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章太炎對唐代文章的批評

徐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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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章太炎對唐代文章的批評

徐國榮

在中國文學史上，唐代文學取得過輝煌的成就，唐詩可謂達到詩之頂峰。這幾乎是古今學人的共識。但章太炎卻并不認同這樣的觀點，他在很多文章與講演中對唐代文學在總體上評價不高，甚至有卑視之傾向。且不論被他視為“始造意為巫蠱媟嬻之言”①章太炎《與人論文書》，《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二，《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9頁。版本下同。的唐人小說，即使被他視作文學正宗的詩文方面，在他看來，唐代亦并無多少突出成就。雖然唐代詩人輩出，大家眾多，詩歌成就亦為后人交口贊譽，而章太炎認為，唐詩并無情性，即使公認的大詩人如李白、杜甫等，亦有可議之處；而以韓愈為代表的唐代文章雖然對后世散文影響甚大，但除了劉知幾、杜佑以及陸贄等人的政史論文頗得章氏稱許外，其他則少有獲贊者。盡管他在民國之前出于“排滿”革命的需要和民族主義情緒，對唐代整個社會習俗頗多不滿，在評價唐人（如王勃）時或過甚其辭，晚年觀點漸趨平實，但終其一生，他對唐代文學的整體評價都并不高，批評遠遠多于贊揚，甚至可以說，他有較強的卑唐觀念。這在古代文學學術史上是個較為獨特而值得注意的現象。

作為民國時期的國學大師，其所持論雖不無偏頗，但卻不是無的放矢，也不可能僅以空言相詈，而自有其獨特的理由。這些理由，既有其個人的原因，也有其時代文化氛圍之故。他一生著述豐富，在文學觀念上持較為寬泛的“雜文學”觀，雖無意于專門的唐代文學論述，但對唐代文章（幾乎包括詩賦和小說之外的所有文章，即廣義的散文）論述較多，也最能體現其對整個唐代文學的態度。因而，檢視章太炎對唐代文章的批評，了解他作出這些判斷的依據與原因，發覆其中微意，將其置于學術史的層面來考量，可以較為準確地對章太炎及其學術作出知人論世的認識和價值判斷，也是唐代文學學術史不應或缺的一部分。

一、唐文意度：無學問根柢而飾以華辭

清民時期，雖然受西方影響的“純文學”觀念正為更多學人接受，但章太炎始終秉持“雜文學”觀，將一切文字記載（甚至“無句讀文”）皆歸入“文”之范疇，反對將學說文辭分立。就狹義的無韻之文而言，他對清代以來的駢散之爭持較為宏通的態度，也并不僅僅關注抒情類的散文，更重視那些議禮論政以及論述經史典章的學術文章。龐俊《章先生學術述略》說：“近代論文，若阮文達則以《文選》為主，于經史子三部，皆格之文章之外；若李申耆則主耦麗；若姚惜抱則主散行。而海外文家，復有以文辭與學說對立者。先生皆無所取，以為‘文者，包絡一切著于竹帛者而為言’。不主耦麗，亦不主散行，不分學說與文辭，其規摩至閎遠，足以摧破一切狹見之言。衡論古今，則推漢世之韻文記事，而持論則獨尊魏晉。若唐若宋，則以為文學之衰?！雹凇墩绿咨胶蛯W術》，章念馳編，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第21頁。他將唐宋視為“文學之衰”，自是他的一家之言，未必能為人認同。但若就古代文學的發展來看，他重視說理文，特別是那些議禮論政以及經史述學的論著，將其當作古代散文的重要方面，這在先唐時期甚至包括唐代也都是符合實際的。

當然，章太炎重視說理文，還有其當時的現實意義。因為在他生活的當時，無論是要“排滿”革命，還是“愛國保種”，都需要以文章進行宣傳，與其他各種不同聲音的論辯當然更需要雄辯的說理之文。而說理之文不但要析理精微，論證時須有很強的邏輯性和思辨性，還要有充分的論據以及獨立思考的能力，自由解放的思想。在他看來，“文辭的本根，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學，所以文章優美，能動感情。若是提倡小學，能夠達到文學復古的時候，這愛國保種的力量，不由你不偉大的?！雹邸陡锩牡赖隆?，《章太炎政論選集》，湯志鈞編，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310頁。他自己精通小學，學識淵博，所作文字古雅，能夠符合這個要求。以此標準來看待古代文章，最令他心儀的自然是先秦諸子之文，其次則是魏晉玄理之文。這也是章太炎經過不斷探索而得到的結論。一九〇二年，他敘述自己的創作歷程說：“初為文辭，刻意追躡秦漢，然正得唐文意度。雖精治《通典》，以所錄議禮之文為至，然未能學也。及是，知東京文學不可薄，而崔實、仲長統尤善。既復綜核名理，乃悟三國兩晉間文誠有秦漢所未逮者，于是文章漸變?！雹佟短紫壬远曜V》“光緒二十八年”，香港：龍門書局，1965年，第9頁。說明自己開始作文時，刻意學的乃是貌似古雅的秦漢古文，但結果得到的只是“唐文意度”。所謂“唐文意度”，其實指的是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風貌。這與東漢末年仲長統等人“綜核名理”的政論文大異其趣。一九三一年，他在《自述學術次第》中與此所說基本一致，而且更進一步闡述了自己行文風格的變化及其原因，同時也展示了自己所依賴的學術資源，其云：

余少已好文辭，本治小學，故慕退之造詞之則，為文奧衍不馴?！瓡r鄉先生有譚君者，頗從問業。譚君為文，宗法容甫（汪中）、申耆（李兆洛），雖體勢有殊，論則大同矣。三十四歲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讀三國、兩晉文辭，以為至美，由是體裁初變。然于汪、李兩公，猶嫌其能作常文，至議禮論政則躓焉。仲長統、崔寔之流，誠不可企。吳、魏之文，儀容穆若，氣自卷舒，未有辭不逮意，窘于步伐之內者也。而汪、李局促相斯，此與宋世歐陽、王、蘇諸家務為曼衍者，適成兩極，要皆非中道矣。匪獨汪、李，秦漢之高文典冊，至玄理則不能言。余既宗師法相，亦兼事魏晉玄文。觀乎王弼、阮籍、嵇康、裴頠之辭，必非汪、李所能窺也?！嘤謱な乐髯嗾?，皆知宗法敬輿（陸贄）。然平徹閑雅之體，始自東漢，訖魏、晉、南朝皆然，非敬輿始為之也?！纱藬凳?，中歲所作，既異少年之體，而清遠本之吳、魏，風骨兼存周、漢，不欲純與汪、李同流。②《自述學術次第》，《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章太炎卷》，陳平原編校，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47～648頁。版本下同。

