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發現中亞

[美]塞諾著，袁 劍，劉璽鴻譯

(1.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系；2.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北京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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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發現中亞

[美]塞諾1著，袁 劍2，劉璽鴻2譯

(1.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系；2.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北京100081)

該文章撰寫于2004年，收錄于《第歐根尼》(Diogenes)2004年第4期第7～19頁。文章從中亞的歷史、地理與生態定位出發，結合近現代中亞的歷史發展背景，對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以來，中亞在世界歷史與地緣政治中的重要性進行簡明扼要的梳理，為我們更好地理解中亞和當前“一帶一路”的大背景具有啟示意義。當然，文中一些論述，我們也要批判性地看待。

中亞；中央歐亞；蘇聯；歷史地理

“中亞”(Central Asia)這一表述已經有一個半世紀的歷史了，并且主要被19世紀旅行家的狂熱追隨者以及研習19世紀下半葉英俄“大博弈”歷史的學生所知曉。但對我們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人而言，幾乎沒有什么政治主題與之相關。幸運抑或不幸的是(這取決于我們的視角)，自從蘇聯解體以來，這一情況就發生了徹底的變化，“中亞”一詞開始在媒體、更大范圍的公眾甚至在各種處理外交事務的公務員那里廣泛傳播。隨著一群與中亞沒有關聯的年輕人成功制造了“9·11”事件，中亞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有了顯著提升。被視為恐怖分子的這些襲擊者全都是阿拉伯人。其他的阿拉伯人和各個民族的人，包括英國和美國的公民，都被激發了對阿富汗進行進一步打擊的熱情，而這為推翻統治阿富汗全國的令人生厭的塔利班政權提供了契機。美國和烏茲別克斯坦的合作加速了塔利班政權的垮臺，也使更多的公眾開始關注烏茲別克斯坦阿姆河盆地的情況。

1991年12月成立的獨聯體囊括了諸多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如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他們組成了當下較為寬松意義層面的中亞。雖然都是多族群和多語言國家，但塔吉克斯坦的官方語言屬于伊朗語支，而另外四個國家的語言則屬于突厥語族。在蘇聯時期的用法中，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組成了中亞(Middle Asia，俄文轉寫為Srednaya Azija)，當時這一區域不包括哈薩克斯坦[1](149)。

我們上面提到的五個國家的歷史都較短。14世紀下半葉蒙古帝國解體之后，他們各自以部落聯盟的形式組成了各具特色的實體。然而，蒙古勢力的發源地和基礎是在蒙古地區，而這一區域在上文所定義的中亞范圍之外。所以，我們必須將眼界擴展到更廣闊的區域，可以將這一區域稱為“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

隨便看一眼由歐洲和亞洲組成的世界最大的大陸區塊的歐亞地圖就會發現，主要的定居文明——諸如廣義的歐洲、中東、印度次大陸、東南亞和東亞這些基于農耕經濟發展起來的文明——都是在這一巨大區域的邊緣地帶發展起來的。他們所環繞的歐亞大陸的中心部分，在歷史角色和行為方式上都與這些偉大的定居民文明有著鮮明差異，這部分被稱為中央歐亞的文化區域。這一表述的目的也是這篇文章的關注點所在，這一區域既包括了上文提到的中亞地區(由上文提到的獨聯體國家組成)，也包括蒙古國、中國東北、俄羅斯西伯利亞以及中國新疆。

“中央歐亞”是一個學術和書面詞匯；當地人不會稱自己為中央歐亞人，來自蒙古國的蒙古人也不會有一種跟某個土庫曼人具有一致性感覺的先驗認知。

從自然地理的角度來看，中央歐亞可以被劃分為四大自然區域*關于中央歐亞的自然區域，可參見Taaffe(1990)。。在這中間，最北部的區域是苔原(Tundra)地帶，它北抵北冰洋，絕大部分地區是人跡罕至的北極荒原之地，在世界史中并沒有占據重要地位。從更大范圍來說，歷史中有跡可循的那些角色都是由來自第二個區域的居民扮演的。這是一個連片的森林地帶，在俄語中被稱為“泰加”(Taiga)，這一區域從斯堪的納維亞一直綿延至鄂霍次克海。這里的居民主要從事馴鹿養殖和狩獵活動，因為與南部草原居民的交往受到限制，所以他們在歷史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

