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籍出版的探究

【摘要】 古籍出版既是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的重要方式，也是一種特殊的出版類型。借助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以及檢索學界、業界對古籍出版相關問題的研究現狀，可以探尋我國古籍出版研究取得的進展與成績，同時發現其存在的缺陷和問題，以期更好地研判、預測古籍出版研究的未來趨勢，推動古籍出版學術理論和實踐活動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古籍出版；同質化；古籍數字化

【作者單位】徐小濱，黑龍江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特藏室。

近年來，隨著出版業轉企改制步伐的加快和數字出版、“互聯網+”出版的強勢突進，古籍出版面臨新的機遇與挑戰。一系列有關古籍出版生態變遷的話題為研究者提供了多元化的研究視角。我國古籍出版研究史已有30多年，研究者從各自視閾出發，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尚未就幾十年來我國古籍出版研究的整體狀況進行宏觀考察、思考和總結，以至古籍出版研究散點化、碎片化傾向日益凸顯。本文借助中國知網數據庫的分析，厘清中國古籍出版研究的現狀，挖掘研究現存的問題，預判研究的未來趨向，從而對古籍出版的既往研究做階段性總結，并試圖對其未來研究提出建議。

一、我國古籍出版研究的素描

本文的研究是基于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的研究，并未考慮其他數據庫、圖書資料、報刊資料、影像資料及其他時間段內可能存在的針對古籍出版的相關研究，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古籍出版研究的現狀進行呈現和探討。

1.研究對象的選取與說明

本文所選取的研究對象首先是直接以古籍出版為主要研究內容的論著，并未對其他能反映其性質、特征的同層次、同類型詞匯進行搜索、研究和解讀。具體的操作方式是，在中國知網“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的內容檢索條件中以“篇名”為檢索條件輸入“古籍出版”關鍵詞進行搜索，共顯示相關文章113篇。筆者通過篩選與甄別，發現其中屬于研究論文的共88篇；然后在“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查找，確認有8篇是碩士論文，而在“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進行相關檢索，沒有發現相關研究，故這一搜索方式共搜集到有效研究樣本96篇。在“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中以“篇名”為條件輸入“古籍”和“出版”兩個關鍵詞進行精確文獻檢索，發現相關文章320篇，再通過篩選與甄別，發現其中屬于研究論文的有164篇；再采取相同的方式在“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進行比對，共發現8篇碩士論文，與上一搜索環節的8篇碩士論文一致，而在“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未發現相關研究。通過對這兩種搜索方式及內容檢索條件進行綜合，最終確認本文研究論文的總數為172篇（論文檢索截止時間為2016年10月5日）。

2.我國古籍出版研究呈現的具體樣態

筆者通過文獻檢索的方式，對研究對象進行定量分析，認為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呈現我國古籍出版研究現狀。

（1）研究數量與研究分期的關系。檢索發現，我國最早的古籍出版研究論文是1978年包遵信發表在《出版工作》（現為《中國出版》）雜志中的《古籍整理出版的幾點意見》一文，其主要分析了當時古籍出版的現狀，提出了古籍出版需要進行全盤規劃及建立古籍整理中心以適應文化學術發展需要的建議[1]。筆者通過分析得出，1978年開始，古籍出版研究的論文數量總體呈波浪上升狀態，但從具體研究上看則呈現研究總量偏少、研究數量與年份之間的相關性不突出，且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曾6次出現學術研究斷層（分別是1979年、1980年、1982年、1984年、1988年和1989年）的情形。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僅有10篇研究論文發表，90年代有28篇研究論文發表，2000年至今共有134篇研究論文發表，可以說古籍出版研究進入21世紀后逐漸受到重視。

此外，古籍出版研究并未因古籍整理出版實踐的活躍及國家政策的關照而出現擴容與超越。譬如，1982年因“文革”中斷工作的古籍小組得以恢復，同年，國務院批準頒布實施《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2]，以推動古籍整理出版的進程。然而，處于該政策背景下的古籍出版研究成果卻寥寥無幾，僅有9篇相關研究論文。20世紀9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出版的市場化轉軌理念也呼之欲出，出版環境變得空前復雜，20世紀80年代以來建立的古籍出版社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該階段的研究成果不到30篇。從整體上看，我國古籍出版學術研究面臨起步晚、發展慢的困局，相較于古籍整理出版活動的活躍，古籍出版研究則呈現遲暮與不足狀態。

