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臺灣的幾個概念史話題

作者丨汪毅夫

有關臺灣的幾個概念史話題

作者丨汪毅夫

“高山族”

1993年2月，我為寫作《臺灣“高山族”之名的商榷》（收拙著《臺灣社會與文化》，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 年9月版）向陳國強教授請益。承陳國強教授告知：“高山族這個名字，同新聞界的老前輩李純青有關系?！?/p>

陳國強教授是廈門大學人類學系著名學者，曾主持《高山族社會和歷史調查》（1958）研究計劃；李純青曾任臺盟總部副主席。

幾年以后，我在陳國強教授等人編寫的《高山族歷史研究》（中國人類學學會1999年編印，非版本書）讀到詳細說明。略謂：“新聞界老前輩李純青（1908-1990），曾任臺盟中央評委主席，早年任《大公報》首派駐臺北記者，介紹當時報界遇到的難題，是臺灣少數民族的名稱怎么辦的問題。因次日新聞報道的需要，經多方商討，最后采用了‘高山族’這個名稱。其意是，（一）否定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時期歧視性和殖民主義性質的族稱‘蕃族’和‘高砂族’；（二）臺灣島雖小，但它自北到南有62座3000米以上的高山（其中3500米以上的22座，最高的玉山是3995米），屹立在祖國的東方，稱得上是美麗的高山之島，自古生活在這個島上的少數民族，是勤勞勇敢、不屈不撓的民族，有資格被冠以這一高尚的名稱?！?/p>

茲就聞見所及，補充如下資訊：

1．1945年10月18日，《臺灣新報》以《高山兄弟歡天喜地》為名報道“新竹州下竹東、大湖及蘭陽方面的山界”的少數民族住民聽到“日本降伏”消息的歡喜情況，以及“‘高砂族’的名稱也希望抹消，叫做‘山的兄弟’可也”的訴求。在這則報道里，“高山族”之名呼之欲出也。

2．從李純青早年的訪臺作品來看，刊于1945年12月6日重慶《大公報》的《愛國熱潮中訪問臺灣寶島》里，用“番社”“番民”“理番”“生番”等名；刊于上?！洞蠊珗蟆?946年1 月18日的《認識臺灣同胞》里，已改用“原住民高山族”“高山族”的名稱。

3．從官方文件看，制訂于1945 年3月的《臺灣接管計劃綱要》有“對于蕃族，應依據建國大綱第四條之原則扶植之，使能自決自治”之條款；1946年7月22日《花蓮縣花蓮區士林鄉高山族概況》乃使用了“高山族”之名。

4．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后，《花蓮縣紛擾紀實》（1947年3月18日）有“高山族秀林鄉長林明勇”“高山族阿眉族有識之士亦不附和”等語用了“高山族”之名；1947年3月26日，奉命到臺“宣慰”的白崇禧《對高山族廣播詞》10次使用“高山族”之名。

5．1949年2月26日，香港《華商報》刊發消息《臺盟代表謝雪紅安抵解放區，臺盟向新政協提出處理臺灣問題意見》，消息披露謝雪紅將向新政協提出的處理臺灣問題的五點意見（我稱之為“謝五點”），其第五點是“居住本省之弱小民族（高山族）享有平等之權利，不受任何差別歧視，各種族得在現住地域建立各自治單位”。

香港《華商報》當時是中共華東局掌控的報紙。謝雪紅的意見用了“高山族”之名，也顧及了高山族的“各種族”。

6、我藏有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政大學政治部編印的《華北軍大》第25期增刊（1949年9月）。該書所收《臺灣隊兩年來教育工作的幾點經驗》（施均、辛喬）3次使用“高山族”之名：“漢族和高山族”“一個高山族同志田福達”“打破了回臺灣先解放高山族的狹隘想法”。該文作者之一的“施均”當時是臺灣隊政委；后來以“史明”為名墮落為“臺獨”分子的施朝暉當時用“林拓”的名字擔任臺灣隊教員。

“中華民族”

1920年，梁啟超在寫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時創用了“中華民族”的概念。

“中華民族”不是民族學意義的“民族”的概念，而是政治學意蘊的“國族”的概念。

“中華民族”是在中國這個共同疆域上共同生活、共同進步的各民族的總稱。

1945年10月18日，《臺灣新報》載《高山兄弟歡天喜地》，其文曰：“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臺灣區團部視察員王萬得，十七日自山界歸來，訪問本社。關于日本降收以后的山界情形，言明如左。我三星期以來，巡訪新竹州下竹東、大湖及蘭陽方面的山界。各地的高山兄弟，聽到日本降伏之喜訊，也同我們兄弟一樣，手舞足跳。他們極喜歡，切實要變中華民族，這樣希望也要本省人后援始可達其目的。又關于‘高砂族’的名稱也希望抹消，叫做山的兄弟可也。山的兄弟有日中（即近日）遣代表要歡迎陳長官之計劃云?！?/p>

