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諸葛亮的政治悲情

【摘 要】 本文通過分析諸葛亮的政治動力、諸葛亮與劉備之間的矛盾關系以及如何評價諸葛亮的政治悲情三個問題，得出諸葛亮的政治動力是其堅定的政治理想、諸葛亮與劉備之間是政治路線的分歧、諸葛亮與劉備之間的差別是政治家與政客之間的差別，以及諸葛亮的政治悲情與其作為卓越政治家典范之間存在統一關系的結論。

【關鍵詞】 諸葛亮;政治家;悲情;典范

諸葛亮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忠誠與智慧的化身，是三國時期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戰略家。陳壽評他說“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于將略”，評論家們也大都認同諸葛亮據第一位的是政治家，其次才是軍事家和戰略家。那么，諸葛亮作為封建時代無與倫比的杰出政治家，其政治動力是什么？諸葛亮與蜀漢皇帝劉備之間到底是怎樣的矛盾關系？怎樣正確認識和評價諸葛亮的政治悲情？本文試就這三個問題做出評論。

一、諸葛亮的政治動力

諸葛亮一生忠貞盡節，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是最職業的政治家，那么其政治動力是什么？筆者認為是他的政治理想。實現政治理想是諸葛亮人生最堅定的追求，也是最根本的價值所在。政治家是有理想的，政治家的理想首先是解決國家、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問題，其次是思考建設什么樣的國家和社會，最后是以怎樣的實踐方式來治理運行國家和社會，其價值在于解決社會文化理念和治理體制建設問題，根本的動力在于對人類社會形態和管理方式科學性的追求。

漢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強大、最影響漢人在世界地位的朝代，我們漢民族正是在這一朝代確立了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偉大歷史地位，無比強大的封建王朝延續四百余年，生于漢末的諸葛亮素懷大志，是個民族主義者，其理想是不愿意也不甘心這個中國歷史標志性的封建王朝到此覆亡，所以，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興微繼絕，平定四海，興復漢室，為人類探索創造當時社會環境最科學的社會理念與社會管理方式，故而自比政治家管仲、樂毅。他以封建的正統觀念來為自己的政治理想尋求歸宿。當時，曹操挾持天子，竊漢野心昭然，孫吳政治目標不是挺漢，乃是自立，亦非漢統，唯劉備高舉興復漢室大旗，且具備良好素質和皇族身份條件，這讓諸葛亮看到實現其政治理想希望之所在，所以，他選擇加入劉備政治軍事集團。

某些人認為，諸葛亮為報劉備“三顧茅廬”的知遇之恩而肝腦涂地，死而后已，這是不正確的。最能代表諸葛亮政治理想的《隆中對》、《前出師表》兩篇文章的內涵，絕不僅僅是報恩之心那么淺薄。隆中對時，諸葛亮笑問劉備：“愿聞將軍之志?！毙赂嬖唬骸皾h室傾頹，奸臣竊命，欲伸大義于天下”，正是劉備“復興漢室，欲伸大義”這一政治目標黯合了諸葛亮的政治理想，諸葛亮與劉備在草廬之中擬定先三分天下，待時機成熟繼而統一中原的戰略決策。這是三國時期最經典的戰略布局和政治決策，其戰略性意義勝過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策略。

公元220年，曹丕篡漢建魏，劉備集團一直高舉匡扶漢室的以漢獻帝為代表的大漢王朝的旗幟已不存在，漢室既無，那么復興漢室就成為空洞的政治口號，在此情況下，劉備以自己皇族身份再立漢室，于公元221年登基稱帝，國號仍稱漢，史稱蜀漢，自此，劉備集團匡扶漢室的旗幟系指蜀漢的發揚光大和統一華夏。與此同時，諸葛亮的政治理想的實踐土壤就是蜀漢王朝，政治視野是整個華夏大地，這種形勢的變化沒有改變他的政治理念和實現政治理想的堅定意志。

蜀吳夷陵之戰以蜀漢慘敗告終，劉備于公元223年抱恨離世，永安托孤，劉禪即位，歷史選擇了諸葛亮，他成為蜀漢歷史舞臺的政治領袖和軍事統帥。三國鼎立時期，曹操、劉備、孫權、諸葛亮四個政治領袖在不同歷史時期各領風騷。

