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幸存者的達豪故事

文/霍文克 譯/吳衛軍、吳洋波

一個幸存者的達豪故事

文/霍文克 譯/吳衛軍、吳洋波

霍文克教授像。2009 年，油畫家 Scott Russel 在英國倫敦以霍文克教授為模特創作了這幅畫

題記：

霍文克(Willem Houwink)，1920年出生，荷蘭人。2016年3月卒于美國華盛頓州的瓦拉瓦拉市，享年96歲。他是美國內華達大學資深經濟學教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榮譽教授，也是我的老師。

1983年，霍文克教授來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講課，是將西方經濟學引入中國的第一人。他的課十分精彩，嚴謹不失幽默，深受學生們喜愛。1985年，我到對外經貿大學攻讀碩士研究生的時候，霍文克教授正好在國際貿易系教授經濟學。我當時就讀的是國際企業管理系，那時候學校是不允許跨系選課的，于是我就偷偷去旁聽。后來，霍文克教授注意到了我，并問我：“你為什么只聽課不要學分呢？”我說：“我在國際企業管理系教授的課程里拿學分，在您的課里進一步學知識?！彼X得我在鉆學校管理的漏洞，因為他的課程的考試出名的難，認為我是“學校里最聰明的學生?！?/p>

在教學過程中，很多他的學生都同他成為了朋友，一直同他保持著聯系。慢慢地，大家都知道了他過往的經歷，都對他在達豪集中營的遭遇很好奇，希望他能講給大家聽。因為苦難不堪回首，我們的每次請求都被他拒絕了。

2015年10月，我去美國探望霍文克教授。他已95歲高齡，雖然精神還好，但記憶力已大不如前。我再次提出了請他講述他在集中營的故事的要求，這次他終于應允，并給我看了他的“紀念品”——一件集中營的囚服。

霍文克教授的這篇文字和他對我的講述讓我感同身受，字里行間無不體現出了他對無辜生命的悲憐、對自由生活的渴求和堅定信念?，F翻譯整理出來，向我的老師——這位堅強、善良的老人和中國人民的好朋友致敬。

——普華永道北京主管合伙人吳衛軍

(一)

突然，火車在森林中央停了下來。我們在火車上已經待了將近三天了，去哪里一無所知，只知道我們的目的地是集中營。具體哪一個，誰也不知道。

車廂的所有門窗都被遮擋得嚴嚴實實。我們看不到外面什么樣子。有時能聽到炸彈落下爆炸，有些離我們非常近，有些聽起來比較遠。我們會被拉到哪里去？車廂里人們擠得沒有躺下的地方，椅子也沒有。我們沒有吃的，幾乎也沒有任何能喝的東西。有幾個木桶充作馬桶。我們無法洗漱，空氣令人窒息。

終于，火車到達了目的地。我們像牲口一樣被趕出了車廂。納粹黨衛軍士兵圍在四周，槍口對著我們。他們一邊厲聲呼喝，一邊揮舞著木棍把我們趕成隊列。然后，我們開始朝著集中營的大門慢慢挪動。

(二)

我們慢慢接近大門。在大門上面，我們看到 “勞動讓你自由”的口號。大門打開，我們進去，大門關上。

接下來的情景讓人觸目驚心：四處都是穿著藍白條囚衣囚褲的囚犯。兩個凹洞，那是他們的臉頰；還有一個大凹洞，那是他們的肚子；兩條腿看起來離得特別遠，整個人好像是一副活的骨架子。

很可能就是那一刻決定你是否能夠生存下來，那是你必須做出抉擇的時刻。我是不是要用盡我生命中的每一滴熱血去抗爭求生存？還是——我是否應該放棄這絕境中看似無望、無用的求生抗爭？

我清楚記得在那一刻我下決心為生存抗爭到底——如果能活下來把這故事講給我的兒孫聽，那有多好啊。

(三)

我不知道如何讓你體會或想象達豪集中營的歲月究竟是什么樣子。對我來說最難熬的可能就是對生命無常的恐懼不安，你不知道下一分鐘是否還會活著。這里大多數的人都是在拼命讓自己活下去，任何人你都不敢輕易信任，否則你可能僅僅因為一片面包就會被出賣給德國人。所以你只能是保持警惕，豎起耳朵、睜開雙眼，盡可能地弄明白周遭的一切。