第三部分是草原，這是一片從黑海北部經蒙古國中部、東部達東北平原的狹長地帶。這片廣袤的草場事實上是游牧帝國的發源地，也是其經濟和權力的基礎。游牧帝國從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14世紀末在歐亞歷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草原上豐富的草料使馬匹飼養在規模上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也由此引領了騎兵戰術的進步，這在草原之外是無可想象和實現的。用一種相對簡單的方式，甚至可以說，在火器引入之前，草場所供養的各種馬匹使得強大游牧帝國訓練有素的軍隊成為定居世界的軍隊無法戰勝的力量。草原最西部的地區支撐了匈人的軍事行動，阿瓦爾人和之后的匈牙利人成為最后入侵歐洲的游牧民。當他們推進到歐洲中心地帶的時候，由于為軍隊提供后勤支持的草場的缺乏，阻礙了他們前進的腳步。在草原東端的游牧民則更為成功。在過去的2 000年里，為了應對自然環境帶來的約束，中央歐亞的契丹人、唐古特人、蒙古人和滿洲人都在中原地區建立了自己的政權。草原力量——如果我們可以創造這一詞匯的話——在13世紀成吉思汗創建了從由東向西、從中國到匈牙利并且南達定居世界(基本上是伊朗)的大蒙古帝國時達到了高峰。

在伊朗和草原之間是中央歐亞的第四部分，也就是沙漠地帶，這塊從里海向東抵達戈壁的區域需要明確說明?！吧衬?Desert)是一個讓人想到撒哈拉漫漫黃沙、令人生畏的詞匯，但是中亞的沙漠“可以被視為‘定居地區’，這一地區在歷史當中一直存在著供人定居的鄉村和城市”[2](2)。在早期歷史時期，這里的居民大多說波斯語，大約從7世紀到8世紀開始，這一地區逐步突厥化，阿富汗和波斯民眾將他們以北的地區稱為“突厥斯坦”(Turkestan或Turkistan)，就是“突厥人的土地”的意思。通常這一地區分為從前俄國人控制的西部和中國控制的東部，這兩個部分是由高聳的帕米爾山脈所切分。如今西方世界對這一地區的興趣主要集中在西突厥斯坦。

這一地區有大量穆斯林居住，而且南部和東部邊界部分的突厥語言族群過去都在蘇聯控制之下。當時這一地區的邊界線是由350英里的蘇聯—土耳其邊界、1 250英里的蘇聯—伊朗邊界、1 200英里的蘇聯—阿富汗邊界組成，總共2 800英里左右。此外還有將近2 000英里的蘇聯—中國邊界，在這條邊界線的中國一側，居住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地區的諸多突厥語系各族穆斯林。

16世紀中期，在伊凡雷帝的領導下，俄國向里海地區大力擴張，直抵突厥地帶。相當有意思的是，一個名叫安東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的人，實現了沙皇與中亞諸汗王之間的第一次半官方聯系。作為英格蘭莫斯科公司(English Muscovy Company)的代表，詹金森在尋找一條通過中國的商路，1558年，他從伏爾加河順流而下，抵達里海的東岸，又從這里開始了通往土庫曼主要城市烏爾根奇的艱難旅程。據詹金森描述，路上所遇見的都是游牧匪幫，他們時常搶奪駝隊，彼此之間也經常爆發爭斗[3](450)。

從16、17世紀開始，俄國成為中亞三個汗國(希瓦、布哈拉、浩罕)最為重要的貿易伙伴。這三個汗國的名字也逐漸被公眾知曉。在希瓦，1770年建立的孔格勒王朝保持了很長時期的穩定，一直到1873年才淪為俄國的保護國。俄國對希瓦內部事務的干涉是相當有限的，但是希瓦統治的領土大幅縮小了。從1550年到俄國革命，烏茲別克的昔班尼王朝一直統治著布哈拉，其中只有短暫的中斷。浩罕汗國獨立的時期相當短暫，從19世紀早期一直到1876年被俄羅斯帝國吞并。這三個汗國實際上都是烏茲別克人的政權，語言是烏茲別克語。他們如今都是烏茲別克斯坦的一部分，而烏茲別克則是整個中亞諸國中最文明開化和最復雜的。

