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隴東紅色歌謠的現實價值*

王齊虎 柴慧霞

（隴東學院 文學院，甘肅慶陽　745000；隴東學院 音樂學院，甘肅慶陽　745000）

論隴東紅色歌謠的現實價值*

王齊虎 柴慧霞

（隴東學院 文學院，甘肅慶陽745000；隴東學院 音樂學院，甘肅慶陽745000）

紅色歌謠在隴東流傳已近90年，其價值與意義不可忽略。比如隴東紅歌中隱藏的對相關時代歷史事件的記述，成為當下乃至今后進行紅色教育的重要題材，而這些歷史事件，也成為見證隴東革命斗爭時期的活態檔案，是往后進行藝術創作和黨課學習方式轉變的難得素材。

隴東；紅色歌謠；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

紅色歌謠，一般由人民群眾將流傳于軍隊內部的中外文人歌曲、民間曲調進行二次編寫而形成。紅色歌謠詞譜簡明，往往直抒胸臆，形式多樣且內容豐富，旋律質樸又不失獨特性。正是紅色歌謠詞譜優美、曲調獨特、連接生活等特點，使得這些歌曲經久不衰，一直流傳下來。通常，紅色歌謠基本以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為主要階段來劃分，隴東地區的紅色歌謠也不例外。在流傳將近90年之后，隴東紅色歌謠對當下的發展仍有其不可或缺的價值。

一、土地革命時期的紅色歌謠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于江西南昌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以此來挽回即將被扼殺的中國革命。之后的八七會議，毛澤東同志確立武裝奪權的思想，在槍桿子里出政權的指導下，繼續開展革命。秋收起義之后，朱德帶領南昌起義的部隊和毛澤東帶領的秋收起義部隊相會井岡山。他們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核心理念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發展出中國共產黨帶領下的首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在依靠群眾、相信群眾、艱苦奮斗等重要精神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的首支人民軍隊誕生了、農村包圍城市，直到最后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道路也誕生了。在此背景之下，為了革命能夠更好地發展，豐富的紅色歌謠便誕生了。

1925年之際，著名歌曲《打倒列強》《國際歌》等已經由開辦青年社的王孝錫等人教給人民群眾。在之后的四年內，這些歌曲又隨著革命軍隊傳到南梁一帶。為了使更多的人民群眾參與到革命中來，為了能夠更好地進行革命根據地建設，為了革命真理能夠更好地在廣大貧困百姓中流傳，紅色歌謠開始大量產出。在革命領導人劉志丹創造的《實行共產》一歌中寫道：“天不下雨，天逼民反；苛捐雜稅，官逼民反；若要不反，離死不遠；倘若一反，或者可免；大家起來，實行共產?！边@些歌曲很好地促進了革命運動的發展。之后如《盼紅軍》《留住游擊隊》《根根扎在窮人心》《紅軍來了花不敗》《咱們的紅軍到南梁》《后山上下來些游擊隊》等紅色歌曲，都很好地反映了根據地老百姓的心愿與希望。而更多的歌謠作品，便在這一背景之下被大量創作，并得以廣泛流傳。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于1934年末在南梁建立。在此之后，該地區創建了軍政學校、文化委員會等大量有利于群眾開展文化活動的機構，并以軍民唱歌大賽為基礎，結合中國共產黨的相關政策路線，來鼓舞革命斗志、促進軍民團結、加大革命宣傳。校長劉志丹還創作了一些紅色歌謠，例如《擁護蘇聯》等，并在很多場所對群眾進行相關教育，他認為為了更好的鼓舞士氣、進行革命工作的開展，就應當持續進行基層文化活動，傳播紅色歌謠。在國民黨軍隊與陜甘邊區游擊隊的戰爭變得頻繁之后，像《打老譚》《寺兒畔》《打靖邊城》《練兵石峁灣》《神出鬼沒打得好》等為了歌頌中國共產黨帶領的游擊隊進行打仗的歌曲也開始誕生。

