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碼頭的興起及其對武術的影響研究

王校中　譚廣鑫.廣東水利電力職業技術學院，廣東　廣州　50635；.華南師范大學，廣東　廣州　50036

近代碼頭的興起及其對武術的影響研究

王校中1譚廣鑫2
1.廣東水利電力職業技術學院，廣東廣州510635；
2.華南師范大學，廣東廣州510036

近代碼頭的興盛有著獨特的時代背景與歷史機遇，其特有的群體特性與內在組織形式一直是諸多學者的研究熱點，而其中武術的開展及其影響一種是未被涉及的課題，文章通過對碼頭群體的形成及碼頭組織形式的闡述，指出碼頭社會的傳統宗法制度傾向，并以漢口、上海、淮河等碼頭為背景，對其中的武術的開展及其相互作用做了詳細解析，指出武術的技擊性與宗法群體性對碼頭群體的生存環境起到了平和調節作用，同時碼頭社會為武術的傳播、開展及革新起到了推動性的作用。

武術碼頭文化幫會宗法制

中國武術產生于民間，根植于民間，作為農耕文化背景下孕育出的獨特身體活動形式來說，武術本身充斥著濃郁的民間生態氣息。自古的中國民間絕對不是一個穩定、祥和的生存環境，周而復始的王朝更替，更自覺或不自覺的攪動著這片以土為生、以血相連的社會群體，脫離原有生態環境的民眾群體帶著根深蒂固的思維形態，尋求存活的一線生機。 近代中國經歷了一個風雨飄搖的動蕩時期，外國資本文化的侵入，國內社會統治制度的腐朽，人口的過剩，資源的枯竭，遷徙的不定性，產生了許多前所未有的社會問題與現象，這其中碼頭就是一例。

通常意義上的碼頭有三種解釋：（1）船只停泊處；（2）交通便利的商業城市；（3）流氓活動、霸占的地盤。［1］這里明顯有一個狹義與廣義的概念之分，船只停泊處，即狹義的碼頭概念；而因船只停泊，引發的貿易交流，形成的商業集鎮及地盤爭奪是碼頭的廣義概念。王玉德在《武漢碼頭文化的歷史源流與發展演變》中指出：“碼頭是個綜合的社會概念。碼頭文化的內在本質是商業文化，商品在物流過程中形成碼頭，資源與產品都經過碼頭而實行其價值轉換。有了碼頭就有了一系列的社會行業，如煙館、茶館、妓館、會館、武館、醫館。各種人群也應運而生，如搬運工人、修理工人、各種手工業者，江湖浪人……，因而就有了紛繁的社會?！?/p>

而在中國傳統“重本抑末”的自然經濟條件下，工商業的發展一直處于壓抑而緩慢的狀態，近代以前的河岸碼頭基本用于船只停泊與客旅運輸。而處于地理形勢優越的碼頭也可能因農副產品的交易而形成繁榮的商貿城鎮，如晚清以前，因商貿物流而興起的漢口，但其商貿內容也僅限于農業物資的交換，所能提供的工作空間及人員容納量及其有限，而近代中國商業文明的興起及與此相應的近代碼頭運輸業的產生無疑與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入侵有著莫大的關系。

1　近代碼頭興起的背景及碼頭群體的產生

鴉片戰爭的爆發打破了腐朽而停滯的封建帝國，強大的西方文明，迫使中國開始脫離固有的模式，而轉向于西方所構建的政治及資本體系。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列強陸續奪得了沿江、沿?？诎锻ㄉ淘O廠的特權。而內陸的豐富的礦產資源及農業資源成為了列強掠奪的主要對象，這一需要促使了近代內陸交通運輸的變革，從1878年至1911年，西方國家先后與清政府合建了“津蘆”“京漢”“膠濟”“道清”“正太”“京張”“汴洛”等鐵路干線，［2］為更好地溝通內地與沿?？诎兜倪\輸，鐵路設計基本是南北走向，與自西向東的江河水路系統相結合，構成四通八達的運輸系統，隨著國內及國際間商品交易量的增加，許多河流與鐵路結合的裝卸碼頭，逐漸衍生出了商貿發達的城鎮，如長江流域漢口碼頭，淮河流域的蚌埠碼頭及黃河流域的潼關碼頭。這些城鎮的興盛完全依賴于近代鐵路運輸的發展，而運輸業的興盛同時促進了周邊城鎮的近代化進程，為許多失去土地的農民提供了生存的崗位。

