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在組織間地位差異和應急合作關系間的中介作用：風險感知的調節作用

□吳國斌 李海燕 吳建華

［武漢紡織大學 武漢 430200］

權力在組織間地位差異和應急合作關系間的中介作用：風險感知的調節作用

□吳國斌 李海燕 吳建華

［武漢紡織大學 武漢 430200］

通過對組織間地位差異、個人權力、社會權力對應急合作關系的影響進行研究，檢驗了個人權力和社會權力在地位差異與應急合作關系間的中介作用，風險感知對個人權力和社會權力與應急合作關系的調節效應。研究結果顯示，地位差異、個人權力和社會權力對應急合作關系具有顯著影響。其中，組織間地位差異對應急合作關系具有負向影響，個人權力和社會權力對應急合作關系具有正向影響，地位差異通過個人權力和社會權力影響應急合作關系，風險感知調節個人權力和社會權力與應急合作關系之間的關系。最后，提出了高層應急指揮者應依據風險差異，通過調整權力分配等方式調整組織間的權力分配。

組織間地位差異；個人權力；社會權力；風險感知；應急合作

引言

多主體協同成為應急活動的基本需求［1］。但政府組織、志愿者、企業、非營利組織在面對突發事件時，合作是不充分的［2］，組織間合作關系緊張依然是影響應急處置效率的障礙。

很多學者對組織間地位差異與應急合作關系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如AGUIRRE B E等人發現，高地位組織往往擁有較強的支配權，低地位組織只能順從和消極互動，這會導致應急合作關系不佳［3］。社會認同理論認為，在與低地位組織合作時，高地位組織會強化本組織的特征，歧視低地位組織的行為與活動，而低地位組織不得不放棄部分權力，組織間合作關系緊張成為必然。與西方應急組織邊界清晰的分權應急管理體制相比，在我國相對集權的應急管理體制下，組織間邊界往往較為模糊和動態，如果社會認同的作用不那么突出，地位差異還會影響合作組織間的權力分配和合作關系嗎？組織行為研究表明，權力可分為社會權力和個人權力，在組織合作狀態下，這兩種權力都會被地位差異影響，繼而我們會產生疑問，這種權利會接著影響應急合作關系嗎？如果這些問題都得不到解決，我們無法在實踐中視情況對基層應急組織進行授權，即無法判斷將哪種權力授予基層應急組織更合適？另外，因高風險情景是應急處置的基本特征，而高風險感知可能會影響組織間權力分配的變化，進而影響合作組織間的關系變化。因此，本文將風險感知作為邊界條件進行分析。

為了探索組織間地位差異對合作關系影響的內在機制，本文試圖運用社會認同理論揭示地位差異、個人權力、社會權力和風險感知對合作關系影響機制的黑箱，為應急組織間的合作實踐提供有益的指導。

一、理論基礎及研究假設

（一）組織間地位差異對應急合作關系的影響

組織間地位差異是指應急組織在合作體系中的序列或等級的差異。應急合作關系是指組織領導者對合作結果或狀態的滿意度程度。依據社會認同理論，不同地位差異的組織在合作過程中，高地位組織會強化本組織特征的認同，并對外部合作組織抱有歧視和偏見，并侵占低地位組織已有權力。特別是當這種地位差異的合理性較低時，面對高地位組織的可以獲得更高報酬，可以執行更有利的任務以及更換合作伙伴，掌握資源的這些優勢［4］，低地位的組織更會感受偏見［5］、憤怒，進而采用競爭性的合作行為［6］，這將降低組織間合作關系的滿意度。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H1：組織地位差異對應急合作關系具有負向影響。

（二）組織地位對組織權力的影響

Joris Lammers將權力劃分為社會權力與個人權力，社會權力是影響或控制他人的權力，能促使他人去做他們原本不愿意做的事情。個人權力是做自己想做事情的可能性，并且不受他人影響的權力，即不受他人的影響，并且能夠自己控制行為結果的能力［7］。Amanatullah的研究表明，高地位的女性比低地位的女性在談判中提出的經濟要求感覺更為合理［8］。擁有更高地位的人有更多機會對合作組織施加影響［9］。Jasso也認為高地位者在形成組織間權力不平等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這種不平等構筑了組織和社會的結構。地位決定了資源在組織間的配置，而資源的配置暗示著個人權力［10］。因此，我們提出假設：