從政治而不是族群和語言上考慮，烏茲別克——如同其他中亞政權一樣——從蒙古人那里獲得了其合法性。一個重要的部落聯盟被稱為“烏茲別克”(?zbeg)，其名字源于創建這一聯盟的可汗月即別(?zbeg)(1313～1341年)。不考慮他們的歷史，是很難理解烏茲別克人的心理和精神的，尤其是他們將自己不僅看成是自身歷史的接續者，同時也是他們所擁有的領土的繼承者。在這一方面，烏茲別克的民族和歷史意識與英國在心理層面上是相似的，后者為自己繼承了凱爾特、羅馬、盎格魯撒克遜和諾曼人的遺產而深感自豪。雖然伊朗文明在許多方面深深影響了烏茲別克的文化，但是大多數烏茲別克人信仰遜尼派，而這與伊朗的什葉派相對立。

15世紀以來，歐洲人所控制的海路運輸越發繁忙，而曾給這一地區帶來繁榮的大陸間駝隊貿易則在衰退。到了18世紀，中亞進入停滯階段，遭受著政治、經濟和文化衰退所帶來的痛苦。

中亞內部斗爭所造成的權力真空被俄國的滲透所填補?？偟膩砜?，沙皇竭盡全力推行他那深思熟慮但又與實際狀況不相符的占領計劃。當然，正是受到“天命”態度的影響，推動了俄國向政治上“無主之地”前進。在一份于1864年寄給其他國家的備忘錄中，沙皇的首席大臣戈爾恰科夫(Gorchakov)寫道：

俄國在中亞的狀況與所有文明國家同沒有固定社會組織的半野蠻的游蕩部落相遇是一樣的。這些情況使得對邊界安全和商業關系的關注促使更文明開化的國家獲得優勢，而其鄰居則因騷亂和流浪的本性而難以生存。*引自Caroe(1967∶75)。

俄國人沿著兩條主軸線推進：他們嘗試保護里海東部的邊境，同時向錫爾河流域推進。但穿越錫爾河流域向當時的突厥斯坦、中國、阿富汗和波斯進軍的決定并非毫無爭議，1865年一舉占領塔什干而廣受民眾追捧的切爾尼亞耶夫(Cherniaev)將軍在態度上就與突厥斯坦總督區在1867年的首任總督考夫曼針鋒相對。俄國向中亞進軍的部分原因是俄國日益增長的棉花需求，當時美國內戰爆發，俄國棉花進口被迫中斷。事實上，美國的棉種被引入中亞，提高了當地產量。棉花種植使得費爾干納谷地實現了經濟繁榮，當帕倫伯爵(Count Pahlen)于1906年至1908年視察浩罕的時候，將這個由“棉花之王”所控制的歐洲街區的建筑跟一座美國礦都相提并論[4](119)。

這些征服的行為和目的是典型的西方霸權的體現，但是，在對所征服的人口的處理上是不同的。讓我再舉兩個英國人的例子。一位19世紀40年代在西伯利亞的英國旅行者希爾(S. S. Hill)對俄國的處理方式贊賞有加，他認為“俄國對待野蠻人的方式相較于西班牙人的殘忍和英國人的不寬容，要自由得多”[5](186)。對俄國入侵的非凡特征更具分量的描述則來自于其偉大的對手、未來的寇松勛爵(Lord Curzon)：

俄國人真正體現了“親善”一詞。他沒有自我優越感和讓人陰郁的傲慢，這些比起殘忍之心更能夠激起仇恨，而且他沒有在進入相異的和低等的種族社會這件事情上退縮。他自己不可抑制的粗心大意使其很容易采用自由放任的態度對待他者，并且對其亞洲子民的宗教行為、社會習俗和地方偏見上的寬容不是出于外交計算的結果，而是完全不關心的產物。[6](399)

俄國人對中亞的征服是東方人征服東方人，是同源的秉性征服了同源的秉性。這是強力金屬和脆弱金屬之間的熔合，但這不是更純凈的因素排除了不純凈的因素。[6](392)

取決于個人的秉性，對待“低等種族”可能是憤怒、不信任甚至是縱容——這與我們如今的公共話語是不同的。但事實表明，在英國和俄國之間殖民態度的比較上，寇松的天平更傾向于俄國。

