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中國”的審視一種

龔金平

中國現代鄉土作家很少將中國的鄉村視為一個寧靜溫馨的世外桃源，而是對鄉村的凋敝、艱辛頗為痛心，對一些野蠻落后的習俗流露出激憤的控訴和深沉的憂思。尤其對于一些漠視女性尊嚴和人格，摧殘女性生命意志的婚俗—如冥婚、沖喜、童養媳、典妻、賣妻等，更讓他們在深切的同情中進行激越地批判。其中的典妻、賣妻，更是把女性異化成非人，把女性當成男性傳宗接代、滿足淫欲的工具。

粗略地看看中國現代鄉土小說，就可以發現有許多小說涉及了這種典妻、賣妻的陋習。如許杰的《賭徒吉順》、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典妻），還有臺靜農的《蚯蚓們》、羅淑的《生人妻》、葉紹鈞的《這也是一個人？》、潘漠華的《冷泉巖》（賣妻）等。這些小說都創作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后，既代表了中國現代鄉土文學的成就，也成了窺視時代風貌、鄉土人情的一面鏡子。

典妻僅是把妻子“租給”別人幾年，到期后妻子仍歸自己，而賣妻則如出賣商品一樣，轉讓了所有權。而且，典妻既可以是妻子離開丈夫幾年，待為別人生了孩子之后又回到原夫家里（《為奴隸的母親》），也可以是妻子仍在原夫家里生活，但每個規定的時間里，已付錢給原夫者可以和被典的妻同房（如《賭徒吉順》）。至于賣妻，由于所有權發生了變更，丈夫基本上不可能再與妻子重聚。

典妻、賣妻將女性視為一種“物品”，雖然可能是貧困狀態下的一種資源分配方式，甚至可能是女性在丈夫失去勞動能力之后主動吸納勞動力的無奈之舉，但這些行為畢竟是對傳統人倫的破壞。對于這些現象，現有的研究一般都立足于社會批判（部分論述觸及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對幾千年封建文化中男性為中心的文化觀念進行鞭撻，對女性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進而對造就下層人民窮苦的社會制度進行批判。其實，從文化、倫理的層面來分析這些陋習，它們所折射的不僅有男性主導的社會里艱難掙扎的女性身影，更有“鄉土中國”的基本特征（包括道德觀念、家庭關系等方面）。因此，本文準備從典妻、賣妻過程中丈夫的感受出發，分析“鄉土中國”的一些基本特征。

恥辱—男權社會的烙印

在這些涉及典妻、賣妻的中國現代鄉土小說中，丈夫并非輕易就決定典妻或賣妻，他們往往是被窮窘折磨得無法可想時，“于是他再往近處想，終于他的想頭只落在他妻子的身上”（羅淑《生人妻》）。而且，丈夫在作出這個決定時，交織著愧疚與深深的恥辱感。

吉順（《賭徒吉順》）沉溺于賭場中喪失了人性，放棄了作為丈夫與父親的最起碼責任，但文輔先生要他典妻時，“（他）覺得這是何等可恥而羞人的事！寧可讓她們餓死罷，我不能蒙這層羞辱”。這時，吉順剛剛贏了錢，自然還有這個底氣，等他一文不名再去求文輔先生時，對自己名譽上所受的損失其實仍是耿耿于懷的。

李?。ā厄球緜儭罚Q定賣妻后，覺得周圍的景物都在嘲笑他：“天下竟有這樣卑怯無用的男子?！痹趯⒁哑拮铀偷剿思視r，“在他的心中不僅存留著傷痛，卻重重地蒙上一層恥辱”。

本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現在，雖然不是由于妻子的過錯而失節（如果是的話，妻子只好去自盡），但在男子心中，妻子將要失節的事實是無論如何無法回避的。在這些丈夫看來，像這樣把結發妻（不一定是愛妻）送出去給別人，自己做“烏龜”，是天底下最丟人的事，是對男子自尊心的一次沉重打擊與羞辱。

已有論者指出：“在這種習俗的背后，是宗法制社會的重血緣承續這一核心的觀念?！保惱^會等《中國鄉土小說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因為，典妻、賣妻的風俗雖然與貞操觀有背離，但正合于“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古訓。對于那些接受他人妻子的男子來說，大部分是因為血緣承續的原因，這確實反映了中國宗法社會的某些特點（傳宗接代）；還有一些則是受純粹的生理欲望支配，并在潛意識里也滿足了“占有他人妻子”的陰暗心理。

但是，從典妻、賣妻的丈夫的感受出發，其“恥辱感”有更豐富的闡釋空間：他們關心自己的“名譽和尊嚴”，關心他人的議論和譏笑，用“恥辱感”淹沒了自責與懺悔，是一種自私怯弱的表現；他們在此過程中漠視妻子的感受，體現了男權中心的冷酷無情。