1935年，中央紅軍以及紅二十五軍先后來到隴東一帶。在紅軍大部隊經過革命地區之際，大量紅色歌曲也被帶入這一地區。鎮原縣有村民說，當年紅軍來的時候，有畫的有寫的，有說的有唱的，在短短的時間內便有許多標語、歌曲、宣言、公告等貼遍村莊。在此一階段，《一杯酒》《紅軍到慶陽》《紅軍哥哥到慶陽》等紅色歌曲也應時而生。

紅色歌謠在革命時期的價值是無法忽略的，因為它不僅僅是進行群眾娛樂的工具?；仡欕]東地區在革命時期的歌謠創造，可以得知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紅色歌謠承擔了活躍軍民生活、宣傳革命思想等內在的許多任務。所以在革命開始階段，紅色歌謠在鼓動群眾、宣傳政策等方面都有其他手段無法達到的效果。所以說，如果劃分隴東紅色歌曲的階段，土地革命時期可看做萌芽階段。首先，此時由于民歌的束縛，紅色歌曲在形式與內容等方面都有潛力進行發展。其次，由于革命的印記，一些民歌在群眾生活中自覺改造，以宣揚革命和鼓舞群眾作為其自身所具的特性。有學者認為，此時的隴東地區由于開展革命運動而產生了大量革命歌曲，其內容主要歌頌共產黨以及革命領導人，來爭取人民翻身做主。這些扎根革命土壤的紅色歌曲，表現出人民群眾對中國共產黨、對人民軍隊、對革命未來的無限向往與期望。

二、抗日戰爭時期的紅色歌謠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一年后，1943年，慶陽便建立了中國民歌研究會隴東分會。其主要任務是大規模發動革命老區的百姓進行當地民歌整理，在對隴東地區民歌與紅歌的整理之下，繼續進行民間歌唱比賽等，這些都是相當有價值的活動。如果有各種會議或者活動，便會出現拉歌的場景。這些活動都得到了中國共產黨在文藝方面領導人的全力支持。與此同時，還有些許優秀音樂家等多次進入隴東地區搜集民歌與紅歌。首先，他們與群眾一起搜羅和整理基層的紅色歌謠和民歌；其次，這些藝術家也對革命老區帶來了不一樣的演出；再者，他們也在繼續創作，在隴東時期創造出大量優秀的紅色歌曲。像馬可譜曲的《隴東中學校歌》、柯仲平寫詞的《民眾劇團歌》等，都是其中優秀的代表作品。

三、解放戰爭時期的紅色歌謠

解放戰爭時期，戰爭的激烈也融入到隴東地區所創作的紅色歌謠中。此間所做的音樂有著廣泛的題材、多彩的內容、還具有別具一格的時代性。在此期間，這些在隴東一帶由人民群眾所作的海量革命歌曲，和軍隊中戰士們創造出的革命歌曲互相配合，都對解放戰爭的各種成果進行了展示，表現出異曲同工的非凡意義。從這一時期開始，隴東地區的紅色歌曲便走上了積極向上的發展趨勢。

1944~1945年，宣傳隊相關人員多次進入鄉村和部隊去鍛煉，然后對慶陽地區的民眾對關中一帶群眾的語言以及生活的喜好進行調查。在此過程中，由于長時間對農村與部隊生活的體驗，很多極具地方特色以及軍隊生活色彩的紅色戲劇甚至紅色歌曲都被創作出來。像旅長黃羅斌的作品《復仇歌》、警三旅參謀長張文丹的《練兵歌》《三年大練兵》、宣傳科長侯亢所做的《堅決消滅馬鴻選》等，都是這一階段優秀的作品。其中如《練兵歌》《三年大練兵》等作品，在這一時期對戰士和群眾的影響效果明顯，在短短三年的訓練中，一個旅的戰士努力練就打仗殺敵的本事，共計有136位戰士榮獲“高崗刺殺手”、“朱德射擊手”“賀龍投彈手”等稱號，從而為抵制敵軍的侵犯打下了非常牢固的基礎。

