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竺可楨日記

文／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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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MianHuai

重讀竺可楨日記

文／牛力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社會，風云變幻，思潮激蕩。在這種時代環境下，一批有著深遠歷史影響的教育家應運而生，其中如蔡元培、梅貽琦、陶行知、陳鶴琴等人，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在民國燦若星海的教育家群體中，竺可楨是較少受到關注的一位。出生于浙江紹興書香門第的竺可楨，系第二批（1910年）赴美留學的庚款學生，并于1918年獲哈佛大學氣象學博士學位。歸國后，竺可楨先后任教于武昌高師、東南大學等校，后出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1948年被評選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

竺可楨是一位享譽海內外的學者，還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從1936年到1949年，竺可楨擔任浙江大學校長長達13年之久。其間經歷了抗戰時期的顛沛流離，竺可楨本人也遭受喪妻喪子之痛。但在他的苦心經營下，卻給這所大學帶來了全新的學術氣象，浙大也從一所地方性大學躍升為全國領先的綜合性大學。20世紀40年代初，英國著名的科學史家李約瑟曾贊譽浙大為“東方的劍橋”。為學校發展嘔心瀝血的竺可楨被形象親切地稱作“浙大的保姆”。在長期的辦學實踐中，竺可楨為我們留下了內容翔實、情感真摯的日記。（保留下來的竺可楨日記時間跨度從1936年到1971年，上?？萍冀逃霭嫔缭?012年編寫《竺可楨全集》時，僅僅竺可楨的日記就占據了16大冊，內容極為豐富。）今天重讀這些日記，宛如身歷其境，能真切感受到他作為學者的理智思考和作為大學校長的教育家情懷。

一

竺可楨就任浙大校長是在1936年，這一年他46歲。1936年在中國近代史上有著耐人尋思的意味。這一年是南京國民政府“黃金十年”的最后一年，可以說是國家建設突飛猛進、成效卓著的一年。這一年也是全面抗戰爆發的前一年，民族大戰已是箭在弦上，一觸即發，山雨欲來風滿樓。正是在這種交織著成就和磨難、希望與幻滅的歷史時刻，竺可楨也迎來了其人生中具有重大轉折意義的關頭。

＞＞1948年9月南京院士會議，前排左四為竺可楨

1936年初，坐落在杭州的浙江大學“人事異動”，校長郭任遠為學生驅逐，一時無人主事。因地處南京國民政府的統治中心，且民國要員多出身浙省，浙大校長的繼任人選因此備受關注。很快，被稱為國民黨“文膽”的陳布雷便向蔣介石提名吳雷川、周炳琳及竺可楨三人備選。而從后來的發展看，民國高層對于純粹學者出身、當時身為中研院氣象所所長的竺可楨最為欣賞。2月11日，陳布雷便通過資源委員會秘書長、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向竺可楨傳遞了由其出任浙大校長之意。在陳布雷的引見下，蔣介石于2月20日在南京東郊接見了竺可楨，正式提出請他“赴杭州長浙大事”。最高領袖親自出面邀約，何去何從，是竺可楨必須面對的抉擇。

在此之前，竺可楨便已有所行動，在友朋中打探情況，征求建議。但關于去就問題，他仍然顧慮重重，這點在其日記中多有記載。2月25日，他寫道：“余個人之困難在于一不善于伺候部長、委員長等，且亦不屑為之；二時局如斯，萬一半年內戰爭爆發，余不能離杭，則不免懸心吊膽；三余目的并不在于要能做校長，故半年之內亦難看見成績也?！笨梢婓每蓸E的顧慮，其一在于他的學者性格，從事大學行政非個人所好。其二是戰爭迫在眉睫，只身一人赴杭州任事難以照顧家庭，將來恐多有不便。其三是他當時擔任中研院氣象所所長職務，所里工作蒸蒸日上，他不忍舍棄。而若短期任職浙大，也難有成績。