韓愈古文喜歡造詞，“惟陳言之務去”，對后世文章影響甚大。章太炎承認自己開始亦頗慕而效之，但后來受到譚獻的影響，宗法清代的汪中、李兆洛。汪、李皆重六朝文章，尤其是駢文。他們的文章雖美，卻不能與三國兩晉文辭相比。何以然也？因為他們只能運其辭作六朝式的“常文”，亦即王湘綺式的淳雅典麗之作。故章太炎推崇當時文人中王氏之“能盡雅”，不過以此而已。更進一步的“議理論政”及“玄理”之文，不僅要“平徹閑雅”，還要“儀容穆若，氣自卷舒”，這種高標準的文章，清世及當時均未能見，只能求之于古，于此又看出汪、李之不足，更不用說唐宋八大家中的歐陽、王、蘇等人了。兼之章氏當時“宗師法相”，耽于思辨之樂與精深義理的闡釋，更加覺得“師心遣論”之可貴，加上自己的寫作實踐，悟到以古雅典麗之辭闡發高深義理之不易，故古今文人中，惟“王阮嵇裴”之屬為不可及也。唐人文章，他比較推崇的是陸贄的奏議文，而陸文在唐代當時卻并不被看重，因為“大凡文品與當時國勢不符者，文雖工而人不之重。燕許廟堂之文，當時重之，而陸宣公論事明白之作，見重于后世者，當時反不推崇。蕭穎士之文，平易自然。元結始為譎怪，獨孤及、梁肅變其本而加之厲。至昌黎始能言詞必己出，凡古人已用之語，必屏棄不取，而別鑄新詞。昌黎然，柳州亦然，皇甫湜、孫樵，無不皆然。風氣既成，宜乎宣公奏議之不見崇矣?！雹壅绿住段膶W略說》，《國學講演錄》，吳永坤講評，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第253頁。按：本文所引《國學講演錄》一文皆出于此。陸贄之文明白曉暢，不重華辭，而唐人崇尚的是氣勢壯大、別鑄新詞的壯美之風，追求文采斐然，故陸文“不合時宜”。但若將陸贄之文與三國兩晉文辭相比，則又高下立判。

正是由于重視說理之文，章太炎特別青睞古代“論”體文，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說：“炳麟論文，右魏、晉而輕唐、宋，于古今人少許多迕。顧盛推魏、晉之論，謂漢與唐、宋咸不足學；獨魏、晉為足學而最難學；述《論式》?！雹苠X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7頁?！墩撌健窞槠洹秶收摵狻分芯碇黄?，通論古代論體文的發展。他于古代散文中本重說理文，而論體文又是古代說理文中的精粹，作者既可展示文士馳騁文采的優勢，又可表現學者的學術底蘊，所以說：“夫持論之難，不在出入風議，臧否人群，獨持理議禮為劇。出入風議，臧否人群，文士所優為也。持理議禮，非擅其學莫能至。自唐以降，綴文者在彼不在此。觀其流勢，洋洋纚纚，即實不過數語。又其持論不本名家，外方陷敵，內則亦以自僨，惟劉秩、沈既濟、杜佑，差無盈辭。持理者，獨劉、柳論天為勝，其馀并廣居自恣之言也?！雹荨墩撌健?，《國故論衡》中卷，《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章太炎卷》，第78頁。按：本文所引《論式》一文皆出于此?！俺鋈腼L議，臧否人群”，也就是放言高論，品藻人物，此類之言隨意性較大，善于夸飾的“文士”自是擅長。但如果要“持理議禮”的話，則需要以學問為底蘊，講究嚴謹的邏輯，先秦名家之文是其典型。而整個唐代能夠合此者不過寥寥數家而已。為什么呢？因為“綴文者在彼不在此”。也就是說，唐文過于重視華彩之辭，文章寫得洋洋纚纚，似乎瀟灑自若，實則內容干枯，“即實不過數語”，大段文字其實表達的不過幾句話而已，內在早已“自僨”（自我覆?。?，自己都難以說服自己，更無法令他人信服了。根本原因在于此類文章“非擅其學莫能至”，唐人學術既疏，自然不能于此爭勝了。

他所提到的唐代劉、沈、杜幾家，稍見稱許，其實只是由于他們的“史才”所致，此“史才”體現于其史論中，稍能說理，故太炎稱之“差無盈辭”。至于唐代散文，當然還是以韓、柳最有代表性。這也是章太炎所認同的。他說：“唐人散體，非始于韓柳。韓柳之前，有獨孤及、梁肅、蕭穎士、元結輩，其文漸趨于散，唯魄力不厚。至昌黎乃漸厚耳。譬之山嶺脈絡，來至獨孤、蕭、梁，至韓柳乃結成高峰也?！保ā秶鴮W講演錄》，P252）在一九一〇年所作的《與人論文書》中雖然也批評了韓、柳之文，但還是認為：“今夫韓、呂、劉、柳所為，自以為古文辭，縱材薄不能攀姬、漢，其愈隋、唐末流猥文固遠?！雹佟短孜匿洺蹙帯の匿浘矶?，《章太炎全集》四，第168頁。到底還是承認韓呂劉柳之文在唐文中的地位。但即便是韓柳，其文章仍然短于說理，因為“秦漢高文，本非說理之作，相如、子云，一代宗工，皆不能說理。韓柳為文，雖云根柢經、子，實則但摹相如、子云耳。持韓較柳，柳猶可以說理，韓尤非其倫矣?！粍t古人之文，各類齊備，后世所學，僅取一端。是故，非古文之法獨短于說理，乃唐宋八家下逮歸、方之作，獨短于說理耳?！保ā秶鴮W講演錄》，P242）韓、柳為唐宋八家之首，也是后世“古文”的典范，他們學的乃是司馬相如、揚雄那樣的“秦漢高文”，其范文已不以說理取勝，本身也無“根柢經子”的學術底蘊，因而他們的文章既無唐初的“輕清之氣”，更無法像魏晉文那樣氣象雅淡。這在其一九二二年的國學講演中表述得更加清楚：