H2：組織地位差異對低地位組織的個人權力具有負向影響。

H3：組織地位差異對低地位組織的社會權力具有負向影響。

（三）權力的中介作用

權力差異將影響其組織間的合作行為，低權力者被暗示其受到較高的威脅和社會限制，增加了害怕、憤怒、疼痛等抑制行為的可能性［11］，對組織間合作具有消極影響。反之，高權力組織會表現出積極的情感，比如欲望、熱情、驕傲（Keltner，2003）和樂觀（Fast，2009）。如Das和Joshi（2007）指出，組織自主權的增加意味著創新能力的提高［12］。Tatikonda和Rosenthal（2000）指出，通過授予組織運用新想法、實驗、創意和行動的自主權能夠產生解決問題的方法［13］。顯然，如果組織獲得更多社會權力和個人權力，這無疑能夠提高合作間組織的滿意度，甚至改善應急合作效率。因此我們提出假設：

H4：個人權力對應急合作關系具有正向影響。

H5：社會權力對應急合作關系具有正向影響。

社會認同理論認為，個體通過社會分類產生內群體偏好和外群體偏見，高地位組織在與低地位組織進行比較時，會認為本組織比其他組織好，并在自尊中體會組織間差異。高地位組織為了維持積極的社會認同，將在合作中利用自己的地位差獲取更多的社會權力和個人權力。隨著本屬于低地位組織的權力被侵占或剝奪，低地位組織將產生不滿并且采用消極的合作方式，進而影響組織間的合作關系。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H6：個人權力在組織地位差異和應急合作關系間起到中介作用。

H7：社會權力在組織地位差異和應急合作關系間起到中介作用。

（四）風險感知的調節作用

在高風險的應急情景下，高地位的組織會意識到，在高風險的壓力環境下，高地位組織需要將低地位組織看作合作群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即如果不讓渡部分社會權力和個人權力給低地位組織，低地位組織可能會無法開展應急處置工作，影響合作群體的應急效率，甚至導致本組織的應急任務無法完成。當高地位組織讓渡部分權力給低地位組織時，在積極區分原則的指引下，低地位組織的成員可能采取行為/認知策略，即通過積極行為以提升本組織形象來獲得積極評價，扭轉外部環境對其不利的影響和看法。因此，在高風險的應急情景下，低地位組織會積極接受高地位組織讓渡的權力，提升應急合作關系的滿意度。因此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H8：風險感知對個人權力和應急合作關系間的關系具有調節作用，風險感知越高，個人權力對應急合作關系的正向影響越強。

H9：風險感知對社會權力和應急合作關系間的關系具有調節作用，風險感知越高，社會權力對應急合作關系的正向影響越強。

根據前文的研究假設，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本文的研究框架

二、數據收集與樣本特征

（一）調查對象與數據收集

本研究從2013年7月開始正式收集數據。研究小組通過現場及郵件的方式向應急救援組織發放調查問卷。調查對象包括四川省礦山救援總隊下屬各應急救援隊伍的基層指揮人員。這些指揮人員都具有大量的應急合作經驗，并處理過交通事故、城市內澇、礦山救援等多種突發事件。其次，被調查者參與的救援任務合作組織廣泛，包括軍隊、消防、醫療、政府機構等，能夠很好的反映組織間地位差異，符合本研究所要調查對象的基本要求。調查問卷采用7點Likert量表進行測量。本研究共發放問卷300份，收回問卷253份，其中有效問卷214份。樣本結構如表1所示：

表1　樣本結構統計（N=214）

（二）測量工具

組織間地位差異的測量，在Sydney Finkelstein［14］的量表基礎上進行了修改，形成了：“合作組織擁有更高的行政級別；合作組織所屬的專業與事件更為接近；組織所擁有的專業技術人員等級更高”在內的三個測項。