諸葛亮統攬蜀漢軍政大權之后，將實現政治理想作為一切政治軍事行動的最終歸宿，在《前出師表》中，再次重申其核心的政治理想，“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弊阋娭T葛亮的政治動力來自其從未改變過的興復漢室，北定中原的政治宗旨。

和吳伐魏是諸葛亮統一中原，實現理想的政治外交路線。采取外交手段穩定與東吳的國際關系，采取征伐手段解決曹魏這一主要矛盾。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是政治的手段，在解決現實與政治理想的實現不可調和的矛盾問題時，他必須發動戰爭，采取征撫南夷，六出祁山等一系列政治軍事行動來達到統一中原的政治目的。正是這一堅定不移的政治理想，客觀上表現為堅定的政治行動，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直至五丈原逝于軍營之中。足見，諸葛亮的政治動力來自其堅定不移的政治理想。

二、諸葛亮與劉備之間的矛盾關系

諸葛亮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政治家不同于政客，政治家有理想和宗旨，其謀求的是大多數民眾的利益，而政客僅有政治策略和政治投機主義，其謀求的只是局部的某個集團的利益，政客的視野和思想是狹隘的，與政治家相反，其認為大多數民眾的利益要服從于局部的集團利益。正是因為諸葛亮是有理想的政治家，所以才有政治家的政治策略與手段，這是與狹隘的政客在政治品質上的根本區別。

諸葛亮27歲出山，懷著復興漢室的政治抱負加入劉備集團，劉備說：“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愿諸君勿復言?！敝T葛亮沒讓劉備失望，出手即不凡。赤壁之戰前，“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到柴桑去見孫權，促成孫劉聯盟，取得外交方面的主動和成功，在赤壁之戰中，指揮孫劉聯軍的劉備方面軍配合作戰，并在戰勝曹操之后收回荊州南部四郡，顯示了卓越的政治軍事才干，徹底扭轉劉備集團命運的頹勢。為三分天下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經濟基礎和軍事基礎。歷史的進程不斷地證明隆中決策的科學性和實效性，諸葛亮的政治活動水平在實踐中得到了無庸置疑的證實。

但自此以后，劉備另行組建人事體系，采用與諸葛亮初期合作時極其相佐的組織路線來踐行三分天下的政治路線，諸葛亮自此其軍事指揮才能被長期閑置棄用。劉備入川，用寵統、法正為參謀，到取蜀戰爭后期才調諸葛亮入川，劉備進軍漢中，參謀是法正，又非諸葛，公元221年，劉備因荊州失陷，關羽被殺，悍然發動夷陵之戰，此時法正、龐統已死，但劉備仍未帶軍事家諸葛亮同去征伐。在“槍桿子里出政權”，各政治軍事集團殊死爭斗的年代，劉備讓足智多謀且有卓越軍事才能的諸葛亮遠離軍事，足見其對諸葛亮的信任度是極低的，限制了諸葛亮的權力和才能的發揮，二人內在的矛盾是深層次的。面對劉備夷陵之戰的慘局，諸葛亮嘆息道：“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笨梢?，除了軍事才干被棄用之外，在關鍵性的政治決策方面，劉備對諸葛亮亦不倚重，作為丞相的諸葛亮連最基本的關乎國家存亡的重大政治軍事行動的諫阻資格和能力都沒有，二人在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方面已產生了根本的分歧，且是不可調和的。

就是說，從公元208年赤壁之戰到公元223年永安托孤劉備死去的15年間，諸葛亮是不被劉備信任和倚重的，諸葛亮正是在二十八至四十三歲之間的人生最好的年華被劉備嚴重不負責任地浪費掉。深層次的原因是政治理念的差別，是政治品質的差別。諸葛亮是政治家，政治家至死都會把政治理想的實現作為政治活動的根本。諸葛亮以天下蒼生為本，劉備以個人集團利益為本。諸葛亮實現復興漢室的政治理想必然要解救被曹魏控制的漢獻帝政權，這就在政治路線上必然要聯吳抗曹，解決曹魏這一主要矛盾。而劉備是政客，政客為攫取即得利益，必然要利用法正、龐統、關羽等人制定吞吳戰略，一而再地擴大集團的即得利益，而置漢獻帝政權于不顧。聯吳和伐吳的路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那么，在此背景之下，政客劉備只能讓諸葛亮以丞相的身份主管內政，他本人親自另行籌建核心團隊去組織指揮重大的戰略性的政治軍事行動。