雖然俄國極大地促進了當地人的物質福利和安全，并且展現了宗教上的寬容，但是當地民眾和俄國定居者之間還是沒能避免緊張關系。這給俄國官員造成了相當大的麻煩，對他們而言，孤零零的自己比幾百個當地居民更像一個麻煩的根源[4](183)。

1905年俄國爆發的革命擴展到了中亞地區，主要影響了鐵路工人、軍隊和部分剛形成的說俄語的知識分子。在10年之后的1916年夏天，由于沙皇在一戰中頒布法令強制非俄羅斯人奔赴前線提供后勤服務，使情況變得更為嚴峻。起義雖然被鎮壓了下來，但是這種緊張局面擴散到了突厥斯坦和草原地區，到1917年初，一場范圍更大的革命爆發了。而在那時，大多數突厥人、穆斯林幾乎都是文盲，他們對創建一個現代國家毫無準備。因此，點燃這一地區的火種來自俄國本土。

1917年，克倫斯基領導的“二月革命”爆發之后，中亞的穆斯林群體嘗試走向聯合?！笆赂锩敝卸韲锩肿訉χ衼喢癖姷耐橛滞苿恿诉@樣的聯合。新政權的最初行動之一就是于1917年11月9日建立了民族事務人民委員部(People’s Commissariat of Nationalities，俄文轉寫為Narkomnats)。1917年11月15日，新成立的蘇維埃政府宣布俄國境內的所有民族都擁有民族自決的權利。同年12月3日，人民委員會(Th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Commissars)發布了一份《致俄國與東方全體穆斯林和勞動人民書》，顯示出對伊斯蘭教相當程度的寬容。1918年1月末，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Russian Soviet Federated Socialist Republic, RSFSR)建立之后數日，列寧和斯大林創建了一個處理穆斯林事務的專門委員會。

因為內戰和英國、法國為首的聯合干預，突厥斯坦和布爾什維克力量之間的聯系被打斷，但是在當地以俄羅斯人和共產黨員為主的力量協助下，1918年1月，第四屆突厥斯坦蘇維埃地區大會在浩罕舉行，會上宣布了突厥斯坦共和國的自治。但是如果沒有隨后強有力的行動，僅僅發布聲明幾乎是沒用的，布哈拉的案例就是很好的說明。這里存在著一個本土的現代主義者的政黨，叫“青年布哈拉”，他們決定嘗試用改革來反抗埃米爾的暴政。200個青年布哈拉組織成員在從塔什干蘇維埃到來的一小隊紅軍的幫助下進入了布哈拉，向埃米爾遞交了一份最后通牒。杰弗里·惠勒(Geoffrey Wheeler)這樣描述道：

這樣的嘗試被毛拉所鼓動的狂熱信徒所拒絕……曾經在1917年4月做出有限改革承諾的埃米爾本人也以恐怖統治對待青年布哈拉。同時，埃米爾對俄羅斯宣布圣戰，并毀壞大量鐵路以阻擋紅軍的再次進入。他也就武器供應與波斯和阿富汗達成協議，與包括巴斯馬奇在內的反革命組織聯系，其中也有英國在波斯的勢力。[7](112)

相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希瓦，直到革命爆發，烏茲別克的定居民眾都是依靠一小支俄國駐軍的保護來避免土庫曼人的劫掠。當這支俄國駐軍在1918年初撤離之后，“烏茲別克人就陷入了土庫曼強盜造成的悲慘境遇之中，土庫曼強盜頭目朱那迪汗(Junayd Khan)發起了恐怖襲擊和大規模掠奪”。一個叫“青年希瓦”、外表看上去是現代主義的小政黨向蘇維埃政府求援，在1920年1月，一支大約800人的小規模紅軍很快驅逐了朱那迪汗并將他的軍隊逼入卡拉庫姆沙漠*對此我是密切關注的，有時是逐字逐句查閱的，參見Wheeler(1964∶111)。。

蘇聯對中亞的控制發生在中亞內部沖突不斷的時期……比較中亞的兩個精英團體：現代主義者(Jadidists)和傳統主義者(Kadimists)……許多現代主義者將蘇聯視為現代化的先驅。[8](298)