社會權力的測量，在借鑒J T cheng［15］合作對象支配權的測量量表基礎上，刪除了其測量量表中與本定義不符及出現矛盾的四個測項。形成了包括：“本組織通常使用自己的方式而不考慮其他組織的想法；本組織愿意用競爭性的策略達到目標；其他組織知道，最好按本組織說的做；有些組織害怕本組織”在內的四個測項。

個人權力的測量，我們在Chen Ji-yao［16］的組織自主權測量量表基礎上進行了修改形成了：“組織有權力影響應急過程的決策；組織在做決策時不必咨詢更高層級的領導；本組織被授權完成相關的任務”三個測項。

風險感知的測量，本文依據Slovic［17］的風險感知模型，形成了“熟悉性、控制性、恐懼程度”三個測項。

合作關系的測度主要綜合Lin Χiao-hua、Richard［18］與Solberg［19］已驗證過的量表，形成了包括：“關系令人滿意、互動十分融洽、合作關系令人失望、感到合作費力”四個測項。

（三）探索性因子分析

盡管本研究采用的是前人開發的成熟量表，并且被學者們廣泛測試和使用，但因運用于應急管理之中，為保證量表的可信性，接下來本文對其進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運用SPSS，得到KMO和Bartlett球形檢驗值為0.82，表明調查問卷結果適合做因子分析。對問卷調查結果展開探索性因子分析，分成五個變量：地位差異、個人權力、社會權力、風險感知、合作關系。表2顯示本研究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模型結構清晰，累計方差解釋率達到了80.258%，并且5因子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87、0.86、0.92、0.87、0.91。在此基礎上，形成較為統一、穩定的測試量表。

表2　探索性因子分析

（四）驗證性因子分析

我們運用Lisrel8.70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分析的結果見表3。5類潛變量的標準化系數均大于0.6，T值大于3.28。同時，由表可見，Chi-Square/df=1.26，小于3。P-value=0.035小于0.05，RMSEA=0.035小于0.05。因此，本研究所確定的5類變量結構模型擬合度較好。

表3　驗證性因子分析

（五）效度檢驗

Fornell和Larcher認為，如果每一個變量的變異抽取量大于各成對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平方值，則可以認為量表具有區別效度。Anderson和Gerbing認為，所有變量之間的最小AVE大于相關系數矩陣中的最大值的平方值，即代表有良好的區別效度。表4描述了各變量的均值、方差及相關系數。對角線上值為各變量AVE值的平方根。

表4　樣本相關性檢驗

由表4的Pearson相關系數我們可以知道除了控制變量和調節變量外，組織地位、個人權力、社會權力、組織間滿意度四個變量的兩兩相關系數都能達到0.05的顯著水平，這表明這四個變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關性。并且各變量間的相關系數的最大值均小于各變量AVE值平方根的最小值。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本研究的量表具有較好的區別效度。

三、實證分析結果

我們采用層級回歸（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ing，HRM）的方式對假設進行檢驗。自變量地位差異對中介變量個人權力（表5中M1，β =-0.346，P＜0.01，R=0.307，R2=0.094，ΔR2=0.094）回歸模型擬合度良好，并且地位差異對組織個人權力負向影響顯著。因此假設H2得到驗證。同時自變量地位差異對中介變量社會權力（表5中M2，β =-0.200，P＜0.01，R=0.199，R2=0.040，ΔR2=0.040）回歸模型擬合度良好，并且地位差異對組織社會權力負向影響顯著。因此，假設H3得到驗證。