（2）研究內容領域分布格局及其演進。從研究內容和研究方向來看，172篇論文研究的主要內容與關注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一是民國時期古籍出版研究，如劉洪權總結了民國時期古籍出版在整理保存文獻、傳承文化方面的成績，為考查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3]，吳永貴認為民國時期民營機構古籍出版的市場化運作經驗、出版人及出版機構為文化的傳承做出了巨大貢獻[4]。二是古籍出版研究綜述，如趙堅、陳海燕、曹書杰等學者分別總結了2008年、2009年、2010年及2014年以來我國古籍類圖書出版的概況，并對未來古籍出版的走向做出理性的預判。三是少數民族古籍出版研究與探索，如曲甘·完瑪多杰等學者指出藏文古籍整理出版中存在的一些問題[5]，熱漢古麗等學者指出少數民族古籍出版的意義、內容、出版方式和應注意的問題[6]。四是專業性古籍整理與出版研究，如肖克之、李兆昆總結了我國農業古籍出版的整體概況，指出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因應策略[7]。五是古籍出版發展現狀、困境及機遇探討，如婁育等學者指出信息多元化、技術變遷語境下古籍出版所受的沖擊及面臨的困局，并立足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視角，提出了豐富古籍圖書市場、促進古籍出版形態和閱讀形式多元化的具體策略[8]。六是數字化語境下古籍出版新探討，如王宏分析了古籍數字化出版語境下出版社、技術提供方和圖書館三方主體的博弈情形，指出三方最終會成為古籍數字化出版的聯合主體[9]，郎筠、韓亮等學者提出了數字化、云時代背景下古籍出版的內容生產、數據挖掘、市場化經營策略，宋淑潔則在分析古籍數字化需遵循的原則和基本標準基礎上，提出古籍數字化的具體路徑。

筆者通過對以上六個方面內容進行綜合分析，認為古籍出版研究的視角隨著時間的推進逐漸發生擴展，研究范圍與研究領域也在逐步完善。從研究內容的轉向來看，研究擺脫了俗套、陳舊的學理性探討，積極轉向與時代背景、出版大環境相關的實務性選題，但同時也存在研究偏重于反映古籍出版在不同時期及其發展進程中所面臨的問題、針對困境提出的應對策略上，而忽略了對古籍出版相關的宏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因素的綜合考量。

（3）作者來源與刊物來源。研究內容的變化、演進與研究隊伍的構成和變化密不可分。本文綜合考慮論文數量與發文時間的關系，將1978年以來關于古籍出版研究的論文劃分為兩個時段（第一個時段為1978—1999年，第二個時段為2000—2016年），對發文量居前10位的作者和單位進行了排名，得到下表。

二、我國古籍出版研究的問題及思考

1.研究總量少，內容同質化現象嚴重

從我國古籍整理出版活動的發展進程來看，古籍出版研究落后于古籍出版實踐活動的發展步伐。1978年以來，30余年的古籍出版研究成果只有172篇，古籍出版研究除總量少外，研究內容同質化現象也較為明顯。如關于“現狀、困局及對策”等問題的研究，《當下古籍出版的困難與機遇》《古籍出版的困局與破解》《論古籍出版的問題與對策》等學術論文在文章脈絡、針對研究課題現狀的描述、對存在問題的梳理及施行策略的推行等方面闡發得大同小異；《論少數民族的古籍出版》等關于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問題的分析探討也存在整體內容趨同的弊病。這些同質化問題使得研究論文之間的相互替代性不斷增強，造成研究上的重復和研究結構的不合理。此外，過多的同質化研究也會降低研究論文的創新水準，與研究總量偏少的客觀事實構成古籍出版研究“低質少量”的現實困境。因此，學界和業界需要共同努力，不斷探尋古籍出版研究的新方向，提出新的研究論點，擺脫研究量少與同質化并存的困局。

2.選題視閾狹窄，忽略與時代環境的全方位結合

從某種程度上說，古籍出版研究數量的多寡與研究視閾的寬泛與否存在相關性。筆者分析發現，我國古籍出版研究相比其他類型的出版話題研究在選題上顯得過于偏執、呆板，導致選題視閾狹窄。從上文的研究框架可知，我國古籍出版的研究范圍主要體現在6個方面，看似研究的視野不盡如人意，實則不然。如關于民國時期的古籍出版研究僅局限于其對現代文化的影響及學習其出版理念和出版經驗上，而對早期古籍出版整理者、古籍出版力量的構成及古籍出版機構的研究只是輕描淡寫，而事實上正是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才造就了短短38年的民國歷史生產出26859種古籍出版的事實，民國時期也成為我國古籍出版的高峰和輝煌時期[10]。

