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優化農村治理模式的思考

劉曉霞+馬帥

摘要：對于農村工作而言，關鍵在于實現鄉村的有效治理。近年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始終注重農村治理模式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初見成效。就吉林省而言，農村工作在取得成就的同時，一些由農村治理模式導致的問題成為經濟穩增長、調結構的障礙。正因為如此，在“十三五”時期，要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必須立足農村的實際，重新審視當前農村治理模式存在的問題，尋求優化農村治理模式的路徑，促進農村治理的現代化、科學化水平，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

關鍵詞：農村；治理模式；社會主義新農村；權力監督

中圖分類號：D66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0475（2016）09-0080-02

農村治理即黨對農村的管理方式，是黨如何代表農民群眾利益、幫助農民實現自身利益訴求的過程。進入新階段新時期，優化農村治理結構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必然要求，是釋放農村經濟活力的必要手段?！笆濉逼陂g在新型城鎮化的實現過程中，農村治理結構存在的問題日趨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障礙，影響基層民主的實現程度、影響農民利益訴求的實現，對農村現代化建設形成制度性障礙。農村治理結構存在的一系列問題，歸根結底是黨對農村的領導是否有效的問題。由于東北經濟增速明顯放緩、人口外流情況加劇，農村治理結構問題在吉林省體現的尤為突出。因此，吉林省要實現對農村德育有效治理，必須從農村發展的新情況、新問題出發，探索解決優化農村治理結構的新思路，進而實現農村治理結構的科學化、制度化。

一、“十二五”時期吉林省農村治理結構的變化

在“十二五”時期，吉林省農村基層民主走上了法治化軌道，農民文化水平、民主參與意識明顯提高，農民開始積極關注、參與村里的各項工作，開始表現出對于基層民主的熱心，一些致富能手開始在農村舞臺嶄露頭角，為農村“精英”登上治理舞臺創造了條件。這在相當程度上化解了農村的矛盾，促進了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提高了農民實現自身利益的話語權，有利于國家在農村基層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從而豐富了基層民主的實現方式，促進了社會主義新農村與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互動共進。以長春市雙陽區奢嶺鎮幸福村為例，2015年的村委會換屆選舉中，超過90%的農民參加了投票，使一批致富能手、經營干才、能人走上了村委會領導崗位。近年來，吉林省通過考試遴選大批高校畢業生擔任“大學生村官”駐村工作，極大改變了農村治理的狀況。

二、“十三五”階段吉林省農村治理面臨的問題

吉林省農村治理結構面臨的首要問題，是面對農村社會結構的變化，基層黨組織如何發揮領導作用的問題。在“十二五”時期，吉林省的農村人口呈現凈流出狀態，大量農村青年進城務工，農村新增勞動力的數量呈現逐漸下降的趨勢，“2011年至今農村勞動力總量的年均增長率維持在1.1%?！盵1]（P.345）在吉林省9個市（州）、40個縣（市）中，超過半數的農村青年外出務工，這些外出務工青年幾乎都從事非農業生產，“舉家外出的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平均比重為17.7%?！盵2]（P.87）外出務工的農村青年很少能夠再回到農村，農村中高素質的人才日益減少，這些變化改變了吉林省農村的人口結構，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占農村人口的比例大幅增加。這導致農村權威削弱，日益空殼化，進行自治的憑借資源幾乎喪失殆盡，影響了農村的建設和發展，導致有的村黨支部組織渙散、甚至形同虛設。特別是在長春市南關區玉潭鎮建國村黨支部，在冊黨員年齡嚴重老齡化，而村里的青年農民對于入黨不積極、對村務漠不關心，而主持工作的老干部由于水平有限、年事已高，落實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這樣必然導致農村治理模式難以實現優化。面對這些深刻變化，農村基層黨組織缺乏適應性，沒有針對這些變化改變自身的領導方式，感覺無所適從，導致了現實工作中無所作為，沒有發揮出自身的領導作用，難以實現科學領導、有效治理。

其次，吉林省農村治理結構面臨的重要問題是如何進一步完善基層自治制度，特別是村委會選舉中的賄選騙選、家族勢力控制、黑惡勢力介入現象仍然大量存在，特別是吉林省近年來在經濟調結構、穩增長過程中，涉及農村的林地、耕地、魚塘，近年來由此引發的利益沖突持續增加。不僅如此，邪教組織和非法宗教組織利用青壯年勞動力減少、留守婦女、留守老人、留守兒童居多的情況，在農村大肆進行非法活動，此外，近年來吉林省農村的封建迷信活動有抬頭之勢，有的地區甚至公然招搖過市。此外，吉林省農村的宗族勢力對農村治理結構具有較大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征地、拆遷等涉及農民切身利益的時候，宗族勢力往往無視國家和集體利益，不顧大局，煽動家族成員與政府對抗，甚至公然藐視基層政權，聲言“天大、地大，不如老太爺子大”，與國家法律、黨的政策公然對抗，煽動村民擾亂社會秩序，妨礙、阻撓執法人員的正常履行公務，妄圖稱霸鄉里當土皇帝，這不僅與農村基層政權是對立的，而且危害社會，危害群眾。[3]此外，村委會專權”“村干部專權”“兩委沖突”“干群對立”還有愈演愈烈的勢頭。這些問題的存在，不是村民自治本身的問題，也不是選舉制度的問題，而是應當如何深化改革，促進村民自治制度規范化、法治化的問題。

