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識“學衡派”
—《“學衡派”編年文事》導言

沈衛威

?

重識“學衡派”
—《“學衡派”編年文事》導言

沈衛威

如何回到歷史語境

確立“學衡派”成員和“學衡派”報刊的依據是以下幾點：

1.據《吳宓自編年譜》所示，在《學衡》雜志社第一次會議上，梅光迪宣布其清高之主張，謂《學衡》雜志應脫盡俗氛，不立社長、總編輯、撰述員等名目，以免有爭奪職位之事。甚至社員亦不必確定：凡有文章登載于《學衡》雜志中者，其人即是社員；原是社員而久不作文者，則亦不復為社員矣。①吳宓《吳宓自編年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第229頁。版本下同。這是把握“學衡派”成員誰是誰非的關鍵，即作者或社員對《學衡》的自覺認同。

當第十二期后，梅光迪即不為《學衡》作文，他的這一戒律被刊物的實際主持人吳宓打破，吳宓成為總編輯。

2.張其昀在《〈中華五千年史〉自序》（一）中說，《思想與時代》是“以溝通中西文化為職志，與二十年前的《學衡》雜志宗旨相同”②張其昀《〈中華五千年史〉自序》（一），《張其昀先生文集》第20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9年，第10841頁。版本下同。。在《六十年來之華學研究》一文中，他進一步強調說《思想與時代》“與《學衡》及《國風》雜志宗旨相同，以溝通中西文化為職志”③張其昀《六十年來之華學研究》，《張其昀先生文集》第19冊，第10257頁。。

3.吳宓是《學衡》的實際主編和《大公報·文學副刊》、《武漢日報·文學副刊》的主編；張其昀為《國風》、《思想與時代》的主持人。

這說明《學衡》作為“學衡派”形成的內在凝聚力和實際影響力，即體現了“學衡派”刊物和成員的關聯性。

4.《史地學報》、《文哲學報》和《學衡》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東南大學并存時，大量刊登學生的文章，這些學生隨后多數成為《學衡》、《國風》、《思想與時代》的作者。

5.“學衡派”的外圍刊物《文哲學報》、《國學叢刊》、《湘君》、《文史季刊》、《學原》，雖有“學衡派”成員任主編，或成員為其寫文章，但這些刊物另有宗旨，這里不收錄、不討論。

這表明“學衡派”成員具有相應的發散性，如同其文化保守主義的血脈和道統，成為守護其自身文化傳統的內在力量。

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東南大學“文學研究會”與“哲學研究會”合編的《文哲學報》和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會”主辦的《國學叢刊》，雖然沒有公開批評新文化和新文學，但他們在面對來自北京、上海白話新文學浪潮的巨大沖擊時，和《學衡》一同堅守舊體詩詞的創作?！段恼軐W報》“文苑”中的“詩錄”和《國學叢刊》中“詩錄”、“詞錄”全是舊體詩詞。從《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詩學研究號一〉》到《學衡》、《文哲學報》、《國學叢刊》、《文史季刊》，他們形成了一個堅守舊體詩詞的強大陣營。同時要強調的是，《學衡》的主力人物梅光迪、柳詒徵是“文學研究會”的指導員，劉伯明是“哲學研究會”的指導員。柳詒徵是“國學研究會”的指導員。胡先骕任中正大學校長時支持王易主編了《文史季刊》，他倆本是《學衡》的主要作者。

6.《學衡》在南京東南大學只生存了三年，其間《學衡》的作者主要是原南京高校和改制后東南大學的教師。一九二三年，吳宓到上海將張爾田、孫德謙、朱祖謀等“孔教會”的成員拉入《學衡》；一九二五年，他任清華研究院主任后，將王國維、陳寅恪發展為《學衡》作者，使得《學衡》的作者隊伍隨地域擴展而壯大，同時也極大地提升了《學衡》雜志的學術品位和社會影響力。由于《學衡》社同人捐款辦刊，東南大學并未提供任何經濟資助，所以才有吳宓“學衡雜志，乃私人團體之刊物，與東南大學始終無絲毫關系”的說辭。他曾在一九三四年五月七日《清華周刊》四十一卷第七期刊發《學衡雜志編者吳宓先生來函》：

頃見《清華周刊》四十一卷六期《本刊二十周年紀念號導言》第三頁，文中有“前東南大學的學衡”云云，實與事實不符。按查學衡雜志，乃私人團體之刊物，與東南大學始終無絲毫關系。此志乃民國九年冬梅光迪君在南京發起，旋因東南大學之教授欲加入者頗不少，梅君恐此純粹自由之刊物，與學校公共團體牽混，而失其聲光及意義，故逕主張停辦。民國十六年冬，重行發起，社員咸屬私人同志，散布全國。其中僅有三數人（在社員中為少數）任東南大學教職，然本志歷來各期即已宣明“與所任事之學校及隸屬之團體毫無關系”，蓋學衡社同人始終不愿被人誤認與東南大學或任何學校為有關系也。讀者試閱學衡各期內容，則間弟［第］二十期以后，幾無一篇之作者為東南大學教員。而民國十三年七月（本志第三十期）總編輯吳宓北上，所有社員分散，且無一人留居南京者。自是迄今，凡閱九載，學衡由三十期出至七十九期，總編輯吳宓長居北平，諸撰稿人無一在南京，而經費二千數百圓悉由吳宓與三四社友暨社外人士（有名單久已公布）捐助，未嘗借用東南大學一張紙一管筆一圓一角之經費。夫其實情如此，而社會人士每以學衡與東南大學連為一談，實屬未察，而乃學衡社友尤其總編輯吳宓所疾首痛心而亟欲自明者也。今敬求貴刊將此函登載，俾清華同學校友均可明悉此中真象［相］。又附學衡社啟事一紙，亦望賜登，以便世人得知學衡現狀，及負責為何人。