到1920年上半年，有數個突厥蘇維埃共和國成立。這一時期也正好被認為適合在巴庫召開首屆東方各民族代表大會(The First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of the East)，1920年9月1日至8日的大會有大約800名代表參加。那時，布爾什維克人(列寧和斯大林為代表)已經通過相應手段處理了穆斯林問題，巴庫大會幾乎取消了之前的決定。正如所預料的，此次大會的大多數參與者都是毛拉，他們對于三個猶太無神論知識分子(季諾維也夫、拉狄克、庫恩)攻擊伊斯蘭和穆斯林宗教組織的長篇大論深感恐慌。巴庫大會實現了喚起穆斯林群體的目標，但不是以蘇維埃人所設想的方式進行的。相較于季諾維也夫毫無策略的咄咄逼人，列寧和斯大林所采取的態度就顯得緩和得多。

中亞的突厥知識分子對土耳其強烈的親近類似于猶太人對以色列的感情。奧斯曼帝國和哈里發幾乎同時倒下，這令很多人感到悲哀，但沒有中斷兩者之間的緊密關聯。相反，對于一些從土耳其回到中亞的突厥人而言，中亞代表了未來的希望、復興的源泉，返回具有了文化層面阿拉伯和波斯因素的奧斯曼突厥之根的意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擔任奧斯曼軍隊副司令的恩維爾·帕夏(Enver Pasha)就是他們其中的一員。1920年初，他前往莫斯科，9月又參加了上文提到的巴庫大會，1921年10月回到布哈拉之后，他加入了巴斯馬奇發起不久的民族主義運動，為其提供當時該組織急需的軍事才能，8月5日在一場對抗精銳蘇俄軍隊的作戰中身亡。隨著巴斯馬奇運動逐步消失，到1927年，蘇聯對組成中亞的五個共和國的實際控制也完成了。列寧和斯大林都沒有認真看待泛突厥主義的危險，這股勢力在蘇聯解體后被日漸重視。蘇俄和凱末爾(Atatürk)的土耳其最初的關系是友好的，1921年3月16日兩國簽訂了友好條約。

1937年，“大清洗”波及中亞，人們也許會說，雖然首批受害者是因為民族主義而受到迫害，但是“大清洗”是一視同仁的。一種較為可靠的說法是，古拉格集中營中的中亞人比例與蘇聯中亞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例是一致的。

總的來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亞對蘇聯提供了支持。在西方，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文明標準構成毀滅性打擊，并開啟了一個我至今生活其中的政治暴力的時代之際，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中亞，只是更具地方性，甚至斯大林的弄權行為也并非與眾不同。二戰之后，主要是在赫魯曉夫時期(1953～1964年)開始發生重要的變化，確切地說，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個在蘇聯政權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平靜時期來臨了。這個過程穩扎穩打，沒有像美國那樣依賴于極端的平權運動(Affirmative Action)，中亞的本地居民接受教育，識字率普遍提高，一個分享地方和西方文化的知識界形成了，受過培訓的各類技術人員服務于他們自己的民眾。沒有食物的短缺，消費品即使在選擇面上無法和西歐比肩，但也滿足了當地的需求。誠然，向所有民眾提供免費醫療的醫院在設備上無法和西方比較，但即使如此，在蘇聯末期，烏茲別克斯坦的嬰兒死亡率也比美國黑人低，而如今烏茲別克斯坦嬰兒死亡率則處于71‰～72‰這一令人恐怖的狀況。盡管生活狀況并不如田園詩一般，但是大多數中亞人的物質生活條件要比伊朗、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好。當然，公民自由或者人權狀況并不比霍梅尼的伊朗、伊拉克或者敘利亞好多少?？纯粗苓叺臓顩r，甚至看看第三世界其他國家，任何通情達理的中亞人都會為生活在蘇聯感到愜意。在1991年3月17日決定蘇聯未來的公民投票中，超過90%的中亞人都贊成保留蘇聯[1](12)。中亞沒有一個共和國采取打破聯盟的行動，在這幾個共和國中，民眾也為自己是超級大國的公民感到驕傲。正如我們所知，俄羅斯國際地位的下降讓中亞人不滿。