汪毅夫為全國臺聯機關工作人員授課

其時距1945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尚有7天，“陳長官”即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也尚未到臺，臺灣少數民族各族群乃以“切實要變中華民族”為大歡喜，因為臺灣就要回歸祖國，臺灣少數民族各族群重新與大陸各民族擁有中國這一共同疆域也。

王萬得后來曾任臺盟總部副秘書長。

“中華民族”在臺灣是“熟語”，也是“熱詞”，在臺灣“日據時期”“黨外運動”時期也是閃亮的概念。

例如，1924年，蔣渭水在“治警事件”里的法庭辯論使用了“中華民族”的概念，驕傲地聲稱“臺灣人明白地是中華民族”。

又如，1979年8月15日，臺灣“黨外運動”的重要刊物《美麗島》發刊詞也用了“中華民族”的概念。略謂：“我們認為，在歷史轉折點的今天，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讓民主永遠成為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在臺灣1800萬人民對中華民族所能做的最大貢獻?！?/p>

臺灣“棄民”

1895年3月23日，清朝政府被迫與日本明治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條約經光緒皇帝與明治天皇分別“用璽”即蓋印批準后，于當年4月14日換約。

約之第二款將“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列島”等地列入“劃界以內”，“永遠讓與日本”。

是為割地條款。

消息傳來，舉國悲憤。輿論大率以“痛失山河”為題。例如當年5月，吾閩先賢林紓在為《周莘仲廣文遺詩》所寫的引言里寫道：“集中作，在臺灣時紀行攬勝為多，皆足補志乘之缺。嗟夫，宿寇門庭，臺灣今非我有矣。詩中所指玉山、金穴一一悉以資敵，先生若在徒能為伯詡之憤耳，究不如其無見也。余杜門江干，以花竹自農，一鋤之外，了不復問。今校聞先生遺詩，感時之淚，墮落如濺，念念先生于無窮矣?！鼻樵~感人，令人不禁仰天扼腕長嘆息也。

授課現場

然而，割地條款的背后，是未訴諸文字的棄民條款。臺灣既割，生活在臺灣這片土地上的人民面臨的是“棄民”的命運。

1895年農歷四月初四，在北京參加會試的臺灣舉人汪春源、黃宗鼎、羅秀蕙，“取具同鄉京官”臺灣進士葉題雁、李清琦“印結”，在光緒皇帝用“璽”即批準《馬關條約》之前，向都察院上書，力爭不可。其文以“臺民忠勇可用，但求朝廷勿棄以予敵”為中心意思，略謂：“林爽文之亂，諸羅一縣被圍半載，義民四萬死守城中，以地瓜野菜充食，卒能力遏兇鋒，保全臺地。高宗純皇帝諭旨嘉獎，賜名嘉義縣，是臺民忠義之氣久蒙圣鑒二百年于茲矣。甲申法人內犯，由滬尾登舉，臺民奮力死戰，殲斃法酋，此尤明效大驗者也?！庇种^：“與民生為降虜，不如死做義民?！?/p>

在臺灣近代史上，棄民和“棄民”的概念乃發生于茲。

1905年，臺灣詩人洪棄全在《臺灣戰紀》一書的自序里寫道：“自古國之將亡，必先棄民。棄民者民亦棄之。棄民棄地，雖以祖宗經營二百年疆土，煦育數百萬生靈，而不惜軏斷于一旦，以偷目前一日之安，任天下洶洶而不顧，如割臺灣是已?！?/p>

1934年，臺灣畫家劉錦堂（王悅之）有詩曰：“臺灣淪亡四十年，棄民不復有人憐。送君歸去好耕種，七十親慈依杖旋?！庇钟小稐壝駡D》名震畫壇。我觀《棄民圖》，心有戚戚焉。圖中棄民并非衣不蔽體，而是鞋、帽、衣、褲，一體嚴實。畫家的匠心于此具見：有誰能看到棄民身上的傷、心里的痛呢？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常謂：我們要理解臺灣人民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特殊心態。誠哉是言也。割地條款是我們應當了解的“特殊歷史條件”，“棄民”心態則是我們應當理解的“特殊心態”。

“臺灣人的悲哀”

我藏有臺灣旅平同鄉會、天津市臺灣同鄉會、臺灣省旅平同學會編印的《臺灣二·二八大慘案華北輿論集》（1947年4月20日）之復印本。

書中有刊于北平《世界日報》1947年3月8日的《臺灣人的悲哀》，副題是《當了五十年的奴隸，如今又沒飯吃了》。其文記當年臺灣米荒、物價飛漲、失業劇增、學潮頻發和自殺、貪污等社會問題，以及“臺人口中失望論調”甚詳，描述了臺灣“二·二八”事件發生的社會背景，很可注意。