唐初文也沒有可取，但輕清之氣尚存，若楊炯輩是以駢兼散的。中唐以后，文體大變，變化推張燕公、蘇許公為最先，他們行文不同于庾（信）也不同于陸（機），大有仿司馬相如的氣象。在他們以前，周時有蘇綽，曾擬大誥，也可說是他們的濫觴。韓、柳的文，雖是別開生面，卻也從燕、許出來，這是桐城派不肯說的。中唐蕭穎士、李華的文，已漸趨于奇。德宗以后，獨孤及的行文，和韓文公更相近了。后此韓文公，柳宗元，劉禹錫，呂溫，都以文名。四人中以韓、柳二人最喜造詞，他們是主張詞必己出的。劉、呂也愛造詞，不過不如韓、柳之甚。韓才氣大，我們沒見他的雕琢氣，柳才小，就不能掩飾。韓之學生皇甫湜、張籍，也很歡喜造詞。晚唐李翱別具氣度，孫樵詰屈聱牙，和韓也有不同。駢體文，唐代推李義山，漸變為后代的“四六體”，我們把他和陸機一比，真有天壤之分。②《國學概論》第四章《文學之派別》，曹聚仁記錄，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第91～92頁。

《自述學術次第》（《制言》第25期）

《國故論衡·試論》（廣陵古籍刊印社本）

他認為韓、柳等中唐以后的文章已無法與初唐相比，而初唐文源于六朝卻不足以承其美。他認可美不勝收的晉人文章：“彼其修辭安雅，則異于唐；持論精審，則異于漢；起止自在，無首尾呼應之式，則異于宋以后之制科策論；而氣息調利，意度沖遠，又無迫笮蹇吃之病，斯信美也?！雹僬绿住度K漢微言》，《菿漢三言》，虞云國校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年，第66頁。本文所引《菿漢三言》一文皆出于此?！坝^晉人文字，任意卷舒，不加雕飾，真如飄風涌泉，絕非人力?！雹凇度K漢閑話》，《太炎文錄續編》卷一，《章太炎全集》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0頁。陸機之文是他心目中古代散文（當然也包括論體文）的典范，得到他自始至終的推崇，所以將李商隱的四六文與之相比稱為“天壤之分”，在其他很多地方也一再表示艷羨。

可以說，他對唐文的批評也與其心目中的“魏晉情結”相關，在哲學、文學以及學術與社會風俗等方面他皆給予魏晉以高評。而論體文則尤以魏晉文章為典范，因為“魏晉之文，大體皆埤于漢，獨持論仿佛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保ā墩撌健罚┪簳x文在很多方面皆承繼漢代—主要是東漢（即章氏所謂“東京文學”），“獨持論仿佛晚周”，在說理論辯方面則可以與晚周諸子相媲美。雖然時過境遷，兩者“氣體”（氣調體制）有異，風格與語言皆已不同，但魏晉文之說理似乎臻于美輪美奐之境?！笆丶河卸取?，就是闡述自己思想時候有理有據，不給論敵有機可乘，可以充分而恰當地闡明自己的見解?！胺ト擞行颉?，即批評別人或與他人辯論時，有自己的邏輯次序，析理綿密，進退自如，有張有弛?！昂屠碓谥小?，即“和理”包含在內在的心中而通過文章表現出來?！昂屠怼?，是借用《莊子》中的原文。章太炎非常重視先秦諸子文章，特別重視諸子文章所體現出的“義理”，尤其推崇《莊子》一書，在《五朝學》中，他又說：“五朝有玄學，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故驕淫息乎上，躁競弭乎下?！边@里的本意是說玄學名士并不是像后世那樣被評價很低，在道德品行方面也是值得推崇的。其原因就在于“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這句話正是出自《莊子·繕性》篇：“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雹邸肚f子集釋》，郭慶藩撰，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第548頁。莊文本意是說，恬靜是人的本性，知也是人本來所有，但要任其自為，不要傷害了恬靜之性，兩者不是相妨，而是相養，這樣的話，“和理”也就出自本性了。但章太炎此處所說的“和理在中”的“和理”，當然不是指人的道德，而是指文章中所包含的內在的邏輯思維的思路，一種一以貫之的理性認識，即內在之理。有了這些在內后，然后“孚尹旁達”，外在地表現出來?！版谝赃_”出于《禮記·聘義》：“孚尹旁達，信也?！编嵭屧唬骸版谧x為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有隱翳，似信也?！雹佟抖Y記正義》卷六十三，《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3679頁。這本是古人一種比德于玉的說法。也就是說，“孚尹旁達”就像人的誠信這種品德一樣。用在這里，表示魏晉文章的特色，其意是：文章有文采，可以直接表現出來，并不隱晦，因而顯明。換句話說，因為玉有溫潤之性，又有美麗的外在之形，給人賞心悅目之感，但它美好的品性可以透過美麗的形式表現出來，卻是自然呈現，而不是刻意的張揚。這種文質彬彬的文章，以學問為根柢，追求內在義理的精微闡發，不刻意追求外在形式之美而華麗自在，只有魏晉文章、尤其是魏晉玄理之文能夠體現。一旦文學新變，作者有意識地追求華辭，文章也就不再“平徹閑雅”了。章太炎將這個文學變化的時限定之于梁武帝時期。梁武之后，自其子簡文帝始，文學真正開始“聲色大開”，“平典之風，于茲沫矣。燕、許有作，方欲上攀秦、漢。逮及韓、呂、柳、權、獨孤、皇甫諸家，劣能自振，議事確質，不能如兩京；辯智宣朗，不能如魏晉。晚唐變以譎詭，兩宋濟以浮夸，斯皆不足劭也?！保ā墩撌健罚┻@段話在其之前的《與人論文書》中也曾說過。所謂“平典”，即平正典雅，亦即其所云“平徹閑雅”—平實深徹而造就的典雅。盛唐的“燕許大手筆”已然不逮，中唐時最有代表性的韓、柳等人僅僅“劣能自振”，成就上已自身難保，更不用說晚唐與兩宋了。于是，他得出結論：“效唐宋之持論者，利其齒牙，效漢之持論者，多其記誦，斯已給矣；效魏晉之持論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御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學?！保ā墩撌健罚h文質樸，但持論明白準確，唐宋論文則只能“利其齒牙”，以浮滑之辭炫人耳目而已。只有魏晉論文既能謹守法度，又免于浮滑無實之譏，其根本原因還是在于“必先豫之以學”，須以學問為根柢。論者常引這段話以說明章太炎的文學觀，而深會其意則是章氏弟子許壽裳。許氏在一九四五年為其師作傳時引而申論曰：“‘必先豫之以學’這句話，最為切要。世人但知道魏、晉崇玄學，尚清談，而不知道玄學常和禮樂的本原、律令的精義，彼此相扶。玄學者其言雖系抽象，其藝則切于實際，所以是難能可貴?！雹谠S壽裳《章太炎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75頁。而批評者雖然承認章氏的學問精湛，卻認為不能以此要求他人，如胡適在一九二三年就說過：“‘必先豫之以學’六個字，談何容易？章炳麟的文章，所以能自成一家，也并非因為他模仿魏晉，只是因為他有學問做底子，有論理做骨格?！雹邸逗m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第362頁。本篇最初發表于1923年2月上?！渡陥蟆肺迨苣昙o念刊《最近之五十年》，但行文恐作于1922年。胡適之論有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是非得失可另當別論，其實他們倆所說的“必先豫之以學”不是同一個問題。胡適所云是對今人文章創作的問題，許壽裳所說乃是章太炎對古代論體文寫作的學術底蘊的要求。于此，我們梳理出章太炎看待唐代文章的邏輯思路是：唐代學術中衰，文士學問疏薄，以此為基礎和底蘊的文章不能辨名析理，無法做到舒卷自如，失去了“平徹閑雅”的氣度，只能依靠文飾之辭而作浮夸之游談，從而形成汗漫之文。最有代表性的韓、柳、劉、呂之倫亦復如是。根據“修辭立誠”的原則要求，這是非常惡劣的文風。那么，章太炎何以判斷唐人學術之疏呢？這便涉及他對中國學術的認識。