吳宓 五月初四日

7.吳宓在清華大學主編《大公報·文學副刊》、在武漢大學主編《武漢日報·文學副刊》時，所刊登的文學創作都是舊體詩詞（只有兩首詩是例外：胡適悼念徐志摩的白話新詩《獅子》和羅家倫的白話譯詩《當我死了》）。吳宓、胡先骕、柳詒徵、陳寅恪等人的舊體詩詞創作且是終生的?！皩W衡派”成員的詩詞創作，是在白話新詩大潮沖擊下詩意生活的堅守，特別是將古典與今典雜糅之后體現出的“詩可以群”的唱和功能，和“詩可以怨”的諷喻作用，成為其詩詞特色。其中吳宓、胡先骕、柳詒徵、陳寅恪都是各自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他們的詩作又明顯體現出“學人之詩”的特性。而這正是他們對中國古典詩學傳統的堅守。

8.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錢基博為《國學文選類纂》寫的《總敘》中，在對民國初期大學學分南北的局面作概括時，首次從學理上提出“學衡派”之說：

清廷既覆，革命成功，言今文者既以?；首兎?，無所容其喙；勢稍稍衰息矣！而章氏之學，乃以大白于天下！一時北京大學之國學教授，最著者劉師培、黃侃、錢玄同輩，亡慮皆章氏之徒也！于是古學乃大盛！其時胡適新游學美國歸，方以譽髦后起講學負盛名，……于是言古學者，益得皮傅科學，托外援以自張壁壘，號曰“新漢學”，異軍突起！……而新漢學，則以疑古者考古……在欲考見“古之所以為古之典章文物”……萬流所仰，亦名曰“北大派”，橫絕一時，莫與京也！

獨丹徒柳詒徵，不循眾好，以為古人古書，不可輕疑；又得美國留學生胡先骕、梅光迪、吳宓輩以自輔，刊《學衡》雜志，盛言人文教育，以排難胡適過重知識論之弊。一時之反北大派者歸望焉，號曰“學衡派”。世以其人皆東南大學教授，或亦稱之曰“東大派”。然而議論失據，往往有之！又以東大內畔，其人散而之四方，卒亦無以大相勝?、馘X基博《國學文選類纂》，傅宏星編校，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1～12頁。

9.鑒于“學衡派”一開始就是以刊物和作者來確定“社員”的特殊屬性，其流動性和聚散自由性，成了這個大群體的特點，因此我稱之為“精神結構復合體”。

10.當時編輯吳宓和作者稱自己為《學衡》社社員。本書行文中，以《學衡》社表述時稱“社員”；以“學衡派”表述時稱“成員”。

以“學衡派”立身的學術舞臺即刊物作為本書架構的理由和相關技術問題如下：

1.“學衡派”的命名是后來批評界和學界給予的，且是以刊物得名。

2.“學衡派”成員的活動主要集中在這六個報刊上，且具有連續性、一致性。

3.“學衡派”的成員眾多，主要成員都有年譜或傳記，個體事件盡量不重復引用，用刊物可以將眾多的個體聯系成為一個整體，且取舍明顯。

4.依照時間的連續性，串聯六種報刊，以文為主，成員隨之。

5.成員的活動主要選取與報刊相關聯的部分，是要尋求整體性的趨同。

6.本書中對吳宓的個人活動列舉詳細，材料主要是摘錄自《吳宓自編年譜》、《吳宓書信集》和《吳宓日記》，這里特別說明，文中只擇重要的史料加注，敘述中引用，不再一一詳細注釋。同時征引其他著作也不詳細注釋，只在文后“征引文獻”中列出。因為此書本身就是史料整理，若再加詳細注釋，會導致大量的重復和字數的過分膨脹。

7.為這幾個報刊文章和作者進行校注，特別是“學衡派”前期的《學衡》、《史地學報》，目的是想展示這個學術共同體最初創辦刊物時，在鮮明的主體性、作者的關聯性和欄目連貫性之外，還伴隨著技術上的不規范性和編者的隨意性。

8.對“學衡派”前期的人物生卒和關系，特別是《學衡》作者的詳細注釋（也只是注釋《學衡》人物），目的是要顯示過渡、轉折時代的文化脈絡和學緣關系。真正的民國大學時代，學術逐步一體化和系統化，師承、家法雖有保存，但在民國大學教育的共同思想方法作用下，逐步淡化。因此《學衡》之后的人物不注。

9.鑒于“學衡派”成員的文，著落在刊物上，事由文所關聯，因此，這種編年史的就具有嚴格的時空特性。

10.無法辨認的字用□表示。

王易

繆鳳林

張其昀

直面史實的重識

“學衡派”是因反對“新青年派”而起的，他們反對新文化-新文學運動，抗拒白話文（國語）。因此本書有意收錄相互對立的討論、批評文章和言行（主要是日記、書信），對雙方持同情的理解和理性的批評。

與“學衡派”關聯密切的六種刊物，四個期刊求全；兩份報紙副刊，《大公報·文學副刊》選要目，《武漢日報·文學副刊》全部收錄。其他刊物的相關文章，選錄要文，不求全。這既是對自己閱讀視野有限的一個托詞，同時也是對無法全面記錄的事實的尊重。

“學衡派”成員的活動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并沒有中斷，但考慮到以六種刊物為線索的譜系，就以刊物終止（言論出版自由、學術研究自由和學人流動自由終結）為本編年文事的結束。

民國大學學術有南北之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與南京高師-東南大學-中央大學自新文化運動后期因《史地學報》批評胡適、《學衡》抗擊新文化而出現南北紛爭。柳詒徵是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史學教授，后轉入改制的東南大學，他在《學衡》創刊之前即和竺可楨指導“史地學會”的學生創辦了《史地學報》。他培養的一大批學生如張其昀、繆鳳林、陳訓慈、鄭鶴聲、劉掞藜等后來都成了“學衡派”成員，同時也是與北京大學胡適、錢玄同、顧頡剛等展開“古史辨”討論的主力陣容?！秾W衡》的發刊詞“弁言”是柳詒徵寫的，他特別申明刊物的四項基本原則：