內疚（負罪感）—男權話語下的情緒涌動

其實，在恥辱感之后，面對著發妻，這些丈夫也很容易產生一種深深的內疚。

李?。ā厄球緜儭罚┰诜蛛x前的夜晚對妻子說：“我真對不起你，使你走到這條路?！薄顿€徒吉順》中吉順在已經和人商談好了典妻的事宜后回到家時，忽然意識到，“誰能在失意時，和她一樣的，體貼我，安慰我呢？”在妻子溫柔的懷抱中，吉順一次次地涌出了真摯的眼淚?！昂?！我的罪惡！我的罪惡！我不應向上帝懺悔，我至少總應該向她們賠不是，至少是我辜負了她們，對她們不起?！弊髡哔x予了吉順不可思議的細膩情感，讓他在離別的氛圍中強烈地意識到了傷感和內疚?！渡似蕖分械恼煞蛞褯Q定將妻賣出后，待見到妻，“內疚像毒蟲的口，在他心上惡狠狠地叮了一下”。

丈夫們的這種內疚仍然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在他們看來，養活妻子是他們的義務。李小的妻也曾譏諷丈夫“沒本事，連老婆也養不活了”。這表面上看來是男子在家庭中擔負了更多的責任，起著更大的作用，但這種以男子為中心的家庭關系，也可以成為男子典妻或賣妻的精神支撐—既然男子有責任維持家庭，那么在家庭面臨困境、男子又無法可想時，妻子也就成了男子“挽救家庭”的一個工具。

在上面所列舉的幾篇小說中，沒有一個丈夫曾與妻子商量典妻或賣妻事宜，而是男子單方面與中人說妥了之后，然后才與妻子說?！稙榕`的母親》中，妻子聽到丈夫已把自己典出了時，幾乎昏了過去，但她并未責怪丈夫的擅自決定（可見這種男權中心在妻子心中也根深蒂固），而是悲嘆自己的苦命：“倒霉的事呀，我！—一點沒有別的辦法了么？”

本來，典妻或賣妻，直接的受害者應該是妻子，但丈夫卻可以獨自決定而從不覺得有任何不妥，只是因自己不能為妻子提供衣食而產生內疚，或因以后沒人照顧自己而覺得遺憾，卻不會設身處地地站在妻子的立場去設想妻子的恥辱、傷痛。通過這些小說，我們一方面同情婦女的悲慘命運，另一方面也要控訴這樣一種男權秩序。

進一步分析，這些男人的“內疚”，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負罪感”，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羞恥感”。對這兩種看起來差別不大的情感進行區分相當重要，因為這有助于理解中國“鄉土社會”的本質。

簡單來說，“負罪感”是自己沒有符合外在的道德要求而產生的挫敗感。而“羞恥感”是出于對自我的反省而產生的一種自責，是對自己沒有達到個體本應達到的高度而產生的遺憾心理。如果說“負罪感”的正面是補償，那么“羞恥感”的正面就是自尊和自豪。從“負罪感”到“羞恥感”，是現代性深入發展的體現，也是個體自我認同不斷深化的表現。

之所以說這些丈夫的“內疚”不是一種“羞恥感”，是因為他們沒有在對妻子心境的深切體認之后而心如刀絞，也沒有出于對自己這種行徑的道德評判和自我反省而自責（吉順走到典妻的地步，可不是因為天災或社會制度，而是自己沉溺于賭博，但他沒有因此反省自己），他們只是由于反證了自己的“無能”和要承擔旁人的“歧視”而無法道德自如。他們仍是按外在的道德戒律來生活（負罪感），而不是借助自我的反思性來安排生活（羞恥感）。

在恥辱與內疚（負罪感）中，典妻或賣妻的丈夫心中其實也有一種釋然。這種釋然來自于他們認為在舉家維艱時將妻典出或賣出，實在是救了她。

《為奴隸的母親》中丈夫對妻子說：“你跟著我挨餓，有什么辦法呢？”《冷泉巖》中拐手也在要將妻賣給陳富翁時對她說：“我的生意（指耕種—引者注）也不好了，我們合住下去沒有好日月過的?！边€有《生人妻》中九叔公對丈夫說：“你兩個安心眼對眼的看著餓死么？依我說，放她一條生路去。你那個媳婦兒！”

丈夫以自己為出發點來審視別人的感受，當然只會覺得恥辱和內疚，甚至自我感覺良好。只是，當丈夫自我感覺良好，認為是為了妻子著想才將她們典出或出賣時，卻恰恰忽視了妻子的感受。如拐手（《冷泉巖》）的妻在被賣給陳富翁后，幾天就跑回來了，因為她覺得從情義上說，還是要跟拐手生活在一起，這給還以為自己充當了救世主的拐手一個極大的諷刺。而九叔公勸丈夫將妻賣出以“放她一條生路”時，卻沒有料到妻子在新婚之夜遭受的是非人的待遇。