晚晴之際，滿清的政治權力已搖搖欲墜，與以往朝代變更的規律相似，大范圍的農民起義與社會動亂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內容，而與以往朝代不同的是，清王朝在相對穩定平和的二百年里，促使了人口的急劇膨脹，“清朝人口從順治十二年（1655年）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總人口從1.19億增加到4.3億，”［3］龐大的人口積壓，大規模的農民斗爭，外國列強的凌辱以及不盡的天災，導致清末的社會異常的動蕩與殘酷，大量的失業農民背井離鄉，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流民勢力，池子華在《中國近代流民史》中引用的一首詩，生動地描繪了災荒之后流民四起的殘酷景象：

黃水望無邊，災情實堪傷，

村村皆淹沒，家家盡饑荒，

貧者本貧苦，富者亦無糧，

結隊離田園，流浪至何方，

忍餓暑天行，面瘦黑又黃，

偕婦載嬰兒，涕號道路旁，

日落原野宿，輾轉秋風涼，

流民成千萬，何處是安鄉。［4］

眾多的流民群體為求資源、尋求活路，紛紛涌向中心城市，池子華把這種現象稱為“向心運動”，此時的中心城市，基本集中于水陸便捷的港口城市，如被譽為近代中國第一大港的上海，“1852年的上海人口不過50萬，但到1949年增至近550萬，”［5］淮河第一港的蚌埠碼頭，鐵路筑通前僅是700多口人的小村落，開埠以后人口迅速增至兩萬，高峰期近二十余萬人，［6］武漢的漢口，在光緒三十四年（1888年）的18.10萬，而到1911年初漢口城區人口達59萬。［7］這種機械性的人口增長正是流民涌入的結果。職業的謀求成為了流民賴以生存的根本，但農村出身的流民綜合素質較低，許多的”粗、臟、累的低賤職業如市政建設、碼頭工、車站腳夫、拉黃包車、清道夫、仆役等似乎天然屬之流民。［8］“而以物資集散為主的商業城鎮，碼頭搬運成為了流民首選的職業，以武漢碼頭為例，民國時期，武漢共有水碼頭243個，陸碼頭220個，碼頭工人五萬左右，在1913年的一份漢口民人身份調查表中［9］，列出的49個職業崗位，碼頭工人的數量僅次于小貿與傭工而排在第三位。當時有外洋商家對武漢漢口碼頭繁榮景象，大為驚嘆“載貨物則有二十余處，所有船舶俱灣泊于港內，舳艫相銜，殆無隙地，僅余水種一線，以為船舶往來之所也”，［10］據不完全統計，交易高峰時期，漢口碼頭商船日停泊量達兩萬多艘。以碼頭為圓點，環形經濟圈的擴充，成為近代商貿碼頭城鎮的重要特點，隨之而興起的搬運運輸業、餐飲服務業、工廠制造業等產業為大批流民提供了生存的機遇。

2　碼頭社會的組織形式及武術的進入

2.1碼頭社會的幫會現象

幫會現象是碼頭群體主要的組織形式與生存形態，易江波指出“碼頭社會的各色人等，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即碼頭利益的爭奪，成為碼頭社會空間的活躍角色，這就是碼頭江湖社會形成的一個基本模式。而幫的日?；c繁榮狀態，是近代碼頭社會不同于其他形態的民間社會的基本特征?！保?1］，上海碼頭有句諺語“好人不吃碼頭飯，要吃碼頭飯，就得拜個老頭子?！币詽h口為例，沿漢水的30多個碼頭分別由寶慶幫、漢寧幫、徽州幫、荊州幫、黃州幫、咸寧幫。公館、會所、黑社會共同維持。［12］淮河蚌埠碼頭素有“一百零八幫”之稱，按鄉土結合的有河南幫、江蘇幫、河北幫、山東幫、湖北幫等，按河流又有淮河幫、澮河幫、沙河幫等，按行當結合的有絲網幫、草幫、號鹽幫、工匠幫等，“大大小小各幫會普及全市各行各業?！保?3］

幫會現象絕對不是憑空而來，有的學者明確指出，幫會就是血緣家族的一種變異形態，其中“幫”是以師徒宗法關系為紐帶， “會”以兄弟結義關系為紐帶［14］。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宗法性社會，以宗法制度為結構的生存觀念已牢牢根植于農耕文化下的群族，從文化遺存角度來說，即使脫離了固有環境以后，這種觀念依然存在，且在適當的環境中會死灰復燃。而大量脫離農耕的流民正是這種文化遺存的載體，為確保自身的安全及利益，以師徒為父子，以“結義”為兄弟的“虛擬血緣制”［15］的組織便自然形成了，這種幫會組織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具自發性和自愿性的“抱團求生”的行為，在無序動亂的時代，很大程度上為遠離故土的人民提供了幫助。