一 誦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學。

二 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郵思。

三 籀繹之作，必趨雅音，以崇文。

四 平心而言，不事謾罵，以培俗。

揭橥真理，不趨眾好，自勉勉人，期于是而已。

吳宓在柳詒徵《弁言》基礎之上所寫成的《學衡》宗旨是：“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绷r徵的“誦述中西先哲之精言”，“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開啟了吳宓的“昌明國粹，融化新知”?！氨刳呇乓簟奔捶磳Π自捨??！敖议驼胬?，不趨眾好”被吳宓演繹為“論究學術，闡求真理”，“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梅光迪在美國與胡適討論文學改良時，因“文白之爭”敗給胡適，他回國后發起創辦《學衡》的目的就是要抗擊胡適及《新青年》，目標十分明確。作為《學衡》的首倡者，他第十二期以后（一九二三年一月）即不再與吳宓合作（他兩人只合作到一九二二年共十二期），吳宓成為《學衡》的實際主持者?！秾W衡》成員與《學衡》同時群聚南京東南大學的時間只有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年三年，隨后因主編吳宓輾轉東北大學后落定清華學校，《學衡》的實際組稿、編輯轉移到北京的清華學校-清華大學。他們把《學衡》的英文譯名定為The Critical Review，是具有批評和評論的實際含義，因為它是相對于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激進而起的，是對新文化-新文學話語霸權的抗爭?！安鲊?，融化新知”就是要抗拒新文化運動的反傳統（言論上的反傳統和實際行為又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守護和發揚光大傳統文化，同時接受新的知識?！安患げ浑S”就是既不走激進主義的路，也不隨波逐流，持中守恒，走中庸的自我之道。這些當然都是言之有理，十分理性的主張。但問題是，在當時新文化-新文學領導人的話語霸權語境下，這必然被視為守舊、保守。何況，吳宓、梅光迪自身的言行又存在著巨大的矛盾，他們所倡導的主張，就連他們自己也無法身體力行。

我對《學衡》時期“學衡派”精神特征的概括也是建立在與前者共時存在的基礎之上：批評、牽制、制衡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的激進、霸權；堅守舊體詩詞創作；譯介傳播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尊孔奉儒，倡揚傳統國學的精粹；守學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本分，不介入黨爭。呈現出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保守主義的雙重特性。

張其昀是中央大學《國風》和浙江大學《思想與時代》的主持人，在繼承《學衡》基本精神的同時，因日軍侵華而使《國風》的民族主義強化，強調民族主義精神作為抗戰的元氣和活力，同時也是全體中華民族的內在凝聚力。又因多民族國家統一與重建的需要而在《思想與時代》上倡揚“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我稱一九四一年創刊的《文史季刊》、《思想與時代》為“后學衡時期”。但“后學衡時期”，王易、張其昀等少數人介入了黨爭。

《文史季刊》主編王易因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在南昌的《問政》雜志創刊號發表《內戰辨》而陷入政治的漩渦?！端枷肱c時代》的六位基本社員是錢穆、朱光潛、賀麟、張蔭麟、郭斌龢、張其昀。其中張其昀、郭斌龢、賀麟、朱光潛四位為國民黨黨員，一九四五年，基本社員中的張其昀、賀麟、朱光潛和主要作者馮友蘭成為國民黨的“最優秀教授黨員”①沈衛威《民國大學的文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245～248頁。。其中賀麟、馮友蘭兩位也是被蔣介石專門從昆明請到重慶為其講哲學、心學的教授。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二日，賀麟訪吳宓時，告訴他，張其昀在蔣介石那里領得十四萬元辦《思想與時代》。這使得吳宓在日記中感嘆自己當年經營《學衡》，“不為名利，不受津貼，獨立自奮之往跡。不覺黯然神傷已”②《吳宓日記》第Ⅷ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176頁。版本下同。。因為與政黨和政府的特殊關系，辦刊方針傾斜也是必然的。所以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二日，胡適在日記中寫有讀張其昀所贈《思想與時代》后的札記。胡適認為《思想與時代》沒有發刊詞，但每期有“歡迎下列各類文字”（列有六項）的啟事中的前兩項就是他們的宗旨：1.建國時期主義與國策之理論研究。2.我國固有文化與民族理想根本精神之探討。他在日記中寫道：“此中很少好文字。如第一期竺可楨兄的《科學之方法與精神》，真是絕無僅有的了（張蔭麟的幾篇‘宋史’，文字很好。不幸他去年死了）。張其昀與錢穆二君均為從未出國門的苦學者；馮友蘭雖曾出國門，而實無所見。他們的見解多帶反動意味，保守的趨勢甚明，而擁護集權的態度亦頗明顯?！雹俸m《胡適全集》第3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4頁。

我在對《梅光迪文存》的評介時，有這樣一段文字：

我認為，有一個歷史的坐標是十分明確的，那就是在二十世紀文化激進主義和政治激進主義得勢的這種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在主流話語的霸權作用下，《學衡》派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是逆當時的時代大潮，處于文化時尚和社會時尚的劣勢，其影響也是十分微弱的。當然是否合乎時尚，是否與主流一致，并不是我這里所預設的價值判斷標準。我也不是以成敗論英雄。我所要強調的是，《學衡》派的歷史作用和價值恰恰在于其和時尚及主流的不符。其制衡文化激進主義導致文化的失范的功效雖然微弱，但其本身學理上的理性精神和超越現實的文化意識，卻是強大的。以及由此所呈現的道德力量和文化信念的忠誠感，也是難能可貴的。②沈衛威《文化保守主義的歷史命運》，《中國圖書評論》2011年第6期。

