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區城市穆斯林公共生活的人類學研究
——基于蘭州穆斯林婚介所的田野調查

祁 虹

(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甘肅蘭州73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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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區城市穆斯林公共生活的人類學研究
——基于蘭州穆斯林婚介所的田野調查

祁 虹

(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甘肅蘭州730020)

隨著城市發展的加快和社會變革的加劇，傳統穆斯林社區的公共生活受到挑戰。穆斯林群眾為了維持宗教生活，滿足生存與發展之需，自覺、自主、自立地建構了新的公共生活。人們在這樣的公共領域中彼此交流、相互監督，充分體現了穆斯林特有的公共性。穆斯林婚介所正是這種多元靈活的公共性集中展現的重要社會空間之一。

城市穆斯林；西北地區；公共生活；公共性

學界關于穆斯林公共生活領域的探討，主要集中在哲瑪提[1][2]，哲瑪提不僅是穆斯林現實生活的空間，也是保持族群邊界、維護自身信仰的屏障。隨著新興穆斯林公益組織的出現，學者也開始關注這些社團對于維護穆斯林群體團結、推動穆斯林社會發展、構建和諧社會所起的重要作用[3][4]。雖然這些研究不同程度地體現了穆斯林公共空間、公共領域以及公共性，但是都沒有對穆斯林公共領域的公共性產生的內在力量以及公共性的表達做具體的分析。2015年春季以來，筆者在對蘭州穆斯林婚介所的田野調查中發現，穆斯林公共性基于穆斯林共同的宗教信仰、文化傳統、語言習俗、集體情感等。公共性的表現形式不是一成不變的，穆斯林會根據不同的生活需求，積極主動地建構自己的公共領域。

一、蘭州穆斯林公共生活概況

“公”“私”的概念在《古蘭經》的阿拉伯原文中是以“安姆”和“哈次斯”這一對概念為基軸引申出來的，大多數情況下，它講的是“整體”與“個體”的關系。烏瑪從本意上更多地指一個信仰共同體，全世界穆斯林都是一個烏瑪，即同一個共同體，烏瑪精神則是穆斯林公共性的基礎。

蘭州是一個多民族地區，少數民族中以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占多數，源于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由此衍生的相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個以回族為主的穆斯林群體。穆斯林群眾既是公共性的承擔者，又是公共性的受益者。穆斯林通過履行宗教義務來表達自己的宗教信仰。蘭州市各大清真寺周五主麻的聚禮是體現穆斯林公共性的象征性活動，表達了集體精神，是穆斯林團結的維系力量[5]。穆斯林社區“人不離寺，寺不離人”的特殊人地關系[6]，說明圍寺而居的模式、相同的生活方式和共同的宗教信仰仍然是體現穆斯林公共性的主要方式。

隨著社會的發展，蘭州穆斯林群眾公共生活的自助性服務普遍增長，自發形成了特有的公共領域，以滿足和方便穆斯林生活。除了傳統的公共性表達之外，穆斯林根據現實需求建構的公共領域涉及諸多方面，例如宗教圖書館、互助協會、慈善機構、農民工子女幫扶中心、民間阿語學校、期刊媒體、網絡社區、婚介所等。穆斯林普遍實行的教內婚與城市穆斯林婚姻選擇范圍較小催生了穆斯林婚介所。穆斯林婚介所作為穆斯林公共生活的新形式，集中體現了與穆斯林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以及擇偶問題密切相關的公共性?；榻樗峁┑墓卜諗U大了公共交往，是穆斯林公共生活的一個典型代表。

二、公共空間：穆斯林婚介所

空間是特定社會組織形式的投射，它依附于社會而存在[7](213)。公共空間主要為人們的公共生活和社會互動提供方便，是人們自由言談和行動的場所[8]。蘭州市目前共有6所穆斯林婚介所(見表1。表1信息來源于筆者2015年6月～12月的調研)。

表1：蘭州穆斯林婚介所一覽表

筆者著重走訪了西固清真寺婚介所和主賜良緣穆斯林婚姻工作室。某種意義上說，西固區不是穆斯林的傳統聚居區*明朝和清朝初期，西固區陳官營一帶曾是回族穆斯林集中聚居區，但在清朝中后期清政府鎮壓回民起義中消失。，隨著20世紀50年代國家重大工業項目落戶這一區域，各地穆斯林因為工作移居此地。西固清真寺婚介所所在的小二樓是清真寺的產業。由于它是蘭州市經營時間最長的穆斯林婚介所，資料相對豐富，保存完整，其服務范圍已突破西固區，輻射至蘭州其他縣區，具有較大影響力。該婚介所的數據對于研究整個蘭州市穆斯林婚介所的公共性具有典型意義。

