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時期禁碑緣由考略

朱英強?

摘 要：眾所周知，立碑頌德、刻石紀功為營喪紀事之頭等環節，自秦漢時期已蔚然成風，頗為盛行。然曹魏時期葬制相比秦漢奢侈浮華厚葬之風就顯得格外儉薄嚴厲，隸屬于葬制的墓前立碑也被封建統治者明文規定限制禁止?！敖睢钡某雠_導致了當時葬制格局為之大變，其形式表現為墓前立碑由轉入墓內的石質、磚制墓志取而代之。我們究其曹魏時期葬事從儉禁止立碑這一歷史現象的緣由，筆者認為無非是基于特定的歷史背景條件而形成薄葬禁碑通行的時代局面。

關鍵詞：曹魏；立碑；禁碑；薄葬

中圖分類號：J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09-0154-02

立碑頌德是生者向墓主表達敬意的一種禮儀，意圖在于借用碑石之凝固傳名于后世，碑文價值更是不可估量，據其內容可考墓主姓名、鄉里、升遷官職與事跡、卒年等。東漢以來刻石之作名目漸多，作為統治者實施“舉孝廉”政策下催生的產物，碑碣云起，“刻石頌德，遍于郡邑，風氣極盛。[1]”由于社會風氣要求和驅使，出現了一批精良的刻工，他們將碑的形制紋飾等方面做到一定程度的精美和講究，且達到了漢代之鼎盛。

東漢末年，戰亂不斷，歷史的車輪來到了“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2]”但正是在這樣一個擁有“魏晉風度”的時期，統治者卻出臺了嚴厲的禁碑令，不禁使人疑惑重重。本文試圖依據文獻史料記載對曹魏禁碑緣由加以考證，探討其產生的歷史根源，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對這一問題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碑”釋名

我們從書法史料中可得清代崇碑思潮的興起使奉為圭臬的經典帖系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挑戰沖擊。阮元作《北碑南帖論》和《南北書派論》，提“碑學”之名，述“尊碑”之情，后學包世臣與康有為繼之。在師法碑志的同時，康并在《書鏡》里作《尊碑篇》將阮元的思想進一步推衍開來，其主張更加鏗鏘有力。阮導其源，包、康助其瀾，弘揚金石碑版，鼓吹窮鄉兒女造像，至此“碑學”始成巨流。那么既然存在“碑學”，我們便會發問具體何為“碑”，其用途又謂之何？

春秋戰國時期《儀禮·聘禮》中就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宮必有碑，可以使日影，引陰陽”等這樣的記載，這就表明碑并非秦時所有，更不是始于漢代，而是在春秋戰國便已產生。據考，先秦時期立于宮廟用來辨認“日影”的豎石，豎于墓穴用來引棺下葬的石柱，建于廟門用來拴牲口的石柱謂之“碑”，但此“碑”的功能與春秋戰國時期的“碑”均為識日影栓牲畜之實用，尚無頌德記功之碑刻銘文，直至西漢時期，“追述”葬銘文字與無字碑結合才變為今天大眾口中的刻碑銘石。

漢末劉熙《釋名·釋典藝》云：

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鹿盧以繩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謂之碑也[3]。

根據劉熙所言，我們清晰地得出漢碑銘石與春秋戰國的實用碑確實用途不一。從先秦時產生的無字、無固定形制的“豎石”原始碑，發展為漢代有“刻辭”、有固定形制、多半為記功以表萬世之用碑，這期間經歷了漫長的演進過程，而“刻石”即是這一演進過程中碑的主要表現形態。因此我們大膽推測曹操所禁之碑實為臣頌君之功德、子揚父之功勛的刻碑銘石，并非下棺、系牲用的原始碑。

二、碑禁之由

《宋書·禮志二》明確提到禁碑始于魏武帝曹操：“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3]”《三國志˙武帝紀》也有記載：“（建安）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誅其妻子，冀州平。下令曰：‘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皆一之于法。[3]”

曹操為何實施禁碑薄葬制，我們試圖把原因列為以下幾點。

1.經濟狀況的優劣與薄葬禁碑有密切關聯

從東漢末年綿延半個世紀之久的大動亂使得中原地區遭受慘重破壞，農業人口銳減，經濟狀況一直未能恢復到漢代水平，就是上層達官貴族手中余糧也屈指有限。黃巾之亂以后，曹操攻克袁譚逐步統一北方，此時社會剛經歷無數大小戰亂，天下凋敝，民不聊生，史載“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4]”戰事的結果必然導致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在這種經濟形勢下，曹操是不會在兵力都不無保證的情況下，調用大量人力財力為自己修建陵墓?！敖睢钡某雠_也正是為了“整齊風俗”，遏制奢侈浮華的厚葬之風，恢復百廢待興的經濟，這并不是當人們主觀愿望，而是在這種經濟條件下，人們被迫喪葬從簡，不樹不封。