＞＞竺可楨日記給我們留下寶貴精神財富

雖然存在諸多顧慮，但是竺可楨沒有以性情作為借口，也沒有困于家室之累，更沒有因顧忌個人的學術發展而退縮，而是勇于任事，毅然知難而上。其間竺可楨思考的不是個人的幸福安樂和成敗榮辱，而更多是出于對民族大義和社會責任的擔當。竺可楨在日記中記載，他在南京高師任教時的學生、時任浙江圖書館館長的陳訓慈（陳布雷弟弟）來函，以浙省文化學術的盈虛消長為由，極力勸說他從速赴浙大就任?！爸^浙省文化近來退化殊甚，需一大學為中流砥柱?！斌每蓸E夫人的二姐張默君（邵元沖的太太）也勸他以出任浙大校長為契機，“借此可以轉移學風，施展懷抱”。在竺可楨看來，此時的浙大學潮涌動，深受黨派勢力紛爭之苦?！坝嗳舨粸檎愦笾\明哲保身主義，則浙大又必陷于黨部之手。而黨部之被人操縱已無疑?！闭沁@種對于學術文化和青年教育的責任感，個人的利益和顧慮又何足道。正如他在日記中寫道，“若能于浙大有所補益，余亦愿竭全力以赴之”。

在官方的推重和好友的力勸下，竺可楨允任浙大校長，同時也保留在中研院氣象所的所長職務。1936 年3月7日，竺拜訪陳布雷，提出就任校長的三點要求：“財政須源源接濟；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政黨之干涉；而時間則以半年為限?！睆氖潞蟀l展來看，“半年為限”的約定不過是竺可楨一廂情愿的書生意氣。但他提出穩定的經費支持和獨立的人事任免兩項，確系大學治理的要害所在，也說明竺可楨深知大學行政的關鍵所在，并非不懂行情。對于竺可楨的要求，陳布雷當即表態：浙大經費每月四萬五千，可由國庫保障撥付。但是竺可楨對此數并不滿意，3月底他便拜訪教育部長王世杰，以去就為條件要求國庫款須增至每月六萬元，這一要求竟然也得到王世杰的慨然允諾。四年前（1932年）羅家倫出任中央大學校長，同樣提出三點要求作為條件?！耙?、經費應請繼續予以切實之維持及保障，每月按照預算全數發給；二、對于任職校長者，請循成規，予以專責及深切之信任。三、如有建設計劃，并乞盡全力以督促其實現?！逼渲星皟蓷l與竺可楨的要求幾乎如出一轍。

1936年4月7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政治會議通過由竺可楨出任浙江大學校長。4月下旬，竺可楨赴杭州正式履任。

二

經費有了著落，用人可以自主，這只是辦學的前提和保障。大學教育的內涵是什么？大學教育的目標和理念為何？這才是大學校長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也是大學教育品質的關鍵。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和回答，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一所大學的文化精神和學術風格。

鑒于前任校長郭任遠的失敗，竺可楨在2月23日的日記中進行了反思。他寫道：“辦大學者不能不有哲學中心思想，如以和平相號召，則根本郭之做法即違反本意。余以為大學軍隊化之辦法在現時世界形勢之下確合乎潮流，但其失在于流入軍國主義，事事惟以實用為依歸，不特與中國古代四海之內皆兄弟之精神不合，即與英美各國大學精神在于重個人自由，亦完全不同。目前辦學之難即在此點。郭之辦學完全為物質主義，與余內心頗相沖突也?！睆倪@則記載可以看出，竺可楨對于郭任遠“物質主義”“實用主義”的辦學思想頗不認同。他雖然認為大學的軍事化在當時世界形勢下確系時勢所趨，但在內心深處顯然更認同于英美各國大學注重個人自由的教育理念。