再次，吉林省農村治理結構面臨的重要問題是如何通過有效治理實現持久穩定的問題。由于經濟增速放緩，吉林省農村的和諧穩定面臨的問題更加突出：群體性事件上升、刑事治安案件多發，特別是中朝邊境農村成了“脫北者”和流竄犯的避難所，導致社會治安問題嚴重。在吉林省農村，依法治理的秩序規則仍然沒有建立起來，“情大于法”、“公道自在人心”等錯誤觀念仍然盛行，即使在許多本應受法律調整的領域，農民也往往“顧及面子”采用私了和調解的方式解決糾紛。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依法采取民主管理的方式，引導農民自我管理、自我發展，實現農村治理結構的真正優化。

三、優化吉林省農村治理模式的路徑

優化吉林省農村治理模式，第一要義是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提高農村基層組織的履職能力，發揮好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長春市南關區結合黨中央“兩學一做”的要求，把提高農村基層組織的領導能力作為一條主線貫穿于組織建設過程當中，幫助農村基層黨組織找準定位，使之在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成為農民群眾的主心骨，發揮提建議、推薦干部和貫徹上級意圖的作用，體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的有機統一，使農村基層黨組織在維護和發展農民的利益中獲得認同，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長春市雙陽區針對農村治理當中出現的新問題，重點解決基層黨組織如何發揮領導作用的問題、如何發揚農村基層民主的問題、如何實現農民主體地位的問題，使基層黨組織成為農民致富的領跑者、農民矛盾的消除者，促進農村社會治理網絡的形成，使農民能夠得到有效的管理、黨員干部受到監督、農村社會服務治理得到提升、農民致富有人引導，使農村基層黨組織能夠真正解決問題、化解矛盾，促進吉林省農村的發展穩定。

實現優化農村治理結構的目標，關鍵在于使農民感受到自身的主人翁地位，唯有如此才能解決困擾農村治理的賄選、宗族勢力和黑惡勢力操縱等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發揮農村基層黨支部的作用，經常性地開展主題教育實踐活動提升農村的政治參與度，使農民能夠積極地參與到村委會的決策當中來，使農村管理機構權力的運行科學化、規范化。不僅如此，要鼓勵農民進行土地所有權流轉，組成種植業、養殖業合作社，搞集約化經營，使農民更好地共享發展、改革的成果。唯有如此，才能提高農民的政治參與度，這些措施有效地加強和改善了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解決了基層黨組織不作為、難作為、無法作為、無所作為的問題，將村委會、黨支部的權力運行納入法治化軌道，為實現農村的發展和有效有序治理提供了多元動力，為農村長治久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優化吉林省農村治理模式，根本方法是培育農村精英。優化農村治理結構，必須選用年富力強的致富能手帶領農民群眾共同致富。由于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吉林省農村長期處于“空殼”狀態，如何把有文化、能力強、有干勁的青年農民留在農村，發揮其帶頭作用，是當前農村治理過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因此，吉林省必須針對人口結構老化、青壯年農業勞動力少的新問題，必須克服“求穩怕亂”的思想，大膽選用年輕人，鼓勵有學歷、有能力的青年農民大膽地嘗試，大力發展農村經濟互助組織，給予農村經濟組織一定的權力，使之發揮在農村治理結構優化過程中的作用。

十八大以來，中央高度重視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農村治理結構能否實現優化，關系到吉林省經濟社會是否能夠實現健康可持續發展。優化農村治理結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戰略決策。吉林省農村要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新面貌，都需要有一個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但隨著宏觀經濟增速的放緩，吉林省處于調結構促發展的關鍵時期，帶來了部分農村地區尤其是吉林省西部地區以及中朝邊境地區不同程度存在一些社會治理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影響了吉林省農村的安定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因此，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必須優化農村治理結構，深入推進新農村平安建設，努力實現農村治理結構狀況的全面好轉，才能完成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任務。

參考文獻：

[1]李劍閣.中國新農村建設調查[M].上海：上海遠東出 版社，2015.

[2]郭建平.新型農村經營管理[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 社，2015.

[3]姜欣，陶貴斌，李方園.關于優化農村醫療服務的思 考[J].學理論，2015，（22）.

[責任編輯：秦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