二、唐人學術之疏：六藝之學的中衰

作為清代樸學的殿軍，章太炎雖然并不排斥當時的外來之學，還對進化論之類西學頗感興趣，但他心目中的“學”自然還是指中國固有的傳統學術。他認為，中國學術源于先秦六藝，“漢人所謂六藝，與《周禮·保氏》不同。漢儒以六經為六藝，《保氏》以禮、樂、射、御、書、數為六藝。六經者，大藝也。禮、樂、射、御、書、數者，小藝也。語似分歧，實無二致?！保ā缎W略說》，《國學講演錄》，P2）魏晉玄學雖似老莊形名之論，實則是對傳統六藝之學的繼承，而且恪守名家辨名析理之分?！胺蝰Y說者，不務綜終始，茍以玄學為詬。其惟大雅，推見至隱，知風之自。玄學者，固不與藝術文行忤，且翼扶之?！蚪浤泛酢抖Y》、《樂》，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術，形莫爭乎藥石。五朝諸名士皆綜之。其言循虛，其藝控實，故可貴也。凡為玄學，必要之以名，格之以分，而六藝方技者，亦要之以名，格之以分?！市W常與禮律相扶。自唐以降，玄學絕，六藝方技亦衰。（原注：唐初猶守六代風，……中唐以降，斯風絕矣。）”（《五朝學》）玄學名士之清談在六朝時已有批評者，后世的“清談誤國”幾為價值判斷之定讞，章太炎非常崇尚的顧炎武在《日知錄》“正始”條中亦持此論。但章太炎卻為之徹底翻案，認為玄學是六藝之學的繼承，前人對玄學沒有“務綜終始”，沒有仔細推究，只有“大雅”者能夠“推見至隱”，掘其微旨，發現了玄學乃是涵蓋六藝傳統中經政技形諸端的深層意義。就玄學之“理”而言，為六經之“大藝”，故“不與藝術文行忤”；就其學之“用”或“術”來說，為“小藝”，故“與禮律相扶”，玄學名士多技藝。玄學名士的辨名析理與“六藝方技”“要之以名，格之以分”完全相符，故其文章析理明晰，邏輯謹嚴，無須華辭而風華自在，這種內在的修養也使得玄學名士的氣質平易不躁競，故而“和理出其性”。而唐人文章之所以不及之，原因也在于此，所以“及唐，名理蕩蕩，夸奢復起，形于文辭?！保ā段宄瘜W》）唐人不崇玄學，不講“名理”，無學問為根柢，自然無法做到晉人文章的優游自在，只能以“夸奢”之辭炫人耳目。在《檢論·通程》中，章太炎又說：“魏、晉間，知玄理者甚眾。及唐，務好文辭，而微言幾絕矣?！雹佟稒z論·通程》，《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53頁。版本下同。他認為唐初諸儒尚有六藝方技之一端，故文章中猶存“輕清之氣”，中唐時學術更衰，文章亦隨之而變，不能以形名之學守之，只能濟以華辭了。在《檢論·案唐》中，他論證道：“唐初《五經正義》，本諸六代，言雖煩碎，寧拙不巧，足以觀典型。其后說經，務為穿鑿。啖助、趙匡于《春秋》，施士匄于《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于《禮》，蔡廣成于《易》，強蒙于《論語》，皆自名其學，茍異先儒，而于諸子名理甚疏。韓、李之徒，徒能窺見文章華采，未有深達理要、得與微言者?！雹凇稒z論·案唐》，《章太炎全集》三，第451頁。按：本文所引《案唐》一文皆出于此。從唐代傳統學術之衰微說起，頗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思路，最后將韓愈、李翱等人的“文章華采”與“未有深達理要、得與微言”聯系起來，兩者看似并列關系，若結合章氏其他文章及其論唐的一貫思路來看，其實是因果關系。即韓、李之徒之所以“文章華采”，正是由于他們的學術之衰，不能“深達理要，得與微言”。

章氏高足黃侃深受其影響，在《漢唐玄學論》中步趨其說曰：“唐世學術中衰，而玄言尤為稀簡。三教并立，實則皆無異觀。浮屠之倫，舍昌明自教，掊擊他宗外，殆無馀暇。其于和會眾說，自立門庭，有所未能。假令舍棄梵言，彰立殊義，彌不敢已。今論唐氏玄學，于此悉從刪焉?！跬ā吨姓f》，蓋有善言，而多夸飾，即其讜論，猶是老生常談。流波及于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呂溫之倫，文章華采郅優，而持論不可檢核以形名之學?！雹邸吨袊F代學術經典·黃侃卷》，吳方編校，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88～389頁。他認為唐代學術中衰，不識名理微言，故哲學上亦無創見，影響及于文章，最有代表性的韓、柳、劉、呂之倫不能如魏晉文章那樣謹守形名之義以論理，只能以“華采”自炫，其結果便形成了章太炎常常批評的所謂“汗漫之文”。汗漫者，調和而無主見，貌似折衷，實則皮相，毫無主見，不過人云亦云，左右逢源，四處討好。此輩之學，既無定見，其為人亦可知矣。故章太炎說：“蓋中國學說，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學說未興，漢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雖欲放言高論，猶必以無礙孔氏為宗。強相援引，妄為皮傅，愈調和愈失其本意，愈附會者愈違其解故。故中國之學，其失不在支離，而在汗漫?！雹堋吨T子學略說》，《章太炎政論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285頁。故太炎深惡“汗漫”之學，而喜好晚周諸子與魏晉子學。至于唐人，在他看來，學術既疏，又不能辨名析理，自是不能作獨立自由之論，因而在文章與行為上只能嘩世取寵而已。

