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都塞對毛澤東《矛盾論》的詮釋及其局限

黃艾婷++藍江

摘要：為了反駁當時教條主義地解讀馬克思主義的傾向，澄清黑格爾辯證法與馬克思辯證法之間的差異，阿爾都塞對毛澤東的《矛盾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詮釋。在《矛盾與多元決定（研究筆記）》中，阿爾都塞首次借鑒了毛澤東《矛盾論》中的辯證法思想，初步確立起帶有濃郁結構主義色彩的“多元決定”范疇；在幾乎同期的《關于唯物辯證法（論起源的不平衡）》中，阿爾都塞更為直接地立足于毛澤東辯證法的思想資源，對多元決定與事物矛盾發展的關系展開深入分析。由此，阿爾都塞自身思想的發展與毛澤東的《矛盾論》內在地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帶有構鏡論色彩的思想格局。其一，立足于毛澤東關于矛盾的對抗性和非對抗性的思想，阿爾都塞對多元決定的確切內涵作了深刻闡發；其二，通過吸收和借鑒毛澤東關于矛盾特殊性的相關思想，阿爾都塞論證了矛盾結構的復雜性和既與性；其三，通過對毛澤東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思想的深度重構，阿爾都塞確立了自身結構主義的多元決定論思想。公允地說，阿爾都塞對毛澤東《矛盾論》的研究和詮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以別樣的、帶有先驗色彩的結構主義方法凸顯了毛澤東辯證法的豐富內涵。然而，這一解讀也有其局限性：脫離本真的歷史實踐，對毛澤東思想作了過于抽象的純粹理論化處理；“癥候式閱讀”方法單純注重文本自身的問題，而忽視了文本與思想和社會現實更深的邏輯關聯。

法國著名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在其所著的《保衛馬克思》這部重要論著中，極力反對1960年代盛行的兩種傾向：一是以薩特為代表的人道主義思潮；二是蘇聯的“經濟決定論”。在阿爾都塞看來，二者的共同癥結在于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形而上學的教條化理解。支撐阿爾都塞進行批判并建構他自身思想的重要方法論資源正是毛澤東的《矛盾論》。長期以來，我國學界較多偏重于對阿爾都塞本人辯證法思想的研究，對阿爾都塞與毛澤東的《矛盾論》及其辯證法思想的關系鮮有研究。本文擬以阿爾都塞的《矛盾與多元決定（研究筆記）》和《關于唯物辯證法（論起源的不平衡）》這兩個文本為依據，力圖還原阿爾都塞對毛澤東《矛盾論》的解析，以凸顯阿爾都塞特殊的詮釋邏輯，并揭示這一特定詮釋方式的局限性。

一、批判“顛倒說”與毛澤東思想的出場

由《矛盾與多元決定（研究筆記）》可以看出，早在1962年，阿爾都塞在對“多元決定”概念進行闡述的時候，就已經間接地借用了毛澤東的思想資源。而在另外一部論著《關于唯物辯證法（論起源的不平衡）》中，阿爾都塞進一步對矛盾的多元決定問題展開了分析。在這里，毛澤東思想更是多次以直接論據的形式出現。那么，毛澤東思想是在什么樣的一種理論景觀中出場的呢？