正是基于這種對辦學“哲學中心思想”的思考，當教育部長王世杰于3月16日下午來訪時，竺可楨當面向國民政府教育部的最高長官提出“關于辦學方針是否采英美制學術自由或法西斯獨斷行為”的尖銳問題，希望能得到官方的“標準答案”。但即使是部長王世杰，對此“亦未能有明白表示云”。

是采取英美制的學術自由還是法西斯獨斷行為，在當時的中國教育學術界是一個頗具爭議的時代話題，并牽連到大學與國家政府的關系，以及在大學教育中人才培育的整體設計。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中國教育界和知識界便籠罩在岌岌可危的“國難”愁云中。加強教育的實用性，使教育與國防建設緊密關聯，加強對學生的軍事訓練成為政府教育政策的重要內容，也成為很多大學辦學的指導方針。1930年，國民政府在高等學校學生中推行軍事訓練，雖然各大學都遵照執行，但給教學和管理引起的不便已讓諸多大學校長怨聲載道。

在深層的層面，自由和專制對于大學教育（尤其是課程設計）的影響體現在通識教育還是專業教育的不同上。通識教育，也被稱為自由式教育（liberal education），乃是普通的大家應具的高等常識的教育。所謂專業教育，也被稱為專門式的教育（professinal education），便是專門的、職業的教育。1939年9月，竺可楨至重慶拜見陳布雷，對于大學教育方針問題仍然在追問。他對陳布雷說：“目前國家對于大學教育方針須要確定，不能徘徊于統制與自由二者之間?！笨梢娫隗每蓸E的思想深處，對此問題的思考一直沒有停止。在談及我國大學教育的發展前途時，他說，“大學教育的內容是通才教育，還是技術教育，這一問題如解決，則重文抑重實，重質抑重量等等紛爭，不致再起?！笨箲鹎跋?，竺可楨為《大公報》撰寫了《我國大學教育之前途》一文，開篇便說：“辦理大學，有三個問題，最為基本而急需解決的。（一）國家辦理大學的方針是取積極統制政策，還是取開明放任政策。（二）大學的目標是以培養道德為前提，還是以培養理智為前提。（三）大學教育的內容是通材教育，還是技術教育?！碧幚砗枚咧P系是大學教育的根本所在，也是辦學上的“哲學中心思想”。

在當時，竺可楨的這種強調通識教育和自由主義的辦學理念并非主流。時任中央大學校長的羅家倫雖然游學歐美多年，熟知西方大學制度和理念，但他認為通識教育在當時的中國難以適應時代的需要。他說：“我們在教育的方針及制度上，應該有深刻之反省。我們并不是說現行的自由式教育本身有什么絕對的毛病，不過我們要注意中國的國力及社會的要求是否能容許我們向這一方面偏重呢？”在自由和專制、通識教育和專門教育之間，羅家倫更強調國家對辦學的控制和引導，加強學生的專業教育，以解決和應對各種各樣的實際性社會問題?！拔覀兘窈蟛荒茉倏照勔磺欣碚摿?，我們必須收集實際的材料，研究實際的問題，設計實際的方案，做出實際的事業?！?/p>

從浙大的發展歷程來看，竺可楨對當時大學教育中“以實用為依歸”、“重農工抑文法”的做法并不認同。他說，“就單從功利主義著想，也得各項科目統加以研究，不能偏廢。若側重應用的科學，而置純粹科學、人文科學于不顧，這是謀食而不謀道的辦法?！?939年教育部在浙江創辦英士大學（為紀念國民黨元老陳英士先生而設立），專設醫、工、農三學院而無文、理學院，竺可楨認為這種院系結構設計，“何能望其辦好？”。1940 年，國民政府在江西創辦中正大學，竺可楨也認為“辦工、農而無文理，實大不合理”。與之相反，竺可楨在辦理浙大時，大力推動基礎性文理學院的發展，以糾正“物質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流弊。1938年，浙大添設了中國文學系，同年8月又添設師范學院，下設國文系。1939年，浙大又將文理學院分為文學院與理學院。在課程設計上，竺可楨強調中西兼通和文理滲透。文科和理科學生至少要互選12學分才能畢業。其目標就是推動科學與人文的融合，實現科學人文化與科學時代的人文主義。1941年，《思想與時代》雜志在浙大創刊，便明確提出了其宗旨在于“融貫新舊，溝通文質，為通才教育作先路之導，為現代民治厚植其基礎”。這也集中體現了竺可楨的教育理念和文化情懷。