無論是傳統的六藝之學，還是后來分類的經史之學，古人最為重視的是禮學。劉師培曾撰文《典禮為一切政治學術之總稱》考證曰：“禮訓為履，又訓為體，故治國之要，莫善于禮。三代以前，政學合一，學即所用，用即所學。而典禮又為一切政治學術之總稱。故一代之制作，悉該入典禮之中，非徒善為容儀而已。試觀成周之時，六藝為周公舊典，政治學術悉為六藝所該，而周禮實為六藝之通名?！雹荨蹲蟊Q外集》卷十，《劉申叔遺書》，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年，第1543頁。后世政學分途，而典章制度、法規律令、禮儀規范乃至學術文化其實都是典禮的一部分。當時學人中持此見者不少。章太炎作為清代學術的“押陣大將”（胡適語），對劉氏此論莫逆于心，故論及古代學術文化時十分重視當時的禮學。而禮學又與社會風俗密切相關，章太炎一貫堅守“學”“人”一致的論證思路，而為人為學又關涉到一個時代的政俗風氣，所以強調學術與社會風氣的密切關系。這也是他與劉師培相互影響且相互欣賞的原因。兩人定交于一九〇三年，劉氏雖年少于章氏十五歲左右，但學術精湛，深為太炎所重。他們倆桴鼓相應，對于六朝學術的觀點大致相同，劉氏雖少，實則許多文章闡發在前，章太炎反而受其影響。如劉氏《論古今學風變遷與政俗之關系》作于一九〇七年，刊于《政藝通報》，文章引征史實，立足于“自立自強”之論，認為六朝名士受益于玄學思潮的熏陶，因崇尚自然而不重名利，在個人的精神層面上“宅心高遠”，追求超功利之美，而在學術思想上則“學貴自得”，注重個性和獨立思考。這與章太炎一九一〇年《五朝學》中替玄學及玄學名士辨誣的觀點幾乎完全一致。而且，對于玄學名士的講究名節以及為后世“不可及者數事”的五個方面，同樣為章太炎所接受，章氏一九〇八年所作的《五朝法律索隱》說：“五朝之法，信美者有數端：一曰重生命，二曰恤無告，三曰平吏民，四曰抑富人?！雹佟短孜匿洺蹙帯贰拔匿洝本硪?，《章太炎全集》四，第79頁。從法律的角度論五朝風俗之美，與劉論異曲同工。他們皆是從社會風俗、學人氣節入手，論述學術與文學風尚，因而得到唐代風習之衰的結論。只不過，他們的“文學”觀念有所不同，文論之所及，章氏卑唐，劉氏則稍弘通。風習之衰則是禮教衰微的結果，而文辭的厚薄又是從習俗風尚中來。故章太炎《菿漢微言》曰：“觀世盛衰者，讀其文章辭賦，而足以知一代之性情?！剖绹驼?，兵力遠屆，其文應之，始自燕、許，終有韓、呂、劉、柳之倫，其語瑰瑋，其氣壯駔，則與兩京相依?！保ā度K漢三言》，P55）他雖然承認唐代屬于盛世，唐文屬于“壯美”之疇，但由于禮教之衰微，盛世之中實多巧詐。故其《檢論·本兵》曰：“禮教益息，文辯益盛，而懷殺之心衰。其政又一于共主，民有老死不見兵革者。唐雖置府兵，其民固弗任，故有征役悲痛之詩；又設重法，諸臨軍征討，而巧詐以避征役，若有校試，以能為不能?！雹凇墩绿兹啡?，第442～443頁。既然唐代“真摯之誠遜于兩漢，高尚之風又遜于六朝”，世風及于學風，學風自然影響文風，在學術之疏與習俗之衰的前提下，章、劉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唐文不能說理而只能濟以華辭，無法與析理精微而又卷舒自如的魏晉六朝文相比擬。

《太炎文錄初編·五朝學》（廣陵古籍刊印社本）

《太炎文錄初編·五朝法律索隱》（廣陵古籍刊印社本）

以中國古代學術思潮而論，傳統的六藝之學和講究哲理的玄論，唐代自是式微，但隋唐佛學卻向為人所稱，而章太炎卻說：“隋唐時候，佛教的哲理，比前代要精審，卻不過幾個和尚。尋常士大夫家，儒道名法的哲理就沒有。數學、禮學，唐初都也不壞，從中唐以后就衰了?！雹邸督逃母疽獜淖試詢劝l出來》，《章太炎的白話文》，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7頁。而中唐正是以韓愈文章為代表的時期。韓愈不但是中唐文章的代表，也是唐代文章與詩歌以及學術文化的代表者與轉型者，對后世文學文化的影響甚大。章太炎雖也一再承認韓的才氣與影響，卻往往憑借直覺對韓愈進行批評。且無論對韓愈文章與學術，甚至對其為人之氣節德行有過懷疑?！度K漢昌言》曰：“韓退之篤于故舊，見人有技，休休乎若己有之，視前世諸文士誠賢。然其戚于貧賤，耽于飲博，去居易俟命能節制者蓋遠，而便栩栩欲擬孟子，亦不自度甚矣?！保ā度K漢三言》，P57）這是從個人志節品行上予以非議。至于從文章風格和“文以載道”的角度來批評韓愈，后來他的學生周作人發揮得淋漓盡致，當與其不無關系。

