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是快樂生活的延續

班丹是目前西藏文壇上相當活躍的一位優秀作家。他的散文清秀活潑、灑脫自若，充滿生活志趣，透射著人生智慧，是西藏文壇難得的不承載文化重負的言情說志散文。他的小說創作不但很好地借鑒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敘述技巧，而且從西藏民間文學中獲取藝術資源，不少篇章把二者融合貫通地用于其中，非常高妙，取得了不錯的藝術效果。他的小說在地域背景的設置上，對阿里高原和古格王朝的著意凸顯，是西藏當代文學的一大亮點。從藝術表現的角度看，這是一種敘述策略；從文化歷史的視野審視，這是作者歷史意識和人文情懷的藝術外化。毫無疑問，班丹的這種頗具個性的文學實踐值得我們關注。

文學與人生

胡沛萍（以下簡稱胡）：能否談談您的創作經歷。

班丹（以下簡稱班）：我從1981年在校時開始用藏文嘗試著寫點東西，到現在算起來有30多個年頭。其實我從1994年到2004年10年間，除翻譯幾篇文學作品、與人合作編著《藏語敬語詞典》，便將創作之地撂荒了。因此，搞創作的時間也就是20多年。真正把文學創作當一回事，比較認真地對待寫作，是在我從阿里撤回拉薩（2004年）以后的事兒。老實說，阿里敲醒了我的文學之夢，激發了我的創作熱情。我一離開獅泉河鎮，一種擋不住的寫作沖動、表達欲望如一堆炭火，在我心中隱隱燃燒，使得我的大腦在很長時間內處于高度興奮狀態。起初我還是想用藏文搞創作，畢竟藏語是我的母語，是十分優秀的語種。寫出我眼里的阿里、心中的阿里，寫出存儲于我腦子里的所有有關我的民族和故土的故事。因而，回到拉薩不久，我就在《西藏文藝》和《邦錦梅朵》上發表了部分藏文詩歌和新編民歌，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我的表達欲。有意思的是幾乎在同一個時期，我用漢文創作并發表的系列散文《阿里感懷》受到了讀者的歡迎。這就促使我又一次迷戀上了跟藏文一樣富于魅力的方塊字，寫出了《廢都，河流不再寧靜》、《走進荒原》和《陽光背后是月光》（見《西藏文學》）三個中篇小說。不謙虛地說，讀者反映不差，特別是《走進荒原》受到了藏族女性讀者的廣泛好評，還被一位喜歡這個作品的作家譯成藏文，作了推介。之后又寫出了一些短（中）篇小說和散文。久而久之，我被方塊字牽著鼻子踽踽獨行，走到了今天。由于時間和精力太有限，加之我又不是專業作家，必須要遵守十分嚴苛的考勤制度，不能像不實行坐班制單位的工作人員那樣，相對自由地支配時間，干自己想干的事兒。同時，還要考慮身體狀況，即使時間和精力允許我瞎折騰，可身體不一定支持我。所以，我意識到選擇雙語寫作路線，還搞點文學或其它方面的翻譯工作顯然很不現實。于是，我采取了以漢語為主，藏文為輔的創作策略。

胡：您是什么時候開始對文學創作產生興趣的？那個時候文學在您的心目中是個什么樣的概念？

班：我弄文學夠早的。當年在西藏民族學院上學時，我試著寫起了東西。起初僅僅是出于對文學的愛好（酷愛）、出于對我從書本和老師的講授中了解到的文學大師們敬仰，特別是對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現的“尋根文學”、“傷痕文學”等大量文學作品及其一大批作家的喜愛（當然也不乏好奇成份）而為之的。我畢業時還沒有能夠確定此生的走向，有關除了本職工作，還做點別的什么事情委實沒有明確目標——搞藏學研究，譬如，研究藏族歷史、藏傳佛教、藏族傳統文學藝術、民俗，還是進行文學創作或文學批評，舉棋不定，未能做出選擇。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在學校期間，學的專業雖然是藏族語言文學，但因為在歷史上藏族文學沒有形成能與漢語文學或者世界文學接軌的理論體系，總也走不出《詩鏡》劃定的那點理論圈圈。（《詩鏡》除了回答文學的內容與形式的問題，是否還解決了文學理論所要解決的其它問題我不得而知）。所以，我對文學的學習和了解，僅囿于對一些中外文學作品的閱讀——看個精彩，圖個熱鬧，順便認識一些文學大師。但并沒有系統地學習過可用來指導創作的文學理論。還有一點，那就是我雖為尖子生，可我所掌握的那點漢語，壓根沒法為我鐘愛的文學創作服務。我剛畢業時，連個像樣的報告、請示類的東西都寫不好?，F在回過頭來看，那時我還沒有做好文學創作的充分準備，只知道文學所要完成的使命是要對人的包括生老病死在內的一切給予關照。