三

在大學領域，自由和專制的矛盾表現在兩個層面上。在大學內部，它體現為通才教育和專業教育的矛盾，集中在大學的人才培養上。在大學外部，尤其是在大學與國家、政府的關系上，它體現為學術自由與黨化教育的沖突和對立。

黨化教育是國民黨加強對教育機關進行意識形態控制的重要手段。這種控制不僅體現在教育內容上貫徹黨國意志和政策主張，而且表現在通過人事和組織安排直接控制各級教育機構。而處于國民政府統治核心區域的浙江大學，更是推行黨化教育的重點所在。

在就任浙大校長前，竺可楨便已探知，此前浙大的“人事異動”正是由于大學內部黨派紛爭所致。郭任遠挾黨部力量擠入浙大，為學生所不滿，“郭之失敗乃黨部之失敗”。而黨派紛爭侵入校園，不僅使大學因政治紛擾而風潮不斷，而且黨化的推行也嚴重束縛了大學的學術自由。有此前車之鑒，當時仍是“黨外人士”的竺可楨反對將學校政治化，對于黨派力量控制大學教育一直頗為反感，對于政治意志侵擾大學學術自由保持著很高的警惕。

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竺可楨與教育部長朱家驊、中央大學校長吳有訓等在談及戰后高等教育的發展時，便“主張大學學術自由，不能用標準化辦，課程必須簡化”。同年，他在浙大的一次演講中也坦言，“本人希望學生應埋頭求學問，否則從軍可也。在學校鬧黨派，則不特于抗戰無益，學校亦不成其學校，故本人主張政黨須一律退出學校?！?/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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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國民黨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在大學學生中發展組織。對此竺可楨并不認可。他在1939年9月的日記中寫道：“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以后，使學生分為團員與非團員，實非得計?！蓖孪卵?，他得知“中央大學自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后，羅志希（即中大校長羅家倫——引者注）對于畢業學生之升任助教等事，以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為依歸，故學生乃分為團員與非團員之兩派矣”。對于羅家倫的這種做法，竺可楨很不以為然。

國民黨不僅在學生中發展組織，而且在教職員隊伍中大力吸納黨員。而作為國立浙江大學的校長，竺可楨便成為國民黨極力拉攏的對象。1938年5月，張其昀（時為浙江大學教授）和陳訓慈便以陳布雷來函相示，“囑余加入國民黨，因上月代表大會后，黨中有改組之意。其中有一辦法，即拉攏教育界中人入黨”。但是竺可楨對于陳布雷的“好意”沒有接受，并對國民黨的腐化多有批評。他說：“國民黨之弊在于當政以后，黨員權利多而義務少，因此趨之者若鶩，近來與人民全不接近，腐化即由于此，拉攏若干人入黨，殊不足改此弊?！?939年3月，又有黨內人士以大學校長即須入黨為由勸他加入國民黨，并隨身帶來了入黨文書囑其填寫。對此竺可楨仍然沒有“就范”，他在日記中寫道：“至于入黨一事容考慮之，但以作大學校長即須入黨實非辦法也?！?/p>