中唐如是，即使是初唐，在章太炎看來，傳統的六藝方技之學也已處于若斷若續之際。其實，無論是從哲學、佛教以及文章的論理角度而言，唐代與魏晉六朝在社會文化環境上已頗有差異，尤其在影響文士甚大的取士制度上，一持門閥，一以科舉，士人的出身不同，取徑相異，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文章的風格及其各自特長。湯用彤先生曾較而論之曰：“蓋魏晉六朝，天下紛崩，學士文人，競尚清談，多趨遁世，崇尚釋教，不為士人所鄙，而其與僧徒游者，雖不無因果福利之想，然究多以談名理相過從。及至李唐奠定宇內，帝王名臣以治世為務，輕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經禮法為必修，文詞詩章為要事?？婆e之制，遂養成天下重孔教文學，輕釋氏名理之風，學者遂至不讀非圣之文。故士大夫大變六朝習尚，其與僧人游者，蓋多交在詩文之相投，而非在玄理之契合。文人學士如王維、白居易、梁肅等真正奉佛且深切體佛者，為數蓋少?！雹贉猛端逄品鸾淌犯濉?，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0頁。魏晉六朝名士與名僧相互交游，喜談名理，當世以此相高，故士人對佛理鉆之甚深，發之于文，能析理精微；唐代士人乃以“文詞詩章為要事”，不能專心于釋氏名理，又以治世為要務，即便如韓愈《原性》之類論理文，不過氣盛言宜，實則論理甚淺。這便可解釋唐代文士何以對佛理不能精審以及文章在辨名析理上不能與魏晉爭勝的原因了。而章太炎的呵唐，正是自其卑唐觀出發，還常舉出實例以證明唐人的學術之疏，特別是對唐代開國者多有苛求?！度K漢微言》曰：“魏玄成諫諍剴切，至學術則非其所知。所集《群書治要》，有古書十馀種，為今世所無有，故其書因以見重。若在當時，蓋不足道。觀其截削文句，多令蹇吃難通，至于編次經典，卦取一爻，象存半語，割裂誣謬，令人失意。其《類禮》五十篇，蓋亦此之流也。孫炎之書已廢，而魏書代之，元行沖為作疏，張說尼焉有以也。唐初名相，雖被服儒雅，實無根柢，觀房玄齡所注《管子》，妄陋如此。茲二公者，固非漢初張蒼、陸賈之倫學有歸趣者比也?！保ā度K漢三言》，P69）從表面上看，這種結論是學術性的論證，也有理有據，可成一家之言。但這種學理上的論證實則帶著較強的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當然，章太炎的學術文章強調以“求是”為“致用”，在為其現實關懷目的的學術論證中，仍以史實為據，因而這種帶有“民族主義情緒”的立論即使到了民國以后仍然可以自圓其說。他對唐代文章的諸多觀點，終其一生，基本上是前后一致的。那么，唐代在時間上已遠離清末，為何章太炎這種民族主義情緒會影響到他對唐代文章的立論呢？究其實，乃因李唐之習多沿于鮮卑，染于胡俗，類于清人之夷狄，又有閨門失禮與兄弟鬩墻之事，在氣節與德行方面皆有所虧。在章氏“學”“人”一致的學術思想中，傳統的夷夏之辨正好是可以利用與發揮的宣傳工具，卑唐實即是呵清。

三、唐人習俗之衰：夷夏之辨的推衍

李唐興于西北，胡漢雜陳，相互通姻，此為史實。陳寅恪嘗論唐代政治制度及其習俗之淵源曰：“《朱子語類》一一六《歷代類》三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熳又Z頗為簡略，其意未能詳知。然即此簡略之語句亦含有種族及文化二問題，而此二問題實李唐一代史事關鍵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粢耘的附y言之，唐代創業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為獨孤氏，太宗之母為竇氏，即紇豆陵氏，高宗之母為長孫氏，皆是胡種，而非漢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統雜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雹凇蛾愐〖ぬ拼问肥稣摳濉?，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2001年，第183頁。所謂“閨門失禮”，不過指武則天及楊貴妃與唐帝室之復雜關系，朱子將其歸于“唐源流出于夷狄”，但后世應者寥寥。陳寅恪從“中國文化本位論”出發，論此主要是從客觀立場出發，甚至帶有褒揚之意，故陳氏對唐代文學文化及韓愈在文化史上的地位頗為推崇。其《論韓愈》一文固然如是，即便是章太炎頗為輕蔑的唐代小說，陳寅恪亦著《韓愈與唐代小說》予以表彰，并許其對唐代文章的貢獻，對韓愈《毛穎傳》之類“似小說”的文章給予正面評價。面對著同樣的問題，章太炎則持完全相反的立場，不止一次批評韓愈此類文章，并曾將“唐人小說”作為貶詞來評價林紓的古文。章、陳其實皆持“中國文化本位論”，同一問題卻得出相反的結論，可見章氏之說乃由其卑唐觀的習慣思維所致。也因此而可明了，他何以把唐室的“閨門失禮”當作德行有虧和風俗之衰的證據，且對唐太宗及其開國大臣多有呵斥。