我寫下上面這段話時，雖是因《梅光迪文存》而言，卻是在同時讀到了吳宓的書信和日記所顯示出“文化信念的忠誠感”之后。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吳宓在致上海柳詒徵的信中寫道：“宓雖刊文自責懺，內心仍完全是《學衡》初刊時之思想耳?！雹邸秴清禃偶?，吳學昭整理、注釋、翻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401頁。版本下同。一九六一年八月，吳宓南下廣州看望老友陳寅恪后，特別感慨陳寅恪“威武不能屈”的事實：“始終不入民主黨派，不參加政治學習，不談……，不經過思想改造，不作‘頌圣’詩，不作白話文，不寫簡體字，而能自由研究，隨意研究，縱有攻詆之者，莫能撼動?！雹堋秴清等沼浝m編》第V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第161頁。版本下同。這是因為他們仍堅持共同的“信仰”：“但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則仍確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純正。我輩本此信仰，故雖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動，決不從時俗為轉移?！雹荨秴清等沼浝m編》第V冊，第160頁。這是陳寅恪在一九二八年《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一九三三年《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下卷審查報告書》、一九五三年《陳寅恪自述—對科學院的答復》中一貫堅守的文化道統，和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守護：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⑥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246頁。

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于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⑦陳寅恪《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下卷審查報告書》，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第268期，1933年2月20日（文集的文字與最初發表的文字有出入，這里引用原刊文本）。

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但對于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⑧吳定宇《學人魂·陳寅恪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185～186頁。

陳寅恪成為《學衡》作者，進而以“學衡派”成員發聲，不僅提升了“學衡派”的學術層次，更重要是在《學衡》原有宗旨的基礎上，明確“學衡派”成員個體的思想、精神追求，并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引領“學衡派”這一“精神結構復合體”的發展路向，使之抵達時代的精神高地。當遭遇黨爭或教條主義、集權專制思想的整體控制時，吳宓、陳寅恪等仍能在這一路向和高地上堅守。

一九六二年，吳宓在給李賦寧的信中列舉了不愿到北京工作的六個理由，其中之一是不愿接受思想改造：“宓最怕被命追隨馮、朱、賀三公，成為‘職業改造家’，須不斷地發表文章，批判自己之過去，斥罵我平生最敬愛之師友。寧投嘉陵江而死，不愿……”①《吳宓書信集》，第384頁。這里的馮、朱、賀三公指的是當時人文學科被“改造”的知識分子典型人物，三位著名教授馮友蘭、朱光潛、賀麟。

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吳宓作為“歷史兼現行反革命分子”，在被批斗時，因被推倒、拖行導致“骨雖未斷，而左腿已扭折成三截，上腿（大腿）向內扭，下腿（小腿）向外扭，膝蓋及胯骨兩處關節脫卯”，長期不能行走，靠爬行生活。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在“真恨宓不能早死”的情況下，給遠在南京大學外文系的郭斌龢寫信（信被“工宣隊”截獲）說：“宓處人文主義之書，均全保存。最近晚間，且讀白師之著作，佩仰之心，不減昔年也?！雹凇秴清禃偶?，第427～428頁，。白璧德是吳宓、郭斌龢共同的老師。是什么樣的一種信念的力量在支撐著他？這和他所在城市的那個“渣滓洞”里發生的故事，真的堪有一比。對吳宓來說，“信念的力量”就是他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在致李賦寧的信中強調的：

宓惟一系心之事，即極知中國文字之美，文化之深厚，尤其儒家孔孟之教，乃救國救世之最良之藥。惜乎，今人不知重視，不知利用，為至極可痛可惜者也。③《吳宓書信集》，第379頁。

這不合時宜的思想，正是文化保守主義群體“學衡派”成員的文化堅守。他們為什么保守？是因為他們文化信念里絕對擁有。

但作為新文化-新文學反對派存在的“學衡派”中人，卻又有著在一個文化保守的“精神結構復合體”內比較明顯的差異性。

從文脈上看，文章中，“言志”（吳宓）與“載道”（梅光迪）并存（吳宓說自己“最恨人稱宓為‘韓愈’‘曾文正’”④《吳宓書信集》，第205頁。；而梅光迪卻相反，他推崇韓愈、曾國藩，有撰寫《韓文公評述》、《歐陽公評述》、《曾文正公評述》的計劃而未成）。詩歌中，“詩史”（胡先骕、陳寅恪、柳詒徵、李思純）傳統與“抒情”（吳宓、吳芳吉）傳統共守。在作為詩人的浪漫詩情上，吳宓又引白話新詩人徐志摩以為同道。

從學脈上看，《紅樓夢》研究中吳宓“尊德性”與胡適“道問學”決然不同，但在佛學禪宗史的實證研究中，胡適與湯用彤的道法卻有十分鮮明的一致性?！皩W衡派”內部又有明顯的“尊德性”與“道問學”的巨大差異。吳宓的“尊德性”與王國維、陳寅恪、葉玉森的“道問學”同樣是溝壑相隔。

從人脈上看，“學衡派”主要成員梅光迪、吳宓、胡先骕、柳詒徵等多與胡適為敵，批評胡適時甚至超越理性，言語中夾帶些刻薄的詆毀或影射謾罵之詞。但也有例外，湯用彤、陳寅恪、張歆海、王國維卻是胡適的朋友。清華學校研究院兩位導師王國維、陳寅恪為《學衡》寫文章，與研究院主任吳宓的約稿有關。王國維在溥儀被驅除出宮后生活沒有著落，能夠進清華學校研究院當導師，是胡適極力推薦的。陳寅恪為王國維寫的挽詞中有“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適幽居”的詩句，即是對胡適的稱道。湯用彤、陳寅恪是吳宓的哈佛大學同學，湯用彤進北京大學是張歆海向胡適推薦的，他的立身之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也是胡適推薦給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湯用彤一九五四年腦溢血是在被迫批判胡適的高壓下發生的（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參加完《人民日報》社召開的批判胡適思想座談會后，晚上即突發中風。湯用彤的兒媳樂黛云曾在二○○三年《胡適全集》首發式專門講及此事）。一九四○年三月五日，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病逝香港，院長之空闕急待填補。時任駐美大使的胡適被推舉為院長候選人之一，在一九四一年三月，陳寅恪專程從昆明到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的選舉會議，目的只是為了投胡適一票。此事傅斯年在信中告訴胡適（“如寅恪，矢言重慶之行，只為投你一票”），并說：“寅恪發言，大發揮其academic freedom［學術自由］說，及院長必須在外國學界有聲望，如學院之外國會員等，其意在公?！雹荨陡邓鼓曛潞m》，《胡適來往書信選》（中），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組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475頁。這才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共產黨軍隊圍城時胡適把陳寅恪同機帶出北平的后話。

