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連云港兩次社教

吳乃華

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叫搞“四清”，由于我在揚州師范學院實習期間，曾被抽調到揚州六圩、江都談套工作隊參加過社教，1965年夏畢業分配到連云港后，亦被安排到市郊云山、云臺工作隊工作一年多，尤其是歷經連云港的兩次社教，所見所聞所思，至今難以忘懷。

那時我所在的這兩個社教工作隊，都是由地方黨政和駐軍派員聯合組建的。第一次于1965年9月初進駐云山鄉白果樹大隊，黨政主管為李茂如、丁全普等，分工在埝頭生產隊的工作組成員有徐圩鹽場干部徐佃才、軍隊干部李淑玉副連長和我3人。

翻開日記，云山鄉工作進點前集訓我記下的主要活動是，“今天以10人為一個小組，學習‘前十條與‘二十三條，這兩個文件閱讀不止一次了，但我越學越心明，越學越有勁”，認為“社教好比大熔爐，它考驗鍛煉著每一個人；運動的激流必將我們引向一個廣闊的道路上去。黨組織為我們年輕一代提供了這樣好的條件，那就看我們能否經得起陽光、雨露的滋潤而不嬌慣，以及狂風、暴雨的襲擊而不動搖了”，并表示，“要把工作搞得出色些，不辜負上級對我們的培養和教導”。上午接到通知，下午我便打好行包，遵循要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的“三同”和“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要求，奔赴所指定的基層“安家落戶”了。

正人先正己。我們都相信，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工作組成員要率先垂范，嚴格做到生活上不特殊，與百姓打成一片，有條件的要求吃住在貧下中農家里，一般自繳伙食費10至12元、糧票28至30斤，不得超標，多吃多占。而對犯有這樣那樣“四不清”的村、隊干部，包括多吃多占總額達到百元以上的，發現一個查處一個，有多少查處多少、退賠多少，情節嚴重、數額較大的，還要上報受到黨內或行政撤職處分，絕不手軟。

在白果樹大隊埝頭生產隊，我兼職與貧下中農積極分子當“查賬員”，可說“非我莫屬”，理由之一是我上學前就學得一手好“算盤”，大學畢業前又經受過兩次社教的鍛煉。但當記錄幾十戶人家多年來的集體經濟賬，什么收支總賬、社員往來明細賬，一年幾本，幾年來一古腦兒堆在面前，讓你一看就覺得頭皮發麻，何況要尋覓出對錯是非，對被查者和群眾都應有個圓滿交代。我堅信工作量再大，也不會難倒我的。而這一次非同以往，上頭說要從“嚴”，絕不讓貪污受賄包括多吃多占者在經濟上占到便宜?？傤~超百元是個“杠杠”，其界限可要把握得住，站穩立場。

那時，國民經濟剛有好轉，干群之間往來吃喝似乎有所回升，我暗自思忖：對可定可不定性的，就不定不退，認錯作檢討，讓其過關。這次被我核查的是生產隊會計金增培，發現他經管的賬目還算清楚，但違規總額已接近當時所劃的“紅線”，是推他一下，還是拉他一把？我和當時參與定性分析的工作組成員及群眾代表決定，按后者方式“從寬”辦理了。當我們圓滿完成這一批社教撤離該生產隊時，那位及時“下樓洗澡”過了關的隊干部，也夾在歡送我們工作隊員的隊列之中，齊唱“河深海深不如階級友愛深”等流行歌曲。這，或許是群眾對我等被評為“五好隊員”的肯定了。

這之后的一次，是從1966年4月21日起進駐云臺鄉大村大隊，到當年12月23日、26日軍地工作隊員先后撒出，也同樣歷時8個月。這批進村的工作組負責人是市機關干部謝中學、李廣瀛，成員有農水口的宋鐵基和新浦農場知青周海云、盛良等；守備部隊政委郝沖蹲點，秘書科長兼警衛王玉明，機要科長耿尚德、干事于瑞河，作戰科的徐運啟、齊立先，后勤參謀李漢生、乍啟型，還有李賜真及醫助葛秀海等為工作組成員。

我在這次社教中，是個既當隊員，又兼搞文字工作的“材料員”，感覺特別忙碌。白天，要參加各種形式的干部群眾大會，向他們講明這次運動的主旨和工作隊的來意，包括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思想教育、宣傳黨的政策等方面內容，都要記錄在案，并要找那些暫被“掛起來”的“四不清”干部談心，促其“下樓洗澡”，早日過關；晚間，我還要挑燈夜戰，寫簡報，常常困得我睜不開雙眼。同住一室的軍隊干部王玉明，每天也要趕寫文稿上報司令部，他見我這樣困倦，十分關切地從他那衣袋里挪開警衛用槍，取出香煙勸我也抽一支：“趕一趕‘瞌睡蟲，吳同志！”那時我們不分軍民、官銜或年長、年輕，凡是稱呼工作隊員的，都約定俗成為“同志”。

