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中小型出版機構書刊出版經驗探微

【摘要】20世紀20年代，李小峰創辦的北新書局在民國中小型出版機構中具有代表性。不同于其他出版機構在當時出版重鎮上海的興辦與集結，北新書局的書刊出版卻經歷了由北向南的遷移和空間轉換，從而造就了其獨特的文化出版格局。作為一家中小型書局，北新書局在競爭激烈的出版生態中積累的書刊出版方向調整的與時俱進性、作者與編輯團隊建設的品牌化、出版格局的多元化與編輯理念的獨創性等獨特發展經驗，奠定了其在中小出版機構中的引領地位，對當代出版機構的發展探索也不乏啟迪。

【關鍵詞】北新書局；李小峰；文藝出版；教科書；兒童讀物

【作者單位】韓元春，西南財經大學天府學院圖書館。

20世紀20年代，李小峰在北京創辦了北新書局。這家伴隨新文化運動而成長的書局因其服務文藝、宣導批判的理念，加之聚集于此的眾多知名編創人員，逐漸贏得讀者追捧，以致成立之初就能在北京安營扎寨。隨著時代的變局，北新書局的據點隨之南遷至上海，并繼續從事新文藝書刊的出版傳播。隨著出版環境的變化，北新書局的出版重心逐漸發生轉變，兒童用書和教科書成為其主要的出版對象。

經過20世紀30年代的輝煌與波折，20世紀40年代的北新書局輾轉立煌、重慶等地，抗戰勝利后又重回上海開展業務，并通過20世紀50年代的公私合營發展為上海文化出版社并持續至今。作為一家中小型出版機構，北新書局曾在民國出版業中發揮過積極作用并有獨特創舉，因在規模、實力上無法與同時期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大型出版機構媲美，也導致其書刊出版實踐經驗難以受到研究者的關注。所以，本文嘗試分析其書刊出版的獨特創見和經驗，以窺探民國中小型出版機構的書刊出版實踐。

一、書刊地理與出版方向調整的與時俱進性

出版機構的地理位置選擇向來非隨意而為，北新書局亦不例外。若按出版活動的中心劃分，北新書局的歷史主要可分為北京和上海兩個時期。深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北新書局，以商業運作的方式開展著精神傳道的業務，取得了較好效果。北新書局不僅繼承新潮社的出版志向，繼續出版“新潮”“文藝”叢書，且將之已售完書籍再版印行。同時，北新書局也策劃新書出版，如魯迅的《熱風》、周作人的《雨天的書》、孫褔熙的《大西洋之濱》、章依萍的《深誓》，以及《烏合叢書》《北新小叢書》《未名叢刊》等新書，成為出版新文藝書最多的書店之一[1] 。北新書局發展迅速，其出版空間逐漸擴張，并隨之在上海成立了分局。其實，發展貌似駛入快車道的北新書局危機不斷。1926年3月，北新書局《語絲》雜志連續刊文抨擊政府對學生游行的鎮壓行徑，以致被以宣傳赤化的名義查封，后因段祺瑞政府的垮臺得以恢復營業。不過，軍閥混戰時期的北京政局多變。1927年，奉系軍閥大肆迫害進步人士，李小峰、蔡漱六等北新領導人被迫逃離北京到達上海，使得北京總局的營業受到極大影響。李小峰決議將北新書局南遷，將原來的上海分店改為總店，北京的總店改為分店。

由此看來，北新書局的空間地理遷移和轉換與其說是被動之舉，不如說是順應時局、與時俱進的一種表現。從另一層面看，北新書局的南遷也體現出與時代背景、文化環境相契合的一面。除此之外，北新書局的南遷也是文化中心南遷的一種象征[2] 。北新書局的南遷與北京眾多知名文人學者大規模南下幾乎是同步的，出版業與學者文人之間的依存關系使得其南遷具有了某種象征性的文化意義。正是這種順應時代潮流的地理空間遷移，使北新書局得以保全，并繼續創造了其在上海的出版繁榮與輝煌。

除了在區位地理的選擇上秉持與時俱進的理念，北新書局在出版方向的調整上亦然。北新書局原處新文化運動重鎮，加之大批文人學者的聚集，自然使新文藝書刊出版水到渠成。南遷后的北新書局因受文藝書刊廣闊市場、文學作者群等因素的影響，仍堅守文藝出版理想。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文藝出版仍是出版的重頭戲。1928年12月，在上海新書業公會成立大會上，北新書局以全票當選為常務委員的事實足見其在新書業界的龍頭地位，“新文藝書店的老大哥”的封號名副其實。不過，應時的調整變革是出版界尋求生存發展的既定法則，時代環境和文化政策的變遷時刻影響著出版機構的命運走向。為加強文化控制，國民政府成立后相繼推出了系列出版政策法令，并于1931年對北新書局、群眾書店等進行短暫查封，并以查禁書籍的方式開展文化專制。北新書局的文藝書刊多在查禁之列，這種狀況增而不減。在多重因素影響下，北新書局決議調整出版航向，從原來成就聲名的文藝領域轉向兒童讀物與教科書領域。這種與時俱進的改革調整思路與實踐恰為北新書局重塑新領域的書業地位奠定了基礎。1933年，《全國出版界所發行兒童圖書的概況》的數據顯示，北新的兒童類書籍出版已在全國名列第三，緊隨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步伐[3] 。這不得不歸功于北新書局順應時局的調整變革。