不以成敗論文事

由這部翔實的史料整理、匯編，可以展現出“學衡派”的多個方面。特別明顯的是“學衡派”成員的活動以一九四一年三月《文史季刊》創刊和八月《思想與時代》創刊為界分前后兩個時期。

前期，我稱之為“學衡時期”，其特色可概括為：

從時間上看其借刊物集合力量；

從空間上看其借大學營造舞臺；

從成員看其作為流動的群體存在；

文化保守作為其精神系聯；

國學研究作為其學術承傳；

新人文主義作為其思想方法的外在資源；

抗擊新文化與反對白話新文學是其主要目標；

古體詩詞唱和作為其日常詩意生活的狀態；

非政治化與道德秩序法則作為其內在制約；

反潮流傾向與反思性作為其行為導向。

后期，我稱之為“后學衡時期”。以《文史季刊》、《思想與時代》為“學衡派”成員的群聚陣地，主要關注的是多民族國家的統一與重建問題，我將其討論的話題概括為：

國家重建的政治策略：憲法與集權

國家重建的行政中樞：都城設置

國家重建的文化基礎：新儒學的展開

國家重建的文化路徑：中西融通

國家重建的時代召喚：科學與人文并重

我不以成敗論英雄，但不得不面對當時“學衡派”無力抗衡胡適及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事實，即梅光迪所說的“中國領導人的失敗”和“學衡派”核心人物的人性本色。

性情溫和，以改良發聲立言的胡適，堅守和平漸進改革的自由主義路徑。因此，后來所謂“全盤西化”、“打倒孔家店”的帽子都是被人強加上的。他從沒有如此激進的言辭。他為北京大學教授吳虞的《吳虞文錄》寫序時，稱道吳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按蚩准业辍焙汀按虻箍准业辍彼憩F出來的含義有著較大的差異：前者只是一種“打”的行為；而后者則是行為的結果。同時他說吳虞是中國思想上的“清道夫”。這更明確不過了，那就是要清掃中國思想大道上，后來綁架在孔子學說的綱常禮教，以及被帝制復辟鼓吹者用來當護身符的東西。要“打”和“清掃”的都是這些東西。因為這些東西是人的解放和個性自由的障礙。何況“孔家店”作為中國文化的命脈和精神糧站也是割不斷、打不倒的。胡適后來在口述自傳時也說當時自己并不反對儒家，還專門寫有《說儒》的長文?！缎虑嗄辍返姆纯缀汀秾W衡》的尊孔是明顯的對立行為。重識“新青年派”和“學衡派”，自然要面對這個關聯傳統文化的大問題。

先回到一九一七年胡適浮出中國思想文化界的語境中，從正在崛起的兩位新文化領導人言論的來看其精神狀態。

胡適一九一七年在美國寫博士論文時就明確指出：“如果對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組織的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換的形式，因而引起舊文化的消亡，這確實是全人類的一個重大損失。因此，真正的問題可以這樣說：我們應怎樣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現代文化，使它能同我們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協調和繼續發展？”這和五年之后即一九二二年吳宓為《學衡》所寫的宗旨“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完全一致。他說，解決這個重大問題的辦法，“唯有依靠新中國知識界領導人物的遠見和歷史連續性意識，依靠他們的機智和技巧，能夠成功地把現代文化的精華與中國自己的文化精華聯結起來”①《胡適全集》第5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11頁。我曾就此問題發表過相關論述，參見沈衛威《現代中國的人文主義思潮導論》，載《文藝研究》2004年第1期。。他順應時勢，登高而招，順風而呼，自然成為“新中國知識界領導人物”。

有著留學日本經歷的太炎門生，北京大學教授錢玄同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的日記中寫道：“往訪尹默，與談應用文字改革之法。余謂文學之文，當世哲人如陳仲甫、胡適之二君，均倡改良之論，二君邃于歐西文學，必能為中國文學界開新紀元?！雹凇跺X玄同日記》（整理本），楊天石主編，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96頁。版本下同。一月二十日，他又明確指出：“大凡學術之事，非知識極豐富，立論必多拘墟，前此閉關時代，苦于無域外事可參照，識見拘墟，原非得已。今幸五洲交通，學子正宜多求域外智識，以與本國參照。域外智識愈豐富者，其對于本國學問之觀察亦愈見精美。乃年老者深閉固拒，不肯虛心研求，此尚不足怪，獨怪青年諸公，亦以保存國粹者自標，抱殘守缺，不屑與域外智識相印證，豈非至可惜之事？其實欲昌明本國學術，當從積極著想，不當從消極著想。旁搜博采域外之智識，與本國學術相發明，此所謂積極著想也，抱殘守缺，深閉固拒，此所謂消極著想也?！雹佟跺X玄同日記》（整理本），上冊，第303頁。這可以看做是錢玄同對“新中國知識界領導人物”的最好響應。