依戀—隔膜之心的不和諧律動

這些苦命的夫妻在分離時，丈夫心中也有一種無法排遣的依戀。這種依戀因為有“內疚”滲透其中而更顯得深沉，但其原動力只是一種“負罪感”，而不是出于雙方的深厚情感。

李?。ā厄球緜儭罚┰谂c妻子分離的前夜顯得有些失落，并煩躁莫名。而李小的妻在這個夜晚也不能成眠，黯然神傷。一對貧賤夫妻就在這樣凄清的氣氛中面臨著分離?！渡似蕖分械姆蚱拊诜蛛x的前夜同樣流溢著一種患難夫妻的深情，當丈夫拿出贖回來的銀簪時，“銀簪直是一柄鋒利的劍，給他們劃開了心的隔膜，就從那裂縫中涌出純樸的真誠的感情”。

我們認真分析就可以發現，這些夫妻在分離的前夜所涌動的傷感與失落，其實是從各自的中心出發的。他們偶或流露的“依戀”其實也相當外在，并不能證明夫妻之間有多么深摯的情感。

丈夫所涌動的情緒是前面所提到的恥辱感、負罪感，甚或釋然，這些情感的出發點都是他自己，卻偏偏沒有深味妻子的悲哀與傷痛。至于妻子，她此刻也許正在悲嘆自己的苦命，正在為孩子作最后一次補綴，為家務作最后一次料理，甚至在走之前所想起的最重要的事是丈夫曬在外面的一件衣服，并遠遠地喊道：“當家的呀，你那件汗衣洗了晾在桑樹上，莫忘記收進來！”（《生人妻》）但是，她此刻可能對家務都關照到了，可就是沒有關照到丈夫的內心世界。

所以，妻子不可能會理解丈夫的內心感受，丈夫更不會去設想妻子的感受。在他們之間所彌漫的那種傷感和依戀也許是世間最感人的真情，但這種傷感和依戀卻有各自的起點和路線，它們在那間破敗的小屋中飄浮，偶爾也會相遇，但是絕不可能會相融或重合。這就是鄉土中國的夫妻所特有的一種相處方式。他們之間至多有建立在同甘共苦、共同合作基礎上的情誼，而沒有建立在對對方有了深入的了解后所產生的氣息相通的情感。

“若是一個社會生產技術很簡單，生活程度很低，男女在經濟上所費的勞力和時間若需要很多的話，這種社會里時常是走上偏重夫婦間事務上的合作，而壓低夫婦間感情上的滿足?！保ㄙM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這在鄉土中國是比較普遍的。這是從客觀生存條件來說明鄉土中國的夫婦為什么少感情上的融合，而多家庭上的合作。同時，這種生活水平較低的現實也使鄉土中國的家庭成為一個事業性的組織。這樣，夫婦之間凝合的力量就不是兩性間的感情，家庭也不是獲取生活上安穩的中心，而是一個事業性的組織。在這個組織中，主軸是在父子之間、婆媳之間，夫婦成了配軸。

鄉土中國所鼓勵的不是異性間的相近，而是主張男女有別。因為，若是男女在相異的基礎上去求充分了解，是困難的，是阻礙重重的，是需要不斷地在創造中求統一的，這是一種進取的意志，這是鄉土中國所不贊賞的。鄉土中國所求的是安穩，這種尋求男女統一的企圖會破壞這種安穩的秩序。所以，鄉土中國中男女是要隔離的，“這隔離非但是有形的，所謂男女授受不親，而且還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為上按著一定的規則經營分工合作的經濟和生育的事業，他們不向對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同上）。這種男女有別的界限，容易使中國傳統的感情定向偏于向同性方面去發展。所以，在鄉土社會中，男人間會有“歃血為盟”的兄弟，女子間會有“形同姐妹”的情誼，而夫妻間不大會有“心靈相通、情感相依”的契合與眷戀。因此，這些夫妻在分離時所涌動的依戀，其實是兩顆隔膜的心之間的不和諧律動。

在分析中國現代鄉土小說中的典妻、賣妻現象時，單純的“社會批判”只能指向“社會黑暗”“下層婦女的不幸”等命題，從而可能與一些更為深廣的文化命題失之交臂，如加在婦女身上的夫權壓迫，以及鄉土社會中“維系著私人的道德”，還有漠視夫妻間感情的家庭關系，等等。反之，當我們把焦點放在丈夫的內心感受上，我們對典妻和賣妻現象的認識，也就不再局限于特定的習俗或社會現實，而是在文化批判的領域開拓了一塊新的領地，從而使中國現代鄉土作家描寫這種陋習的意義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