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進程中失地農民身份認同探討

袁婧

【摘 要】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大量失地農民面對新的生活環境，存在著缺乏安全感、無法認同新身份等心理問題，應在不同層面上培養失地農民的利益認同、社交認同和文化認同感;這是幫助農民群體實現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保證我國城鎮化戰略順利實施，維護社會穩定的迫切需要。

【關鍵詞】 城鎮化進程;失地農民;身份認同;偏差;原因;對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量農民響應國家城鎮化發展的號召離開原本生活的鄉土，進入城鎮生活。面對突如其來的轉變，他們很難在短時間內忘卻原有身份融入城市。因此，提高社會對失地農民問題的關注，引導他們消除心理障礙，實現個體身份認同，盡快融入城市，對于我國城鎮化進程的穩步推進以及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一、失地農民身份界定

“身份認同”一詞源于拉丁文idem，后來發展為identity一詞。學界認為該詞有兩種含義：如identity law（同一律），表“同一”;identity card（身份證），表“特殊”。同一詞包含“相似”和“相異”雙重關系。個人通過比較自身與他人異同來確定自己的身份，這就是身份認同?，F代社會公民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前提是為公眾所認同，而自我認同又是公眾認同的前提。因此，不管在個人或是社會的層面上，身份認同研究都有重要意義。

研究失地農民的身份認同問題，首先應對“失地農民”這一概念做出界定。目前，關于失地農民的身份定位，學術界主要代表性的觀點有，劉翠霄認為失地農民是指以土地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農民在土地被征用后，獲得的有限的補償費根本無法保障其長期穩定生活，這些沒有穩定收入又失去土地的農民就是失地農民。譚淑方對失地農民的界定可簡要表述為一個國家在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過程中，因城市化和工業化用地而產生的失去土地的農民。黃建偉認為，在界定失地農民的概念時，就應當承認其有廣義、中義和狹義之分。區別主要是內涵和外延的不同。趙潔則認為，失地農民在觀念和生活方式上仍保留傳統農民的影子，并因社會保障及戶籍等問題成為城市邊緣人，無法享有城鎮居民的權益。綜上所述，可以做出如下結論：失地農民是農民的土地被依法征用后，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生活，處于農民與市民身份之間的特殊社會群體。這一特殊群體出現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調查數據顯示，2008年全國失地農民總數超過4000萬，并以每年200萬的速度遞增。到2020年，我國失地農民的總數將達到約9000萬人，2030年更將達到1.3億人的規模。

二、身份認同偏差的表現產生的原因及表現

在城鎮化過程中，由于失地農民并不具有充分的心理準備，社會結構的重組使得他們處于矛盾沖突的前線，在經歷如此激烈的震蕩后，必然產生諸多問題。

1、失去土地生存成本增加安全感下降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農業經濟國家，數千年小農思想的影響土地對于農民而言是他們的生產生活資料，是生存的保障。農民在土地上耕作，付出勞動就可以獲得一定的生存基礎。馬克思曾說過，土地是“人類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財產，即他們不能出讓的生存條件和再生產條件”。對于失地農民而言，失去土地就意味著失去長期依存的生產資料，以及與之相關的生存保障。于是乎，他們只能選擇出賣勞動力來換取生活資料，但長期以來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使得農民形成了一個“封閉的社交圈”。在如今的就業壓力下他們根本無法與原住市民競爭，因此大多數失地農民只能從事較為低端的工作獲取低廉的收入。失去土地后一切生活資料只能通過購買的方式獲得，因此生活成本反而會提高，這就大大增加了他們的不安全感。

2、征收補償機制不成熟引發心理失衡

在征地過程中，征地機關與農民都是當事人，農民處于被動地位，政府征地過程中應是擔任“仲裁者”角色，起到緩和矛盾，保護農民的利益的作用。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有關部門常常忘記自己的身份在干預中出現缺位、錯位，不能將保障農民的利益作為首要任務，這也是農民不滿的重要原因。首先政府制定的關于補償和安置的政策就不甚合理。當前的征地補償通常是采用現金一次性發放的方式，制定的補償標準往往只是根據所征用土地當前使用性質而不考慮其增值收益。據調查，在征地過程中，補償和安置費的60%-70%為政府各部門所得，而擁有集體土地使用權的農民只得到5%-10%。有關部門并未充分考慮貨幣補償具有買斷性質，而并不是所有農民都具有長遠目光和理財頭腦，因此部分失地農民在獲得相比他們之前收入而言可稱巨款的收入后往往不知如何應對，甚至養成好逸惡勞的惡習，甚至出現返貧。政府及相關部門如果不能對此問題加以重視，任由坐吃山空的情緒在失地農民群體中蔓延的話，將會嚴重威脅社會的穩定。