新文化運動高漲后，新文學革命應運而起。當時的白話新文學為習慣于古體詩詞曲賦的舊派文人所反對，是一種常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九二二年一月《學衡》創刊，留學歸來并非遺老的學界新秀梅光迪、吳宓、胡先骕等公開反對白話新文學，卻成了一個奇特的文化現象，成為錢玄同五年前即感知到的“消極著想”。這種反潮流行為也正是《學衡》一出現立刻受到廣泛關注的一個重要原因。

《國風》

《文史季刊》

《思想與時代》

事實上，“新青年派”、“新潮派”和“學衡派”都在為古老中國尋求現代的轉機，即中國文化的復興?！拔乃噺团d”一詞在晚清、民國文化教育界廣泛使用，且出現的頻率很高。這與清朝滿族統治中國兩百六十八年有關：既是大漢民族推翻異族統治重新君臨天下后，統一多民族國家重建的文化需求（復古求新，重建文化秩序），也是應對西方外來文明沖擊時，知識分子的文化回應。清末民初“國粹派”的“復興”言論和稍后梁漱溟等“新儒家”的“復興”論這里不講，只看“學衡派”與“新青年派”、“新潮派”的復興之說。一九一五年十月五日吳宓在清華學校讀書時，把將來要創辦的報刊的名字都想好了，他在日記中說他日所辦之報的英文名Renaissance（《文藝復興》），意在“國粹復光［筆者按：疑“興”之誤排］”②《吳宓日記》第Ⅰ冊，第504頁。。而一九一九年一月北京大學胡適的學生所辦刊物《新潮》的英文譯名也是Renaissance。但“名同實異”，呈現出“消極”與“積極”的極大差別。這種“消極”也就是梅光迪所說的“缺乏創造性”。一九三三年，胡適在美國做了多場演講，演講內容結集為《中國的文藝復興》。他甚至更強調這一“復興”并未完成，且是在進行之中的。隨后他一直在講“文藝復興”，一直講到一九五○年的臺灣。一九四九年以后的臺灣，文化教育界仍延續著“學衡派”（“宣傳部長”、“教育部長”張其昀為代表）與以“新青年派”、“新潮派”（臺灣大學校長傅斯年、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黨史委員會主任羅家倫）為代表的兩方勢力的較量。一九六二年二月，胡適病逝于臺北。恰好這一年，“學衡派”主要成員張其昀在臺北陽明山創辦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前身），同時新出的?？纱嘀苯尤∶段乃噺团d》。隨后他又參與策劃影印《學衡》、《史地學報》兩大雜志。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相對于大陸爆發的“文化大革命”，臺灣為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由孫科、陳立夫、張其昀等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并將這一天定為“中華文化復興節”。

我在《“學衡派”譜系—歷史與敘事》一書中曾明確指出，梅光迪在《人文主義和現代中國》、《評〈白璧德—人和師〉》兩篇文章中把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學衡派”活動視為中國的一場人文主義運動，他甚至說這是“儒家學說的復興運動”。同時梅光迪也承認“這樣的一次運動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得到公平的待遇”，是“因為缺乏創造性等因素”①《梅光迪文存》，梅鐵山主編、梅杰執行主編，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86頁。版本下同。，自然也是“中國領導人的失敗”②《梅光迪文存》第243頁。。其失敗的原因有兩點曾被我引述：

一是因為它與中國思想界胡適等新文化派，花了一代人的時間與努力想要建成和接受的東西完全背道而馳。二是因為他們自身缺乏創造性，甚至沒有自己的名稱和標語口號以激發大眾的想象力。從一開始，這場運動就沒能提出和界定明確的議題。領導人也沒有將這樣的問題弄清楚，或者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它對普通學生和大眾造成的影響不大?！秾W衡》的原則和觀點給普通的讀者留下的印象是：它只是模糊而狹隘地局限在一些供學術界閑時談論的文史哲問題上。梅光迪的反思和總結與羅杰·斯克拉頓在《保守主義的含義》中所說的相通：“因為，保守主義者缺乏明確的政治目標，因而無法提供任何能夠激發大眾熱情的東西?！雹凵蛐l威《“學衡派”譜系—歷史與敘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55～456頁。

竺可楨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梅光迪追悼會后所寫的日記中，特別指出梅光迪“喜歡批評胡適之，亦以適之好標榜，而迪生則痛惡宣傳與廣告也”。這正是梅光迪反思自己作為領導人失敗的原因之一，即“沒有自己的名稱和標語口號以激發大眾的想象力”。對此梁實秋之說更為簡明：“只是《學衡》固執的使用文言，對于一般受了五四洗禮的青年很難引起共鳴?！雹芰簩嵡铩队绊懳业膸妆緯?，《中華散文珍藏本·梁實秋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第133～134頁。

我個人以為，綜合上述之說，即“他們自身缺乏創造性”和“固執的使用文言”是“失敗”的主要因素。在《學衡》上批評新文化-新文學的幾篇重要文章出自梅光迪、胡先骕、吳宓之手，但他們無法提出具體的富有創造性、建設性的意見。三個留學生出身的教授，兩個講西洋文學，一個用西洋的方法研究植物分類學。他們的教學和研究與“國粹”關聯不大。而真正研究“國粹”的湯用彤、王國維、陳寅恪等學者，卻并不局限于古今、中西、新舊、有用無用之辯，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同路人，也同時成為胡適的朋友?！安鲊?，融化新知”之說較張之洞時代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要籠統、宏大。但落實到學者的具體工作上，卻被梅光迪視為“它只模糊而狹隘地局限在一些供學術界閑談論的文史哲問題上”。吳宓甚至在《空軒詩話》中，把《學衡》作者葉玉森的甲骨文研究視為“糟粕”。他視從事專門“考據”研究的國際著名漢學家伯希和為“愚妄之人”，他在給溥儀的英文老師莊士敦的信中說自己“對目前從事的所謂國學研究不感興趣”。游學法國時，他在給浦江清的信中說自己不喜歡從事“考據”工作的學者。原因是他們的工作避開了所有對古代圣賢和哲人偉大道德理念的哲學討論，“難與語精神文藝”⑤沈衛威《民國大學的文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第10～12頁。。

