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大學生信任感現狀的調查研究

王麗瓊

[摘 要] 信任是社會和諧的道德基石，也是社會關系的潤滑劑和社會整合的重要力量。自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后，“誠信”已經成為個人價值追求的重要標準。信任是誠信的前提條件，也是誠信需達到的目標。通過對湖北省武漢地區部分高校在校大學生的調查，并對個體信任和組織信任現狀及其特征展開分析，結果表明：當代大學生總體信任度較高，不過在個體信任感上呈現一定的“差異格局”；對政府相關組織信任感最高，對傳媒信任感最低；影響大學生信任感的主要因素有性別、生源地、經濟消費水平以及是否獨生子女、是否擔任學生干部等。

[關鍵詞] 大學生；信任感；高校德育；核心價值觀；社會整合

[中圖分類號] G64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16）11-0121-08

信任是人與人交往中最基本的條件，是溝通人心的紐帶，也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堅固基石。黨的十八大將“誠信”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重要內容之一，體現出了“誠信”的至關重要性。信任既是誠信的前提，也是誠信需達到的重要目標，因此值得在全社會提倡。然而，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由于社會上各種不良信息的影響，加之網絡社會所造成的“群體無意識”干擾，導致信任感隨著人們間的相互猜疑而發生危機。這正如現代心理學家勒龐（Gustave Le Bon）所說：“聚集群的人，他們的感情和思想，全都采用同一個方向，他們的自覺的個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種集體心理?！盵1]而在當代社會，“懷疑一切”正逐漸成為人們的群體心理，信任危機正無時無刻不在侵蝕著人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大學生作為一個即將踏入社會的青年群體，身處現時代大環境下，難免會受到各種復雜社會環境的影響。其中大學生信任感的缺失問題就成為高校德育存在的較為顯著的問題。本文通過對湖北省武漢地區部分高校的問卷調查，分析大學生信任感的實際狀況及存在的問題，提出提高大學生信任感的對策。

一、樣本狀況

此次調查以高校在讀大學生為調查對象，采用簡單隨機抽樣的方式，在湖北省武漢地區部分高校共選取550名調查對象，讓他們自填調查問卷。共發放問卷550份，回收有效問卷500份，有效率達到90.91%。

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如表1所示。此次調查樣本涉及面較廣，分布于不同的院校及年級，樣本結構合理。包括獨生子女和非獨生子女、黨員與非黨員、干部與非干部等，這些有助于我們比較“90后”大學生所具有的不同個體特征與社會信任感之間的關系。所有調查數據均輸入SPSS19.0以便分析。

二、結果與分析

（一）當代大學生的信任感現狀

本文對大學生信任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即個體信任感和組織信任感。在個體信任感的調查上，本次研究參照馬克斯·韋伯的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理論[2]，并結合大學生的日常交際范圍，主要調查大學生對“家人、鄰居、老師、同學及與其宗教信仰相同的人”的信任感現狀。在組織信任感調查上，結合前人已有的實證研究，本次調查主要了解了大學生的“政府、傳媒和社會組織”三個方面的信任現狀。

1.大學生個體信任感現狀。個體之間的信任感，主要來源于生活和交往中產生的直接信任。信任最初產生于親人之間，后來慢慢擴大到熟人之間。一般說來，隨著情感關聯的由親到疏，說明信任度不斷降低。

有關大學生個體信任的問題設計是“請問您對以下這些人是非常信任、比較信任、不太信任，還是非常不信任？（選1-4項）”。采用累計積分的方式，“非常信任”4分，“比較信任”3分，“不太信任”2分，“非常不信任”1分。然后根據被調查者對這5種置信對象的賦值，計算出其相應的百分比及信任均值（見表2）：