作者薛綏之（1920-1985）是山東鄒平人。臺灣光復初期在臺北擔任國文教員，兼任北平《世界日報》駐臺北記者。薛綏之后來歷任山東師院、聊城師院和山東大學教職，是著名的魯迅研究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專家。

薛綏之首次用“臺灣人的悲哀”深刻地表達了“外省人”對“臺灣人”的同情。

薛綏之另有《旅臺雜記》刊于《北方雜志》第6期（1947年5月），亦很可注意。

“國語”和“普通話”

常聽臺灣朋友說起，臺灣說“國語”，大陸講“普通話”。

實際上，“國語”“普通話”以及“華語”都是我們使用的“共同語”的名稱。

周有光《當代中國的文字改革·序》謂：“共同語的名稱也經過演變。清末民初稱‘國語’（國家共同語）。五十年代稱‘普通話’（漢民族共同語）。1982年的憲法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全國共同語）。新加坡和海外華人稱‘華語’（華人的共同語），名稱不同，實質相同?！?/p>

實際上，從清末民初迄于今日，“國語”和“普通話”之名在中國一直是并用的。

清代末年的情形是：

1．1906年，拼音文字的制定者朱文熊提出了“普通話”之名。

2．“（1910）年底，議員江謙向資政院提出了一個說貼，對學部奏報的《分年籌備立憲事宜清單》中所列國語教育事項，舉出八點質問，提中包括：是否主張用合聲字母拼合國語以收統一之效？”

3．“1911年，清朝學部召開‘中央教育會議’，通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案》，這個提案為統一國語提出了很具體的措施?！?/p>

附帶言之，清末學部大臣唐景崇乃是末任臺灣巡撫唐景崧的胞弟。

民初迄于民國38年的情形是：“國語”之名被普遍使用，“普通話”（或“普通語”）之名也被通常使用。

茲舉例說明和證明使用“普通話”或“普通語”情形。

1．魯迅《兩地書·四二》：“校旁只有一店，店中人能說幾句‘普通話’，但我懂不到一半?！?/p>

2．魯迅《兩地書·四六》：“昨天雇了一個人，叫做流水；然而是替工，今天本人來了，叫做春來，也能說幾句普通話?！?/p>

3．魯迅《我的種痘》：“他用了很流暢的普通語，勸我們從鄉下逃來的人們，應該趕快種牛痘?！?/p>

4．陳萬里《泉州的第一次游記》：“護路軍隊多山東、河南人，跟他們說普通話，居然稱‘老鄉’?！?/p>

5．張星烺《泉州訪古記》：“有江西僧某，能普通語?！?/p>

6．張星烺《泉州訪古記》；“適有晉江人陳育才者，能普通語，來周旋吾輩?！?/p>

7．張星烺《泉州訪古記》；“鄭先生能普通話，問其先人之事，慷慨而談，有其先人豪爽之風?！?/p>

8．鄭時霖《臺灣考察報告（1938）》：“辜氏為日本貴族院議員，現年七十一歲，原籍福建同安，先世移居臺灣，迄今已百余年。辜氏操普通話甚純熟，年雖古稀，而精神矍鑠?！?/p>

9．鄭時霖《臺灣考察報告（1938）》：“杜氏為臺灣醫專教授，現任中央研究院技師，曾旅華多年，操普通話甚純熟?！?/p>

10．臺灣義勇隊《臺灣先鋒》：“葉同志是臺灣屏東人，回到祖國來只三四年而普通話卻說得很好?！?/p>

11．臺灣義勇隊《臺灣先鋒》：“本隊每星期六均有一次講演比賽會，主要目的在使同志們練習普通話和增強對某問題之認識?！?/p>

1949年迄于今日的情形是：大陸地區在1955年確定“普通話”為共同語之名，臺灣地區則普遍使用“國語”之名。

大陸地區確定以“普通話”為共同語之名乃是出于如下考量：“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共有56個民族，其中漢民族人口占全國總數的94%左右。國家實行民族平等、語言平等的政策?！吨袊嗣裾螀f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的自由?！撕?，歷次憲法都明確重申：‘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p>

在國際活動中，漢語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語言，過去叫‘國語’。新中國成立后，為避免‘國語’這個名稱引起國內少數民族的誤解（以為國家只推行漢語而輕視或歧視少數民族語言），所以在1955年10月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期間，經過研究討論，決定將規范的現代漢語（同時也是中國各民族間的族際共通話）定名為‘普通話’，并確定了普通話的定義和標準。這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的現代漢語’?！?/p>

在我看來，此一考量照顧了少數民族的感受，是相當合理的。

囿于歷史條件，“將規范的現代漢語（同時也是中國各民族間的族際共通語）定名為‘普通話’”的約定不曾及于臺灣地區。然而，“名稱不同，實質相同”也。

2016年丙申正月初一至初三日寫于京城寓所，新春試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