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廖泰初的研究看民國農村教育

陳學金

近年來，關于民國時期教育的討論越來越熱，有贊揚褒獎之聲，也有貶抑指責之詞。遺憾的是，其中大多數評論缺少客觀翔實的證據，在激起人們艷羨或憤懣的情緒后，總讓人覺得還缺點什么。說白了就是，我怎么知道你說的是不是真的。任何講理或評論都應講求一點證據，否則很難令人信服。在此，我無意陷入功過是非的評論中去，只想通過介紹一部研究民國時期農村教育的人類學著作，來揭示當時中國農村教育發展的困境和復雜性。

這部書的名字叫《動變中的中國農村教育——山東省汶上縣教育研究》，薄薄的一個小冊子，序言、正文、寫后記加在一起也只有八十九頁，作者名叫廖泰初。說起廖泰初，很多人可能不熟悉，但是他的幾個同學都是赫赫有名的角色，林耀華、費孝通、李有義、李安宅等著名人類學家都是廖泰初的同學，他們都曾一起受教于燕京大學吳文藻先生門下學習社會學和人類學。費孝通在英國讀博期間的《倫市寄言》中還有專門寫給廖泰初的信件，來探討此書的成就與不足。

廖泰初生于1910年，1928至1935年在燕京大學教育系學習。1936年，廖泰初開始在燕京大學教育系任教。1935年，廖泰初在取得碩士學位后，赴山東汶上縣調查農村教育問題。彼時，他的一位老師——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張鴻鈞先生（1901-1971）正在掛職汶上縣縣長一職。在張鴻鈞的鼎力支持下，從1935年10月至1936年1月，廖泰初走訪了汶上縣兩百多個村子，調查了一百五十多個私塾，在大量田野材料的基礎上，寫作完成《動變中的中國農村教育——山東省汶上縣教育研究》一書，并自行刊印。該書開創了用人類學社區研究方法和功能主義理論研究民國時期農村教育之先河，堪稱中國教育人類學的經典著作之一。民國時期的農村教育發展如何？我們透過廖先生的研究就能略知一二。

汶上縣位于山東省西南，儒家傳統文化深厚。廖泰初發現，該縣的洋學與私塾是兩種相互競爭的教育機構。洋學又稱為官學，因為最先效仿西方學校設置而得名。洋學是在政府的嚴令下開辦并艱難維持著運轉，私塾則受普通百姓歡迎，生命力頑強。私塾是由民間個體創辦的承擔基本文化傳承的一種教育機構，它誕生于鄉土社會中社會組織的需要，是一種具有本土文化適應性的教育組織形式，并且歷史悠久。據廖泰初歸納，私塾大致可以分為四種：一是塾師自行設館招生的私塾；二是專收貧寒子弟的義塾或義學；三是設立在義莊或宗祠內的書塾；四是一家或幾家開設的家館。若按程度和目的之不同，私塾又可分為蒙學、普通私塾、爨局、私塾大學。這些私塾基本可以滿足鄉土社會中不同家庭背景的兒童的需要。

在汶上縣，老百姓從不把洋學叫做“學?！被颉皩W堂”，在他們眼里，洋學和洋人、洋貨一樣是種古怪的東西。洋學源自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傳入中國的西洋文化，中國最早的洋學是由外國傳教士所創辦的，科舉制廢除后才興起了國人自己所開辦的洋學。民國以后洋學在農村的發展，實際上是國家權力對鄉土社會的一種強行滲透，統治歸化的目的大于發展的目的。盡管學生進入洋學的費用會由政府承擔，但是，在農村流傳著“花錢不念洋書，念洋書不花錢”的說法。老百姓大多認為“凡是官府的東西，不是要錢就是要命”，從心里抵觸來自官方開辦的學校。

1929年11月，國民黨山東汶上縣黨務整理委員會首先發覺私塾對官學的嚴重影響，于是咨文縣政府，嚴禁私塾以振黨化教育。教育局開出的禁令說：“年間私塾正在組織，一般頑固劣紳乘機勾結煽惑青年學子以亂其志，實行其專制之教授，貽誤青年之前途，喪失國家后盾，何堪設想……”但是，普通百姓對此禁令置之不理，到底有幾個人看到這張禁令可能都是一個問題。此后，為了洋學能存活下去，政府頻繁發布類似的禁令，甚至采取極其嚴厲的懲罰措施。然而，老百姓早已看透了這樣的禁令，認為它只是政府說說而已的把戲，沒有人當真。此外，由于連年軍閥混戰、政局不穩，各級政府財政入不敷出，加之一些官員為一己之利中飽私囊，吞占公款，致使教育經費捉襟見肘，正常的教育活動無法開展。洋學的校舍多為廟宇、家祠之類的古舊建筑，富有的紳董多不愿把民房借出來辦學。通常，已經公開辦學的廟宇還是保持著原來的設置，所以常常出現學生和神佛爭藏身之地的現象，桌椅、黑板等教學設備也粗糙簡陋，時鐘、游戲用品也非常缺乏。

