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活性構造·過程構造（中）

趙曉生

摘要：筆者認為，音樂的全部結構意義、組織意義、形式意義，均依賴其“過程”的有效展現。為此，文章以一個新的視角和命題，把音樂的進行“過程”、展開“過程”、結構“過程”作為音樂組織方式的一個特定概念進行專門研究。

關鍵詞：音樂活性構造；音樂結構；音樂過程

（五）鑲嵌范式

鑲嵌，指由若干時值、形狀、語態、信息各不相同的細小組織（基因、細胞、動機、樂思等），相互交錯，交叉編織，多層鑲嵌，在時間維與空間維進行色彩各異的重組。鑲嵌范式猶若編織毛衣，搭七巧版，看萬花筒，在多重色中編織立體音畫。

鑲嵌范式之最簡單編織方法，乃將若干音樂材料在同一時間維上調換空間位置，即通常所言之位置倒轉。在倒轉過程中，既可改變音高位置，又可改變音程性質，還可改變節奏律動。

在譜51中，巴托克使用3個不同音樂元素進行鑲嵌。元素①是長時值8度“旋律”，②是弧形連貫的均勻8分音形，③類似打擊樂的敲擊聲。無論②的長度有何改變，③總是對在②的上行第2、第4音的節奏位置上。3個音樂元素相互顛倒鑲嵌，結合音程包括了純四、純五，大三、小六、大六，大二、小七、大七等各類不同性質的音程，使音樂在似乎以同一模式進行的過程中產生令人目炫的時空組合變化。

更復雜的鑲嵌方式表現為：1.更多元素；2.更多變化的組合方式；3.節奏更不規則。

譜52中共有6個音樂元素，①軍號聲，用“馬賽曲”譏諷馬戲團小丑出場之號角；②低音降E，此音幾乎貫穿全曲，是樂團結構的核心因素；③小丑主題以及由此產生的三十二分附點節奏；④6連音運動；⑤閃電般上行快速音階，描繪小丑一溜煙地跑去；⑥小丑嘆息聲。

以上6元素相互交錯鑲嵌，次序調轉，聲部倒換，層次反轉，饒有趣味。

最高級的鑲嵌技術是把樂曲中已出現各主要元素進行鑲嵌組合，通過緊縮、擴大、分裂、變形等手段，使之碎片化，從而在新的、更高層次上進行時空復合。

譜53下方兩行中：

①主題Ⅰ碎片；

②主題Ⅰ碎片之擴大形態；

③第5小節變形；

④連接部主題Ⅱ的加強

⑤副題Ⅲ之重復音；

⑥副題Ⅲ的擴大形態；

⑦副題Ⅲ開端之低音B；

⑧長時值音符進行8分重復后跨8度跳進。

多達8個不同材料均來源于樂曲的幾個主要主題。

普羅科菲耶夫《A大調第六鋼琴奏鳴曲》第一樂章整個展開部（自第92小節至214小節）完全采用將已有所有主題材料碎片化，進行擴大、變形、采用拼貼、重置、交叉、鑲嵌手法寫成。這個樂章的展開部是研究、學習鑲嵌范式的一個典型案例。

把各種不同性質的音樂材料拼貼、剪接、鑲嵌、組合在同一個音樂空間之中，更是20世紀作曲家十分熱衷的技術手段，許許多多作品都采用了這一“鑲嵌”范式。美國作曲家喬治.克拉姆寫于1972年的《大宇宙I》即將各種不同風格和技法，從“純潔”的大小三和弦到“尖利”的大七度音程，從“柔美”的五聲音階到“嘈雜”的密集音塊，從“空洞”的純五度到“轟鳴”的鋼琴低音半音刮弦，從肖邦《幻想即興曲》摘句到用口哨吹奏“在我王冠中將有星星嗎？”的純樸曲調，從鋼琴鍵盤到琴體內泛音、阻塞音，一切“無所不用其極”，拼貼鑲嵌，剪裁組合。這一切手段被“鑲嵌”在同一個“宇宙”空間中，渾然一體，競相輝映。

鑲嵌技術盡管在20世紀音樂中被廣泛采用，但真正始作俑者卻依然是J.S.巴赫。巴赫經常在一個聲部的平面層次上，將前面出現過的各種材料打亂順序，進行鑲嵌，形成新的線性組織。如《升C大調賦格》（BWV872），賦格“主題”只有4個音，是個升C大調主和弦分解，但這一核心之變形多達幾個：①主題原形；②調性答題；③主題倒影；④緊縮答題；⑤倒影緊縮；⑥擴大時值；⑦-⑩變形及倒影變形各3種。（詳見《時空重組（上）》，第146-155頁）整首賦格曲在12種變形錯綜復雜的鑲嵌交織過程中，既在不同平面層次進行不同材料亂序鑲嵌，又在立體綜合層面形成高密度全方位的鑲嵌聚合，以同一細胞組織，極其單純的核心材料，通過變形、銜生、交織、拼貼、構筑、鑲嵌，組織成內核簡單構造復雜之音樂組織形態。