2.經學沒落，佛道玄等新生思想合力推動薄葬禁碑的發展

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道德倫理規范依然對封建社會起導向作用，孝道觀念根深蒂固，崇尚厚葬，一系列繁瑣喪葬禮儀皆為社會風俗之主流。曹魏時期，雖仍以孝道治天下，但玄學罕暢，魏晉風度卓然。在生活觀念上玄學家們茍且偷安，及時行樂，思想上則尋求順應時變處世之道，他們蔑視孝道陋俗之厚葬，清淡不仕，主張“以身親土”痛恨立碑的喪葬觀。佛教主張轉世再生，生死輪回，反對厚葬，沒有“孝”的倫理思想，幾乎不掃墓祭祖，人死火葬，不收骨灰，不用土埋，更不立碑。另外本土宗教道家則尊奉并發展老莊“無為”思想，反對儒家積極入世的現實生活態度，對人生持虛無態度，重薄葬而輕厚葬，摒棄孝道觀念。曹魏議郎沐其終制言：“戒氣絕，令二人舉尸即坎，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吊祭之賓，無設摶治粟米之奠。又戒后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4]”他的這種“反真”思想和“裸葬”做法，對后世喪葬有很大影響。至此，天竺佛學、清淡玄學以及本土道學的合力使得人們對厚葬樹碑變得淡漠，關鍵是將作為厚葬理論依托的儒學推下了至尊地位，成為曹魏薄葬禁碑的緣由之一。

3.曹操自身一些因素也是誘發禁碑的緣由

（1）曹魏時期，戰亂紛爭，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也暴露無疑。曹操出身閹宦，政治先天條件不如其他名門望族，且一些世家大族在地方擁有一定勢力影響，而“碑”恰恰又是某種權利、地位、威望的象征，尤其是拋之于黃天化日公之于眾的碑文，考慮到會被其他敵對勢力利用，也能混淆視聽，蠱惑人心，危及到來之不易的統一局勢，禁碑令的出臺與此不無關系。

（2）《三國志》引注《魏書》說“曹操，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后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溫無有緣飾?！薄坝墒翘煜轮?，莫不以廉潔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痹谏钌先绱斯潈€之人，必然不會在喪葬之事上大肆鋪張，曹操這種節儉對身邊的臣屬影響頗大，并產生了切實的效果，后代君主及其曹魏皇室、官員大臣都實行薄葬，魏文帝曹丕即位后，承襲父制，喪事亦從簡，說明薄葬禁碑觀念已深入人心。

（3）災荒年代，社會上盜墓之風猖獗，這種盜墓之事直至漢末接踵發生。況且曹操在征戰中，設置“摸金校尉”“發丘中郎將”，率領部下從事盜墓，以獲取珠寶金銀充當軍餉之用。以免自己的墳冢遭到不測，陵墓不留任何痕跡。曹丕之語更是表明其對掘墓之憂：“自古至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室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豈不重痛哉。[4]”

4.厚葬樹碑潛在的危害導致喪葬制度由厚到薄，碑銘由樹到禁。生活潦倒的普通百姓難免會大肆盜墓以獲取金銀器具和珍珠寶石等?；诜N種危害，曹魏統治者提倡以儉率人，生而節儉，死而薄葬也是禁碑這一現狀緣由之一。

劉濤先生在《魏晉南朝的禁碑與立碑》一文中推測曹魏時期經朝廷特許仍可樹立私碑，情況有二：其一為官方旨意為忠臣樹碑，以示優禮；其二表現為普通庶民或故吏上表懇求為清官良將樹碑，朝廷“降敕許之”，順應民意。曹魏統治下的黃河流域薄葬禁碑一直被貫徹執行，我們今天還能見到這一時期僅存的碑，如《孔羨碑》、《曹真殘碑》、《王基殘碑》、《范式碑》、《郛休碑》等皆是如此。由此可見曹魏禁碑實為勒令限制私家刻石紀功之自由，并非禁絕立碑頌德之民俗。

三、結 語

曹操不曾料到“禁碑令”的出臺竟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通行的政令，墓前的石碑之制既少，埋入墓穴的墓志之作大興，但各朝執行的情況不一樣，時而嚴厲，時而寬緩，盡管樹碑未絕，卻無復東漢之盛。

綜上所述，不僅是曹魏，縱觀整個魏晉南北朝時期雖葬制不一，卻大都不行墓祭，信奉“禮不墓祭”，則必然消減人們在喪葬上的耗費，使之成為簡便，成為趨勢。禁碑是漢末至曹魏乃至整個魏晉南北朝種種因素下的必然產物，由于當時統治者的法令約束和社會經濟、政治動蕩以及特殊思想氛圍，使得薄葬禁碑能得到長期的推行，但歸根結底薄葬禁碑還是在于統治階級選擇喪葬制度的著眼點是否能維護其統治的穩定性?？偠灾?，碑刻“金石銘勒，出于千百載以前，猶見故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寶也”[5]。經過幾千年歷史的積淀，碑已經具有極其豐富而深厚的內涵，是十分寶貴的文化遺產，值得我們倍加重視和珍惜。

參考文獻：

[1] 朱劍心.金石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2] 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 劉濤.中國書法史·魏晉南北朝卷[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

[4] （晉）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59.

[5]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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