“大詩”彰顯偉大

其實，屈原作品的數量并不多。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列出的數目為25篇，劉向的已散佚的《楚辭》及王逸的《楚辭章句》中列出了這25篇的篇名：它們是：《離騷》1篇，《九歌》11篇，《天問》l篇，《九章》9篇，《遠游》、《卜居》、《漁父》各l篇。一篇被梁啟超稱為“全部楚辭中最酣恣最深刻之作”的《招魂》，不在此列，我頗為遺憾，近世有不少學者力主此作仍為屈原的作品，我雖拙于考據，但從情感上說，我很希望這篇作品的著作權歸于屈原。

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可以分成三類：

《離騷》《九章》《遠游》《卜居》《漁父》為一類，是屈原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的記錄，是他公共生活形象的寫真，是他的心靈史、受難史、流浪史，是他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見證。

《九歌》ll篇為第二類，這是一組深情綿邈的情愛類作品，本之于楚國巫風中的娛神歌曲，屈原把它們改造了，變成了他自己的獨創，因為他把自己那一往情深的心靈寄托在了里面。

第三類只有一篇：《天問》。這是一篇獨特的作品：不僅在屈原作品中是獨特的，在整個中國詩歌史上都是獨特的、怪異的，又是令人震驚的。全詩1500多字，370多句，叩問170多個問題，“懷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瑣末，放言無憚，為前人所不敢言?！逼鋵?，屈原在問“天”之前，已問過“人”：他問過太卜鄭詹尹，問過漁父，問過靈氛，問過女媭，問過虞舜......但無“人”能回答他“天”大的問題，“天”大的委屈，“天”大的痛苦，“天”大的不幸，所以他只能仰而叩問蒼天，只有“天”才能回答他那170個至今也沒有答案的問題！

屈原就是那噪動不息的大海，他為那些“永恒的疑問”所折磨，所苦惱，他的《天問》永存天地之間，而成為“永恒的疑問”。而天空，對這些疑問，大概也只能抱以“永恒的沉默”。

關鍵還不是這170多個問題，而是這種疑問的精神與勇氣。這種精神與勇氣實際上是人類精神的象征。人類精神總是通過人類最杰出的分子——人之子，來作最集中的體現。

在他的第一類作品中，我們可以看見他的痛?！峨x騷》中的句子，充斥著“恐”、“太息”、“哀”、“怨”、“忳”（憂愁）......騷者，哭也！為時光哭，為生命短暫哭，為短暫的生命里不盡的痛苦、失意哭。注意，他詩中的“民”，也就是“人”，“民生”即“人生”，“民心”即“人心”。他開始從“人”的角度、“人”的立場來表達憤怒，提出訴求。我們知道，《詩經》中的憤怒，往往是道德憤怒，是集體的憤怒；而屈原的憤怒，雖然也有道德的支撐，但卻是個人的憤怒。屈原很執著地向我們訴說他受到的具體的委屈：他政治理想的破滅，楚懷王如何背叛了他，頃襄王如何侮辱他，令尹子蘭與靳尚如何讒毀他......他起訴的是這些人對他個人的傷害與不公。他指責他們的不道德，指責他們沒有責任心，指責他們道德上與智力上的雙重昏聵，但這都出自他很自我的判斷。

更重要的是，我們從他的詩中讀出了人生的感慨，讀出了人的命運，讀出了一個不愿屈服的個人所感受到的人生困窘，一個保持個性獨立意志的個人在集體中受到的壓迫甚至迫害。如果說，講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的《詩經》，其人生感受的尖銳性大有挫折而略顯遲鈍的話，那么，怒形于色，被班固批評為“露才揚己”的屈原，則以其“發憤以抒情”（《惜誦》），“自怨生”（司馬遷）的詩歌，向我們展示了當個性在面對不公與傷害時，是何等的鋒利而深入。這種鋒利，一方面當然是對社會的切割，而更重要的，是對自己內心的血淋淋的開剝。偉大的個性，就從這血泊中挺身立起。

