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重要關系：延安整風運動與精兵簡政

江興

摘 要： 在目前的中共黨史教學中，往往忽略了一個重大邏輯關系的強調，這就是延安整風與精兵簡政的邏輯關系。延安整風運動的開展和精兵簡政政策的提出和實施，不僅在時間上繼起和交叉，而且二者之間存在著內在邏輯關系，沒有延安整風運動的開展，就沒有精兵簡政政策的出臺和順利實施，延安整風運動的開展為精兵簡政政策的提出和實施奠定了思想基礎、提供了精神動力和作風保證，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厘清和強調延安整風與精兵簡政的邏輯關系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 延安整風； 精兵簡政； 邏輯關系； 思想基礎； 精神動力

中圖分類號： D23 文獻標識碼：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6.02.016

以延安為中心的陜甘寧邊區是指陜西、甘肅、寧夏三省交界的一部分地區。它北起陜西北部的府谷、橫山，南達陜西中部的淳化、旬邑，西至甘肅的固原、寧夏的豫旺堡，東臨黃河。南北長450公里，東西寬400公里，人口約150萬。陜甘寧邊區是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地，八路軍主力奔赴敵后開辟抗日根據地的出發點。從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陜甘寧邊區一直是黨中央的所在地，陜甘寧邊區和延安被譽為“抗日的燈塔”和“革命圣地”，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指導中心和解放戰爭的總后方，為國內外進步人士所向往。

延安時期的陜甘寧邊區在黨的建設事業中，在中國人民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中有著特別重要的歷史地位。整個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們黨許多偉大的理論成果在這里形成，許多重大的活動在這里率先開展，許多重大的方針政策在這里決策并率先實行。

在抗日戰爭最艱難困苦的相持階段，為了渡過難關贏得抗戰勝利，中國共產黨就決定率先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開展了全黨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教育和作風整頓活動——延安整風運動；同時，率先在陜甘寧邊區實施了指導各抗日民主根據地軍隊和政權建設的重要政策——精兵簡政政策。

延安整風運動的開展和精兵簡政政策的提出和實施不僅在時間上繼起和交叉，而且二者之間存在著內在的邏輯關系，沒有延安整風運動的開展，就沒有精兵簡政政策的出臺和順利實施，可以說，延安整風運動的開展為精兵簡政政策的提出和實施奠定了思想基礎、提供了精神動力和作風保障。遺憾的是在以往的黨史研究中，很少有學者把中共在延安時期的這兩個重大事件聯系起來進行內在邏輯關系的研究，在大中專學校的黨史教學中老師們也忽視了對這一重大邏輯關系的強調，而厘清中共歷史上延安時期這兩件重大事件之間的邏輯關系并在黨史教學中加以強調，對于同學們全面完整地了解中共黨史、中共局部執政史和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史，對于深入理解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四個全面”頂層設計和推進其貫徹落實，都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一、延安整風運動

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有領導、有準備、有計劃、有步驟的大規模整風運動，它是一次全黨范圍內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是黨加強自身建設過程中的一次創造性探索，給我們黨留下了極其珍貴的精神財富，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歷史經驗。

對于延安整風的時間，一部分學者認為延安整風開始于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所作的《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演講報告，持續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召開和《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延安整風順利結束，歷時3年。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延安整風自1941年5月開始，到1945年4月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結束，歷時4年。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更加符合延安整風的實際情況和內在邏輯。雖然我們通常說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所作的《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演講報告是毛澤東同志向全黨發出的整風動員令，也是延安整風的開始。但是，實際的情況是，中共高層的整風運動卻是從1941年5月開始的。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和《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號召全黨加強調查研究，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加強黨性鍛煉。9月，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檢討黨的歷史上，特別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的錯誤政治路線，提出發動全黨進行思想革命，解決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問題。9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六屆四中全會以來臨時中央總負責博古同志和六大以來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遵義會議后任黨的總書記的張聞天同志都對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政治路線進行了批評，承擔了責任并進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評，從而統一了中共高層的思想，為毛澤東同志1942年2月1日在中央黨校春季開學典禮上向全黨發出整風運動的動員令創造了政治條件，奠定了思想基礎，所以，確切地說延安整風應該是從1941年5月中央高層的整風運動開始的。[1]