從表中可以發現：大學生對家人的信任感最高，調查對象中有高達99.8%的大學生對家人表示信任，其信任均值也遠遠超過其他信任對象，達到3.92；其次是對老師和同學的信任，調查對象中有93.8%的大學生對老師表示信任，95.4%的大學生對同學表示信任，其信任均值也高于3.00（其中對老師的信任均值達到3.17，對同學的信任均值為3.11）；而對鄰居和與其宗教信仰相同的人的信任感較低，雖說對這兩種置信對象表示信任的群體超過了50%，但是其信任均值均低于3.00，有近半數的大學生對這兩種置信對象是表示不信任的。這項調查結果表明，大學生的信任感與以往關于中國人信任的研究結果相類似，即中國人信任的對象是以與其有血緣關系的親人為主，其特殊信任高于普遍信任。

值得注意的是，大學生對“鄰居”的信任值（2.82）和“與其宗教信仰相同的人”的信任值（2.56）遠遠低于其對家人、老師和同學的信任值。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究其原因，筆者認為，當代大學生雖說思想活躍，有自己的獨特個性，但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孝敬父母”“尊師重道”“出門靠朋友”等觀念仍舊對他們產生了較大影響。而且，大學生早早離開家鄉在異地求學，家庭和學校是其現階段最重要的學習和生活場所，因此他們與家人、老師和同學的接觸時間較長，長期的交往使他們彼此間產生了相對較強的情感依賴。此外，大學生受過高等教育，接受過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熏陶，大部分都是無神論者，基本上沒有宗教信仰，因而在“與其宗教信仰相同的人”的信任感上也就偏低。

2.當代大學生組織信任感現狀。在對大學生組織信任感的研究上，所列舉的組織較多，意在檢驗大學生信任感是否存在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因而，選擇因子分析法來進行大學生組織信任類型的定量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采用主成分法對具體機構進行因子分析，并采用方差極大化原則對因子負荷進行正交變換，以便從中提取能概括出多個具體機構的新因子。13個具體機構被概括為3個公因子，分別將這3個公因子命名為“政府信任”“社會組織信任”和“傳媒信任”。所謂政府信任即指對與政府相關的組織（中央政府、人民代表大會、國家機關、法院、警察、軍隊等）以及對政黨組織的信任感；社會組織信任即指對社會上的慈善、環保、婦女、聯合國等組織的信任感；傳媒信任指對電視臺、新聞報刊等組織或機構的信任感。根據受訪者對這13個組織的信任的回答賦值，我們計算出其信任均值（見表3）：

從表3中可看到：在三種信任公因子中，政府相關組織的信任度最強，信任均值在2.92到3.16之間，表明被調查者回答“很信任”或“比較信任”的較多；社會組織的信任度次之，信任均值在2.71到2.90之間，表明被調查者回答“不信任”的較多；傳媒的信任度最低，信任均值為2.42，表明被調查者對其基本持“不信任”或“非常不信任”的態度。這項結果表明大學生群體并非是社會上所議論的極端“憤青群體”，他們對政府相關組織的信任感還是很高的。

值得關注的是，在政府相關組織的信任感調查中，當前大學生群體對“警察”的信任度相對于其他政府部門信任度較低。在社會組織的信任感調查中，大學生群體對慈善組織的信任度相對于同類其他組織信任度較低。此外，更讓筆者不可思議的是，作為新時代的大學生群體，雖說他們的生活離不開新聞媒介，然而他們對于傳媒的信任度卻十分低。究其原因，主要是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新興媒體不斷涌現，獲得信息的渠道多樣化使得人們對信息的真假辨析變得愈加困難，因此，他們對新聞媒介組織采取懷疑的態度是必然的。

（二）當代大學生信任感的特征分析

大學生信任感是否與其個體特征相關？為便于分析，本文分別將大學生個體信任感的各因素加總為一個變量，即個體信任感；將組織信任感的三個公因子加總為一個變量，即組織信任感。進而從被試的個人特征是否對其社會信任感存在影響出發，分析不同性別、生源地、身份類別、經濟消費水平的大學生在這兩個變量上是否存在差異，為何會有這種差異。