吸別人的煙多了，總覺得不好意思，于是我便從剛領取的40多元月薪中，擠出一點錢買“槍煙”，不知不覺也有煙癮了，竟自我解嘲說：“拿筆桿子的，免不了要與‘煙桿子為伴！”或許這種“激勵”真能出“成果”：僅在1966年5月至11月中旬，我整理或執筆的《大村工作組開展群眾自我教育工作計劃》《大村工作組召開四類分子訓話會進行階級教育的做法》《大村六隊抓革命促生產的啟示》《大村工作組怎樣組織社員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和《破舊立新破私立公宣傳提綱》等上報材料，陸續被市有關部門《情況簡報》、《社教簡報》選用轉發的，就達27篇之多。這些“成果”，成了運動后我被推薦搞新聞的依據之一。

在傳達和掌握這次社教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過程中，特別是進入運動后期，文革“寧左勿右”的失控及偏差情況時有發生，所帶來的損害及后遺癥，處于基層的工作隊實難以挽回。當狠揭猛批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烈焰蔓延到農村，大村大隊也沒幸免。一位章姓家里的字畫不知被哪方造反頭兒當作“四舊”給抄沒，直至新市委成立，仍有外調者找上門尋其下落，我這個當時“成天埋頭寫匯報，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工作組材料員后來稱秘書的，僅以愧疚之心相送釋疑。那時，處于風口浪尖的基層黨組織也都經受著嚴峻考驗，據事后傳言，有個當了造反派的預備黨員，強逼在任鄉黨委書記張玉佩交出存放檔案的保險柜鑰匙，欲公開其機密為“大批大揭”提供“炮彈”。這位書記寧可忍辱下跪，也拒不允諾。多少年來，人們每提起這事，仍令我敬佩不已。

然而，工作組成員尤其是大學畢業生、下放知青，多半時間是堅持與農民同勞動，受教育的。一次，我與社員們運肥下地，當輪到我去糞坑打糞，兩桶糞才裝滿，剛要提擔上肩，忽然間遠處拋來一泥塊，“撲通”一聲掉進糞坑里，臭水濺了我一身：此時是丟棄擔子回去換洗衣服，還是不屑一顧，繼續干下去？我的一舉一動，周圍群眾都看在眼里：發牢騷、罵一通，或以牙還牙，心想都不可能，也沒必要，因為惡作劇的那位青年，正尷尬地站在一旁，似乎認錯了。何況被濺臟衣服，對干活的農民來說那是經常碰到的，不值得計較。如果我做出與眾不同的舉措，就違反了大學生下農村接受鍛煉的初衷。

時間的推移和農活的磨練，使我基本做到：一肩能挑起百多斤重擔疾走千米以上，或每天早上堅持翻山越嶺為房東擔回兩桶山泉水而不覺得累。憑就這股勁頭和工作組領導的信任，我和李副連長被指派，與白果樹隊部的李玉山、高淑倫帶領全鄉200多名民工，先后兩次奔赴兄弟鄉宿城，支援當地規模最大的水庫工程建設。

那個年代有俗語說，虱子多了不癢。水庫工地及周圍好多公里均沒有洗浴設施，冬天干重活出汗多，洗換衣服也少，不少人生了虱子，我也沒幸免，同樣嘗到了“虱多不癢”的苦頭。過分的勞累往往使人不覺得天氣的冷熱了。有天夜間，我與民工們同睡在施工現場的簡易工棚里，一覺醒來，頓時感到腳下涼冰冰的，抬頭一看，被子上面好似覆蓋了一層白被單，頭發也都濕漉漉的，原來大雪鋪天蓋地，柴草編織的簡易門被大風推開了，床頭上下鋪滿了積雪，我們還不知情！這期間，我不僅學會了鑿石取土、推近千斤重的獨輪運土車，一干就是一整天。工余休息時，我還盡到團支部宣教委之責，堅持為團員青年講課，指導識字不多的青年農民填寫入團志愿書，發展了一批新團員。這一年2月，我由徐佃才、李淑玉兩同志介紹，了卻了上中學之初就萌生的入黨夙愿。

當歲月進入到18年后的1984年冬，這一投入成千上萬勞動力，耗時一個冬春自己動手建成的蓄水億萬立方的利民工程，正持續發揮著防洪、排澇、灌溉和飲用等多重效益，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一行來連云港視察，沿著寬闊的水庫堤壩步行到了保駕山，對此三面環山一面臨海的工程及其周邊美景，表示十分贊許。已是省報記者并隨同采訪的我，曾和當地干部群眾一同付出辛勞，也為其補不足一二，見此情景，甚感欣慰！

（責任編輯：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