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上，和盲藝人的十年

姚璐+趙涵漠

亞妮第一次見到盲藝人是在一個傍晚，她從一個農戶家里出來，抬頭看到山頂，數十個男人手搭著肩在山肩上行走，此時太陽還未完全地下沉，“它就是一幅畫，對生命充滿了一種擁抱一樣的東西。你看，當一個手搭在一個人身上的時候，當夕陽灑在他們身上的時候，你就感覺這種生命是跟天地連在一起的?！?p>

攝影 劉萬雷

牽扯

亞妮相信有冥冥中的感應。肉三死去的那晚，她人在北京，翻來覆去地睡不著。第二天一早5點，這種不安的感覺催促著她出發，立刻去山西左權。北京細細地飄著小雨，車開到石家莊，左權縣盲人宣傳隊隊長劉紅權的電話來了，“肉三死了”。

亞妮說不出話，眼淚開始嘩嘩往下流。同伴把車開得飛快，到左權縣是中午，肉三已經蓋著紅被子，肚子上壓上了斧頭，躺在門板上了。

那天亞妮哭得厲害，觸發她洶涌悲傷的是肉三的鞋子。左權縣盲宣隊是一支由盲人組成的賣藝隊伍，白天他們在太行山腹地走村串戶，挨村表演，到了夜里，他們總是擠擠挨挨睡在一個炕上。第二天早上起來，盲人們看不見，只能摸索著穿鞋。運氣好的時候，大家都穿對了，更多的時候，有人會穿錯。肉三最胖，足足有280斤，因此行動遲緩，他穿最后剩下的那雙鞋—總是錯的。亞妮發現，躺在門板上的、死去的肉三，穿著一雙對的鞋子，“我才發現我的三哥真的走了”。

肉三是盲宣隊里最有光彩的藝人之一。他先天失明，耳音極好，是隊里的“定音器”，也是鼓王。他打鼓的時候，總是微微側著頭，用耳朵對準聲音的來源，一出手就是滿堂彩。他總是在笑，從不抱怨命運，他的“名言”是：“咱生下來啥也不見，那叫舒坦，人活就活個舒坦，你球活不過俺?！?/p>

亞妮和盲宣隊以及肉三的故事要追溯到13年前。當時，她還是浙江衛視的主持人，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欄目?！度宋铩酚浾呓衲?月在浙江橫店的片場見到亞妮，58歲的她戴一頂鴨舌帽，長卷發扎起，穿民族風情的燈籠褲。但現在在路邊，在餐館，沒有人認出她來—雖然十多年前，她是浙江家喻戶曉的主持人，有人想聯系她，信封上寫“杭州亞妮收”，就可以了。

13年前她在山西拍攝另一題材，偶然發現當地有這樣一支特殊的隊伍—貧苦的盲人為了求得一條活路，自發地組織成賣藝討錢的隊伍，在山間緩緩行走。當地縣志記載了盲藝人的歷史，這個群體甚至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就存在了，最初他們像其他地方的盲藝人一樣，獨自走鄉賣唱，到富人家里唱段吉祥話賺碗飯吃，后來他們漸漸搭起伙來。在左權，沒有人沒聽過他們的演出。

此圖由亞妮劇組提供

老的盲藝人走不動了，又有新的盲人加入進來。他們在樹林、溝地、山嶺間行走，全縣兩三百個村子，每年必須全部走到，挨個村莊表演，住一夜，第二天清早又再出發，帶走村里給的一點微薄的報酬。大部分盲人加入之前都不懂音樂，但是為了生存，必須學習。

亞妮第一次見到盲藝人是在一個傍晚，她從一個農戶家里出來，抬頭看到山頂，數十個男人手搭著肩在山肩上行走，此時太陽還未完全地下沉，“它就是一幅畫，對生命充滿了一種擁抱一樣的東西。你看，當一個手搭在一個人身上的時候，當夕陽灑在他們身上的時候，你就感覺這種生命是跟天地連在一起的?！?/p>

他們是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隊伍，但一開嗓子，亞妮就哭了。盲藝人習慣仰著脖子表演，毫不吝惜力氣地歌唱，“清清爽爽又天高地闊”，讓鄉野小調迸發出藝術的魅力，“你看我們開花是公園里，它那個開花是漫山遍野，山坳里面一大片”。