主賜良緣穆斯林婚姻工作室是目前蘭州唯一一所在民政部門注冊的穆斯林婚介所。該工作室位于蘭州市七里河區小西湖，這里是穆斯林的傳統聚居區，他們大多來自東鄉、廣河、臨夏、安康等地，以東鄉族居多。工作室的房屋是一位東鄉族穆斯林免費捐助的，有兩間房間，一間是辦公區和會面區，簡單擺放著辦公家具，另一間是用來禮拜的。穆斯林婚介所屬于公益組織，不收取費用，日常運行依靠的是穆斯林施散的“乜貼”。雖然穆斯林迫切需要這樣的婚介所來解決擇偶的實際困難，但是由于婚介所所在的位置都比較隱蔽，一開始并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主賜良緣婚姻工作室的負責人馬女士介紹說：“最初，我們工作室只有我一個人。為了擴大影響，方便穆斯林群眾，每周五主麻的時候，(我們)去各大清真寺門口發傳單，堅持了3個月。來工作室登記的人逐漸多起來了，大家選擇的余地也就大了?！?/p>

近年來，蘭州市的舊城改造涉及很多穆斯林傳統的居住社區。這些變化雖然給穆斯林群眾的生活、交流帶來了一些影響，但是關于婚介所的信息逐漸在穆斯林中口耳相傳。對此，一位男性穆斯林說：“小時候住在互助巷，是平房，基本上都是穆斯林。后來拆遷，大家都搬到各個地方去了。我周圍基本上都是漢民。我媽老念叨著：‘要是還在互助巷，找對象就不愁了?！髞砼笥颜f有這樣一個婚介所(西固清真寺婚介所)，我就趕緊來報名了?！惫部臻g是公共生活的載體，為共同的交往行為提供平臺。穆斯林群眾的傳統公共生活空間隨著原有社區的拆除重建而被打破。這種影響，一方面給穆斯林生活帶來不便，另一方面又成為新的穆斯林公共生活空間的孕育力量。作為公共空間的婚介所，不僅為適婚穆斯林群眾提供了認識和交往的平臺，也形成了共同的利益關系、一致的歸屬感和心理認同，彌補了因傳統公共生活衰落所帶來的缺失。

三、公共角色：穆斯林婚介所中的人們

公共空間是一個產品，是人造的，是有目的地生產出來的。參與空間建設的正是公共生活中的人，這些參與其中的人有目的地建設公共空間，并賦予公共空間以某種意義。

在調研中，筆者對西固清真寺婚介所1997～2015年間的2 124份登記檔案進行了整理統計，登記的男性768人，其中，未婚男性598人，再婚男性170人，而登記的1 356名女性中，有958人是未婚，398人是再婚。一般情況下，未婚男女第一次登記一般是由父母或親屬代為登記的。在父母心目中，孩子成年后，婚姻大事越早越好。根據調查，在共同信仰的前提下，擇偶考慮的因素，排在前3位的分別是經濟條件、職業和教門意識。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日新月異，對教門意識的重視程度有減弱的趨勢。一位前來為女兒征婚的回族媽媽這樣描述對未來女婿的期許：“希望女兒找個穆斯林，這樣生活上方便些。希望對方經濟條件要好一些，有正當的職業。在教門上，沒有太多的要求，盡到本分即可?！睂τ谠倩榈哪滤沽?，他們大多自己來婚介所登記。再婚穆斯林首先考慮的是對方的教門意識，有責任心。一位帶著8歲孩子的再婚穆斯林婦女說：“我前夫是漢族，雖然入教了，也只是不吃大肉，基本上不禮拜。我讓孩子學宗教知識，他卻認為我在教孩子講迷信。我們之間隔閡越來越大，導致離婚。這次我希望找一個有教門的穆斯林，至少在靈魂上是相通的?！?/p>

在公共生活中，服裝是體現穆斯林公共角色的一個特征。來婚介所征婚的穆斯林群眾的民族是多元的，最多的是回族，其次是東鄉族，也有維吾爾族和撒拉族等。有的穆斯林婦女穿長袍，戴頭巾，而有的只戴頭巾，不穿長袍，還有一部分不穿長袍，也不戴頭巾，只是戴白帽。年長一些的婦女還會戴蓋頭。年輕女孩的穿著一般和漢族沒什么兩樣，只是家庭教門不同，穿著有所不同。來婚介所的穆斯林男性在服飾上和普通漢族沒有差別。穆斯林在通過服裝表達信仰認同、建立族群邊界的同時，也表達自身的公共性。