2.2碼頭械斗的常態化

在許多親歷碼頭的老人心之，碼頭不是一個和平安靜的工作場所，而是一個充滿暴力與強權的是非地——碼頭是打出來的。正如解放以后碼頭工人所揭露的那樣，“這些碼頭老板們把蚌埠分成許多塊，個把一方，和往年軍閥割據一樣，爭權奪利，常起沖突，動不動就喊打，誰都想擴展自己的地盤?！辟Y源的有限與勞動力的過剩構成了一種無法調和的矛盾，在沒有文治政府的管制之下，靠武力的爭奪似乎是解決爭端最直接而又有效的辦法。如淮河碼頭老工人所說“不打很多人會餓死，打了大家都有飯吃，即便打死了幾個人?！币詽h口碼頭為例，據1947年官方統計，漢口全市經法院辦理的碼頭械斗糾紛案達965起，平均每月達80多起，而未經統計的小型糾紛更不計其數。［16］

對地盤與資源的搶奪似乎并不能太完美解釋工人們以死拼殺的現象，碼頭規矩，要成為合法碼頭工人必須要花錢買“扁擔”，這個“扁擔”即是自己合法的財產，可以轉租，也可以傳給自己的子孫，無數工人終其一生為的正是能買得起一個“扁擔”，而這其中對“扁擔”的追求，似乎成了他們對土地追求的一個映射，“中國農民對土地有著深沉的刻骨銘心的眷戀之情，土地不僅是他們的命根子還是他們的精神寄托，”而四處漂泊的流民，尋找一片可以耕作的土地不亞于尋找到了生存的希望，“被拋向社會的流民涌動著，舉目四望，泥土的芬芳，依然清新、誘人，他們希望重新回到土地上，擁有一小塊土。這是傳統中國‘鄉土社會’絕大部分流民對未來職業流向的理智選擇?！保?7］

在未脫離傳統農耕思維的觀念下，碼頭就是土地，對碼頭的眷戀與堅守實則就是對土地的堅守“碼頭工人與農民相似的地方，是他們把碼頭當作賴以活命的土地，把扁擔當作他們的家產，子孫世襲，世代相傳，人與人之間，小組與小組之間，碼頭與碼頭之間，一個勞動團體與另一個勞動團體之間都劃下了很清晰明確的界限，一旦有人來侵犯他，他一定會拼命，這是很必然的事情?！保?8］對土地的迷戀與追求，對家族利益的維護，正是碼頭紛爭不斷出現的深層原因。

2.3武術的進入

程大力先生指出“武術絕大部分內容產生于、用于私斗”［19］，引發民間私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有限資源利益的爭奪，包括水源、土地等等，宗法社會有種內向的凝聚性，所以民間械斗基本是宗族與宗族之間大規模的爭斗，而在文治政府的監管下，民間私斗基本處于被壓制的狀態，在這種高壓態勢之下，民間武術基本在家族內部傳播，而在失去法律制度下的碼頭群體，為武術的根植與傳播提供的優越的空間。

以廣州港為例，控制永安碼頭的”東莞同鄉國術團“頭子陳年柏，利用宗族關系，規定凡同鄉皆可到本碼頭工作，但要以參加”國術團“為先決條件。［20］以蚌埠碼頭為例，蚌埠碼頭開埠以后，北方各省大批流民紛沓至此謀生活命，這其中亦有眾多的拳術高手，早期的蚌埠碼頭由青幫頭目曹杰臣與鐵路工頭張鳳祥把持，并高價聘請外來拳師專為“打碼頭”服務，后又規定入班工人一律要拜師、學拳，隨著蚌埠碼頭興盛，許多封建把頭割據一方，紛紛效法，如二號碼頭的張云山一個糧班班竟請七位拳師。練拳術、“打碼頭”成了蚌埠碼頭工人的必修課。而如今流傳于蚌埠武術界的宋、胡、房、郭、時五大門，其開山鼻祖均是民國時期，流徒于蚌埠的拳師，其憑借一身武藝，受雇于碼頭大佬，在碼頭工人和其他行幫群體里面傳授武藝，使得各家拳術得以流傳與弘揚。［21］

3　武術與碼頭的二元關系

近代碼頭與武術是一種互利共生的關系，碼頭對武術來說，一方面為武術提供了得以施展與傳播的空間，弱肉強食、殘酷無情碼頭生態環境對各色拳術會被迫進行一次篩選與淘汰，而優秀拳更種會在交流中得到升華，同時迫使武術更趨向與實戰技擊，如蚌埠碼頭的宋門心意與胡門少林拳之間的交流形成了“宋門的打法，胡門的破法”之說，而宋門自身又在形意五行拳的基礎上，演化出安徽派形意拳獨有的心意五行連環拳；另一方面碼頭又為武術提供了得以傳承的載體，我們應該清楚的認識的，武術傳承的一個重要環節正是足量的群體大眾，武藝的習得對碼頭個體自身安全及資源搶奪都有直接的實效性，而這種實效性正是碼頭武術得以大范圍開展的真正原因，解放以后，蚌埠碼頭幫會現象得以治理，碼頭械斗不復存在，而脫離碼頭組織的群體依然攜帶武術行走各地，使得蚌埠碼頭武術拳派在各地生根發芽。