胡：以在正式刊物上發表作品算起，您的第一篇作品是什么時候發表的，發表在哪家刊物上？是詩歌、散文，還是小說？

班：我的處女作藏文詩《溫暖的陽光照西藏》是我19歲時寫的，由《西藏日報》副刊發表。作為初學者，我不曾寄予這首詩多大的希望，純屬投石問路的嘗試性“寫作”。不料意外地獲得了“西藏自治區粉碎‘四人幫以來文學創作獎”二等獎（現在回過頭來看那小東西，實在是令我無地自容）。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的藏文小說處女作《走過的路程》也是1982年臨近畢業時創作的，1985被收入西藏“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20周年”獻禮文集《西藏短篇小說集》。打那以后我對文學創作有了更加濃厚的興趣。我的漢文散文處女作《牛糞·烤土豆和我》于1987年由《西藏群眾文藝》發表；漢文小說處女作《酒館里，我們閑聊》于1987年由《西藏文學》刊發。這兩篇作品像是檢驗我的漢語功底和文學修養的試金石，證明了我可以用漢語搞創作。

胡：您在進行創作的同時，還從事文學翻譯。有人說翻譯其實也是一種創作，為了力求準確全面地傳達原作的各種審美信息，您覺得一個從事藏文作品翻譯的翻譯者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素養，需要堅持哪些原則？就您的翻譯經驗而言，您認為目前如何做好藏文創作的翻譯工作？存在的最大困難體現在哪些方面？

班：翻譯，的確是一種再創作。從事藏文作品翻譯跟其它任何文字翻譯一樣，首先，要對文學翻譯有敬畏之心。其次，要有扎實的文字功底和相應的文學語言基礎，做到譯著（文）語言流暢，給人以閱讀的美感。第三，要懂得文學，要有深厚的文學素養。第四，要有嫻熟的翻譯技巧，不能留下翻譯痕跡，做到符合譯入文漢文的表達習慣。第五，要有歷史、文化、宗教、民俗、藝術等方面的相關知識。第六，對待翻譯要有嚴謹的態度，既要忠于原著（文），如實再現原著（文）思想內容，但又不能被沒有翻譯能力，卻能“指點江山”的某些“翻譯理論家”琢磨出來的條條框框束縛住。從西藏本土來說，文學創作的翻譯不論是藏譯漢，還是漢譯藏，基本屬于個人或曰民間行為，沒有，也很難形成一個正規的翻譯隊伍。就目前藏文創作翻譯狀況而言，首先我區的翻譯力量微乎其微，作品翻譯量太小，別說日本，連國內的維吾爾、蒙古族、朝鮮族等兄弟民族的步伐都跟不上，不值一提。第二，以什么作為衡量翻譯質量的標準，各執己見，莫衷一是。加之又沒有能夠作出精準鑒定的機構。第三，即使有人愿意作出犧牲，不惜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翻譯用藏文創作的作品，但其勞動成果未必能夠呈現給讀者。誰給你出版經費？總不能都像平措諾杰先生那樣，以貸款形式預支住房公基金出版譯著吧。所以，最大的瓶頸就是缺乏組織者和資金的投入。

胡：您的創作和翻譯作品都獲得過獎項，您認為獲獎對一個作家的創作有什么樣的影響？

班：獲獎肯定是件好事，這多少會增強你繼續創作的信心，激勵你大膽地往前走。同時也會給你增加壓力——你得考慮突破自己、超越過去。

胡：您覺得藏文創作與漢文創作有什么顯著的差別？二者可以互補嗎？

班：就我讀過的藏、漢文作品來看，西藏作家的藏文創作與漢文創作最顯著的差別在于，起點不同，受眾不同，水準不同。漢語創作在藝術表現形式、敘事策略和表達方式上下的功夫似乎更大一些，站得更高一些，看得更遠一些（我這么說難免會得罪個別藏文作家）。藏漢兩種不同語種創作上，尤其是在表達方面相互學習、取經的空間還很大。