二、精兵簡政政策

1941年抗日戰爭進入了最為艱苦的相持階段，由于抗日戰爭前四年的消耗，日寇對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殘酷掃蕩和實施滅絕人性的“三光”政策，國民黨頑固派對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經濟封鎖，也由于四年來抗日民主根據地黨、政、軍機構規模的擴大和人員的增加，包括陜甘寧邊區在內的各抗日民主根據地出現了極度且日益加劇的物質困難，根據地的群眾生產生活極度困難，根據地的百姓繳納抗日捐稅的負擔不堪重負，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政府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在財政用度上均出現“食之者眾 ， 生之者寡，為之者艱，用之者疾”的狀況，怎樣度過這場危機，鞏固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和民主政權，以迎來抗日戰爭最后的勝利，是擺在中共及其領導的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政府面前的一道現實考題。1941年11月在陜甘寧邊區二屆一次參議會上，民主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了在陜甘寧邊區實行“精兵簡政”的提案，這一決議案迅速得到邊區參議會的審議通過并交邊區政府速辦，毛澤東對此議案非常重視，稱“精兵簡政”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親自指示：“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們機關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癥藥?！敝泄仓醒脒B續發出通知，要求各抗日根據地的黨政機關、學校和民眾團體普遍地實行起來。

“精兵簡政”政策的施行，本質上是中共中央根據抗日戰爭形勢和任務的需要，在抗日民主根據地所進行的一次由頂層設計的、全面系統的黨、政、軍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為了貫徹落實“精兵簡政”政策，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了以劉志丹的弟弟劉景范為主任的編整委員會，并向各分區專署及縣市發出指示信，給邊區政府各廳、處、院等機關發出訓令，要求邊區一級各機關應減去人員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凡調整出來的人員一律由編整委員會進行安置，大部分人員用于加強縣、區、鄉一級行政機構。

1942年6月，邊區政府第22次政務會議制定了“緊縮上級，加強下級，政（務）事（務）分開，合署辦公”的四項辦法。根據這一精神，又進行了第二次精兵簡政，進一步縮編了邊區一級機關和人員。

1943年3月3日，陜甘寧邊區政府公布了《陜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邊區政府機構裁并了四分之一，人員減至279人。專、縣政府內部機構由原來的8-9個減到4-5個，人員也相應減少了三分之一。

部隊根據總人數不超過邊區居民總人數2%的原則，正規軍暫停發展，加強地方武裝和不脫產民兵。留守兵團第一次精簡了3000人，轉入生產戰線，1943年，又縮減了1400人。原有自衛軍指導員1000多人，由享受政府津貼的軍隊脫產干部變為不脫產的民兵。

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精兵簡政”從1941年11月提出，到1944年1月邊區政府作出簡政總結，歷時2年。[2]“精兵簡政”這一“極其重要的政策”不僅在陜甘寧邊區，而且在晉察冀、晉冀魯豫邊區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據地都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執行，“精兵簡政”政策的有效實施加上減租減息、大生產運動的配合，中共局部執政地區黨、政、軍機構的改革和職能轉變達到了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的預期效果，極大地減輕了群眾負擔，密切了黨群、干群、軍地關系，提高了黨和軍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精兵簡政”政策的有效實施及大生產運動的開展，不僅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走出了物質極度短缺的困境，而且實現了豐衣足食，渡過了“黎明前的黑暗”，迎來了抗戰勝利的曙光。

三、延安整風與精兵簡政的邏輯聯系

從延安整風與精兵簡政政策提出與實行的時間聯系上我們可以看出，“精兵簡政”是在延安整風開始以后結束以前，我們黨制定和實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但是，延安整風與精兵簡政的聯系絕不僅僅表現為這種表面上和時間上的繼起與交叉，它們之間有著更為本質的內在邏輯聯系?？梢哉f，沒有延安整風運動的開展，就沒有精兵簡政政策的提出及其順利實施，延安整風運動的開展為精兵簡政政策的提出和實施奠定了思想基礎，提供了精神動力和作風保障。