不同性別大學生的信任感現狀。表4的分析結果表明，男、女大學生在個體和組織信任感上均呈現出顯著性差異。在個體信任感上，男生的信任均值高于女生；而在組織信任感上，男生的信任感低于女生。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在社會中男性整體的社會地位高于女性，在社會互動過程中處于比較優勢的地位，而社會地位的高低會影響一個人的相對易損性，故本身處于劣勢的女性因害怕損失而在交往中顧慮太多，從而導致信任度較低[3]?？陀^而言，現代女性雖說接受過高等教育，文化水平較高，但是社會中較為普遍的性別歧視依然會對其信任感產生一定影響，從而使得她們比較依賴于一定的組織；而男性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其獨立性、控制欲較強，加上他們不習慣于依附組織，因此對個體信任度也就相對較高。

除了性別因素外，本文還考察了獨生子女身份、政治面貌及是否擔任學生干部等因素對大學生信任感的影響，結果如表5、表6、表7所示：

如表5所示，獨生子女與非獨生子女在個體信任感上不存在顯著性差異，但兩者在組織信任感上存在著顯著性差異，表現為非獨生子女的組織信任感高于獨生子女。其原因可想而知，獨生子女一般都是家中的寵兒，他們的生活大都已被家人安排好，所以他們大多不習慣于依賴組織，而較為倚重個人。表6所示，學生干部與非學生干部在個體信任感上也不存在明顯差異，但是兩者在組織信任感上存在著顯著性差異，即學生干部的組織信任感要高于非學生干部。因為學生干部生活在一定的組織中，所以他們對組織的形式和生活相對熟悉，比較容易相信組織。如表7所示，學生黨員與非學生黨員中在對個體和組織信任感上均不存在明顯差異。在中國社會，擁有中共黨員身份的人往往被認為是思想先進、社會地位較高的表征。但是，中國有8000多萬黨員，絕大多數黨員與其他人相比并沒有什么非常特殊的地方。因此，與是否是黨員相比，是否具有干部身份更容易成為衡量社會地位高低的指標。干部與群眾的最大區別在于他們掌握著較多的權力資源[4]。而大學生群體的權力意識較為淡薄，特別是當代大學生受自由、平等、個性、獨立等思潮影響較大，因此他們并不認為擁有中共黨員身份和擔任學生干部，就使得自己比他人的權力更大，相反他們認為自己與普通大學生并無太大差異（調研結果也顯示了這一點）。當然，這是當前大學生相對于傳統特權觀念的一大進步。

大學生的信任感是否受其生源地的影響？與預期的結果相似，從表8可以看出，在個體信任和組織信任上，城鎮大學生的信任度較高，其次是農村大學生，信任度最低的是城市大學生。這和中國城鎮熟人社會和現代城市人際關系的特點是密切相關的。城鄉間邊界明確，因此異質性較大。居住在城鎮的人們仍然持續著傳統社會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模式，存在同質性群體內部的高度“粘連性信任”。而在城市中，生活節奏相對較快，人們更多專注于與個人利益密切相關的人或物，因此對他人和組織的信任感相對較低。

另外，大學生信任感是否還會因為不同經濟消費水平而產生差異呢？為此筆者也進行了相關分析。在控制了其他個體變量后，結果發現不同經濟消費水平對個體信任（F=5.75，P<0.01）和組織信任（F=16.14，P<0.01）均有顯著性影響。結果表明（如表9），經濟消費水平越高的大學生，個體信任度和組織信任度反而越低。這不同于一般認識，即認為擁有較高收入、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們（其社會經濟地位也較高）通常擁有較高信任水平的原因，是因為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人擁有更多資源來承擔“信任他人”失敗所帶來的風險和損失[5]。而在我們的調研結果中卻并非如此，甚至與其相反。究其原因，現在大學生普遍接受過義務教育，經歷了多次教育改革，經受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先進理念的教育，因而他們將更多精力投入于自己的精神道德需求，所以盡管大部分大學生的經濟消費水平較低，但他們依然對他人和組織有著較高的信任度。

三、小結與討論

根據湖北省武漢地區500名大學生的抽樣調查數據，我們描述了大學生信任感的整體現狀，并分析了形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同時也比較和分析了不同個體特征的大學生之間的信任感差異。研究結果表明：