在對國民黨的態度上，竺可楨并沒有太多的反感。但是對于加入國民黨一事卻不熱心，面對黨內人士的一再勸說，只是被動地應付，最后也勉為接受。1944年7月他在日記中寫道，“余對國民黨并不反對，但對于入黨事極不熱心，對于國民黨各項行動只有嫌惡憎恨而已。因余已允于前，故不能不寄此入黨申請書。近來黨中人處處效法德國納粹，尤為余所深惡而痛絕?！钡请S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目睹國民黨的腐化和墮落后，他對國民黨越來越反感，并加以抵制。1948年，國民黨重新登記黨員，甚至把竺可楨選為中央委員。對于這種誘惑，他坦然一笑，不為所動。在11月11日的日記中，竺可楨寫道：“要余重新登記為國民黨黨員，關于政治黨派，余均不感興趣。前被選為中央委員實非余意料所及，故雖經陳布雷來函，余亦未去登記也?！?/p>

四

1936年4月25日，竺可楨在浙江大學第一次對學生的訓話上做了《大學教育的基本方針》的講演，他提出：“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苯淌趯τ诖髮W學風的涵養關系重大。但是對于一所大學而言，一個校長的品格和眼界同樣至為重要。

在1936年就任浙大校長前，竺可楨曾與陳布雷約定以“半年為限”。事實上他從此踏上了一條長達13年的“不歸路”。其間，竺可楨曾多次向教育部請辭校長職務，但是每次都被婉拒。在1941年羅家倫辭去中央大學校長之時，教育部長陳立夫還有請竺可楨出長“民國最高學府”中央大學之意。竺可楨在1941年4月14日寫道：“立夫又提出余與志希對調，余告以中大更難辦，余不能考慮?！?月20日他又寫道：“作函與吳士選，決意不就中大校長，并囑轉致意教育部部長立夫先生余不得不回研究院之苦衷。同時函朱騮先院長，告以士選已有來函，謂立夫有調余長中央大學之意，余已決然謝絕。囑騮先與立夫交涉，任余辭浙大職務，否則余只可辭研究所所長一職?！蔽闹兴詤鞘窟x（即吳俊升）時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而朱騮先（即朱家驊）系蔡元培去世后代中研院院長職務?？梢钥闯?，竺可楨對于名位和權力毫無熱衷之意，對于大學校長職位不戀棧，也無這山望著那山高的念想。他所堅守的不過是這份教育的事業和這片學術的田地。

大學繁巨的行政事務對于個人學術工作的影響是顯著的，這也是竺可楨就職浙大校長前的一項主要顧慮。在上世紀30年代，竺可楨已經是享譽海內外的著名學者，1948年竺可楨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首批院士。但是長期的行政工作，尤其是抗戰時期困苦的辦學環境讓他嘔心瀝血，占據了他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對于竺可楨這樣以學術安身立命的學者而言，常常為之扼腕嘆息。這種嘆息又何嘗止于竺可楨一人。1941年夏天，羅家倫在辭去中大校長前夕，面對中大師生便感慨直言：“我們主持教育行政的人，乃是犧牲了自己做學問的機會，來為大家準備一個環境做學問。這也可以說是大學校長的悲哀?！遍L期主持北京大學的蔣夢麟同樣是感同身受。蔣后來回憶說：“著者于民國八年，投入了北京大學的學校行政的漩渦，起初尚兼教學而略從事作文。其后行政事務逐漸加多，學問功夫逐漸減少，至民十一以后，簡直成了單純的學校行政者。積重難返，索性把筆擱起了。自民十一以來而至近日，或膺簿牘之煩，或受擾攘之苦，而與學問生活漸離漸遠?！痹诹_家倫、蔣夢麟對“大學校長的悲哀”的感慨中，我們能感受到他們對于學術生活的熱愛。相比而言，竺可楨算是一個幸運者。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正是因為有了像竺可楨、羅家倫、蔣夢麟這樣通曉“中西學術途徑”、熱愛教育事業的大學校長，他們為中國大學所確立的辦學理念和發展思路才能站在國際的舞臺上，以更尊重學術、更了解大學、更通曉文化的姿態來引導大學的建設和發展。中國大學在20世紀上半葉的輝煌成就與他們卓越的學術領導是不可分割的。在某種程度上，大學校長個人的“悲哀”又是中國大學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