亞妮后來才知道中國西部民歌中最具生命色彩的遼州小調，其最原生的狀態和完整的曲牌曲目，就保存在這支隊伍當中。

她為此拍攝了一系列電視專題片，也漸漸與盲藝人們熟識，聽到了許多有關盲藝人生、老、病、死的不同尋常的故事。2006年，她決定以盲藝人為主角拍攝一部故事電影。

攝影 才源

在那時沒有誰能想到這部電影一拍就是10年。因為資金的缺口，她賤賣了自己在三亞的一套別墅，又把杭州的房子拿去出租，但直到今年，這部電影何時推出仍是未知數。而在十數年的時間里，盲藝人和她相互牽扯，命運的齒輪細密地嵌在了一起—肉三走了，雙明病了，樹偉娶親了，她一一在場，她自己也從臺前風光的主持人，變成了一個時時窘迫的幕后導演，她的父親去世了，她失去了一段戀情，如今依然孑然一身。

10年間，每當她籌到錢了，或者盲宣隊里有什么事情發生，亞妮就去一趟左權。但攝制組從一開始的100多人，變成70多人，再是20多人，到最后，就剩下亞妮和一個攝像師。

那盞燈只為我點

2003年，亞妮最初見到盲藝人時，這支隊伍一共11個人，有微弱視力的走前面，能領著路，肉三走在中間，他得靠前面拉著、后面推著，才能走得動。每個人都背著沉重的鋪蓋。

隊里有明確的規矩，每個村里給的幾十上百的錢，由隊長統一保管著，三成留給已經退休走不動的老藝人—他們大多是光棍，沒人養老，隊里每月給上五十、一百的退休金;現役隊員按勞分配，唱一百句記一分，吹拉彈唱記一分，隊齡每10年記一分，學習好肯幫人也記分。大小賬目毫不含糊，70年來沒有變過。

亞妮見到他們的時候，盲藝人這種生活方式正在慢慢走向衰亡。2003年末前去采訪的《南方周末》記者曾經記下他們為演出費討價還價的一幕：在一個不大的村子演出過后，盲藝人想要150元的演出費，但村長說今年收成不好，只能給100。盲藝人不同意，“我們剛剛出來，就少這么多，以后的村就沒法要了?！弊罱K雙方各讓一步，村長讓會計拿著借據走了好幾戶人家，借到了130元。一個盲藝人訴苦：“很多村子說，明年別來了，農村費改稅后，村上更拿不出錢了?！?/p>

而拍攝完電視片回到杭州的亞妮卻對他們念念不忘。從業20多年，她一直操持文化社科類欄目，在以“人文立臺”為宗旨的浙江衛視，亞妮是標桿性的主持人，但快節奏的電視制作流程令她感到不滿足，2006年浙江衛視向娛樂化轉型，《亞妮專訪》停播，“正好有點空間，其實我一貫來我一直想做一個真正的紀錄片，就是沒有時間，正好延續下來，而且又可以進入電影”，亞妮想拍盲藝人的故事。

她為此寫了劇本，以盲藝人宣傳隊隊長劉紅權的故事為線索，其中有真實也有虛構，串起幾代盲藝人的生死故事。她給自己設立了三年的時間表，一年拍攝，兩年完成后期制作就可以公映。她覺得人們能從電影中體會到自己曾經有過的強烈感動，也希望像過去自己做節目一樣，喚起人們對非遺文化的保護意識。

這部電影的啟動資金是36萬—“五個一工程獎”政府獎勵30萬，臺里給6萬，亞妮當時算了一筆簡單到甚至有點幼稚的帳，“36萬我基本上可以做10個節目……10個節目一個電影怎么的都做完了”。

當地縣志記載了盲藝人的歷史，這個群體甚至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就存在了。（攝影 劉鳳來）

為了寫劇本，她一個人又進了趟山。晚上，她和盲藝人一起住村里，入了夜，肉三的呼嚕聲山呼海嘯般涌起，一屋子男人混合著各種說不清的渾濁氣味，亞妮睡不著，起身走到院子里，山里已經入秋，她團在麥秸垛里，心里想著杭州，后悔了。

在麥秸垛里窩到了天亮，村里送水的女人來了，一進屋就咋呼上了：“咋還點著燈哩？沒眼還點燈哩！”亞妮這才發現懸在炕上的燈竟然亮著。眼前是永恒黑暗的沒眼人用不著燈照亮，亞妮意識到，“那盞燈只為我點”。