唐太宗號為一代明君，文治武功歷來為世所稱。但章太炎對于他的誅兄殺弟而登帝位，頗有微詞，在《國學講演錄·史學略說》說到“：唐太宗之事，新、舊《唐書》之外，有溫大雅之《大唐創業起居注》在。溫書稱建成為大郎，太宗為二郎。據所載二人功業相等，不若新、舊《唐書》歸功于太宗一人也?！保≒161）他認為兩唐書之類正史的所據資料都曾經過了唐太宗的過目檢視，所以只留下了對其有利的記載，“史載太宗命房玄齡監修國史，帝索觀實錄，房玄齡以與許敬宗等同作之高祖、太宗實錄呈覽，太宗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隱諱，謂玄齡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觀此，則唐初二朝實錄，經太宗索觀之后，不啻太宗自定之史實矣。開國之事，尚有溫大雅《起居注》可以考信，其后則無異可考，溫公（司馬光）亦何能再為考校哉！”（同上，P163）章太炎一向推崇司馬光及其《資治通鑒》，但他認為由于很多資料已被唐太宗作了選擇性的處理，所以司馬光也無法考校唐太宗兄弟爭位時的血腥細節了。其實，對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所載唐太宗兄弟爭位之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經說過：“俱據事直書，無所粉飾。則凡與唐史不同者，或此書反為實錄，亦未可定也?！雹佟端膸烊珪偰刻嵋肪硭氖摺妒凡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20頁。章氏之評不知是否從此而來，但卻因此而責太宗之“不義”以及房玄齡、杜如晦等佐命大臣之氣節有虧?！度K漢昌言》曰：“漢楚王英謀逆，明帝徙英丹楊，未嘗罪其妻子。唯楚獄連及者廣，袁安則以死自任，為理出之。唐太宗殺太子、齊王，亦可已矣，而又誅其十子，房、杜于此無一言。豈非明帝之舉以義，故不患楚嗣之報復；太宗之舉以不義，故深患二嗣之報復乎？玄齡欲子孫師漢袁氏，未思己之得比袁安否也？”（《菿漢三言》，P142）當然，在他心目中，由于“唐室閨門失禮，其時詩人亦多蕩佚”（《菿漢三言》，P146）雖然他也承認“唐士”如劉知幾、杜佑、陸贄等人的質信與文章，表彰過元德秀、顏真卿等人的德行，但總體而言，正是由于滿清王朝的出于外族，使得章太炎論學時常常將民族主義思想與情緒融入其中。這一點，學界論之已多。同時，作為一個“有學問的革命家”，也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守護者，章太炎在論述唐代文學文化時將唐人染于胡俗的史實放大了，從而影響了他對學術問題的客觀判斷?！度K漢微言》有曰：“唐承周隋之緒，戕殺蕭銑，泯毒漢宗，斯胡戎之嗣子也。李延壽作《南北史》，《南史》書北主則曰崩，《北史》書南主則曰殂。王通《中說》殆亦唐人所擬，其言‘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棄親昵而媚豺狼，悖逆至此，訖于宋初，鸮音未改，《御覽·帝王部》揭舉魏周，而江左則入僭偽焉。唐時獨有一皇甫湜能正南朝江陵既陷，始歸周統，可謂雞鳴知旦者矣?！保ā度K漢三言》，P57）稱唐室為“胡戎之嗣子”，自是帶有很強的民族主義的主觀情緒，亦因此而不滿唐修史書中對南北正統地位的記載以及稱呼的錯位。上引文中對王通及其《中說》的強烈批評，終其一生皆未改變，在言辭激烈的《討滿洲檄》中亦云：“奸人王通復以《元經》張虜，乃云‘黎民懷戎，三才不舍?！墒茄灾?，非虜之能盜我中華，顧華人之耽于媚虜也?！雹凇短孜匿洺蹙帯贰拔匿洝本矶?，《章太炎全集》四，第190頁。目王通為“奸人”，因王通以《元經》為“索虜”爭正統，也就為唐之登帝位提供了歷史與理論的依據。而他對唐太宗及其佐命功臣如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人的批評亦正與王通其人其書密切相關。

王通，號稱隋末大儒，但《隋書》無傳，《舊唐書·王勃傳》載曰：“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后，歷秦、漢至于后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又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為客主對答之說，號曰《中說》。皆為儒士所稱。義寧元年卒，門人薛收等相與議謚曰文中子?！雹邸杜f唐書》卷一百九十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5004～5005頁。此人雖不及唐，但傳說唐代諸多名臣皆為其門人，又儼然以孔子自比。不過，他的事跡及《中說》、《元經》的著作權一直頗有爭議?！对洝方翊媸?，前九卷舊題王通撰，末一卷題其門人薛收續，但宋人已疑其偽托，《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亦然，并謂其無所取。但偽托者為誰，偽托的動機何在，則見仁見智。章太炎認為偽撰《中說》及《元經》的始作俑者皆為王通之孫王勃?！度莆摹肪硪蝗褰翊娑叛汀段闹凶邮兰摇?，謂文中子“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贊易道”云云，王勃《續書序》、楊炯《王勃集序》、皮日休《文中子碑》皆有類似之言，而章太炎認為《文中子世家》之類文章其實也是王勃偽造的，雖然他也認同作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的文學才華，但在事關誠實與作偽這樣的名節與德行上，他認定王勃是有虧的。且不論《中說》中的前后抵牾，《元經》仿《春秋》體例，以史書形式頌“戎狄之德”，也就為唐之正統地位作了理論與史料上的證明。如此為“索虜”張目，清廷恰恰又是章氏認作“烏桓遺裔”的“索虜”之一，這自然是他無法容忍的。作為一個理論家與宣傳家，他需要且必須在學術上予以批駁?？梢哉f，他對王通的所謂“擬經”，自始至終都表示厭惡。當他讀到王陽明《傳習錄》上表彰文中子的“擬經”以“明道”時，他加以批語曰：“諸語純是亂道?！雹佟墩绿撞貢}跋批注校錄》，濟南：齊魯書社，2012年，第325頁。按：章太炎所讀《王文成公全書》，現藏暨南大學圖書館，該語即題其上。而集中加以批駁的體現在其《檢論》卷四《案唐》一文中。由于文中子其人事跡不詳，章太炎認為其著作均為王勃偽造，故此文以對王勃的批判為主要線索，集中地對唐代學風與文章乃至整個風習作了比較徹底的負面評價。

《案唐》開頭先稱贊了隋唐以科舉取士的進步意義，但馬上話風一轉：“及乎風俗淫泆，恥尚失所，學者狃為夸肆，而忘禮讓，言談高于賈、晁，比其制行，不逮樓護、陳遵。章炳麟曰：盡唐一代，學士皆承王勃之化也?！保≒450）他認為唐代“風俗淫泆”，學者好為夸誕而不實誠，而王勃是始作俑者，并且給整個唐代風習及文章均帶來了惡劣的影響。王勃這樣的目的是什么呢？章氏曰：“由今驗之，《中說》與《文中子世家》，皆勃所讕誣也。夫其淫為文辭，過自高賢，而又沒于勢利，妄援隋唐群貴，以自光寵?！保ā栋柑啤稰451）他認為王勃偽造的動機出于“勢利”，欲借重其祖王通的身價，攀援“隋唐群貴”。由于王勃為“初唐四杰”之首，其夸肆而不誠實的學風與行為給唐代學風和文章之士帶來了惡劣的影響，故論曰：

終唐之世，文士如韓愈、呂溫、柳宗元、劉禹錫、李翱、皇甫湜之倫，皆勃之徒也。其辭章觭耦不與焉，猶言魏晉浮華，古道湮替，唐世振而復之。不悟魏晉老莊形名之學，覃思自得亦多矣。然其沐浴禮化，進退不越，政事墮于上，而民德厚于下，固不以玄言廢也。加其說經守師，不敢專恣，下逮梁陳，義疏煩猥，而皆篤守舊常，無叛法故。何者？知名理可以意得，世法人事不可以茍誣也。揚搉其人，色厲而內荏，內冒沒而外言仁義，夫非勃《中說》之流歟？且夫《中說》所稱“記注興而史道誣”，其言鑒燧也。而勃更僣其言，矯稱誣辭，增其先德。唐世學士慕之，以為后世可紿，公取寵賂，盛為碑銘；窮極虛譽，以誣來史。此又勃之化也。魏、晉雖衰，中間如裴松之禁斷立碑，法制所延，江表莫敢私違其式。此何可得于唐世耶？……勃之言文，取陸機而已?！虿粍召|誠，而徒彰其氣澤，雖《堯典》、《商頌》，猶為浮華也。勃之言，雖中取陸機，己又離于陸機逾遠。要其憙自矜大，轉益恢郭，不效法蘇綽不止。（《案唐》P451～452）