（一）延安整風為精兵簡政政策的科學制定奠定了思想基礎

正因為1941年5月以后在中央機關和高級干部中率先開展了整風運動，肅清了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和經驗主義做法在中共決策層的影響，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在中共高級干部的頭腦中得以確立，理論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這個科學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才能戰勝一切從本本出發、從教條出發、從經驗出發等錯誤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為我們黨在艱難困苦的抗戰相持階段作出科學正確的決策奠定了思想基礎。

面對抗日戰爭相持階段陜甘寧邊區等抗日民主根據地的艱苦環境和困難局面，中共的決策者們不是到馬列經典著作中去尋找現成答案，也不照搬和沿用中央蘇區后期在面對強大敵人時一切工作為“擴紅”讓路的蘇區“擴紅”做法，而是面對新情況研究新問題，在深入調查研究和綜合權衡利弊的基礎上，到群眾中去尋找答案，到實踐中去探索解決問題的方法。延安整風使黨的思想路線和工作路線、工作方法撥亂反正，這是“精兵簡政”這一重要政策出臺和實施的思想前提和方法支撐。

（二）延安整風為精兵簡政政策的實施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在延安整風運動偉大實踐中形成的以科學精神、民主精神、奉獻精神為主要內容的整風精神為“精兵簡政”這一“極其重要的政策”的科學制定和有效實施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沒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科學精神，我們就不能對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所面臨的巨大物質困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科學的預見。沒有問計于民、問政于民、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民主精神，我們就不可能體察邊區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民眾的疾苦，不可能聽到根據地老百姓減租、減息、減負、休養生息的強烈呼聲；沒有濃厚的民主氛圍，在敵、我、友關系錯綜復雜且敵人力量還非常強大的情況下，一個非黨的開明紳士不可能在邊區參議會上提出一個讓共產黨自裁羽翼、自縮地盤的議案；沒有廣納諫言、擇善而行，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民主情懷，沒有陜甘寧邊區及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科學高效的民主制度，李鼎銘先生“精兵簡政”的提案不可能迅速被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審查通過，并成為中共在各抗日民主根據地普遍實行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3]

沒有廣大黨員干部在延安整風中發揚光大的無私奉獻精神，數百名干部由邊區政府機關和縣級機關下到區、鄉基層崗位，幾千名工作人員由財政供養的政府公務員崗位和軍隊工作崗位轉崗到基層生產崗位，去掉逾千名自衛軍指導員所享受的政府津貼等，突破現有利益格局的“精兵簡政”政策就不可能在短期內順利地落到實處。

（三）延安整風為精兵簡政政策的有效實施提供了作風保障

延安整風運動中，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加強黨性的決定》、《反對自由主義》、《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重要文件，一再強調指出，全面提高黨員的黨性修養，要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去同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進行斗爭，用無產階級的、人民的、黨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則去同個人主義、山頭主義、宗派主義進行斗爭，實現黨內思想上行動上的統一。整風開展以來在黨內形成了統一的思想和意志，服從統一指揮、去掉游擊習氣、顧全抗戰大局、令行禁止成為黨內的新風尚。這一切都為在分散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有效地實施“精兵簡政”政策提供了作風保證。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在中共黨史教學中強調這一重大的邏輯關系不僅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而且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在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涉險灘和啃硬骨頭階段的今天，厘清和強調延安整風和精兵簡政的邏輯關系并從中汲取經驗，對于我們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可以提供極具指導意義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參考文獻：

[1]胡喬木.回憶延安整風[J].黨的文獻，1994，（1）.

[2]本書編輯部.陜甘寧邊區的精兵簡政[M].北京：求是出版社，

1982.

[3]范義.延安整風的歷史回顧及其啟示[N].甘肅日報，2013-08-

22（1）.

[責任編輯、校對：楊栓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