從開始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時起，阿爾都塞就力圖剔除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的黑格爾因素。這樣做的直接原因是論戰的需要。他強烈反對兩種傾向，即“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和蘇聯“斯大林化”的經濟決定論。前者的直接理論基點是青年馬克思，而青年馬克思是站在黑格爾哲學基礎上的；后者的本質是一元決定論，阿爾都塞認為這也同樣帶有黑格爾的思辨主義和還原論色彩。唯其如此，阿爾都塞認為，要清除這兩種錯誤傾向，就必須對黑格爾的思辨辯證法進行祛魅，即必須對已經在人們頭腦中根深蒂固了的辯證法的“顛倒說”進行徹底批判。阿爾都塞認為，過去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理解，即“顛倒說”，其含義曖昧不清。所謂保留黑格爾辯證法的方法這個內核，僅僅對其體系進行外部的顛倒的做法是不正確的。這種“顛倒說”的理論前提是把體系和方法看成兩種分離的、不同的東西，簡單地認為，去除唯心主義的體系，將方法的對象從精神變成物質，就完成了對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改造。事實上，這樣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因為體系與方法是一個整體，是統一的、不可分離的。所以僅僅進行簡單的形式上的顛倒無濟于事，而必須對黑格爾的辯證法進行徹底的結構主義改造?！斑@就意味著，黑格爾辯證法的一些基本結構，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對立面的同一、‘揚棄、質轉化為量、矛盾等等，到了馬克思那里（假定馬克思接受了這些結構，事實上他并沒有全部接受?。┚途哂幸环N不同于原來在黑格爾那里的結構?！盵1]81這是阿爾都塞首次明確地提出要對毛澤東《矛盾論》思想進行借鑒，相應地，毛澤東的思想也就首次在阿爾都塞的文本中出場。

阿爾都塞之所以會受到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有著一定的時代因素。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弗雷德里克·杰姆遜曾稱毛澤東的《矛盾論》是“結構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之一”[2]89。的確如此。毛澤東的《矛盾論》對于法國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確實產生了重大影響，也深刻影響到了阿爾都塞。不過，這種影響是通過特定的方式發生的，它是在結構主義意義上對法國馬克思主義產生影響的。也就是說，在阿爾都塞的文本中，毛澤東思想的出場從來都不是以原本的面貌單純地出場的，而是為了他自己的理論目的而讓其結構主義化之后出場的。

二、多元決定論的創立與毛澤東思想的借用

在《矛盾與多元決定（研究筆記）》和《關于唯物辯證法（論起源的不平衡）》這兩個文本中，阿爾都塞集中論證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特殊性。借此，阿爾都塞提出了別具特色的多元決定論思想。在阿爾都塞整體的思想發展過程中，始終在場的是毛澤東的《矛盾論》及其辯證法思想。概括而言，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1.新“矛盾”一般規定的建立

為了將馬克思的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區分開來，就必須對二者的“矛盾”概念進行相應的區分。于是阿爾都塞在一開始就使用了不同于“矛盾”概念的“多元決定”，至于多元決定的涵義，阿爾都塞認為，必須從促使矛盾爆發的矛盾統一體的性質及其過程這個角度進行闡明。對此，阿爾都塞說：“它們在構成統一體的同時，重新組成和實現自身的根本統一性，并表現出它們的性質：‘矛盾是同整個社會機體的結構不可分割的，是同該結構的存在條件和制約領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其內部受到各種不同矛盾的影響，它在同一項運動中既規定著社會形態的各個方面和各領域，同時又被它們規定。我們可以說，這個‘矛盾本質上是多元決定的?！盵3]由此可以看出，支撐阿爾都塞觀點的基本理論正是毛澤東的《矛盾論》。毛澤東關于矛盾的對抗性和非對抗性的論述，給予阿爾都塞以直接的理論支持。阿爾都塞以此將黑格爾與馬克思對矛盾的不同理解區別開來。

在《矛盾論》中，毛澤東闡述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是為了探討社會中的階級矛盾狀況，是為了具體研究各種矛盾斗爭的情況。對此，毛澤東指出，“我們必須具體地研究各種矛盾斗爭情況，不應當將上面所說的公式不適合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斗爭是普遍的、絕對的，但是解決矛盾的方法，即斗爭的形式，則因矛盾的性質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開的對抗性，有些矛盾則不是這樣。根據事物的具體發展，有些矛盾是由原來還非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對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則由原來是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為非對抗性的”[3]355。毛澤東是為了具體說明矛盾的特殊性，才區分矛盾對抗的不同情形。毛澤東明顯強調的是矛盾本身的特殊性對矛盾的限制。而阿爾都塞在論述多元決定的一般規定性時，其強調更多的是諸多矛盾構成的統一體這個結構對矛盾的限制。另外，毛澤東在論述矛盾的特殊性的時候，大部分觀點是帶有主體性的，而阿爾都塞對矛盾的論述則是反主體性的。故阿爾都塞視域下的毛澤東思想顯然是被結構主義化了的，即阿爾都塞對毛澤東的詮釋帶有自己結構主義的理論前見。