鑲嵌范式以將音樂材料碎片化、亂序重組為特征，自巴洛克時期至現代，經久不衰。這一技法以其多變、多色、七巧板、萬花筒、織毛衣的“多色編織”中，織出錦繡美圖，且獨具空間變幻性，是音樂創作尤其管弦樂創作中十分有效而具有普適性的手段。

（六）基因范式

基因。是音樂最小組織單位之元素，不但是核心細胞組織的結構基礎成分，而且具有遺傳、銜生、復制，變異之特征。

基因范式，自音樂之初即已自然存在，且在各時期的單個作品、特定作家、共性時代、甚至貫穿歷史中，不斷復制、變異、銜生，成為音樂過程構造形成與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織化基礎與動力。

基因，可能存在于一首作品中，貫穿始終，不斷變異、不斷銜生，由基因一樂句一樂段一小組織一大組織一更大組織一組織與他組織相關陛，成為一首音樂作品最小最基礎的結構成分以及一切變體之本原。

基因，可能存在于一位作曲家一生創作中，貫穿始終，成為作曲家“風格”的最顯著特征與音樂性格之主要原動力。

基因?？赡艽嬖谟谝粋€時代的各位作曲家的許多作品中，成為一個時代共性風格形成的一個普遍性特征，成為某個時期普適性風格聯系的基礎。

基因，可能存在于一個很長的歷史時代，在歷史過程中遺傳、衍生、發展，顯示出強大的音樂特征語匯之生命力。

現以舒伯特《C大調“流浪者”幻想曲》D.760為例。分別說明基因在作品、作家、時代、歷史過程中的存在、變異、遺傳、銜生。

譜55顯示出舒伯特《c大調“流浪者”幻想曲》第一部分相當于“第一樂章”的“同音反復基因”在兩個方向上的衍生演變：其一，保持同音反復特征，在時值、長度、節奏、密度、組合方式上加以變化；其二，由同音反復基因衍生出曲線型，由“雙助音”、“上波音”、“回音”方式，衍生出此“樂章”的第二主題。

然而，從全曲“四樂章”角度衡量、觀察，上述兩個“分權狀”基因衍生實質上出自“流浪者”歌曲的同一樂句。這樂句在“柔板”（即“第二樂童”）中正式登場。而貫穿整首幻想曲“四個樂章”的同音反復基因正是以上述兩種方式不斷進行衍生變異演化，把一個巨大篇幅的音樂整體糅合為一個嚴密整體。

《C大調“流浪者”幻想曲》是舒伯特對音樂曲式結構的一個偉大貢獻，偉大創造。此曲將“奏鳴曲快板-柔板-諧謔曲-終曲”的四樂章奏鳴套曲概念融為單樂章格式，并用“單一主題”（即《流浪者之歌》第23-26小節）貫穿始終，而同音反復基因及其衍生變體成為四個樂章的唯一核心因素。這種極其精煉集中又豐富多變的“基因范式”給予李斯特極大啟示，是李斯特“單樂章交響詩”形式以及《b小調奏鳴曲》和《但丁讀后感》兩首鋼琴協奏曲等作品的形式結構楷模。

譜56龐大的“基因衍生圖”有力地揭示了舒伯特《C大調“流浪者”幻想曲》這首集“四樂童”于“單樂章”之中的巨制的內部基因變異衍生的重大秘密。建筑在基因組織基礎上的作品并不在少數。在音樂發展各個歷史階段，我們都能遇見以“基因范式”構建音樂過程的實例。

2.作家一生創作中的基因

以舒伯特在《c大調“流浪者”幻想曲》中所展現的“同音反復基因”為例（舒伯特一生創作還有其他“基因”存在），且不論全部作品，即使在“鋼琴奏鳴曲”中，這一基因也貫穿于作曲家一生創作之中。