后來她在書里選用了這張照片：一群剛起床的沒眼人，頭頂上一顆碩大的燈泡。亞妮說，實際上那是一個只有15瓦的昏暗小燈泡，她請美術人員后期調大了，“當時對我來講這盞燈好大呀”。

很多時候，她會提到，拍攝這部電影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意義，但面對《人物》記者，她說，最重要的堅持下來的原因是“不忍心”，“沒有說我一定要把非遺的保護如何如何，沒那么復雜，我一直覺得能不能把這個事情做得好一點，對他們有一點點交代，把他們的日子再過得好一點，這樣我走的也心忍一點。要不然于心不忍，就非常非常簡單，真的就是這樣?！?p>

2016年，一家視頻網站直播盲宣隊在鄉間的演出。（攝影 邢蘭富）

心思單純的盲藝人對她毫不戒備，把生死坦然交到她手上。當時在現場協助拍攝的政府工作人員王彬說，有一場拍攝卡車飛速朝沒眼人駛來的戲，亞妮要求盲人不動，聽著車的聲音來了也不能躲?？ㄜ嚰幼泷R力，到離他們3米遠的地方才停住。司機下來就和亞妮吵了起來：“這根本就不能干，這要死人的！”王彬至今不能理解，平日里十分缺乏安全感的沒眼人為什么會對亞妮產生這么強烈的信任，“盲人就不躲，盲人就聽她的”。

另外一場戲，是拍沒眼人走雪原的大景，鋪天蓋地的大雪把河床變成了雪原。鏡頭從沒眼人的腳往上搖。肉三照舊穿錯了鞋，腳上一只是黑色的棉鞋，一只是草綠的球鞋。亞妮喊人幫他換雙棉鞋。肉三臉上凍得烏青，身上直打擺子，但就是不換。給他換鞋的女孩發現不對勁，拉過來一看，黑色的棉鞋已經成了一坨冰—之前過河的時候，肉三踩了冰窟窿。女孩吼他，你咋就不吱聲？??？肉三還是笑。

沒眼人總是在笑。因為無法看見眼前的世界，他們保護自己的方式，就是拼命地把自己的善意捧到來人的面前。和他們聊天，總是聊到一半，他們突然沒來由地關心起了來客—一個人來的？多大了？在哪里吃？在哪里??？習不習慣？好像自己的事情無關緊要似的。

齊刷刷的耳朵

盲藝人們的配合并不能抵銷亞妮在資金上的窘境?！皼]想到拍電影是這樣的?！卞X成為了她的頭號煩惱。

她開始參加飯局，向商人拉投資，走穴演出，跑堂會，這是此前自認清高的她不屑參與的。她不得不為錢的事情與攝制組周旋—當地的攝制組中途提出要加錢，她記得特別清楚，“有一個服裝師或者化妝師走過來說，亞妮姐姐，你趕緊把你的磁帶藏起來吧，要不他們一會兒就會偷磁帶了?！边@讓她覺得，“最可靠的就是沒眼人他們，他們不會欺騙我，他們不會爾虞我詐?！?/p>

10年過去，電影拍拍停停，亞妮如今已經積攢了500個小時的素材，可是她到現在仍然覺得沒夠，老想著再進山補一點。但有的人已經不在了，當年穿紅襖的小姑娘，如今棉襖只到肚臍眼了。后期也沒做完，她無力承擔每天1000元的機房使用費和每秒7000元的特效制作費，最后一環天價的宣發費用更令她望而生畏。談及電影的未來令她變得煩躁不安，她也沒有信心，電影是不是能走到完成的那一天。

一個好朋友數落她：“你看你拍個戲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你好好找個男朋友，連個安慰都沒有現在，你在那里干什么??？”說到這里，亞妮臉上黯淡了一下，“我有個男朋友，國外的，不錯，那大家都很好，你成天往山里跑……你也沒有時間、沒有精力去進入這段情感，那你肯定要做選擇對不對？”

10多年來一直陪著她去拍攝的攝像楊銘說，亞妮年少時在戲班待過，常把“我們當年戲班如何如何”掛在嘴邊，“中國人的這種倫理是她做事情的一個依據，而不是現代社會的人所需要的計算”。戲班里重情義，年齡大的就要照顧年齡小的，“她老覺得對這幫盲藝人要負一定的責任……她越幫就越放不下?！?/p>

