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生產隊長的記憶

魏雪耿

蘇南地區從1953年起先后組織了互助組，1955年下半年建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7年10月轉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8年9月建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直到1983年春，蘇南地區全面開始了第二次分田到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生產責任制；同年8月，建立了25年的人民公社也結束了其歷史使命。當時，曾有農民說，“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所謂“解放前”，意思是結束了三十年的大集體生產，重又回到了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方式；就像走了一個圓圈，從起點走到終點，卻又仍然回到了起點。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農村大集體生產時，在我的家鄉——蘇州城東陽澄湖畔的跨塘人民公社的干部群眾中，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國民黨的稅，共產黨的會?！币馑际菄顸h統治時期苛捐雜稅多如牛毛，而共產黨來了召開的會議實在太多。

農村大集體生產時期，我們的各級黨組織和地方政府，尤其是農村基層的人民公社、生產大隊是如何領導農民進行生產勞動的呢？其方法，用簡單的一句話來說，就是“開會”。上面召開一個會議，下面層層傳達貫徹其精神，最后落實到生產隊的干部和社員身上。從公社到大隊、到生產隊，干部們幾乎成天鉆在會議堆里。

1965年有關會議的統計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輟學回鄉務農，二十來歲即擔任了生產隊長。因為有一個做作家的夢想，為了積累素材、練習寫作，從1963年下半年開始，寫了整四十年的日記（計200多萬字）。2009年我開始學打電腦，在一位作家前輩的鼓勵下，我把日記全部打印了出來，并把它編輯為《一個蘇州農民的四十載日記》。這個過程讓我似乎又重活了一遍，尤其那段我親歷過的大集體生產的日子，對我感觸很深?，F在，我把1965年吳縣跨塘人民公社（現在屬蘇州工業園區）召開的兩級（公社、大隊）干部會議、三級（公社、大隊、生產隊）干部大會等情況，單獨輯錄成《1965年跨塘公社有關會議統計》；把我家所在的前莊大隊召開的生產隊長、會計、積極分子（生產隊骨干）、社員大會等也單獨輯錄成《1965年跨塘公社前莊大隊有關會議統計》。我想，把開會這筆賬整理出來，也把實行責任制前后的糧食產量對比賬理出來，也許對于如何正確認識這段三十年大集體生產，正確理解三十年來農民為什么沒有富裕起來，是會有一些幫助的。

關于《1965年跨塘公社有關會議統計》，簡單歸納如下：

一、公社兩級干部會議：1965年跨塘公社共召開兩級干部會（簡稱二干會）16次，累計實際時間共20天；跨塘公社25個大隊，合計大隊干部參加會議共花去1125個工日（按一天一個工日計算）。

二、公社三級干部大會：1965年跨塘公社共召開三級干部大會（簡稱三干會）24次，累計實際時間共54天，合計大隊干部參加會議花去6875個工日；跨塘公社335個生產隊（其中一次3人參加、二次2人參加、其他每次1人參加），合計生產隊干部參加會議花去19765個工日。大隊干部和生產隊干部共花去26640個工日。

三、公社貧下中農代表大會：1965年跨塘公社共召開貧下中農代表大會5次，累計實際時間共17天。參加代表1150人次，列席代表（大小隊干部）710人次，累計14天；合計參加會議的代表共花費29490個工日。

四、縣委、縣政府召開的三干會、四干會：1965年2月5～11日，吳縣縣委政府召開四級干部會5.5天，跨塘公社出席每個大隊干部4人，計100人；每個生產隊出席生產隊長1人，計335人；合計為435人X5.5天=2392天。9月17～27日，縣委縣政府召開三干會10天，跨塘公社出席每個大隊書記1人，計25人，合計為250天。兩次會議共花費2642個工日。

以上總計59897個工日。沒有計算公社干部參加會議的時間，也沒有計算民兵、共青團、婦聯等其他條線召開的會議。

關于《1965年跨塘公社前莊大隊有關會議統計》，簡單歸納如下：

前莊大隊共10個生產隊，1965年全大隊總人口約800人。

一、生產隊長會議。1965年召開隊長會43次，每次折0.5天或0.3天，累計實際時間22天，合計220個工日；每次隊長會，大隊正副職干部基本上都會參加，每次按7人參加算，合計154個工日。共計374個工日。

二、生產隊會計會議。全年統計到8次，累計時間7天，計70個工日；加上大隊會計，共計77個工日。

三、積極分子（骨干）會議。全年召開21次，每次0.3天或0.5天，每次每隊參加3～5人不等；合計小隊干部536個工日，大隊干部80個工日，共計616個工日。

四、全大隊社員大會。全年召開大隊社員大會14次，有時男女社員分別召開，每次按0.5天計算；每次參加人數按400人計算（其中男160人、女240人），則全年為1960個工日。