武術的進入同時為碼頭社會提供了相對的平和與秩序，一方面武術的宗法制在碼頭社會中表現的淋淋盡致，同習一拳門，同為一家人，門派中，大家以父子兄弟相稱，這種父子、兄弟的結構秩序，弱化了個體的差異性，同時為整個的群體獲得了一份平和與安定，且隨著各幫會、各門派及各群體受到武術的影響而壯大時，彼此間會形成一種權力的制約，迫使各個群體之間均保持一種畏懼感，從而在問題的解決上會尋求一種相對和平的解決方法，進而避免殘暴的流血沖突。

4　碼頭環境下武術的群體性表現

如程大力先生指出“武術就是徒手或手持武器搏殺格斗的方法或武藝?！保?2］那我們是不是可以理解為武術就是一種搏殺取勝的工具，或就是一種工具，搏殺技擊只是它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在特定的環境中，武術除了搏殺，會不會還有別的功能作用？關于蚌埠心意拳在碼頭開展的情況《蚌埠市志》有“至解放初期，心意拳習練人數達2500多人，而投過帖子，學過幾趟拳的更不計其數?！倍@其中真正得到宋門真傳的也僅僅幾十人之多，除此之外不計其數的跟隨者，為的絕不是單純的對武術的熱愛或追求，而是通過武術在動蕩中尋求一份安全。

血緣宗法制是中國農耕社會的獨特結構，其一個顯著特點是群體性，如梁漱溟在論及中國文化特征時講到“家庭生活是中國人第一重的社會生活，親戚鄰里朋友等關系是中國人的第二重的社會生活，這兩重社會生活集中了中國人的要求，范圍了中國人的活動，規定了其社會的道德條件和政治上的法律制度”［23］對于整體而言，個體必須服從整體的意愿與安排，但對個體而言，整個家族又會為個體提供生活、安全、教育等等各方面的需求。在這種慣性之下，許多脫離宗族保護的個體會自覺或不自覺的組成一個群體或尋求一個群體的庇護，而近代盛行的八拜之交、煞血為盟、投貼拜師等儀式，正是“虛擬血緣”宗法制度形成的產物。武術根植于民間，同時移植宗法特性，形成了一種師徒如父子，門內如手足的宗法觀念，但與其他結拜不同的在于，武術團體確有其如血液般流淌于家族成員中的實質，那就是各門各派獨有的拳術體系。

在動亂的碼頭社會中，習練拳術一方面在于搏殺自衛，而眾多投拜師貼，僅學兩趟拳的，為的不是搏殺，而是通過拳術這一“血緣”紐帶加入這一群體，在恪守門戶的情況下，追隨者僅學一兩套拳術，基本就完成了進入這一門派群體的目的，且獲得了這一宗族的“血脈”及認可。這里的武術就是一個工具，連接個體與群體的之間“血緣”紐帶的工具，不含有半點搏殺技擊的含義，甚至門派群體中有的個體所進行的武術練習不是為了獲得技能，只是溝通情感。乃至當其拳術遺忘以后，而師徒、師兄弟情分依然不減，因為彼此間追求的不是拳術的境界，而是情感的境界。

［1］ 讀秀搜索，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 =900015804432&d=5D9213A325B3926FBC71A860AF27 9C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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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he Rise of the Modern Port on Wushu Development

Wang Xiaozhong1Tan Guangxin2

（1.Guangdong Polytechnic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Engineering， Guangdong Guangzhou 510635， China；2.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36， China）

The rise of modern port has a unique era background and historical opportunity， its unique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rnal organization forms have been the hot topics in the study of many scholars， of which its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is a kind of subject. Based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terminal groups and terminal organization forms，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clan system of wharf social tendencies， and in Hankou， Shanghai， such as terminal as the background of the Huaihe river， analyzes in detail Wushu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ports， points out that the nature of Wushu and the patriarchal clan group of wharf group played a peaceful living environment regulation and balance， ports played a powerful role for the spread，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social Wushu.

WushuWharf cultureGangPatriarchal clan

G85

A

2096—1839（2016）10—0012—04

2015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武舞歷史文化流變及其啟示研究，編號：15CTY020。

1.王校中（1989～），男，碩士，助教。研究方向：武術史及武術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