2.復雜結構既與性的建構

在《關于唯物辯證法（論起源的不平衡）》一文中，阿爾都塞明確地指出，“關于什么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特殊性這個問題，我們在列寧和毛澤東的這些著作中可以找到問題的理論解答”[1]175。到這個時刻，毛澤東著作已經以顯性的形象被阿爾都塞做為邏輯論證的工具。

阿爾都塞重點提到了毛澤東對矛盾的特殊性定義的三個新概念，其目的是為了論證他個人的觀點：矛盾具有的結構復雜性和既與性。毛澤東所提出的矛盾的三個概念分別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區別、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區別和矛盾的不平衡性。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均為阿爾都塞所關注。在論證矛盾的復雜性和既與性的時候，阿爾都塞較多關注的是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這兩點。不過，阿爾都塞對毛澤東矛盾思想的解讀是建立在結構主義基礎之上的，由此來證明矛盾的結構復雜性和既與性，從而將事物建構成一個有著自身特定結構的矛盾體。

毛澤東對于矛盾的主次關系是這樣論述的：“在復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盵3]320毛澤東如此著眼于主次關系來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具有獨創性，這是對馬克思和列寧的辯證法思想的進一步推進，是結合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的理論發展。也就是說，毛澤東對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研究，是為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其理論闡發是為現實的政治實踐服務的。而毛澤東關于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區分則是為了具體闡明矛盾的特殊性。通過對社會矛盾及其復雜運動過程的分析，毛澤東明確指出不能將所有的矛盾平等對待，在一定的情況下，矛盾會發生轉化，矛盾雙方的地位也會發生轉化。

在阿爾都塞看來，毛澤東關于矛盾的思想正是反對黑格爾思辯辯證法的利器，蘊含著對黑格爾辯證法的總體性和還原論的駁斥，即排斥了黑格爾試圖回歸原始的簡單統一體的理論前提。阿爾都塞認為，毛澤東對矛盾的主次關系和各種矛盾的特殊性的強調，突出的是不同矛盾固有的差異性，即不可通約性。在此基礎上，阿爾都塞認為，毛澤東與黑格爾有著本質差異，前者將事物看作一個由多種矛盾構成的復雜過程，而且這種復雜過程是“既與的”和原生的，而不是黑格爾視野下的從一個原始的本質矛盾發展出來的。顯然，阿爾都塞對毛澤東的矛盾觀做出如此發揮，乃是基于其自身的結構因果觀。這種對毛澤東《矛盾論》及其辯證法思想的詮釋，浸透著阿爾都塞自身的結構主義思想特質。

所以，與其說毛澤東的矛盾觀是阿爾都塞論證矛盾的結構復雜性和既與性的理論根據，不如說阿爾都塞在其獨特的理論視角下重新詮釋了毛澤東的矛盾觀。毛澤東只是明確了各種矛盾的不同地位，阿爾都塞卻站在反本質主義和反還原主義的立場上確立了各種矛盾在結構中的原始存在狀態。由此可見，毛澤東思想的出場，始終只是論證阿爾都塞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工具。

3.多元決定論的形成

阿爾都塞在論述多元決定論的過程中再次提到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與之前論證矛盾的結構復雜性和既與性時強調各種矛盾存在狀態的復雜性和原始性不同，阿爾都塞在論述多元決定論時，是通過毛澤東關于矛盾的不平衡發展的原則來論證的，此時阿爾都塞的理論目的是強調結構的主導性和結構對其要素的支配關系。