第一，此次調查的大學生信任感內容主要分為個體信任和組織信任兩個方面。其中，在個體信任上，當代大學生對家人的信任感最高，其次為老師和同學，而對鄰居和與其宗教信仰相同的人的信任感較低。這反映出當代大學生對他人的信任既受血緣關系的影響，也受雙方之間由于交往密度所形成的情感關系及其所受教育的影響。在組織信任感上，大學生對政府相關組織的信任感最高，社會組織信任感次之，信任度最低的則是新聞媒介。這表明當代大學生群體雖說是生活在信息時代，但對于媒介依舊保持著懷疑和警惕的態度。

第二，當代大學生信任感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首先，男性的社會地位高于女性，在社會互動過程中處于比較優勢的地位，因而男性大學生的個體信任感較高而組織信任感略低（相對于女性大學生）。其次，大學生是否為獨生子女和是否擔任學習干部，在個體信任感上均不存在明顯差異，而在組織信任感上呈現出顯著性差異。表現為獨生子女的組織信任感低于非獨生子女，非學生干部的組織信任感上低于學生干部。再次，學生黨員和非學生黨員在個體和組織信任感均存在明顯差異。這反映出當代大學生具有比較普遍的平等、自由、個性等思想，特權思想對其影響較為微弱。最后，城鎮大學生的社會信任感高于農村大學生，而農村大學生社會信任感高于城市大學生。這主要是由于我國當前的城鄉二元化結構和城鄉不同的人際關系特點所造成。此外，不同經濟消費水平的大學生在個體信任和組織信任上也存在著顯著差異，經濟消費水平越高，個體和組織信任度反而越低。

第三，總體而言當代大學生的信任感較高。在本項調查中對于“大多數人是可以信任的，還是和人相處越小心越好”的問題調查中，有75.9%的大學生認為大多數人都是可以信任的，13.5%的大學生認為要小心謹慎，同時還有10.6%的人持中立態度。此外，當代大學生信任感雖呈現出傳統熟人社會的某些特征，但也呈現出一些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內容（如對傳統特權觀念的突破，經濟水平在信任感上不再起決定性作用）。

本文研究的結果有利于我們全面了解當前大學生的社會信任現狀及特征，當然也顯露出大學生自身存在的一些需要改進的問題，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當前大學生生活在網絡信息化時代，而他們卻對媒介表示出低信任度，這值得我們深思。通過進一步訪談我們發現，大部分大學生對媒介信任度低的原因是“媒介里傳播著太多的虛假信息，使人無法辨別”。在這個信息大爆炸的時代，媒介在大學生群體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對于這種低信任度現象，我們需要相關部門采取必要措施進行改善。政府部門必須用制度和法律來規范傳媒界，傳媒界人士也需擔當起傳播正能量的重任，樹立良好的職業道德，為大學生群體營造一個能獲得準確、真實信息的良好環境。

其二，獨生子女和高經濟消費水平的大學生信任感相對于其他大學生偏低，這一問題也需引起重視。從個人層面來講，獨生子女和高經濟消費水平的大學生，因為他們的生活環境較為優越，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和家庭資源可供利用，根據“相對損異”性原理，他們的社會信任度應該是較高的。然而實際結果并非如此。因此高校教育（尤其是德育）應對此加以關注，要關注他們的內心需求，鼓勵獨生子女和高經濟消費水平的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積極與他人交往，培養他們調動社會資源并服務社會的能力，以此來提高其對組織和他人的信任感。

[參考文獻]

[1]古斯塔夫·龐德.烏合之眾：大眾心理學研究 [M].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0.

[2]馬克斯·韋伯.教與道教[M].王容芬，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12）.

[3]王紹光，劉 欣.信任的基礎：一種理性的解釋[J].社會學研究，2002，（3）.

[4]楊 明，孟天廣，方 然.變遷社會中的社會信任：存量與變化[J].北京大學學報，2011，（11）.

[責任編輯：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