五、其他會議全年召開貧協代表會、農技員會等5次，計52個工日。

1965年前莊大隊召開的有關會議時間，總的累計3079個工日。以上統計同樣沒有計算民兵、共青團、婦女等條線單獨召開的會議，以及純粹的大隊干部會議。

關于以上兩個統計中有關干部參加會議的頻率，再作一個簡單的歸納：

大隊支部書記：以上兩個統計中，1965年大隊支部書記參加公社召開的有關會議和參加大隊召開的有關會議，共計130次，平均2.8天開會1次；共計參加會議145.5天，平均2.5天開會1天（不包括純大隊干部會議）。

生產隊長：以上兩個統計中，1965年生產隊長參加公社召開的有關會議和大隊召開的有關會議，共計108次，平均3.38天開會1次；共計參加會議113天，平均3.23天開會1天（不包括幾乎每天晚上要召開的生產隊社員會議，包括評工計分等）。

我為什么選擇1965年統計呢？首先，因為我是1965年1月開始擔任生產隊長的，日記記錄得比較準確；其次，1966年開始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相當長時間內公社、大隊召開各種非生產性的會議時間就更多了。

會議的實際功效

首先，會議的經濟代價不小。

1965年跨塘公社召開的有關會議，共花了59897個工日。拿大隊來說，光一個前莊大隊自己召開各種會議，花去了3079個工日；前莊在全公社來說，屬于規模中等的大隊，全公社25個大隊，以此推算（只能算個大概），全公社就相當于76975個工日。公社和所有大隊召開會議的時間加起來，總共是136872個工日，應該說，這不是一個小數目?？梢悦黠@地看出，地方黨組織和政府對農民種田管得太細也太辛苦了。

據我的日記記錄，我所在的前莊大隊第一生產隊，1965年年終分配水平是0.90元（1個工日單價），在當時全公社的分配水平中，也屬于中等。若136872個工日，按我隊的分配水平折算，便是123185元現金。

1965年，跨塘公社的農業人口是20938人（《跨塘鎮志》126頁），這筆開會的人工費攤到每個農民身上就是5.88元。1965年，農村總戶數5139戶（《跨塘鎮志》316頁），平均每戶攤到23.96元?？雌饋磉@數字很小，但是，1965年就跨塘公社來說，相當多勞力不強的農戶年終分紅拿到手的現金也就幾十元，而這幾十元需應付全家下一年度的各種開支。六十年代初，農村青年去參加社教工作隊，月工資也只有20～22元。

以上僅算了會議參加者的人工費，并沒有計算會議組織者開銷的各項費用。

其次，從開會的實際情況來看會議的功效。

參加會議的人并不認真聽和學。1965年7月7日～9日，跨塘公社召開三級干部大會。8日，我的日記中有如下一段話：“開會當然有益處，但像今天這種會議效果不大。比如，下午的大會，我估計有40﹪的人在會場外，在會場內的也只有約60﹪的人在聽；在認真聽，做記錄的則極少。又比如，上午參觀現場，許多人不好好看，有的抄近路，看到走在前面的人在回來了，后面的人立即轉身向后走，反當了先鋒。不是想學點什么，而完全是應付、趕任務?！?月11日，前莊大隊召開社員大會，當天晚上我的日記中，記下了如下一句話：“大隊召開的社員大會，到會的人不多，婦女更少，時間拖得很晚?！边@種情況不在少數。大隊主要領導對于社員大會最怕兩件事：社員帶小孩來和婦女帶針線活來。社員大會，男人視作休息的機會，婦女則利用來做針線活。

各級領導都寄希望于通過召開各種會議把上面的精神貫徹下去，兩干會、三干會、骨干會、社員會等，層層開會，反復灌輸；干部開會后又要進行檢查、評比，以求得最好效果。其實不然，會開得越多，基層干部和社員越容易產生疲勞感，甚至于逆反感。為什么？因為他們認為，反正種田人做什么、怎么做，我們自己都做不了主；上面怎么說，我們怎么做就是了，聽不聽都一樣。