文學世界

胡：自1980年代以來，許多藏族作家都非常注重敘述技巧上的各種探索，先有扎西達娃、色波，后有次仁羅布。您也是一位苦心經營小說敘事技巧的作家。這種苦心體現在您的許多小說中?！稄U都，河流不再寧靜》這篇小說最具代表性，您在其中嘗試著運用了多種敘事方法，尤其是在人稱上不停地變換，讓人覺得有些眼花繚亂。您認為對于一個搞小說創作的當代作家來說，敘事技巧是不是非常重要？

班：講究敘事策略，能夠強化小說的張力，增強可讀性。所以，我也學著優秀作家，爭取在敘事技巧上有所突破。這一愿望在《廢都，河流不再寧靜》《刀》《泣》《飄落的袈裟》等篇什中得到了印證。

胡：《廢都，河流不再寧靜》中包含了您對生命存在，男人、女性，以及人類歷史的思考，這種文學視野是相當開闊的，它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穿透性，也很好地提升了作品的審美價值，您在創作時是否有意識地抱有過讓創作超于地域限制，蘊含超越性價值的藝術目的？

班：對藏民族傳統觀念作出挑戰，以不懈的追問，觸及致命的精神痼疾，是我創作這篇小說的初衷（意旨）。我想，一個民族要想不斷進步，就必須要有自我覺醒覺悟的意識，直面現實，時時自省。

胡：您的小說語言很有特色，我覺得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華麗。二是喜歡用修辭手法，尤其是比喻。三是幽默詼諧。讓我們先說說前面兩個特色。這兩種語言表達方式常常是融合在一起的，您為什么喜歡用這種表達方式呢？

班：小說是語言藝術，必須貼著語言去寫。既如此，在小說語言方面應當有所講究。我非常喜歡泰戈爾、徐志摩、朱自清等作家具有語言魅力的作品，更喜歡余華、阿來和莫言的小說語言。為體現文學創作民族特色，并為闖出我自己獨有的語言世界，我在小說語言運用上刻意將藏文體驗徑直漢文化，講究詞匯形式美感、追求修飾性文風，結果做得太過火，使作品意趣的傳達受到了制約——這種做法并不可取。

胡：您的小說語言的第三個特色是詼諧幽默。因為與您有過幾次交往，我覺得您的這種幽默詼諧的語言風格與您在日常生活中用作交流的語言似乎是一致的。是否可以這樣說，您的作品的語言就是您性格特征的一種外化，換句話說，您的幽默、詼諧的性格影響了您的小說語言？

班：幽默、詼諧的性格是與生俱來的，是很難后天培養的。我本來是個走到哪里，就把笑聲帶到哪里的“快樂王子”。然而因為種種原因，我的這種性格有所收斂。盡管如此，我的小說語言還是秉承了我的性格特征。

胡：談到您小說語言的詼諧幽默，我又一次想到了藏族民間文學，想到了阿古頓巴，您的這種語言習慣有沒有受藏族民間文學語言的影響？

班：總的來講，藏族是個以樂觀豁達、詼諧幽默著稱的民族。我的這種“語言習慣”難免受到藏族民間文學的影響，但也不能排除遺傳基因起的作用。

胡：在思想意識上，您對傳統文化中的一些陳舊落后的因素報以批判態度。當然這種批判并不是直接以否定的話語表達出來的，而是以不動聲色的故事演進呈現出來的，您所采取的態度和方式與扎西達娃的表達方式和文化態度很是相似。您如何看待新舊文化觀念之間的交融替代？

班：新舊文化觀念之間的交融替代是在激烈的沖突和摩擦中，以漸進式演進的方式慢慢完成的。這種過程本身給人的陣痛感有時十分強烈。老實說，新的文化觀念并不一定優于舊的文化觀念。問題是要看哪種文化觀念有利于社會的發展、文明的提升和民族的成長。

責任編輯：佘學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