在廖泰初看來，私塾是以鄉村為本位的組織，洋學是以縣府為本位的組織，但它們的目標都是“超鄉村的”，將學生引入到更大的地方做更大的事業，然而問題卻是大的地方并不能容納它們培養出來的人才。兒童不喜歡上洋學，老百姓不歡迎洋學，絕不是在計算每年花一二元錢的紙筆費，也全然不是沒有時間、孩子要幫家里干活的問題。問題是整個教育制度由外到內、由上而下、由城市而鄉間。換句話說，它是由西洋抄襲而來，強使之在內地生長，由政府推動，用政令強迫施行，從城市觀察到的成績硬要搬到鄉間實現，結果是整套機構不適合鄉間人們的生活習慣，不適合百姓們的胃口。

中央集權下的教育行政，使一切的地方適應與需要消滅凈盡，但是行政力量又不能直接伸展到鄉間，結果使洋學成為了一種“非驢非馬、騙己騙人的設施”。由于洋學在農村難以立足，常常發生洋學與私塾搶奪學生的情況，通常是洋學往往招不到學生。而且，由于洋學所教內容與鄉土社會的實用性相差甚遠，新的思想觀念無法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洋學成了一種徒有形式的新事物，甚至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梢韵胍?，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由于政治上的混亂和財政上的匱乏，洋學的處境會更差。

廖泰初先生的人類學考察為我們揭示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農村教育發展的內在矛盾和復雜性。一方面，作為“落后的”、“過時的”私塾由于其與當地社區文化的兼容性，使其很難被淘汰；另一方面，代表著“先進文化方向”的現代學校卻由于其“外生性”而很難發展壯大。這不僅是當時中國農村教育發展的真實寫照，也顯示了民國時期“教育救國”過程中的重重困境。

1935年10月，國民政府曾針對私塾還做過一次大規模調查統計。其結果顯示，在1935年，全國私塾總數為十一萬零一百一十四個，其中已改良的私塾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五個；塾師共計十一萬零九百三十三名，學生共一百八十七萬八千三百五十一人。根據當時的統計數字，全國范圍內私塾學生總數占小學兒童總數的百分之六點七六。如果從廖泰初先生的田野調查來看，當時全國私塾的學生數所占比例未免過低，換句話說，新式的小學是否真的取得了大發展？這不免讓人懷疑調查中摻雜了水分。然而，國民政府改良私塾的努力在官方政策文本上還是見得到的。1937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的改良私塾辦法規定：“行政院直轄市及教育行政機關為私塾之主管機關，應負直接監督管理私塾之責”，“私塾在不妨礙公私立小學招生之范圍內，得招收學齡兒童，參照短期小學或普通小學課程教學”，“各省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改良私塾應認為推行義務教育之一重要事項，負責促改良之全責?！碑斎?，當局要求各地改良私塾，除了開啟民智、化民成俗之外，也包含著實施黨化教育之目的。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國民政府以及許多仁人志士都企圖通過改良舊式學校、振興新式學校的方式來助推中華民族振興之大業，但是通過廖泰初的描述，我們可以發現這種行動是異常艱難的。廖泰初認為，農村教育困局的根源在于，“教育是文化的一部，是適應環境的一種工具，在整個文化系統不曾找著出路的時候，教育是沒有出路的，文化不知往哪里走，教育也就不知往哪里走”。在我看來，廖泰初先生將教育問題的解決之道牽寄于文化的選擇，未免有些失當。眾所周知，教育系統既受社會其他系統的影響和制約，又具有某種相對獨立性和反作用力。在外國勢力加緊入侵中國、政局動蕩不安的時代，實際上，任何形式的教育發展都不具備穩定的社會和政治條件。在一定意義上，廖泰初得出的結論受到了研究方法和分析視角的限制。從一個地域的內部來看教育的發展，相對忽視了外部的政治和社會的因素，這也是當時社區研究和功能主義理論不足的一個體現。

回到本文開始時的問題，對待民國時期的農村教育，應客觀公正地予以描述和評價。其實，早有評論者注意到，對民國教育的回首與懷舊，一定程度上表征著人們對教育現實的不滿與失落。事實上，一個時代的教育反映著一個時代的社會，一個時代的教育發展都有一個時代的難題。我們應當承認，教育系統是社會系統的一部分，教育問題并不僅僅產生于教育系統內部，其他系統的矛盾或沖突也會引發教育系統的紊亂或調整。近幾十年來，中國教育已經取得了巨大進步，但同時也面臨著一些棘手的問題。對于研究者和教育政策制定者來說，應該有勇氣面對當前教育中的難題，并尋求合理的解決之道。對于普通讀者而言，則不能輕言輕信，應以一種歷史的和辯證的眼光看待和分析問題。

順便提及一下，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調整后，燕京大學教育系合并到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廖泰初隨之到北京師范大學任教，并擔任北師大電化教育館館長?？赡芤舱驗檫@樣的命運，廖泰初先生才越來越遠離他的同學們，并被學界所忽視。2010年，我在搜集博士論文的材料時，偶然間發現了廖泰初先生的這部著作，如獲至寶，并將此著作納入到我博士論文的分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