解放戰爭時期，革命歌謠的創作者在以紅歌鼓舞戰士、以紅歌教導民眾的方面上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他們多用民族的語言、民間的特點，創作出大量與戰爭緊密相關又飽含真情實感的作品，來對部隊和群眾在戰爭期間的一系列活動進行展現，鼓勵他們的突出貢獻，傳頌他們的英雄事件。這些富有生命力的作品，都將解放戰爭乃至黨的教導傳遞至各個地區，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像在此期間創作的紅色歌曲《換槍歌》《民兵擺戰場》《戰斗聯手歌》《黃龍大解放》《關中大解放》《三年大練兵》《沈家嶺戰斗》《保衛我們的邊區》《小園子戰斗聯唱》《建立麟游根據地》等等，都對解放戰爭期間各地的戰斗生活與事跡做了相關記錄；而其他如《馬克辛》《英雄榜》《立功歌》《爆破英雄》《五千健兒》《文武雙全》《光榮的突擊隊員》等歌曲，又很真實地傳遞了革命精神。還有大量革命歌曲有著不凡的生命力，流傳廣泛。像慶陽一帶的歌曲《三年大練兵》傳到關中一帶、流傳在西北地區乃至其他地區部隊中的《換槍歌》，其他如《消滅馬鴻緯》《機動兵團進行曲》等歌曲，也隨著革命的發展流傳至其他部隊當中。有些革命歌曲深受群眾喜愛，在進行軍隊教育與群眾鼓舞的活動中，其價值不可低估。

在解放戰爭幾年內，慶陽一帶群眾為了爭取革命的最終勝利，與所有堅持革命的人們一起，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而豐富的紅色歌曲也由于戰爭高潮的來臨而到臨。其中著名的曲子有《送兵》《做軍鞋》《勞軍歌》《交公糧》《支前應積極》《慰勞解放軍》《男女老少支前忙》《人人夸她心腸好》《土震將軍到慶陽》等，這些歌曲表現出群眾對軍隊的擁護和支持；還有《八盞燈》《擁護毛主席》《毛主席領導咱打江山》等紅色歌謠，成為歌頌中國共產黨、人民解放軍、人民領導人的重要作品；另外，如《革命成了功》《徹底解放全中國》等歌曲，表達了群眾對在黨的領導下爭取革命全面勝利的堅定信念與革命到底的決心。這些大量的歌曲都飽含著深厚的歷史背景，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總之，革命期間所創作的紅色歌曲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對慶陽一帶革命事跡與革命精神作了很好地表達。盡管戰爭已經過去多年，但這些歌曲還有它們當下的意義。革命歌曲在現今已成為一種記錄著慶陽一帶群眾進行革命的重要檔案，記載著隴東地區輝煌的過去。歷經土地革命、抗日戰爭，直到解放戰爭徹底勝利，慶陽一帶的革命歌曲肩負著自身的歷史使命，傳遞著黨的思想，指引著人民前進，產生了非凡的意義。

［1］曲濤.紅色足跡一隴東老區重大事件述評［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2］喬楠主編.甘肅革命文化史料選粹［M］.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0.

［3］楊正發編著.南梁之光［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5.

［4］史次歐.人民解放戰爭的號角隊.喬楠主編.甘肅革命文化史料選粹［C］.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0.

［5］侯亢，柳根，王昭.回憶四軍十一師宣傳隊［Z］.甘肅黨史通訊資料，1984.

［6］馬西林，王釗林，任愚公.繼承和發揚老區精神新論隊［A］.中共慶陽地委黨史辦編.慶陽黨史論文集［C］.2001.

K876.3.

A

1005-3115（2016）18-0023-02

*甘肅省教育廳資助項目“隴東民歌在地方高校音樂教學中的開發和運用研究”（2014A－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