最讓亞妮感到愧疚的是女兒，女兒在寧波外公外婆家長大，高三那年考托福，每周末去杭州上課，“我從來就沒碰到過她，一年時間大概碰到過一次兩次，她到我的宿舍里邊、家里邊給我打掃好，冰箱擦完，然后放一張紙條，媽媽，你的冰箱太臟了，我已經幫你打掃過了，我已經幫你買好了水果，把冰箱堆滿，上完兩天課坐大巴回寧波?！?/p>

“女兒在美國8年，正好這八九年時間我在山里?！崩细赣H一生積攢的20萬稿費也被投入了電影。女兒念的是天體物理專業，亞妮記得女兒并不怎么喜歡數學，問女兒為什么選這個專業，“她說媽媽，這個專業是可以拿獎學金的，就這么一句話我完全明白了……你想想看，如果她在美國讀書一年20萬要不要？肯定要，我到哪里去弄這個20萬?！?/p>

而在沒眼人那里，無論如何都說不出口放棄的話，她說，沒眼人有個習慣，“他把耳朵側向誰你就知道他在關注誰，他們有的時候齊刷刷地耳朵對著我的時候，我就知道他們在想聽我說點什么，他們可能也在想你是不是要回去??？你是不是要怎么樣??？……大家吃得好，穿得好，別了也就別了，扔了也就扔了，恰恰是這批人他耳朵對著你的時候，你根本就說不出口”。

起初，她告訴盲藝人們，拍了電影，他們就有好日子過了，就能娶上媳婦了。于是，隔上一段時間，盲藝人會給她打一個電話，問電影怎么樣了。到了近兩年，打電話時，誰也不提電影了。

但亞妮卻日漸被他們影響，這些盲藝人有的是先天殘疾，有的是后天所致，他們樸素地面對厄運的方式，是相信這是宿命的安排?！度宋铩酚浾咭姷降?個盲藝人，都提到了“命運”這個詞。而亞妮也漸漸相信，“一個電影有一個電影的命”。今年6月，她講述盲藝人故事的圖書《沒眼人》出版，促成她寫作這本書的重要原因是她開始感到絕望，“我覺得這個電影靠我這樣做下去是杯水車薪，那我就寫書?！?/p>

電影成為一種日漸稀薄的紐帶，在不斷交往中建立的感情卻深厚起來。亞妮說，有時候她半夜剪片子，“我看到肉三這么高興地在唱，我有時候心里就很難過，有的時候會落淚?！泵鎸Α度宋铩酚浾?，有的盲藝人會抱怨亞妮，抱怨她當導演是那么嚴苛、固執，但他們又用“家長”、“家人”這樣的詞語來形容她。當聽說亞妮的父親去世的那天，他們擺出一排凳子，坐朝東南，為亞妮的亡父唱了一天一夜的歌。

消逝的世界

亞妮聽盲藝人陳玉文講過，過去隊里有著心照不宣的約定，如果有隊員在行走途中掉下懸崖，呼喊幾聲沒有應答，其他人就接著上路，這是他們“活著唱、死了埋”的人生哲學。

如今，他們靜靜地走入傳統的消逝中?！度宋铩酚浾咴谧髾嗫h城盲人宣傳隊的團部見到了隊長劉紅權，2009年，他們搬離了原先住的沒有暖氣的老戲臺來到這里。這是位于縣城一條巷子里的獨門院落，過去是地震局的辦公場所，地震局搬走后，政府部門把院子里的10間房子翻修，又新建了7間房。如今盲藝人有廚房、餐廳、浴室和排練室，8間宿舍里都配備了電視給盲人聽。排練室里堆滿了樂器，滿墻都是盲宣隊事跡的招貼。

劉紅權有電腦，也有iPhone 5，每天，他跟著導盲犬在院子里轉悠幾圈。在上一只導盲犬多多病逝之后，有足足兩個月，他沒有出門，直到新的導盲犬黑豹來到身邊。他已經不相信自己會成家，“沒有那媳婦兒的命”，導盲犬就是自己的陪伴。劉紅權家就在縣城，除他之外，其他隊員每人分得了一套廉租房，有了住房，他們有的和親戚同住，有的收養了孩子，有的也能找個女人，漸漸都有了小家。