表5　地位差異對權力回歸分析

由表6我們可以看出，自變量地位差異對因變量合作關系滿意度（表6中M2，β=-0.286，P＜0.01，R=0.308，R2=0.095，ΔR2=0.073）回歸擬合度良好，并且地位差異對合作關系滿意度負向影響顯著。因此假設H1得到驗證。中介變量個人權力對因變量合作關系滿意度（表6中M3，β=0.450，P＜0.01，R=0.533，R2=0.285，ΔR2=0.267）回歸擬合度良好，并且個人權力對合作關系滿意度呈顯著正向影響。因此假設H4得到驗證。中介變量社會權力對因變量合作關系滿意度（表6中M4，β=0.294，P＜0.01，R=0.319，R2=0.102，ΔR2=0.080）回歸擬合度良好，并且社會權力對合作關系滿意度呈顯著正相關。因此假設H5得到驗證。在將自變量地位差異和中介變量個人權力對因變量合作關系滿意度進行回歸分析后（表6中M5，β1=-0.143，p1＜0.05，β2=0.411，P2＜0.01，R=0.551，R2=0.304，ΔR2=0.284），我們發現模型擬合度良好，自變量地位差異及中介變量個人權力對因變量合作關系滿意度的影響依然顯著，但是自變量地位差異對因變量合作關系滿意度的影響減弱。因此可以得出，個人權力在地位差異對合作關系滿意度的影響中呈不完全中介作用。假設H6得到驗證。最后，我們將自變量地位差異和中介變量社會權力對因變量合作關系滿意度進行回歸分析（表6中M6，β1=-0.237，p1＜0.01，β2=0.248，P2＜0.01，R=0.399，R2=0.159，ΔR2=0.135）。我們發現該模型擬合度良好，自變量地位差異及中介變量社會權力對因變量合作關系滿意度的影響依舊顯著，但是自變量地位差異對因變量合作關系滿意度的影響減弱。因此我們得出，社會權力在地位差異對合作關系滿意度的影響中呈不完全中介作用。假設H7得到驗證。

依據溫忠麟調節效應檢驗方法［20］，如果調節變量和自變量都是潛變量，可以通過三個步驟驗證調節效應：（1）作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回歸，檢測主效應是否顯著。（2）做自變量和調節變量對因變量的回歸。（3）用自變量和調節變量的乘積對因變量作回歸分析檢驗交互效應。如果交互效應顯著則我們認為調節效應顯著。并且，主效應是否顯著不影響調節效應的檢驗。

風險感知的調節作用如表7所示。我們在中介變量個人權力對因變量合作關系滿意度回歸（表7中M2，β=0.528，P＜0.01，R=0.533，R2=0.285，Δ R2=0.267）顯著正向影響的情況下將個人權力與風險感知的乘積加入回歸方程（表7中M4，β1=0.535，P＜0.01，β2=0.163，p＜0.01，R=0.576，R2=0.331，ΔR2=0.309），結果發現個人權力與風險感知交互效應對因變量合作關系滿意度的影響顯著。因此，假設H8得到檢驗。然而，當我們在中介變量社會權力對因變量合作關系滿意度回歸（表7中M5，β=0.308，P＜0.01，R=0.319，R2=0.102，ΔR2=0.080）顯著正向影響的情況下將社會權力與風險感知的乘積加入回歸方程（表7中M7，β1=0.308，P＜0.01，β2=-0.222，p＜0.01，R=0.411，R2=0.169，ΔR2=0.141）發現，社會權力與風險感知交互效應對因變量合作關系滿意度呈負向影響。這與我們的假設H9不符合。

表6　中介效應檢驗

表7　調節效應檢驗

四、研究結果與結論

（一）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探討了組織間地位差異、個人權力、社會權力、風險感知與應急合作關系之間的相互關系，并得到了如下結論：

第一，組織地位差異對應急合作關系呈負向影響，個人權力和社會權力在地位差異與合作關系中起中介作用。這一研究結果符合我們的理論預期。在時間壓力、不確定性與資源稀缺的應急情景下，高地位組織對群體外成員及其行為給予更消極的評價［31］、獲取各類稀缺資源的控制權、優先完成本部門的應急任務，這一系列的行為將導致低地位組織的社會權力和個人權力被侵占，從而降低了低地位組織的應急合作關系滿意度，這與西方應急管理學者對該問題的案例研究結論一致。