《檢論·案唐》（廣陵古籍刊印社本）

他論學衡文，恪守“修辭立誠”之古訓，既然唐代最有代表性的韓、呂、柳、劉之倫“皆勃之徒”，在道德品行上已有不實誠之虧缺，自然也就不必論其“辭章觭耦”了。與魏晉的學術相比，魏晉的“不敢專恣”而“篤守舊?！弊允菍嵳\而不浮華，且“覃思自得”，而唐代的“夸肆而忘禮讓”當然是浮華了。從文章到學術風氣，乃至社會風習，其不誠之心皆由“王勃之化”。其中所謂“盛為碑銘，窮極虛譽”云云，雖未點名，實是暗譏韓愈等人?！敖H”者，欺騙也?！耙詾楹笫揽山H”，即指唐人碑銘之欺世不誠。這與魏晉的“禁斷立碑”相比，非僅關乎文章，更是人之德行與社會風習問題。而王勃之文，雖曰學習陸機，但由于先存“不務質誠”之心，氣貌上已然不逮。更何況，陸機是章太炎最為看重的魏晉文的典范作家，王勃若此之行，其人其文，較之于陸，判若云泥。文章最后，“章炳麟曰：若夫行己有恥，博學于文，則可以無大過。隋唐之間，其惟《顏氏家訓》也?！币妙櫻孜洹靶屑河袗u，博學于文”之言，始終強調人之道德文章的一致性，甚至因顏之推《顏氏家訓》而褒美其唐代后裔顏師古與顏真卿。又聯系其當代情形，暗譏康有為等人，將“不質誠”之風稱為“此復返循王勃《中說》之涂”。論者或評述此文曰：“結尾又論述從文章上看，韓、柳古文運動與王勃的駢儷似乎是不同的，但是從其精神實質上看，實際也是一致的。也都證明了太炎述學文章結構是嚴謹的，而邏輯性也是很強的?！雹偃卧L秋《章太炎文學簡論》，《中國近代文學論文集·詩文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604頁。實際上，這有“為尊者諱”之嫌。我們認為，章太炎論學文章確有較強的邏輯性，但此文以批判王勃為主線，雖然前后呼應，結論卻過于武斷。王勃雖才華橫溢，但卒時不足三十，其影響至多只是處在六朝與唐代文學之間的一個承接點，對后來的唐代文章與學風的影響并無如此之大，更談不上對整個唐代社會風俗的影響。況且，王通其人其書，是否為王勃偽撰，實際上是有爭議的。章太炎斷為王勃偽撰，實際上也是揣測之辭，并沒有堅強的事實佐證。退一步說，即使《中說》、《元經》等皆為王勃偽造，就其動機而言，固然是不實誠的，但其影響也絕無如此巨大。所以，《案唐》一文雖前后呼應，但往往以假設為立論前提，不能說“邏輯性也是很強的”。如果說，此文名為“案唐”，毋寧說是“案清”，其最后一段將其當下的現實關懷與王勃聯系在一起，說：“然夫文質相變，有時而更。當清之世，學苦其質，不苦其文矣！末流矯以馳說，操行更污，乃更以后圣渙號。此復返循王勃《中說》之涂?！笨梢娖渲埸c乃在于對“當清之世”學風的批判。其實，清人末流的“操行更污”已與王勃《中說》毫不相關了，章太炎只是抓住“不質誠”一點將兩者聯系起來，與其說是學術論證，不如說是對傳統的夷夏之辨的推洐了。這一點，其實周予同先生早就明白地說過：“清朝末年章炳麟‘繼承’了顧炎武的‘經世’內容，發揮了他的民族主義思想。同一學派，而‘繼承’關系卻自不相同?！雹凇稄念櫻孜涞秸卤搿?，原載《學術月刊》1963年第12期。今據《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67頁。換句話說，章太炎以“求是”為“致用”，當時過境遷，“致用”目的已達或已過時，“求是”的內容仍以學術的方式存在，卻未必過時。況且，章太炎的民族主義思想是從文化角度來說的，并非完全著眼于種族。盡管他因痛恨清室而將滿族歸之于“野蠻民族”之列，實則是針對滿清的統治者而言。一九○七年，他在《答鐵錚》中就說過：“故仆以為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為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黃也?！雹邸短孜匿洺蹙帯贰皠e錄”卷二，《章太炎全集》，第371頁。也正是從“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的文化角度出發，其所論學往往立足于史實，即使在情緒上帶有主觀意愿，角度上有所偏頗，卻可以自成一家之言。這也是《案唐》一文及其卑唐觀念下的相關文章可自圓其說以及為人所尚的背景與原因。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章太炎對唐代文章、尤其是中唐以后的文章基本上持以批評的態度，既有其文學觀念上的原因，也受其現實關懷目的的影響。就前者而言，他重視論理文，有著較強的“魏晉情結”，并以此而卑視唐文；同時，他持“雜文學”觀，本身又學問精湛，故重視文章的學術底蘊。而唐代學術，在他看來乃屬淺疏，故唐文無學術根柢而只能飾以華辭。就后者來說，他論學衡文時需關懷現實，持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因滿清的出于外族，而將唐室染于胡俗的史實放大了。他又強調道德與文章的一致性，關注社會風習的變遷對于文章的熏染，由有爭議的王通其人其書說起，判斷王勃偽托之“不質誠”對唐代學風及社會風習的不良影響，實則是對傳統的夷夏之辨的推洐。因此，唐代文學盡管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章太炎以學術論證的方式給予較強的批評，我們以其論述較多的唐代文章為例，說明其觀點或可自圓其說，在學術史上自有其意義，而對于具體問題時可具體分析，了解其立論的歷史語境。這樣，方可理解他對唐代文章的批評態度，也可對其學術觀點作出較為客觀的判斷。

約稿 谷卿 責編 周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