語言是體現公共角色的另一個特征。來婚介所的穆斯林群眾都講漢語，但卻各有方言。蘭州本地的穆斯林一般講京蘭腔，而年輕人普遍講普通話。這些來自天南海北的穆斯林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在相互見面時都說“色倆目”，這句問候語是穆斯林重要的社交禮儀，它拉近了穆斯林之間的距離，同時也表達了穆斯林的公共性。

婚介所是穆斯林公共生活的空間之一，在這個空間中，每個人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這些不同角色背后有著不同的民族、地域、文化和知識背景，因而也有著不同的訴求。他們作為“演員”在婚介所這樣一個公共空間中展示自己，表達自己，不僅要把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同時也作為“觀眾”認真審視別人。這種行為在形式上是公開的，在內容上是公平的。穆斯林通過參與公共空間的建構，使自己成為群體中的一部分。

四、公共活動：穆斯林婚介所中的交往

在普遍性社會交往的意義上，無論是哈貝馬斯用交往結構談論的“公共性”[9](457)，還是阿倫特基于行為類別劃分而分析的“公共性”[10](222)，他們所強調的“公共性”以及由此引申出來的公共交往理論，都體現了一種開放多元的社會公共領域?；榻樗粌H為適婚穆斯林群眾提供了擇偶服務，同時也是穆斯林群眾進行交流、交往、學習的平臺。

穆斯林婚介所的首要任務是為適婚穆斯林提供婚介服務。西固清真寺婚介所經常組織家長召開小型座談會，家長們相互交流。主賜良緣婚姻工作室注冊了微信公眾號，將適婚者的信息及時發布在網上，并定期更新。工作室開展一些聯誼活動，讓適婚穆斯林盡可能地參與進來，將被動、尷尬的介紹方式轉變為主動、自然的認識方式?；榻樗€會處理一些現實生活中與婚姻家庭有關的矛盾和糾紛。在西固清真寺婚介所，哈女士是一位有人格魅力的人。很多穆斯林群眾為了家長里短到婚介所尋求幫助，哈女士一般會從教法的角度，結合實際勸說雙方，安撫彼此情緒，在場的其他穆斯林也會一起出謀劃策。由于共同的宗教信仰派生的相同行為規范和處事方式，使得穆斯林日常生活中的矛盾糾紛也有自身的特點。穆斯林群眾將這些矛盾糾紛訴諸婚介所這一公共空間，公開尋求解決方法。這是穆斯林群眾參與公共生活的一種特殊方式。矛盾未必得到徹底解決，但至少可以使參與者獲得精神上的理解和支持，尋求到一種歸屬感。一位來自甘肅天水的回族婦女這樣描述自己的遭遇：“我從天水嫁到蘭州，經常遭到丈夫打罵。我打聽說這里有個婚介所，有困難都可以來這里。有幾位熱心的阿姨幫我出主意，哈阿姨也找過我丈夫，可是沒用，所以我打算離婚?，F在我沒事的時候就去婚介所坐坐，覺得像回家一樣，很親切?！?/p>

婚介所也是穆斯林群眾聊天的場所。人們會在這里討論信仰、社會現實等問題，這些討論會形成公共輿論，有的輿論會鼓勵參與討論的穆斯林，有的輿論會對參與者產生壓力或起到警示作用。筆者在西固清真寺調查期間，聽到大家討論最多的是回漢通婚的問題，她們將這種婚姻形式稱作“兩半戶”，這是一個污名化的稱呼，這個稱呼給當事人帶來一定的輿論壓力。這些不僅成為婚介所經常討論的話題，也構成了穆斯林用來教育年輕人的“反面”教材。一位領著女兒來登記的回族媽媽?！痢劣龅搅硪晃浑x異的回族女性馬×。馬×的女兒與一位漢族小伙戀愛，她的丈夫不同意。馬×的上一段婚姻是回漢結合，她忠告穆斯林青年，感情會因為不同的信仰和生活方式而被消磨殆盡。?！痢恋呐畠郝牭竭@番話后有些失落，也有些惆悵。在婚介所進行的討論和交流會形成公共輿論，這些輿論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礎上的，因此會對人們的行為起到一定的規范作用，它不會隨著人們走出公共生活空間回到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間而結束，而是會被參與者帶回各自的私人空間，并在其中繼續發揮作用。

婚介所還是一個穆斯林群眾對外交流的媒介和橋梁。在穆斯林群眾中流通著他們自己的雜志和報紙。西固清真寺婚介所就是這些媒體的通訊社，也是穆斯林群眾為期刊納“乜貼”的代辦點。主賜良緣婚姻工作室策劃組織了“蘭州市第一屆主賜良緣穆斯林聯誼會”，聯誼會共有400多名適婚穆斯林參加，會場還公布了1 200多位適婚穆斯林的信息。