劉備為自己對待諸葛亮的態度和使用方針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造成無可挽回后果。三國時期三大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是：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夷陵之戰。這三大戰役最經典的是赤壁之戰，因為孫劉聯軍戰勝的是精明強大的曹操軍團，是曹操與周瑜、諸葛亮頂級軍事家之間的智力較量，因而這場英雄之間的決斗也最具歷史研究價值;其次是曹操戰勝不可一世的袁紹軍團，曹操在這場戰役的表現亦是可圈可點;最差的是陸遜戰勝寵然大物的劉備軍團，這是軍事家與政客之間的對決，對手之間軍事才能相差懸殊，因而這場戰役基本沒有軍事和歷史研究價值。退一步講，即使當時的蜀漢皇帝劉備因為自己的政治路線確要發動這場戰爭，如果責承諸葛亮隨軍做具體軍事指揮，那就可能是黑白鮮明的兩種結果，歷史也會重寫。

在夷陵之戰之前，呂蒙擊敗劉備所倚重的剛愎自負的關羽，羽失荊州，敗走麥城被擒殺，荊州失守就已失掉蜀國半壁江山，加上夷陵慘敗，蜀國由戰略上的主動，轉為戰略上的被動，綜合國力由據有荊、益二州占當時社會綜合勢力總量的四分之一，降到只剩益州，綜合勢力僅占九分之一。失荊州與夷陵之戰都沒讓時任丞相的諸葛亮參與，劉備犯下了歷史性的錯誤。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最大的即得利益者是蜀漢，但蜀漢成在諸葛，敗在劉備。

深邃的洞察力和預見性是政治家必備的素質，對于劉備的政治伎倆和對隆中共同制定的政治理想的背叛，諸葛亮早就看得十分清楚，因而二人無論從感情方面還是從信仰方面都實際存在著深層次的矛盾，但劉備這個政客抓住諸葛亮作為政治家具備的高尚情操和將個人利益置之度外的道德品格，迫使諸葛亮不能做出反抗。諸葛亮確實是忠臣不事二主的封建文化的殉道者，在任何情形下，他都不會選擇背叛，于是，只好埋頭于劉備分配好的份內事務，韜光養晦，以個人有限的權力影響力為蜀國人民負責，并以當時公認的極高威信和極大的政治渲染力為資本在等待實現政治理想的時機。

歷史終于給予諸葛亮展示才華的機會。夷陵戰敗，劉備病危，當時龐統、許靖、劉巴、法正、關羽、張飛、馬超、黃忠已死，僅剩下最有威望和能力，并且在政治上久經考驗的諸葛亮丞相，劉備預見到自己死后，如果諸葛亮繼續被棄用，蜀國將很可能立即處于休克狀態，因為他深知諸葛亮已經用自己的情操和能力，把其靈魂注入到蜀國軍民的精神世界之中，同時，政客劉備又抓住諸葛亮忠貞盡節這一濃重的封建綱常思想，別無選擇地托孤于諸葛亮。

諸葛亮一登上政治舞臺，即擔負起歷史的重任，蜀漢面貌煥然一新。他當仁不讓，以政治領袖，軍事統帥的地位和氣概，以劉禪相父的權力和地位在之后的十一年中，通過內治國家，東修吳好，北伐中原展示了無與倫比的政治軍事才能。諸葛亮的政治威權與曹操“名為漢相，實為漢賊”這種普遍政治評價形成鮮明對比，諸葛亮的政治藝術超過了曹操，因為，他的政治威權行為是對蜀國人民負責的政治舉動，不但得到蜀國人民的普遍擁戴，魏、吳鄰國也無菲薄之詞，這是人民的選擇。這種靈活游刃于封建君主臣子綱常的政治才能是極端負責的政治家本色，是為黎民蒼生負責的高尚的政治本質。