一九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胡適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的“暑期學?！毖葜v之后，就曾看到學生繆鳳林送來柳詒徵即將在新創刊的《史地學報》上刊發的《論近人言諸子之學者之失》的文稿，胡適看后表示：“他的立腳點已錯，故不能有討論的馀地?！边@也正是《學衡》出現時，胡適不屑與之交手的自信所在。胡適認為一九二二年一月《學衡》創刊時高調反對白話文，而白話文運動已經大勝，文學革命早過了討論期，“反對黨已破產了”，并且在兩年前（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也已通過了近似教育立法式由以代理教育部總長（教育次長代理部務）傅岳棻的名義，發出《教育部令第七號》，通令全國各國民學校先將一二年級的國文改為語體文，即白話文。以國民基礎教育為方式的語言運動的進化是不可抗拒的，倒退更是不可能。一九二三年一月三日，錢玄同日記記有：“宇眾因謂教育界亦極可悲觀：南開主張讀經，東大有《學衡》和《文哲學報》。這都是反六七年來新文化運動的現象。我覺得這種現象并不足悲，而且有了這種現象，新文化更加了一重保障。你看，袁世凱稱了一次皇帝，共和招牌就釘牢了一點；張勛干了一次復辟的事，中華民國的國基就加了一層鞏固：這都是很好的先例?！雹蕖跺X玄同日記》（整理本），中冊，第494頁。

因此，我在前期的研究中，曾稱這是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語境錯位。以至于新文化運動百年后，我在重識“新青年派”和“學衡派”時，自信語言工具變革的成功大大超越了思想文化的變革。思想文化的倒退、前進幾經反復，時而因政治干預，甚至會被否定。但語言工具的變革徹底改變了國民的生活，成為最大的贏家。

同時，中國與世界的溝通與交流，也極大地改變了學者的視野和知識結構，尤其是改變了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文人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反對白話文的梅光迪后來為自己孩子學習白話文進步很快而高興，以至于他一九三八年當選為國民參政會參議員后，在一九四四年提交的《國民參政會提案二件》中，反對國人“固步自封”，主張戰后“請教育部通令國立各大學增設東方語文系”，“改國立各大學現有之外國語文學系為西方文學系”，使得“吾人改變觀念，重新估價，以彌過去之缺陷，以作未來之準備”①《梅光迪文存》，第254頁。。這是梅光迪自一九二二年九月在東南大學創立中國第一個“西洋文學系”（盡管只存在一年）后，又一次為中國大學的學科建設留下一項積極寶貴的建言。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梅光迪在遵義病逝，他所倡議在中國各大學“增設東方語文系”的主張，首先在一九四六年胡適回國執掌北京大學時實現了。胡適聘請自德國留學十年歸來的原清華畢業生季羨林在北京大學創建了中國第一個“東方語文系”。梅光迪的建言在中央大學和浙江大學都沒有反應，倒是在北京大學實現了。這可以看作是梅光迪“積極”建言的“結果”。和胡適相比，梅光迪確實是時運不佳，在美國和胡適討論文學改良，把胡適“逼上梁山”，胡適回國發動文學革命，取得空前的成功，他卻落入“學衡派”的消極對抗，根本無力與新文化對決的狹小陣營；自創中國第一個“西洋文學系”，卻因自己和本系女學生談戀愛，被本校的反對勢力借機吞并掉了；首倡在中國大學設立“東方語文系”，自己不爭氣的身體卻垮掉了，又被胡適當校長的北京大學拔得頭籌。

梅光迪在國民參政會還反對設立專門的“國學”。他說：“謂今日焉有不識西文之國學家？焉有不治外國學問之國學家？”對此，當一九四○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牽頭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后改名為“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要增設“國學”一科時，傅斯年又站出來把它砸了。傅斯年在一九四○年七月八日致信朱家驊，反對“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內增設“國學”一科時，就引用了梅光迪之說。傅斯年信中說：

民國元年嚴右陵到京師大學，即廢經科改入文科，是時蔡孑（民）師在教部，廢各地之存古學堂，皆有見于此也。以后文史之學大有進步，以質論，以量論，皆遠勝于前，其所以致此者，即以學者頗受近代化，分科治之。上次參政會中有此提案，梅光迪痛駁之，謂今日焉有不識西文之國學家？焉有不治外國學問之國學家？國家何事獎勵此等冬烘頭腦之國學家？梅本國粹主義，而其言如此，實以彼有外國文學之基礎，故與教育部莫名其妙者不同也。

今貴會已有歷史、語言等科，如再設所謂國學，將何以劃分乎？兄必不信冬烘頭腦在今日可以治學問；然于史學，語學之外而有此，無異獎勵此輩。教育部年來之開倒車，無足怪，乃兄亦謂必不可少，似亦頗受流俗之影響，今日之事，有近代訓練者，于“國術”、“國學”、“國醫”諸問題，皆宜有不可動搖之立場，所望于兄者，在主持反對此等“廢物復活”之運動，奈何貴會復徇流俗也。且十四年前，兄在中山大學時始辦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弟亦躬與其役，一時于風氣之轉變，頗有影響，今設國學，無異反其道而行之矣。

且貴會已有歷史、語言等科，則治所謂“國學”而有近代訓練者，必不至見遺，何事多此一科，反為疊床架屋乎？且此輩治“國學”者，老幼不齊，要多反對近代化，貴會如辦理此項補助，要求者必不可勝數，辦理者無從下手，而自多事矣。故弟于兄“必不可少”之意見，轉以為“必不可有”……②《傅斯年遺札》，第二卷，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821～822頁。