公共空間的存在為人們的交往提供了條件，使得人們交往的密度加大、頻率增加。人們的交往構成了公共活動的實際內容。公共活動在展現穆斯林公共性的同時，也為穆斯林群眾提供了一種情感依托。

五、結 語

穆斯林共同信仰的生活需求和傳統公共生活的衰落共同構成了穆斯林公共領域的基本力量?，F實需求形成基本的“文化迫力”，促使人們有組織地合作，以此滿足這些需求。城市生活節奏的加快和傳統社會結構的變化導致的私密化是穆斯林公共領域產生的外在力量。作為穆斯林集體意識的基礎，宗教信仰是公共領域最有力的控制力量，它滲透在穆斯林共同而自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實踐之中，蔓延在共同的行為倫理規范和強有力的輿論監督中。穆斯林就是在這樣一種宗教自律與公共輿論的交織中建構自己的生活世界，統一“公”與“私”，表達作為集體意識的公共性。

公共空間對穆斯林提供服務以及人們在這里進行的交往活動，不同于體制層面的服務與交往。體制層面的服務與交往通常帶有命令和義務的一面，而穆斯林公共領域的服務和交往更多地表達了自由意志，體現了作為公平的公共性。公共性是公共領域的基本特征，穆斯林公共領域的公共性是多元的。穆斯林公共領域通過公共空間、公共角色和公共活動表達公共性，使公共領域的功能得以發揮。公共領域中的交往培養了人們的集體意識，使人們獲得了更多的心理安全和情感寄托，強化了族群的自我認同。這種文化的自我滿足和內在機制使其功能得到延續和更新，進一步推動了穆斯林文化的傳承。不論是楊文炯等人的哲瑪提研究，還是馬強等人提出的烏瑪精神[11]，都是從信仰和認同本身出發來探討穆斯林群體的集體意識和共同體維護，為我們進行穆斯林公共生活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穆斯林公共生活的研究路徑延續了這一研究思路，并且將集體意識的研究從穆斯林傳統生活空間延伸到新型的公共領域。關于穆斯林公共領域及其公共性的研究，對于分析新的時代背景下城市穆斯林社會有著重要意義。

[1] 楊文炯.Jamaat地緣變遷及其文化影響——以蘭州市回族穆斯林族群社區調查為個案[J].回族研究，2001(2).

[2] 桂榕.“哲瑪提”文化模式:理解回族社群文化的一種理論框架——以巍山回族“哲瑪提”為例[J].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1).

[3] 樊瑩.西北少數民族NGO的發展及社會參與——一項關于青?；刈迦隼寰戎鷷某醪窖芯縖J].青海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4).

[4] 蘇慕瑜.西北穆斯林民間公益組織的文化分析[J].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6).

[5] 高源.清真寺的社會功能——蘭州清真寺中的族群認同[D].中央民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

[6] 王建斌，李慶勇.城市邊緣地區伊斯蘭教探微——以蘭州穆斯林社區調查為個案[J].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2).

[7] [法]愛彌爾·涂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東，汲喆,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8] 徐贛麗.空間生產與民族文化的內在邏輯——以侗寨聚落為例[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15(7).

[9] [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M].童世駿，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10] [日]川崎修.阿倫特：公共性的復權[M].斯日，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1] 馬強.伊斯蘭“烏瑪”精神與都市穆斯林社區——廣州穆斯林哲瑪提現狀田野調查[J].世界宗教研究,2006.

【責任編輯 海曉紅】

Anthropological Study on Urban Muslims’ Public Life in Northwest China: Based on the Fieldwork in Lanzhou Muslims’ Match-making Agency

QI Hong

(Center for Northwest Ethnic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China)

With the rapid urb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the traditional muslims’ public life is undergoing the challenge. Muslims independently constructed their own public life so as to maintain their religious life and satisfy their development. In this public life, the publicity was embodied by their interaction and supervision in public area. The match-making agency is one of the social space for presenting the flexibility of public life.

Urban Muslims; Northwest Area; Public Life; Publicity

2016-09-20

中央高?；究蒲袠I務費專項資金項目“西北民族地區民族宗教和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研究”(13LZUJBWZB001)；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北少數民族社區社會工作本土化研究”(14YJC840030)

祁虹(1982-)，女，甘肅蘭州人，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從事西北少數民族文化研究。

C915

A

1674-6627(2016)06-005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