三是基層干部的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影響了會議的效果。1965年1月18日，在我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通過今天的討論，我感到有些隊長不夠認真，發言不熱烈，有的根本沒有正式談過，但倒是大多很會說笑。我對老X的印象也不夠好。我是指他作為一個黨支部書記，連討論的題目都說得不恰當。說話雜亂無章，沒經過認真思考。雖然，不能對一個農村基層干部要求過高，但作為當了十多年干部還是目前的水平，不能不說平時在工作上很不鉆研，而是應付?！?0月31日前莊大隊召開了隊長會，當天晚上我的日記中也有如下一段話：“對于下午的會議，我和其他隊長都感到無次序，沒有好好解決問題，盡瞎扯了一些別的。這是因為開會前大隊干部沒有好好商量統一?！鳖愃频那闆r不在少數。

貫徹上面會議的精神，應該結合本地（公社或大隊）的實際，事前應認真研究統一，做到切實可行，心中有數。但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大多數農村基層干部本身文化水平低、能力差，如果加上責任性又不強，那么，在貫徹上級會議精神時，許多內容就被層層“貪污”掉了。當然，這也不能全怪干部本人，客觀上當時的農村干部基本上都是從土改和合作化運動初期涌現出來的比較能說會道的積極分子，有的雖讀過幾年私塾，但大多數是文盲，僅在建國初的夜校、掃盲班和工作實踐中學會了幾個字。以我家所在的前莊大隊來說，三名主要干部，書記和大隊會計是道士出身，對農業生產較外行，大隊長是沒讀過書的。當時公社其他大隊的主要干部狀況，大體上也與前莊差不多。他們去參加上一級召開的會議，很少有記筆記的，記也記不多，大都是憑腦子硬記和會議參加多了養成的一種記憶的本能，回來傳達貫徹自然難免會打折扣。大隊干部的總體水平尚且如此，生產隊干部的文化水平則更低?？傊?，鑒于當時農村基層干部的實際狀況，能對各類會議的實際效果有過高要求嗎？

四是最終結果影響了干部的責任性和群眾的積極性?！吧厦媲l線，下面一根針”，層層開會最后都落實到生產隊長這個針眼里；一個生產隊，一百多個人，天天要見面，各種矛盾又都集中在隊長身上。生產隊長是農村里官銜最小、責任最大、做得最苦，卻又是最不討好的人。因此，在大集體生產那段時間內，生產隊長“摜紗帽”是一種普遍現象，有些生產隊幾乎所有的男人都輪到過當隊長了。大忙中公社下鄉干部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給“摜紗帽”隊長戴“帽子”。

大集體生產，如何做到“按勞分配”？靠的是評工計分制度。然而，農業生產大多是使用簡陋的生產工具，采用的是傳統的生產方法，不可能像工業生產那樣制定規范精確的操作流程，所以任何評工計分的方法總有空子可鉆，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公平合理。人或多或少會有私心，況且是習慣于小農經濟的農民。當時農村里流傳有這樣一些順口溜：“出工一條龍，生產大呼隆，干活磨洋工”……

責任制前后的產量對比

1983年春跨塘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生產隊作為一級生產組織和核算單位已不再存在。體制改革后，解放了大批農村勞動力，農村工作的重點開始向鄉鎮工業轉移，在我的日記上，已經沒有了“三級干部大會”的記錄。即使是鄉鎮兩級干部會議，也是開得少之又少；涉及農業生產的會議，與大集體生產時期相比可以忽略不計。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每個鄉鎮設立農業服務公司和多種經營服務公司，各個村設立農業服務隊（站），為承包農戶提供各種服務。較大的農機具歸村服務隊，平時做好維修保養，大忙時保證給農戶耕地、灌水、水稻生長期的水漿管理和糧食作物收割等。對于三麥、水稻種植、管理中的一些有利于提高產量的科學方法和措施，農民們會自覺執行，無需干部來反復檢查督促。

根據《跨塘鎮志》記載：責任制前的1982年，跨塘公社水稻面積36195畝，單產428.7公斤，總產15520噸；加上三麥總產5240噸，全年糧食總產20760噸。

責任制后的1984年，跨塘鄉水稻面積36835畝，單產453.8公斤，總產16716噸；加上三麥總產6188噸，全年糧食總產22904噸。

1984年比1982年水稻總產增加1196噸，三麥總產增加948噸，全年糧食總產增加2144噸，增10.3%。

1982年上交國家糧食9110噸，1984年上交國家糧食9590噸，增加480噸。增5.3﹪。

不爭的事實，1983年分田到戶以后，跨塘公社（鄉鎮）與全國各地一樣，不僅糧食產量繼續穩步增長，同時，鄉鎮工業的發展突飛猛進，經濟、糧食持續雙豐收；并不因為干部很少管農民種田了，不再召開那么多會議了，糧食產量就受到影響?！?/p>

（責任編輯：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