二、作者資源和編輯團隊建設的品牌性

出版機構的優劣與出版產品的市場好壞離不開以作者和編輯為核心的編創團隊建設。在李小峰的組織下，北新書局聚攏了大批具有品牌知名度和市場號召力的作者、編輯，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出版品牌。

在作者資源方面，北新書局與新潮社聯系緊密，后者編輯出版過《新潮》雜志及其他叢書。李小峰既是新潮社成員，后又與魯迅、劉半農等16人成立了繼續新文藝理想的語絲社。在此過程中，李小峰不僅積累了豐富的編輯出版經驗，且團結了一批知名度頗高且與之交好的作者。成立之初的北新書局不用為書稿發愁，魯迅不僅將著譯交由其出版，還為之主編叢書，雨絲社的多數同仁也將書稿交予北新書局出版[4]。 因與北新書局關系密切，魯迅的《吶喊》《彷徨》等24部著譯均是由北新書局出版。

出版業與文人歷來唇齒相依，原在北京的文人南下后仍以北新書局為據點書寫文藝情懷。在李小峰等人的努力下，魯迅、周作人、冰心和林語堂等知名作家的小說、詩歌、散文和譯著持續與讀者見面；復刊的《語絲》雜志、新辦的《北新》周刊及《奔流》月刊等不僅是文學的陣地，更聚攏了孫褔熙、魯迅和郁達夫等大批知名文人作為編創人員，使書局的品牌影響力持續提升?！盀楸毙聲譅幦〉饺珖谝涣鞯淖髡?，出版全國第一流的作品”[5] 是李小峰重要的出版原則，而北新書局推行的高酬金版稅機制對創作者產生了很大吸引力。正是得益于這些知名作者的聚集，北新書局才得以在出版機構林立的格局中站穩腳跟。

在對作者資源進行匯聚整合的同時，李小峰對編輯團隊的建設也投入頗多精力，其本人還直接參與《語絲》《奔流》的編務工作。當時，集作者、編輯、出版人等多元身份于一身是屬于特定時代編創人員的特征。一些知名作者不僅被邀約寫稿，還多參與書刊的編纂業務，如孫褔熙、魯迅、郁達夫和趙景深等身份多元的編創人員并非個例。1930年，北新書局開始將出版重心由文藝領域轉向兒童讀物與教科書領域。當時不僅有專門出版兒童書刊的兒童書局，更有在教科書市場及整個出版領域實力強勁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而北新書局能在競爭激烈的出版格局中彰顯影響力，不得不歸功于編輯團隊的編輯創新。當時，活躍的編輯有李小峰、魯迅、郁達夫、石民、袁嘉華和蔡漱六等。1930年，趙景深以總編輯的職銜任職北新書局；陳伯吹以兒童編輯室主任的身份加盟北新書局，使北新書局的兒童書刊出版走向系統化和規?；?。趙景深的編輯貢獻首先體現在教科書編寫方面，由其編寫的《初級中學北新混合國語》教科書，在編輯方法上率先突破傳統的文選型編輯法，首創將文選和語言基礎知識有機結合的“混合編輯法”，為后來同類教科書編寫提供了重要范本。陳伯吹的編輯實踐對提升兒童讀物出版質量、細分讀者市場和激發讀者閱讀興趣具有重要貢獻。加入北新書局前，陳伯吹就已為其《小朋友叢書》寫過10余本作品，加盟北新后他編纂了適宜不同年齡段小學生讀者閱讀的《連續圖畫故事》《常識叢書》《小朋友叢書》等叢書。此外，陳伯吹更在刊物的編輯上竭心盡責，《小學生》最具代表性。為便于低幼兒童閱讀，陳伯吹以多元板塊內容組合及圖文并茂的形式開展編輯實踐。例如，雜志就曾圍繞“小兔子蓋房子”的淺顯主題并以圖配文、連續講述圖畫故事的方式展開敘事，以契合讀者心理?！缎W生》因實施“預訂全年即可得三本贈書”的營銷策略，造成了“故日來預訂者頗多”的局面。不僅如此，自1930年創刊至陳伯吹最終離開，《小學生》雜志雖每期都并列署名李小峰、趙景深、林蘭和陳伯吹，不過前三人都為掛名，唯一的主編、實施者實為陳伯吹一人。正因有趙景深和陳伯吹的加盟，進行出版轉型的北新書局才能在兒童及教育出版格局中立足，并形成自身的出版品牌。