3、與原住市民的隔閡導致失地農民身份認同困難

原本生活與耕作的土地被征收后，失地農民離開原本生活的農村進入城市。但是與那些從小立志走出農村并通過自身的努力一步一步實現目標在城市立足的人不同，他們離開農村是一種被動的、無奈舉措，因此即使進入城市生活接觸到城市文化，他們在心理上仍傾向于農民身份。雙重屬性的交互作用使他們即不能擺脫原有農村身份對他們新生活的負面影響又不能敞開胸懷接受城市社會文化。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第一，數千年小農文化的影響和自出生起就習慣的生活方式使得失地農民固守鄉土觀念，在觀念上一時間無法接受身份轉換后新型生活方式，于是就與城市應有的秩序規范顯得有些不協調。第二，在失地農民融入城市過程中，部分原住市民并不歡迎失地農民進入城市生活，認為失地農民搶奪了原本就緊張的城市資源，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他們順利融入城市的進程。第三，城鄉二元結構禁錮著失地農民融入城市的腳步，戶籍制度衍生的醫療、養老、教育等問題使失地農民處于弱勢地位，游離在城市認同的體系之外。

三、強化失地農民認同感教育的途徑

1、在保證生活水平的基礎上，培養失地農民對國家和集體利益的認同

失地農民目前產生的認同困境究其原因是由其所面臨的安全感下降、自身利益受損等現實問題造成的。因此在教育過程中應當堅持馬克思主義物質利益原則，只有把農民關心的問題放在重要位置，努力維護農民權益不受損，才能更好培養他們對國家和集體利益的認同。首先要解決的是就業問題。政府應結合市場需求為失地農民提供指導，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這樣才能有助于提高失地農民對政府的認同度。其次將失地農民納入城市社會保障服務體系，著力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穩步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從而增強失地農民對城市的歸屬感。再次，應當完善當前土地征用制度，規范土地征用和補償程序，保護失地農民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另外，還要完善失地農民的利益訴求機制，充分聽取來自失地農民的聲音。不排除有失地農民的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國家利益會發生沖突的情況發生，這時，征地部門更不可采取強制措施而應當發揮能動性引導他們自覺把個人利益與國家、集體利益有機統一起來，這在客觀上也有助于增強農民對政府的信任，維護社會穩定。

2、構建良好交流環境，促進失地農民對新型社交關系的認同

社交認同是指個體認識到自己所在群體的成員所具備的資格，以及這種資格在價值上和情感上的重要性。是衡量個體融入主體社會程度的重要指標?！笆У剞r民身份認同”這一課題是城鎮化的產物，不是自古以來就有的，因此政府在處理相關問題的時候并沒有預見到其棘手程度，從而有失偏頗，西方國家的城鎮化進程領先于我國，相關部門在應對同一問題時，可以借鑒西方國家的一些有效措施。首先，可以成立負責部門專門開展針對性教育，在失地農民聚居地進行各類宣講幫助他們解答心理問題。為避免失地農民“被排斥”和“被邊緣化”，應在社區中、城市里開展各類符合一般群眾文化程度的文化活動，構建良好交流環境，打開原住市民與失地農民原有“固定社交圈”，拓展交往范圍，實現互動，從而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交流。其次，相關部門在幫助失地農民進行心理調適的過程中可以加入關于城市生活、市民文明道德規范方面的介紹。這是進行公民教育的有利時機，因為社區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其間生活的居民之間有共同的意識和利益以及較密切的社會交往。在這樣一個共同生活的區域內開展各類活動，可以使失地農民充分接觸城市文化，有助于角色轉換的順利完成。充分而和諧的交流環境也有助于消除原住城市居民對失地農民的抵觸心理，使他們主動接納進城的失地農民，實現雙向認同。

3、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養失地農民對城市文化的認同

文化認同，是指文化群體或文化成員承認群內新文化或群外異文化因素的價值符合傳統文化價值標準。經過認同后的新文化或異文化因素將被接受、傳播。由于失地農民長期生活在農村，他們的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就是小富即安、自由散漫，因而如何內化并吸收城市文化是他們走進城市、融入城市的第一大障礙。在當前價值取向多樣化的時代背景下，要培養失地農民對城市文化的認同首先要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動搖，這是我們整個社會主義中國的精神旗幟，評價認同感教育的價值維度?！吧鐣瞎δ艿臐M足需要社會成員接受和遵守社會的共享價值觀，共享價值觀將社會‘粘在了一起?！痹诂F階段，我們要重視并積極推進失地農民認同感教育，以實現“中國夢”為核心充分喚醒失地農民的主體意識，幫助其實現在城市生活各方面的主人翁的身份，在此同時也要提醒失地農民認識到在享有權利的同時也必須要履行作為一個城市市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只有幫助失地農民充分認清新身份所蘊含的意義，提高他們對享受權利與履行義務相統一的自覺性，才能真正實現市民身份認同，才能構建符合時代要求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1] 譚淑方.失地農民思想政治工作研究[D].吉首大學學位論文，2012.

[2] 黃建偉.失地農民的概念界定[J].經濟研究參考，2009.36.

[3] 趙潔.青年失地農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江西農業大學學位論文，2012.

[4] 張紅霞，丁海濤.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失地農民思想政治教育探析[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5.5.

[5] 孫華平，黃祖輝.失地農民社會保障機制創新與和諧社會建設[J].浙江萬里學院學報，2008.1.

[6] 李巖.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政治認同問題研究[D].曲阜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11.

[7] 魯斯·華萊士，艾莉森·沃爾夫，劉少杰等譯.當代社會學理論：對古典理論的擴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55.

【作者簡介】

袁 婧（1991-）女，漢族，江蘇泰州人，揚州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