毫無疑問，絕大多數中亞人感覺到他們對于蘇聯的感激之情在戈爾巴喬夫的無能之下被出賣和拋棄了。中亞幾個共和國宣布獨立，大多是因為要割斷與莫斯科的激進改革者之間的聯系，并確保商業還可以多多少少像過去那樣繼續下去。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共產黨的前領導人會被選為總統并安排到重要的位置。這幾個共和國之所以要退出蘇聯，是因為想要擺脫新的克里姆林宮而不是擺脫過去。從此之后，這些不再從蘇聯制度下獲益的中亞民眾必須要學會在資本主義世界中養活自己，而且由于蘇聯的教育，他們對于這個資本主義世界一無所知。

從一些證據看，蘇聯化在中斷中亞的文化傳統方面是很成功的。顯然，70年多多少少懷有惡意的反宗教宣傳的確削弱了伊斯蘭教的影響。蘇聯突然的但又完全可以預防的崩潰使大多數蘇聯人都失去了方向。當時歐洲見證著20世紀宗教影響力的削弱，相似的狀況也發生在了蘇聯，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偽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產生了一種不可知論。在蘇聯社會服務體系解體的最后幾十年里，因為科技方面的原因，一切領域的發展按照西方標準來說都是滯后的，這使大多數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這種情況體現在中亞，則增強了由特定伊斯蘭群體所代表的反現代化和原教旨主義勢力。中亞幾個共和國邊界的滲透性——如今則與妄想狂似的蘇聯體系相隔絕——使得滲透不僅發生在意識形態層面，更重要的是有些人下決心進行顛覆活動，并以毒品走私來獲得行動上的資金來源。

本文開頭，我就認為中亞從人類團體(Human Group)和文化空間(Cultural Sphere)上來說會有一系列屬性，而且如果中亞民眾有一個更有意義的目標，那么這些屬性必定是獨特和根本性的。

我們現在可以問，是否可能發現中亞的一系列屬性。一方面，將多個政治實體放置在一個限定的集團中；另一方面，將這一地區作為一個整體與周邊區域區分出來?！爱?0世紀中極端的部落和宗族碎片化已經標定了這一地區的政治生活，而在族群認同之上沒有統一的政治視野的時候”，這樣的屬性可能并不容易找到[8](332)。

在蘇聯之后，是什么在維系著中亞內部各個政權的聯系，未來又會怎樣？讓我們忽視那些短暫的政治或者經濟協定以及合作項目，而將注意力集中在獨聯體的中亞成員國身上所共享的那些更為持久的因素。這些因素可以在蒙古時代所共享的歷史中發現，雖然這些關聯并不是完全和諧，并且中亞內部也經常存在沖突。今天，中亞所共享的蘇聯歷史依舊是他們在思考、智識、行政上解決問題時強有力的黏合劑。舉一個例子，六個國家(含俄羅斯)在中小學教育(總共包括11個年級)方面的蘇聯管理方式仍在持續[1](167)。然而，隨著代際更迭，關于蘇聯的共同記憶必將褪去。

當然，除了塔吉克斯坦之外的中亞諸國的語言名義上都是突厥語的這一事實，在他們之間創造了聯系。這里也有著共同的俄語作為強有力的聯系，雖然俄語不僅是族群之間交流的官方語言，并且也是許多學校(當然也包括大學)的基礎語言，但是其在各個國家的官方地位還是不同的。我們可以引用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卡耶夫的話：“俄語……是吉爾吉斯斯坦精神世界的一部分?！盵1](188)作為一個重要的事實，在2001年，吉爾吉斯斯坦將俄語作為官方語言，和吉爾吉斯語地位一致。在哈薩克斯坦，哈薩克族僅占總人口的53.3%，俄語依舊是官方的“族際間交流語言”。在塔吉克斯坦，俄羅斯族僅占總人口的3.5%，但俄語仍然在政府和商界廣泛使用，因為這是跟占塔吉克斯坦人口25%的烏茲別克族人交流時所共享的語言知識?？雌饋?，似乎在遙遠的將來，俄語在族際之間的使用將會被取代，但在我看來，俄語在未來還會被使用很多年。