毛澤東是這樣來闡述矛盾的不平衡性的，他認為，在研究矛盾特殊性問題中，如果“不研究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那就將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體地懂得矛盾的情況，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正確方法。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沒有絕對地平衡發展的東西，我們必須反對平衡論，或均衡論”[3]326。毛澤東強調矛盾的不平衡性是在強調矛盾的特殊性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矛盾的歷史性，即矛盾的存在狀態并不是永恒的，而是歷史地發展著的，而且在發展過程中，矛盾與矛盾之間的力量也是不平衡的。

對于阿爾都塞來說，矛盾的不平衡性只是支撐其論證結構的論據，在這種意義上矛盾的不平衡性已經被轉義了。那么，在阿爾都塞的視角中，一個復雜整體即一個矛盾對其他矛盾的支配關系的意義是什么呢？他認為，一個矛盾對其他矛盾的支配是與它們所構成的整體結構相關的。復雜整體具有統一性，但不是黑格爾式的表面的差異性和本質的統一性，而是復雜結構自身固有的統一性。所以，在矛盾與矛盾、矛盾各方面之間的支配關系中，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主要矛盾，而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共同組成的結構。阿爾都塞這種反主體的做法本質上是對本質主義和主體主義的一種理論反駁，但他過度注重結構的做法，實際上又是一種新的結構主體主義。

此外，阿爾都塞還將矛盾的不平衡性提升到普遍性的地位，認為矛盾的不平衡性適用于任何情況。這顯然是對毛澤東關于矛盾的普遍性思想的進一步發揮。阿爾都塞認為，對于社會形態來說，社會中具有各種復雜矛盾且諸矛盾的力量是不平衡的，而不同的社會形態之間的具體矛盾的關系同樣也是不盡相同的。所以，推而論之，任何社會形態所具有的矛盾都是不平衡的。

總而言之，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阿爾都塞都是以結構主義的理論前見來解讀毛澤東的。阿爾都塞文本中的毛澤東思想被統攝在結構主義的思考框架之中，因此，阿爾都塞關于對象的解讀，更多的是側重于各對象之間的關系、諸對象之間形成的結構等，而不是側重于對關系和結構中的個體對象的研究。

三、阿爾都塞解讀毛澤東方法論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由上文可見，1960年代阿爾都塞在自身的理論建構過程中曾多次借助于毛澤東的思想資源，實現了他自身思想即多元決定論的創立。阿爾都塞借助于毛澤東的思想資源實現了帶有結構主義色彩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變革，在此基礎上確立了結構主義的社會發展觀。自阿爾都塞解讀毛澤東思想開始，毛澤東思想就成為當代西方激進思想的一大理論資源。故我們有必要厘清阿爾都塞解讀毛澤東思想的方法，以達到對其的辯證認識。

1937年，毛澤東寫作《矛盾論》的目的，是從哲學的高度肅清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和右傾錯誤思想路線，從辯證法的角度對錯誤思潮進行批判，而毛澤東同時期的《實踐論》，是從認識論的角度對錯誤思潮進行批判?！睹苷摗飞罨笋R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賦予辯證法以新的具體內容，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中國革命實踐的有機結合。

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中重提毛澤東，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并且也有特殊的理論和現實訴求。當時，斯大林僵化的經濟決定論受到許多人的反對，人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因此大行其道。當時的阿爾都塞敏銳地看到了這兩種對立思想所具有的相同本質——意識形態，并致力于建立不同于這兩種思潮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

在重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的過程中，阿爾都塞從結構主義角度采用“癥候閱讀法”重新詮釋毛澤東，強調從問題式角度來提問，并將問題式和意識形態、歷史背景結合在一起來思考問題，此種詮釋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造成了對毛澤東思想真實內涵的遮蔽。