我們在《離騷》《九章》等作品中，看到了一個淚流滿面的詩人；看到了一個時時在掩面痛哭的詩人；看到了一個面向風雨“發憤以抒情”；又對人間的邪惡不停詛咒的詩人；一個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行吟澤畔，長歌當哭，以淚作詩的詩人?？伤⒉淮嗳?，并不告饒，并不退卻，并不招安——不，決不。他已從人群中上前一步，成為孤獨而傲慢的個體，與全體對立，他決不再退卻：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詩經》的俗世精神很了不起，但從另一方面講，這種俗世精神恰恰消解了個人的意義，消解了個性與社會的對立，從而障礙了個性的偉大。它人世的深度恰恰減少了個性的深度。而屈原，由于他已被主流社會拋棄——他的被流放是一個很有象征意義的事件，而他的《遠游》，則正是他精神的自我流放——他有深刻的孤獨。在以單個的、不堪一擊的個體面對命運時，個性在絕望中顯示了它的高度、深度與完美。

屈原的偉大，即體現在這種對峙之中。他的失敗，就因為他取對立的立場而不曾屈服；他的成功與輝煌，他的光榮與夢想，也是因為他取對立的立場而不肯屈服。

正因為如此，屈原的作品，數量雖然不多，但卻幾乎都是“大詩”，有大精神、大人格、大境界、大痛苦、大煩惱、大疑問。大愛大恨，大悲大喜，他直往個性的深處掘進，決不淺嘗輒止，決不“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樂而不淫”，他就往這不“中庸”的狂狷的路上走，決不回頭，直至決絕而去，一死了之。他對邪惡，怨而至于怒了，他對自己，哀而至于傷了。他的文學形式，較之《詩經》的節制，他的篇幅與情感，真的是“淫”（過分）了。所以，如我剛才所講，《詩經》中任一首詩，單列出來，都略顯渺小，它們靠的是群體的分量而占有文學上的一席之地。而屈原的作品，如，《離騷》《天問》《招魂》以及《九章》中的那些杰出的篇目，是可以單獨地自立于詩歌之林，單獨地成為一道風景，稱得起“大詩”的。即如他的《九歌》，寫苦寫痛，寫愛寫癡，寫戀寫愁，寫盼寫思，無不一往情深，直叫人有驚心動魄之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湘夫人》

直讓人在那心靈深處，突然升起一腔柔情蜜意，不擁入懷中不能自己?？赡茄U裊秋風，已不知從何處悄悄襲來，讓洞庭生波，讓木葉飄零，讓山河變色，讓我們心底生涼......

較之《詩經》中的愛情詩，《九歌》的境界更高，意味更深，情韻更永。事實上是，《詩經》中的愛情詩，都來自于具體的“愛情事件”，即它都是具體的愛情經歷的記錄。而《九歌》中的愛情詩，則沒有這樣的背景，她純粹出自于對愛情的想象。所以，她更抽象、更哲學，是哲學化的愛情，所以也更有象征的意味。如果說，《詩》中的愛情詩讓人覺得親切，讓人戀起俗世的溫暖與幸福；那么《九歌》中的愛情詩，則讓人飄忽，讓人惆悵，讓人懷疑俗世幸福的可能性，與愛情的真實性。屈原是悲劇性的，無論是他的人生，還是他的藝術。他有直探世界悲劇本質的洞察力。即使是溫暖的愛情，他在寫出它的溫馨與令人哀哀欲絕的柔情的同時，卻也寫出了圍繞在它四周的寒涼，使其不可駐如夢，不可掇如月，不可攬如云，不可止如水......他的這一組寫情愛的詩足可以上升為哲學，成為哲學寓言的。

屈原的作品，被稱為“楚辭”。何為“楚辭”，我用一句話來說，楚辭即是——楚國詩人屈原等人在吸收楚國民歌藝術營養的基礎上而創作出來的帶有鮮明楚國地方語言色彩的新體詩。

“楚國詩人”“楚國民歌”“楚國地方語言色彩”，說明了“楚辭”中的“楚”字，而“新體詩”，則說明了此“辭”并非《詩經》式的舊體詩，它不再是四言體式，而是自由奔放的雜言詩，篇幅長大宏闊，情感深沉博大，思慮曲折深刻，“衣被詞人，非一代也”（劉勰《文心雕龍·辨騷》）?！捌溆绊懹诤髞碇恼?，乃甚或在三百篇之上?！?/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