現在讓我們將視線集中在除使用阿拉伯數字之外、定義一個文化區域最為強大的事實，也就是字母表。正如前文提及的，直到蘇聯時期，中亞絕大多數人是文盲，極少數人使用俄國的西里爾字母或者采用阿拉伯字母的諸如察合臺語、突厥語族諸語言或者變體。在蘇聯時期成功而巨大的努力之下，“在一個有著130余種語言，其中僅僅大約20種有著書寫文字的國家”[1](51)消除了文盲。在數十年的猶豫之后，西里爾字母被廣泛接受，使得中亞文盲群體之間以及他們與俄羅斯人之間的聯系越發緊密，并在蘇聯內外的穆斯林、突厥和伊朗人群體之間打入了一個楔子。中亞各國獨立之后，土庫曼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都采用了拉丁字母。吉爾吉斯斯坦則猶豫不決，哈薩克斯坦因為其俄語使用者多于哈薩克語使用者，所以無論是哈薩克字母改革還是轉向使用拉丁字母都顯得很遙遠。塔吉克斯坦雖然有采用阿拉伯字母的壓力(這主要是伊朗語所帶來的)，不過還是很難擺脫西里爾字母，即使該字母已經被修改以便更適合當地語言。

語言學家和政治學家都參與到爭吵之中，其結果必然會產生深刻的政治影響。顯然，選擇拉丁語，不僅和所謂的西方走得更近，而且和土耳其也走得更近了。后者在1992年、1993年和1998年分別組織了與中亞和其他地區突厥語族國家領導人的會晤，并且極力推動將拉丁語作為突厥語族字母基礎這一事宜。阿塞拜疆的語言和突厥語族諸語言十分相近，也采用了拉丁字母。

字母轉換的重要性怎么高估都不過分。很難想象，如果在1928年凱末爾沒有通過相當殘酷的手段迫使他的同胞采用拉丁字母，土耳其現在的狀況會是怎樣?，F在的狀況是，從地中海到高加索以及所有和伊朗人的世界所接壤的地方，也就是這些突厥人的地帶都決心采用拉丁字母。俄羅斯中部地區的突厥人，諸如巴什基爾人和韃靼人，以及其他規模更小的群體，已經嵌入到了斯拉夫世界中，很難實現轉變，因此他們將保持與北方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這樣的突厥人之間的聯系。問題是復雜的，可能無法解決，并且這也不是我在這篇短文中所要完成的任務。

大約一個世紀以前，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可能是第一個注意到中亞在政治上重要性的人，他稱這一地區為“歷史的地理樞紐”和“心臟地帶”*參見Mackinder(1904)。。新千年開始之際，通過一系列無法預計的事件——諸如蘇聯的解體和美國的偏執(由一小撥阿拉伯狂熱者所造成)——中亞再次受到某種遲來的關注。2002年12月，在華盛頓的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發出了這樣的聲音：“美國正在與恐怖主義作戰，一切都意味著，歐洲不是……歐洲將不再會是美國利益的中心——關注點已經轉向中亞了?！盵9](70)對于這個觀點的正確性和被接受程度，我表示懷疑，但是它表明，即便是政治科學家也意識到了中亞的存在。在我看來，中亞的氣候和人口狀況將不會使中亞的主要力量獲得發展。魔鬼已經從瓶子里出來，正如最近諸如伊拉克戰爭這樣的悲劇性事件所表明的，甚至是很小的力量也可能在國際政治中扮演主要角色。消息靈通的奧卡特(Martha Brill Olcott)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做出了這樣的預言：“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已經步步為營地將中亞納入其‘安全傘’之中。這將對在該地區過去的以及正企圖出現的霸權主義者產生影響?！盵10](227)看一看最近美國在從巴勒斯坦到阿富汗、從近東和中東相關行動的記錄，想一想所謂的“安全傘”對于當地民眾意味著什么，都會令人不寒而栗。盡管如此，中亞將會從14世紀以來第一次、從整個歷史上第二次扮演超過其邊界的政治角色。因此，從一般意義上更好地認識中亞的歷史、文化和語言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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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李小鳳】

2016-09-25

塞諾(Denis Sinor，1916-2011)，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系教授，著名中亞研究專家。

譯者簡介：袁劍(1981-)，男，江蘇蘇州人，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中亞和邊疆研究；劉璽鴻(1991-)，男，貴州六盤水人，中央民族大學世界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心研究助理，主要從事中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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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6627(2016)06-0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