古籍出版研究也應順應數字化、“互聯網+”的技術潮流和時代語境，積極探尋古籍數字化和“互聯網+”之路。但從研究的現實情形來看，古籍出版與數字化的復合型研究、古籍出版與“互聯網+”之間的關聯性探索顯得貧乏且關注點過于狹隘。研究者僅從古籍數字出版中的著作權問題、古籍數字出版的產業鏈構建、古籍數字化出版之主體博弈等幾個角度闡發了古籍出版在數字化語境下新的課題，而對古籍出版與數據庫建設的關系、古籍數字出版平臺的搭建、古籍數字出版推行的可行性及其可能產生的問題、“互聯網+”與古籍的整理保護、“互聯網+”時代古籍數據庫建設等相關問題的探討未予以關注。

正是由于古籍這一特殊的出版類型與所處時代背景的銜接缺失才造成古籍出版研究選題視閾狹窄的困局，時代大環境往往會為研究者的研究提供新的土壤和話題來源，所以研究者應綜合考慮所研究階段國家政策、時代環境等多維因素對古籍出版活動的影響，探尋出其結合點，拓寬選題的廣度，挖掘選題的深度，不斷豐富古籍出版研究。

3.多宏觀整體性研究，缺乏微觀具象化探究

綜合分析與檢索研究對象，筆者發現172篇古籍出版研究論文的研究模態多以宏觀性話題研究為主，缺乏具象化探究。從研究的范圍來看，與古籍出版相關的現狀研究、綜述研究、少數民族古籍出版研究及專業性古籍出版研究大多呈現宏觀性、整體性探討。如《論古籍出版發展的現狀與對策》《中國古籍出版的現狀與前景》《試論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中的若干問題》等研究論文均是對研究對象進行宏觀整體性探索，而忽視對古籍出版不同類型及同一類型具體對象的出版情況、出版人等具象化、微觀性問題的探究，導致研究的淺薄化和表層化，不利于古籍出版研究的深入。究其緣由，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有如下兩個方面。一是基于整體宏觀性研究的特點。該類型是針對宏觀問題的綜合、管窺性考察而非針對研究對象細枝末節的深入考究，因而其研究的難度遜于其他需要對研究對象進行實證性分析而展開的研究，故多受研究者青睞。二是基于古籍自身的特殊性。盡管我國古籍資源豐富，整理出版的古籍類型也日益多元化，但由于古籍研究具有相當的難度，而對其研究者素養提出了硬性要求，厘清一本具有歷史厚重感的古籍及其具體的整理出版情況需要研究者具有深厚的 專業素養，而大多數編輯出版領域研究者本身并不具備古籍研究的相關知識，所以無法對具體古籍編輯出版情況進行微觀探究。

4.研究隊伍分布不平衡

進入21世紀，我國古籍出版研究的主導力量以學界尤其以高校的專家學者為主，且這一時期研究論文的產出量遠遠超過過去20余年的論文研究總量。由此可以看出，古籍出版的研究隊伍逐漸轉向學界，這一結果表明古籍出版研究的學理性成分、整體性分析的話語類型可能會不斷增多，而業界基于行業而進行的實踐性、事務性探討的比例則會下降，最終可能會形成重理論、輕實踐的研究格局。古籍出版及其活動是實踐性較強的行業，學界對古籍出版的關注表明其具有研究價值，而業界對其發展的預見性與指導性亦不可忽視。從長遠看，學界和業界的共同參與、觀點的交流與互動更能推動古籍出版研究良性、合理的發展。

古籍是傳承中華文明和先輩智慧的重要形式和載體，嬗替變革的技術環境、持續變遷的媒介格局、不斷推陳出新的時代語境會以有形或無形的方式對古籍出版、研究產生影響，這些流變因素會給學界、業界研究者不斷提供新的課題。未來的古籍出版研究應立足于傳承文明的高度，在新的時代語境下，結合古籍出版自身的特性，建構“互聯網+”古籍出版研究的學術系統和框架，凸顯古籍出版研究的特殊性、前沿性、時代性和創新性，進而科學、理性指導古籍出版實踐，實現對既有研究的超越。

參考文獻

[1]趙堅. 2008年古籍類圖書出版綜述[J]. 編輯之友，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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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吳永貴. 學習民國時期的古籍出版[J]. 出版廣角，2007（4） .

[5]曲甘·完瑪多杰，仁青當周. 關于藏文古籍整理出版中的幾個問題[J]. 青海民族研究（社會科學版），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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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婁育. 古籍出版現狀與對策研究[J]. 出版廣角，2015（16）.

[10]王宏. 試析我國古籍數字化出版之主體博弈[J]. 出版發行研究，20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