這一切改變最初來自一支文化部下鄉進行非物質遺產保護的采風隊伍，他們發現了盲藝人，并將其帶去北京演出，盲藝人獲得了大量的報道。此后當地政府給他們辦理了農轉非戶口，每個人有了最低的生活保障金，慢慢地，吃穿住行都不用發愁了。如今他們是當地的文化名片之一，當地的新聞報道里用宏大的詞匯形容他們，“一直肩負著宣傳黨的政策的責任，后來又承擔了弘揚傳統文化的任務”。他們不時會收到來自各地電視臺、劇院、大學的演出邀請，從第一次在北京演出緊張得說不出話來，到現在，不僅年年都去北京，更遠的、他們最向往的韶山，也已經去過了。

劉紅權說，隔壁的幾個縣也有盲人宣傳隊，但現在已經零落得不成樣子，他們都羨慕左權的盲宣隊。劉紅權對生活已經非常滿意了：“現在已經每天吃的白面大米了，那你再好能好成什么樣？”

可在亞妮看來，“當他在北京演出……甚至在中央臺演出的時候，我一般都不看，我也很高興他們能這樣，但是他們的狀態，氣喘吁吁地唱不上去的，或者說有一些色彩，包括形象色彩、聲音色彩都被在減損，這種減損從藝術效果來講不是特別理想的?！眮喣萦X得，當他們失去生存的迫切壓力時，“向天而歌的狀態沒有了”，她感到，“這個群體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講已經消失了。但是這種消失它存在我的影像里，存在我們的記憶當中，存在歷史的軌跡里，我覺得這代人完成使命，問心無愧……我覺得我們沒有必要，也沒有理由去要求他們繼續流浪賣唱，繼續過光棍的生活?！?/p>

隊員們漸漸老了，有的老人已經走不動了，最年輕的也已經40歲以上，不再有新人加入進來?，F在盲人也有別的出路了，去學按摩，比走村賣唱收入要高，也不那么苦。春秋兩季下鄉演出，他們一天出150元包一輛面包車，不再背著鋪蓋行走，以前兩三個月的路程，現在20多天就能走完，有的村子連村支書都外出打工去了，沒人派飯、派炕，不表演就走了，聽曲的人也少了，電視里、手機里，什么都有。

劉紅權有時候覺得，亞妮也老了。他不知道亞妮是什么模樣，但是他能聽出來，“聲音也不是原來那樣子了”。

65歲的陳玉文已經是一口假牙，一吊起嗓子，假牙就掉下來了，和十幾年前一樣，他還是相信吃煙灰能治療自己的胃病，抽煙的時候用手抖抖縮縮地在下面接著，抽完煙，一仰脖子，一抿，一把煙灰進了肚里;雙明得了糖尿病，20出頭的閨女不能離遠了，在小區門口百貨店做著收銀員，好照顧老爹;張林慶不僅看不見，如今聽力也喪失得差不多了，他孤獨地坐在家里，渴望交流卻無法交流。

老隊長王玉忠又回憶起了40年前的自己如何跟著這支隊伍開始在山間行走，他21歲時不慎被炸瞎了眼睛、炸聾一只耳朵、斷了半截手臂。殘疾使他受盡了屈辱，他一天沒吃東西，到山腰一戶人家討水喝，他還剩一點點視力的右眼明明看見人家灶臺上有一鍋水在冒著氣，可是人家就是理直氣壯地說家里沒水。他說那一次他想到了死，想跳崖自盡。但后來跟著盲哥們走了3個月，先學著敲鑼，后來他用橡膠把琴弓綁在自己的斷臂上，吃盡苦頭學會了拉二胡，就這么活了下來，活到了現在。

采訪結束已是晚上10點，《人物》記者請王玉忠在路邊小店吃錯過的晚飯。他點了菜單上最便宜的豆芽炒莜面，沒想到端上來卻是加了辣椒的，他不會吃辣，但拒絕再點上一盤別的菜。

“么事么事”，幾乎是為了不辜負記者的款待，他大口吃著莜面，極力壓抑著被辣到的痛感，實在辣得難受了，就喝一點眼前的陳醋。桌上另外3個沒加辣椒的菜，他卻只是拘謹地動了幾筷子。

“哎呀，亞妮拍這個電影受罪咧?！彼煌烁心顏喣?。

“沒眼人也受罪了吧？”記者問。

“呀，沒眼人也受罪。沒眼人習慣咧?！?/p>

（實習生李慕琰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