達豪是德國境內最早設立的集中營。這里從 1934 年就開始囚禁犯人。我遇到不少人從這個集中營一開始啟用就被關在這里了。

每天我們一大早都要到集中營的廣場集合起來點人頭——點人頭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是按照一首動聽的樂曲踩著步點兒點人頭，盡管我們好多人都幾乎走不動路了。為我們悲慘人生伴奏的是瓦格納的優美音樂，這種落差尤其讓人無法承受。

集中營的外圍有深溝、高墻和電網所圍繞。每天早上，當我們走到廣場去點人頭的時候，我們都看到電網上掛著尸體——那些都是無法再忍受集中營苦難的囚犯——他們撲到電網上尋求解脫了。他們的尸體會掛在那里整整 24 個小時，為的是讓我們看清楚電網的威力。

(四)

早餐是一杯棕色的熱水——這東西今天說是茶，明天會叫作咖啡。

然后囚犯們就出工去了。我們要干的活兒什么都有，我們也會被派到生產德國戰爭機器的工廠做工。工廠里會發生破壞活動，一旦誰被抓住了，他就會被吊死在集中營的廣場上。每一名囚犯都必須到場。你還不許閉上眼睛不看。有些囚犯會高唱國歌直到最后時刻；有些會嘔吐或哭泣；還有的會默默地走完最后的路程。

在各種外派的差事中，我曾為飛利浦做工。我們工作的地點是另一座營地，那里德國看守很少；負責看守我們的是飛利浦的員工。他們告訴我們要慢慢干，他們還給了我們額外的食物。飛利浦為那些在工隊里干活的人做了很多好事，就像電影《辛德勒的名單》中演的那樣。

在中午我們會吃午餐：一夸脫熱水加土豆皮，一點兒蔬菜，運氣好的時候還有點肉星兒。午餐后，有更多活兒要做。

在晚上，我們有晚餐：兩片面包、一些奶酪或果醬或香腸。這些遠遠不夠——難怪這么多囚犯瘦得只剩骨頭架子了。任何能吃的東西都被吃掉了——連老鼠和類似的活物都吃。臨近大戰結束但在我們被救出之前，我親眼見到了人吃人的情景——那個人剛剛死掉——一群人把人肉割下來吃掉了。

晚上9點，所有的燈都熄掉了。

(五)

囚犯可謂是各形各色什么樣的人都有。很多美國人似乎認為集中營里關押的只有猶太人。實際不是這樣的。我是德國秘密警察蓋世太保逮捕的，因為那時我在我的祖國荷蘭參加了一個地下反抗組織。

你可以通過囚犯上衣上的三角形來判斷他是什么身份：有紅色三角形的就是像我一樣的政治犯。綠色的代表職業罪犯——小偷或者謀殺犯什么的。黑色的是社會罪犯——那些從事黑市交易的人。紫色代表耶和華見證會的信徒。有一些囚犯曾經試圖逃往英格蘭——這些人身上是藍色的三角形。猶太人身上的三角形是黃色的。同性戀用粉色標識。在三角形上有一個字母，代表的是我們的國籍。

囚犯逃跑的情況時有發生。如果試圖逃跑又被抓了回來，你就得在集中營門口站 24 小時，脖子上還要掛個牌子，上面寫著“我又回來了！”然后你會在一個矮得直不起腰，又窄得坐不下去的柜子里被關一陣子。僅這一點就苦不堪言了。隨后，你會被編入最臟最累的工隊做苦力，只有死路一條。

達豪集中營門口的黑色雕塑由藝術家Nandor Glid創作并在1968年10月把這組群雕獻給了在集中營遇難的囚犯。雕塑體現的是在饑餓與死亡面前掙扎的囚犯

(六)

在這種環境下，一個人該怎樣生存下來呢？

心理學告訴我們，一個人的人生經歷越豐富，其獲得某種程度幸福的概率就越大。在平常的生活里，每天都可能會有數不清的細小的像針尖一樣的煩心事在騷擾你，比如：我的襯衫掉了一?？圩?，我同我的女朋友吵了一架，錢不夠用……在集中營，你不會遇到這些問題。在那里你有一個，也僅有這一個問題：活下去。后來，你慢慢意識到這也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真正的問題不是活下去，而是如何活下去。不是靠偷搶、靠謀殺或者出賣他人，而是努力有點尊嚴地活下去。