三、諸葛亮的政治悲情

三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英雄輩出的時代，整個不足一百年的斗爭史無不閃耀著智慧的光輝。在這一時期的中國社會矛盾運動發展歷史進程中，在意識形態上表現為道義與非道義之間的斗爭，在形式上表現為推動社會進步力量與阻礙社會進步力量的斗爭，即革命的力量與反革命力量的斗爭，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以社會進步，天下蒼生，弘揚道義為政治根本，阻礙社會進步的力量以集團利益為政治根本。這兩種力量激烈的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決定了三國時期英雄人物的悲情色彩更加濃重。

曹魏方面的曹操、司馬懿，蜀漢方面劉備、諸葛亮，東吳方面的周瑜、陸遜都是悲情人物。他們以杰出的才干和政治理想為當時的政治進程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在這些悲情人物中，尤其以集政治家、軍事家于一身的諸葛亮表現最甚。

三國鼎立的總體策劃布局不是曹操，不是孫權，更不是劉備，而是政治家諸葛亮。如果沒有諸葛亮，很可能是一霸多立，也可能是二國同立。曹操官渡一戰奠定霸主地位，統一天下指日可待，但諸葛亮的出現，以他的戰略思想和卓越的政治軍事才干，改變了歷史預定的格局，諸葛亮聯吳抗曹，赤壁之戰，據荊入蜀，形成三國鼎足而立，徹底砸碎曹魏統一中原的政治夢想，只有諸葛亮這樣的高超的政治家才有改變歷史的格局與進程的能力。

但特定的歷史環境和人類自身的生命規律，使諸葛亮成為悲情人物的代表。他的政治理想只局限于在蜀國這個范疇內得到一定程度的實現，但他的政治視野是整個當時中國的統一與復興，這個政治理想半途而廢，沒能實現。究其原因而言，外因方面主要的是客觀環境制約了他的理想的實現進程，外部環境是曹魏的強大和東吳的富強，使對手的力量大而穩固，不易征服;內因是蜀漢在據荊、益二州，力量最強大的時候沒有按諸葛亮的政治路線去行動，反其道而行之，因為劉備是第一當權者，赤壁之戰后最寶貴的十五年間采取了錯誤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和軍事路線，沒有抓住歷史機遇。劉備死后，當諸葛亮成為蜀國第一當權者時，蜀國名為國家，實僅占益州一地，僅占全國力量總合的九分之一，這個懸殊的勢力對比，在很短的十一年內是很難達到統一目標的，并且，劉禪政權也不斷地牽制諸葛亮的統一步伐。在五十四歲時，諸葛亮病逝征途，抱恨離世，為后人留下無盡的遺憾和惋惜。

客觀的歷史發展情境雖然造成了諸葛亮的政治理想終究未能實現的悲情色彩，但這并沒有影響歷史對諸葛亮的高度評價。政治家諸葛亮維護封建綱常，崇尚儒家忠義道德，但他沒有恪守儒家教條，他尊王而不攘夷，進兵南中，和撫夷越，執行良好的民族政策。他明法、正身，以法理政，依法治國，從嚴治軍，以“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無私奉獻精神戰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忠公愛民，生前深受蜀漢人民愛戴，死后受到世代后人敬仰。

千百年來，諸葛亮已成為智慧的化身，其著述和傳奇性故事為世人傳誦。諸葛亮的著述在《三國志》本傳中載有《諸葛氏集目錄》，共二十四篇，十萬四千余字。諸葛亮一生主要著作有《前出師表>》、《后出師表》、《隆中對》，都是彌足珍貴的歷史文獻，對推動社會政治進步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從諸葛亮去世后的近1800年的歷史來看，諸葛亮政治理想未能實現的悲情色彩絲毫沒有影響其作為一代卓越政治家的魅力和華彩，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政治品格已使其成為詮釋千百年來卓越政治家們的典范。

【參考文獻】

[1] 易中天.品三國[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

[2] 諸葛亮.出師表[G].北京：中華書局，2010.

[3] 天行健.清算品三國[M].北京：現代出版社，2007.

[4] 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2010.

[5] 羅貫中.三國演義[M].北京：中華書局，1998.

【作者簡介】

尹中升（1970-）男，遼寧大連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方向：國民經濟發展與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