一方面，阿爾都塞轉變了毛澤東思想的真實語境，與文本的本真含義不符。馬克思、恩格斯并沒有專門的關于辯證法的著作，其辯證法只是一種實踐形態即具體運用于研究自然和社會的科學方法。毛澤東的《矛盾論》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思想的繼承和發展。而阿爾都塞則不同，他在詮釋毛澤東辯證法思想時建構了帶有濃郁結構主義色彩的多元決定論思想。為了反對斯大林式的經濟決定論和人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阿爾都塞已經脫離了毛澤東思想產生的歷史語境和本真意蘊。從本質上而言，阿爾都塞對于毛澤東思想的解讀是在其癥候閱讀、斷裂說、意識形態等框架下進行。

另一方面，阿爾都塞無法凸顯毛澤東《矛盾論》的實踐品格，其單純的理論建構無法改變現實。長期以來，解讀毛澤東哲學的方法論視角大致有三種，即理論哲學視角、實踐哲學視角和文化哲學視角。理論哲學的方法論視角，是對《矛盾論》等毛澤東的文本進行理論闡釋和發揮；實踐哲學的方法論視角，著重發揮毛澤東思想的實踐品格，將其與社會現實相聯系；文化哲學的方法論視角，是將毛澤東思想與現實中的文化建設結合起來，為文化建設提供指導。由此可見，阿爾都塞詮釋毛澤東思想的理路是典型的理論哲學之路。[4]

眾所周知，毛澤東的《矛盾論》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一大力作，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哲學的大眾化?！睹苷摗分械乃枷胭Y源是匯集了中國人民的革命經驗的，是為解答中國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這類問題的。[5]而阿爾都塞重新詮釋毛澤東思想完全是為了其理論創新的需要，無法很好地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雖然阿爾都塞也有很強的現實關懷，但是，為了保證其理論的自洽性，他在引證毛澤東思想的過程中忽視并抹殺了毛澤東哲學的實踐品格。正因如此，阿爾都塞企圖采用結構主義的方法重建科學的唯物辯證法，而且其所做的努力始終是在理論范圍內的，群眾甚至連大學生群體都難以理解其理論，故其對實踐的實際推動作用較小。

阿爾都塞采用上述方法詮釋毛澤東的思想資源，此種做法不僅沒有能夠回到本真的毛澤東思想，而且也沒有回到本真的馬克思主義。阿爾都塞以特定的理論前見來使用毛澤東的理論資源，并沒有真正理解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和辯證法的本義，反而將自己的結構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強加于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

四、結語

綜上所述，阿爾都塞對毛澤東哲學的結構主義詮釋，開創了具有一定意義的文本解讀方法，取得了一定的理論成果：其一，立足于毛澤東關于矛盾的對抗性和非對抗性的思想，阿爾都塞對多元決定的確切內涵作了深刻闡發；其二，通過吸收和借鑒毛澤東關于矛盾特殊性的相關思想，阿爾都塞論證了矛盾結構的復雜性和既與性；其三，通過對毛澤東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思想的深度重構，阿爾都塞確立了自身結構主義的多元決定論思想。公允地說，阿爾都塞對毛澤東《矛盾論》的研究和詮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以別樣的、帶有先驗色彩的結構主義方法凸顯了毛澤東辯證法的豐富內涵。然而，這一解讀也有其局限性：脫離本真的歷史實踐，對毛澤東思想作了過于抽象的純粹理論化處理；“癥候式閱讀”方法單純注重文本自身的問題，而忽視了文本與思想和社會現實更深的邏輯關聯。對此，我們應采取辯證的態度來看待。

參考文獻：

[1]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M].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2]弗雷德星克·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杰姆遜教授講演錄[M].唐小兵，譯.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55.

[3]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陳世珍.解讀矛盾論實踐論的三種視域[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4（4）：80.

[5]松村一人.論毛澤東哲學的意義（之一）——以《矛盾論》為中心[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1984（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