(七)

那是1944年的秋天，我突然失去了工作。如果沒有工作，德國人就可能把你轉到另一個可能有活干的集中營去。但是，去到一個新的集中營卻一個人也不認識，還趕上冬天氣候嚴酷，那你就只有等死了。

營地的頭頭想方設法要把我送上轉運車。他在夜里把我拖出被窩，然后把我帶去第二天轉運囚犯的集結地，我深陷絕境。突然，一名意大利囚犯——他有很多特權——走了過來對我說：“你在這里干什么？”我簡要地把經過跟他說了一遍。

后來，我終于脫險了。原來意大利朋友找到了一個他曾經賄賂過的德國軍官，然后要求把我從轉運名單中拿下來。那個德國軍官說：“我這次轉運囚犯的名額還缺兩人呢，抱歉了?！币獯罄嘶卮穑骸澳惆涯莻€荷蘭囚犯給我——我給你3名其他囚犯?！比缓笏チ岁P著很多俄羅斯囚犯的營地，他可能還給了3個囚犯好處——也許給了點兒香煙或是什么的。他們跟他走了。這樣我活了下來——而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做了替死鬼。這讓我良心上很難過。

普華永道北京主管合伙人吳衛軍在美國看望恩師霍文克

(八)

1945年4月將盡的時候，集中營里開始流傳盟軍逼近、囚犯要被轉移的消息。很快，所有的囚犯都被命令到營區廣場集合，并且不是像往常一樣按照營房編號集合，而是按照囚犯的國籍集合。一大隊的俄國人被帶走了。他們在離達豪大約 25 公里的地方被集體處決了。

在1945年4月28日的夜里，達豪集中營亂哄哄一片。當我們次日清晨醒來時，我們看到營區上面飄著白旗：德國人已經撤走，只有一些看守還留守在瞭望塔里，還在用槍瞄著囚犯們。

那一天我們只能待在營區里。我們也沒人分發食物。在下午5點左右，我們聽到集中營上空響起了槍聲。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還無暇多想，幾分鐘之后營門就被打開了，第一批美國人騎著摩托車開進營區在廣場兜了幾圈。接下來，吉普車載著美國人開了進來。很多人看到了那么多囚犯的慘狀都忍不住流下眼淚。有幾個美國兵非常憤怒——他們把槍塞給囚犯，那些囚犯馬上端槍把還留在塔臺上的看守給擊斃了。

那天晚上，我們獲得了食物：一條面包和一罐頭的肉末土豆。悲慘的是那一夜有300多名囚犯死于暴飲暴食：他們的腸胃無法消化這么有油水的食物。

接下來的日子里，慢慢地，人們開始離開達豪。荷蘭人不得不在這里耽擱一些時間，因為那時荷蘭西部地區沒有足夠的食物供應。三個星期之后，荷蘭地下抵抗運動安排了一隊卡車開到集中營，我們也終于得以離開達豪。

(九)

回到家的感覺很奇怪。家人和朋友們都想知道我在達豪到底經歷了什么——關于達豪我什么都不愿意說，我不想再去回首那不堪的歲月。過了幾天，我前往鹿特丹想完成我的學業。但我學不下去——我實在安不下心來——無法專心學習——總是在回想我被囚禁的日子。

機緣巧合，我得到了一個在印度為戰時在日本集中營被囚禁的荷蘭人安排吃住行程的工作——這些荷蘭人也要飛回荷蘭祖國了。

在印度平緩的生活節奏中，我可以說又找回了我自己。在幾個月后我回到荷蘭時，我可以開始專心學習了，并且在一年半后通過了我的博士學位考試。

(十)

盡管經歷了種種的遭遇，我還是對能活在這個世上滿懷感激，并努力做些事情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曾經有一度，我總是不由自主地在想我抗擊納粹的斗爭是否起到了任何作用：世界仍然是亂糟糟一團。但這也許不重要。在我反抗納粹的時候，我確信無疑那是我應該做的事情。

我緬懷所有在達豪逝去的生命。他們的犧牲為我們換來了自由的種子，我們必須讓它茁壯成長、開花結果。他們賦予了我們一個不可辜負的責任和使命——為創造更美好的世界繼續努力奮斗。未來會如何我們無法預知，但創造未來的責任落在我們每個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