三、出版格局的多元性與編輯理念的獨創性

北新書局曾深受新文化運動的感召，并以喚起青年的啟蒙和批判意識為出版主旨。改變出版方向后，北新書局便將出版重心置于教科書與兒童讀物上，積極推進兒童教育事業的發展。北新書局的出版格局，從宏觀上看可分為文藝出版和兒童讀物與教科書出版兩大方面；從微觀層面考察，其不僅出版總量大，且出版類型多樣。統計顯示，抗戰爆發前，北新書局出版的文學書籍達545種，兒童讀物與教科書則為662種，期刊6種，且暢銷全國，其中，作為彰顯其出版特色的民間故事集達40種。

在形成多元出版格局的同時，北新書局也在持續探索獨特的編輯理念，以便形成核心競爭力，其在上海時期的教科書與兒童讀物編輯理念探索最富特色。北新書局立足少兒讀者的定位，滿足教師的教學需求，編撰出版了《初級中學北新混合國語》《高小國語讀本》《北新國語教本教授法》等出版物，在與其他出版機構的競爭中逐漸脫穎而出。教科書向來是出版界著力培養的出版類型。正如章錫琛所言：“商務、中華之所以能成為出版界的翹楚，唯一的基本條件是印數最多的教科書，其他各小出版家，如果沒有教科書或其他銷數較大的出版物，往往都倏起倏滅，不能維持到十年、二十年之久，更談不上什么發展?！盵6] 對北新書局而言，擠進教科書市場并非易事，自然要下足功夫。教育部頒布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后，1930年，北新書局便出版了趙景深所選編的《初級中學北新混合國語》教科書。為滿足教與學的雙向需求，北新書局在編寫方法上率先突破傳統的文選型編輯方法，選文“尤重視文法與修辭，每授一文，就文中選取可借文法或修辭法說明之點詳為指示，就選文中摘取文法或修辭的習題，令學生練習”[7] 。例如，被選入的《背影》一文，就詳盡闡述了“一句的賓主”的句法要點，以培養寫作技能，并未對文章主題進行過多分析。這一首創的注重文法和修辭的“混合”編寫方式因適宜教學，為后來許多同類教科書效法?！侗毙禄铐撐倪x》亦是其獨特編輯理念的重要體現。在活頁文選的出版方面，開明書店雖已搶占先機，北新書局卻繼續創新，在采取跟進戰略的同時以富有特色的優秀出版物拓寬出版市場。1931年，由趙景深、姜亮夫等人編寫的《北新活頁文選》推出后，即被認定為繼《開明活頁文選》后中小學語文教學的重要補充教材，其以中小學高年級學生為服務對象，節選古今著名的語體文，且每篇均由名家精細?？弊⒔?，更彰顯出“名家編注、注釋易檢、通盤籌劃、謹慎從事、聯絡教材、選文精當”[8] 六大特色。正是貫徹了服務少兒受眾接受需求和接受心理的編輯理念，因而《北新活頁文選》推出后大受歡迎。

除了教科書，兒童讀物也是北新書局的主攻方向，而兒童叢書極具代表性。北新書局“后以出版中心，移至兒童讀物方面，已出版有小朋友叢書數十種，銷路甚佳” 。北新書局根據不同學齡階段小學生的學習和接受能力，采取分年齡段、有針對性地出版適齡兒童閱讀的書籍，且做到對小學各學齡階段的全面覆蓋及內容編輯的圖文并茂。例如，針對低幼兒的年齡、心智、接受能力及需求，北新書局出版了圖文結合、便于識讀的圖畫讀物《連續圖畫故事》（60冊）且所選圖畫故事淺顯易懂、形象生動并貼近日常經歷，便于激發低幼兒的想象力，此外，還有供中高年級學生閱讀的《常識叢書》（100冊）和《小朋友叢書》（100冊）。這三套叢書不僅規模龐大，而且尤為暢銷，為北新書局帶來了豐厚利潤。此外，北新書局將“發現兒童”與“關注民間”的思潮進行緊密結合，出版的民間故事集則是其獨特編創理念的最好體現。自1926年起，北新書局就著手在全國征集民間故事，直到20世紀30年代仍在繼續，前后出版近40種圖書，編入近千篇民間故事。出版民間故事集固然非北新書局首創，但大規模搜集、編輯出版民間故事集具有空前性，并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此外，編輯出版民間故事既可為研究提供文本，也可為民眾提供大眾讀物，對普通智識階層不乏啟蒙作用[9] 。例如，《民間趣事新集》就以平民的口吻敘事，對方言加以注釋，以便民眾了解；《新仔婿故事》“不獨可使讀者解頤，且為研究民間文學者極好的參考材料”。

在談及出版的重要性時，正如時人所言：“這確實有一種力量，出版事業推動著文化巨輪走向時代前面去。所以，出版事業是前進的，一時代便有一時代的出版物?！盵10] 正是秉持服務文化、推動兒童教育事業發展的出版態度和出版理念，作為中小型出版機構的北新書局自創辦以來便在不同時期取得了輝煌成績，以至于既享有“新文藝書店的老大哥”的美稱，也擁有“教科書和兒童讀物出版的勁旅”的標簽。盡管書店在出版探索過程中遭遇了種種波折，但李小峰及北新書局在不同時期積累的書刊出版經驗，不僅是民國出版史的巨大財富，而且對當代書刊出版也不乏啟迪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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