在教育界和學術界，傅斯年的意見是可以直接影響胡適、朱家驊的決策的。他發現了反新文化的梅光迪的這一轉變，并順勢加以利用。

最后，我要揭示糾纏在吳宓、梅光迪內心深處情與理的矛盾，以及由此矛盾所導致的內在分裂、沖突。人性的自然法則潛藏在生活的細節中，所謂“千里之堤毀于蟻穴”就是最好的說辭?！皩W衡派”核心人物精心構筑的抗拒胡適及新文化-新文學浪潮的堤壩，同時也自毀于他們人性的“蟻穴”。

“學衡派”主要成員，都曾說過他們從白璧德那里接受的新人文主義思想，是與孔子的中庸、中和、節制、紀律相通的。但梅光迪和吳宓兩人的個人行為卻與他們的主張存在著巨大的逆差、沖突，最終兩人遵從了人性的自然法則。這是我在本書的“人事”中所要揭示的細節。

梅光迪一九一○年與胡適、竺可楨、趙元任一起參加庚款留學美國考試時落敗，第二年才考試成功。出國留學之前在安徽宣城老家，他與鄰村姑娘王葆愛結婚，先后育有兩子，大兒夭折。僅婚姻而言，他與胡適走的路，截然相反。

就“中國領導人的失敗”這個話題，我還可以找到更為深刻的內在原因。吳宓鬧離婚追求毛彥文時，“學衡派”成員郭斌龢就指出他的行為與他的人文主義主張和《學衡》所倡導的節制、持中的理性精神不相符，也不利于人文主義在中國推行。朱自清當面對吳宓說，外間的人大都以為吳宓離婚與他平時的學說不相符合。以至于在毛彥文一○二歲那年，我專程到臺北訪問她時，她說吳宓是書呆子，對她的愛是單方面的。梅光迪在東南大學只干了三年，他創建的西洋文學系只存在一年。梅光迪下臺、西洋文學系被撤銷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此時已有妻兒的梅光迪與西洋文學系女生李今英熱戀，這一“婚外戀”成為校內人人皆知的一大新聞。一九○一年出生于美國加州圣地巴巴那埠的李今英，祖籍廣東中山，七歲時隨家人返回故鄉，自然是被美國文化和五四新文化養育的新女性。梅光迪本是《學衡》發起人，是東南大學反對胡適及北京大學新文化運動時舉大旗的人物，卻自我淪陷到他們所反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所倡導的自由戀愛、自由婚姻的個性解放的溝壑之中（四年之后吳宓也蹈此覆轍）。這場“師生戀”，發生在梅光迪本人和保守的東南大學招收的第一屆女生之間，作為首任西洋文學系主任，梅光迪公私難辨，授人以柄。這事當然被張諤等英文系的勢力拿來當作攻擊的炮彈。梅光迪自掘堤壩，新文化的巨浪倒灌溝壑。內外兩大勢力不期相遇，從而摧毀了民國大學的第一個西洋文學系。也可以說是一場“師生戀”助力沖垮了一個西洋文學系。

梅光迪在東南大學待不住了，他只好經趙元任推薦遠走美國哈佛大學教漢語。最終是梅光迪拋棄了妻兒，“師生戀”修成正果（一九二七年九月梅光迪在上海與李今英正式結婚。隨后的境遇就大不一樣了。梅光迪與前妻王葆愛的次子梅夑和在宣城老家，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梅光迪與李今英所生的長女梅儀慈在美國研究新文學作家丁玲，成為大學教授）。但作為《學衡》發起人和“學衡派”扛大旗者，他再也無力與他反對的胡適之交手了。吳宓從梅光迪那里接過《學衡》的大旗，為了生存，在反對新文化-新文學方面明顯收斂了許多。胡適提倡新文化、新道德，主張自由戀愛、自由婚姻，自己卻守住包辦婚姻，從而獲得商務印書館元老高夢旦等老派文化革新人物的敬重。雙方都存在著思想與行為的逆差、沖突（雙向交叉逆行），交戰時得分卻大不相同。這是梅光迪、吳宓的性格悲劇。吳宓的小女兒吳學昭對父親評價時指出了他的“悲劇性格”，并引用Novalis （諾瓦利斯）的一句話“性格即命運”①《吳宓自編年譜》，第263頁。。

梅光迪孤傲、狷潔，眼高手低，在世時只寫過幾篇文章。胡先骕說梅光迪與胡適之旗鼓相當時輸在懶上。眼下一卷本《梅光迪文存》和四十四卷本并不全的《胡適全集》放在一起，作為學人的懶與勤更清楚了。我當然不是以字數多少論學術，這本《梅光迪文存》也實比《論語》多出許多字來。我說他是以反對新文化的姿態出現，卻自覺地走上了新文化陣營郭沫若、郁達夫、徐志摩“家庭革命”的路，從此也就失語了。這就是藏在細節中的魔鬼。一個有著宏大文化使命擔當的教授，不循于理，卻從于情。以反對胡適及新文化-新文學出聲的教授，卻最先享受到新文化-新文學帶來的女子教育、自由戀愛、自由婚姻的“革命性”成果。知人論世、論事，人、事、文互為關聯，是我“學衡派”研究工作的立足點。

這項工作只是我將以前學術研究積累的資料加以整理，并非刻意為之。近二十年來，是這些基本史料支撐著我的“學衡派”研究，并先行完成了《回眸“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義的現代命運》②沈衛威《回眸“學衡派”—文化保守主義的現代命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和《“學衡派”譜系—歷史與敘事》；熟悉后，不忍任其散落，于是就有了這份史料的大團圓。

對于已經成為歷史的“學衡派”而言，進入其歷史深處，或還原其本相，或喚起歷史記憶都只是一種相對的說辭，但我以為通過他們立言的報刊，輔以日記、書信佐證，是接近其語境、喚起記憶的最好辦法。編年史的最大益處在于它告誡后人歷史既不可假設，也不可超越，更無法遺忘。

約稿 高全喜 責編 楊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