第二，風險感知調節個人權力和社會權力對合作關系滿意度的影響。風險感知正向調節個人權力對合作關系滿意度的影響。即風險感知越強，個人權力對合作關系滿意度的影響越高。然而，風險感知負向調節組織社會權力對合作關系的影響。即風險感知越強，社會權力對合作關系滿意度的影響越弱。這與我們的假設相反。我們認為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在高風險情境下，低地位組織更關注自身的安全，高社會權力并不能增強風險規避能力，反而意味著組織必須履行更多的責任，低地位組織會強化本組織的行為邊界，不愿意行使過多的社會權力，因此社會權力對合作關系的影響在風險感知較高時減弱。這一結論表明，在高風險的應急情景下，社會權力將成為合作組織間的“燙手山芋”，組織不愿意肩負更多的社會權力，但愿意擁有更多的個人權力。

（二）理論與實踐意義

近年來，隨著社會對突發事件關注度的不斷提高，組織間應急合作研究在學術界和實踐界越來越受到重視。本文的研究表明，組織地位差異對個人權力及社會權力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個人權力及社會權力在地位差異與組織合作關系間具有部分中介作用，風險感知調節個人權力和社會權力對組織應急合作關系的影響。這一研究理論意義如下：（1）是對社會認同理論在應急組織行為學領域應用的一個拓展，更深層次的剖析了地位差異對合作關系的影響機制，確認了權力在應急合作關系影響機制中的關鍵作用；（2）在中國相對集權的應急管理體制下，地位差異會導致組織間模糊的邊界更明晰，表明了組織認同理論對組織間應急合作有更深的影響；（3）在高風險的應急情景下，低地位組織不會遵照積極區分原則指引來進行合作，他們沒有選擇行為認知/策略來提升組織聲譽的動力，相反更愿意強化組織的邊界，以免承擔過多的責任壓力。這也提示我們，社會認同理論在應急管理領域還需要深入研究。

本文的結論對于應急合作實踐也有重要的啟示。研究發現，在高風險感知的情景下，社會權力對應急合作關系呈現負向影響，而個人權力對合作關系有正向影響。因此，應急領導小組在指揮中，要依據風險的差異區別對待個人權力及社會權力，即在低風險時高層指揮者應采用集權模式，協調好組織間的個人權力和社會權力分配，以便提升應急組織間的合作關系，促使應急組織間的合作產生更好的效果。在高風險的應急情景下，我們建議高層應急指揮者應采用分權模式，高地位組織在與低地位組織充分溝通的情況下，盡可能提前劃清組織間的行為邊界，確定相應的免責前提和條件，充分授權給基層應急組織，以便提升組織間的應急合作效率。

（三）研究的局限性及未來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以組織地位較弱的一方作為調查對象對數據進行收集。地位較弱的一方可能會夸大組織地位差異對合作關系的影響。其次，研究的預測變量和結果變量來自同一份調查問卷，有可能會產生共同方法偏差，使得數據存在測量誤差。今后的研究可以通過對高地位組織和低地位組織進行配對研究，使得數據更加的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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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鄧 婧

Mediating Effect of Power between Status Differences in Organizations and Emergency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Based on the Regulating Effect of Risk Perception

WU Guo-bin LI Hai-yan WU Jian-hua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200 China）

In this paper， we study the influence of emergency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on status differences，personal power， and social power， and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dividual power and social power in group status differences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the regulating effect of risk percep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 power and social power and emergency cooperation.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atus differences， personal power， and social power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emergency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The differences in organization have negative influences on the emergency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and personal power and social power have positive influences on the emergency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Status differences affect the emergency cooperation through the personal power and social power， meanwhile the risk perception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sonal power and social power and the emergency cooperation. Finall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high-level emergency conductor should regulate the power allocation among organizations according to the risk differences.

comparison characteristics among organizations； inter-organization； emergency cooperation；research framework

C936

A ［DOI］10.14071/j.1008-8105（2016）04-0025-08

2016 - 04 - 17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組織間比較特征對跨組織應急合作關系的影響機制研究”（71273203）；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組織間應急合作關系影響機制研究——基于新組織參與的視角”（12YJC630231）.

吳國斌（1972- ）男，武漢紡織大學教授，博士后；李海燕（1979- ）女，碩士，武漢紡織大學講師；吳建華（1972- ）女，博士，武漢紡織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