在這一章之所以花費如此大的篇幅不厭其煩，逐首列舉舒伯特全部鋼琴奏鳴曲中“同音反復”基因之實例，就是為了以充分例證，說明“作家基因”的存在。從E大調（D.157）到降B大調（D.960），舒伯特在他的每一首奏鳴曲的絕大多數樂章中，始終不渝地貫穿著“同音反復”這個最簡單形態的“基因”，構成他音樂作品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顯著特征。這一基因以動機、主題、持續音、持續和弦、內聲部等種種不同形態不同功能不同節奏不同織體出現，但都給人們留下十分突出的印象，具有強大的組織力與震憾力。

3.同時代的基因

舒伯特的上述“同音反復”基因貫穿在他一生從頭到尾的音樂作品中。明眼人很容易看出，他的這一做法源于向貝多芬學習。貝多芬是舒伯特一生崇拜的偶像，是舒伯特音樂創作的榜樣與楷模。貝多芬的“同音反復”基因充斥在他全部鋼琴奏鳴曲、鋼琴協奏曲、小提琴奏鳴曲、小提琴協奏曲、大提琴奏鳴曲、大提琴協奏曲、弦樂四重奏乃至交響樂的幾乎每一頁總譜之中。略舉二例，即可清楚地看出舒伯特的“同音反復”基因與貝多芬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數量極其浩大，涉及曲目極其廣泛，相似性極其鮮明，我們不可能在此全面地一一列舉。以下僅就舒伯特《c大調“流浪者”幻想曲》第一樂章主題形態與貝多芬相應作品作一比較。

譜71中，（a）為舒伯特《c大調“流浪者”幻想曲》D.760第1-2小節；（b）為貝多芬《A大調第七交響曲》Op.92第二樂章第1-2小節；（c）為貝多芬《c大調鋼琴奏鳴曲》Op.53第一樂章第1 3小節；（d）為舒伯特D.760第67-69小節；（e）為貝多芬Op.53第一樂章第14-16小節。其一致程度達到如此雷同的地步，只能說明舒伯特音樂中存在著一個貝多芬基因之衍生。

“同音反復”基因不但存在于貝多芬與舒伯特的音樂中，而且同樣大量存在于同時代作曲家如克萊門蒂、海頓和莫扎特的作品中。

在海頓、莫扎特、貝多芬的音樂中，普遍地、大量地存在著以各種形態出現的“單音反復”基因的持續、衍生、貫穿。作為“單音反復”一種特殊形態，“三短一長”的“單音反復”基因之運用。在“磚石范式”一節里有詳細闡述。為節省篇幅，此處不附大量事實證明，“單音反復”這一最簡略之音樂材料組織形態普遍性地存在于18世紀至19世紀前半葉的歷史時期中，所以有充分理由稱之為“時代的基因”。

4.貫穿歷史的基因

以“同音反復”基因為例，鑒于這是建筑在“同音”（unison）這個最簡單最最明了最初始的音樂元素基礎之上的“基因”，它不但可以存在于特定音樂作品的始終，成為構架音樂作品的“初始細胞”，成為“作品基因”，更可以成為貫穿某一位特定作曲家一生創作過程、顯示作曲家創作特質的“作曲家基因”；亦可以在同一歷史時期的作曲家之間相互影響，擴散衍生，成為一個特定歷史時代的“時代基因”；甚至可以在一個更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作為歷史潛意識，遺傳、繼承，貫通歷史，成為“歷史基因”。以下，將對整個鍵盤音樂發展歷史中各個不同作曲家進行梳理，以證明“同音反復”基因在西方音樂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存在。

譜74中的23例羅列了自17世紀初至20世紀末整整400年間的歷史過程中，“同音反復”一脈相承進行遺傳、復制、模仿、衍生、發展、變異的情形。由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作為“貝多芬陰影”，“同音反復”上有潮源，下有承繼。并不自19世紀起，更非屬于貝多芬或舒伯特等個別作曲家，而是存在于整個歷史階段的普適性“基因”元素。這說明，“歷史基因”確實存在于一個較長歷史階段中。其延續時間越長，使用范圍越大，覆蓋區域越廣，這樣的“基因”抽象度越高，普適性亦越強。由于行文篇幅的限制，上文僅就“單音反復”這一個最簡單最單純的“基因”現象進行剖析。事實上，每位個體作曲家一輩子創作都會同時并存若干“貫穿一生創作的”“作曲家基因”。如，巴赫的“四度基因”，“半音階基因”，“BACH基因”等等；莫扎特的“下行二度基因，”“增六基因”；貝多芬的“火箭基因”、“命運基因”、“三度基因”；李斯特的“大三度基因”，“減七一三全音基因”，“增三基因”等等。所有這些，都需另文予以揭示分析。

基因范式，以復制、遺傳、衍生、變異為特征?；?，比“細胞組織”更小，更單純，但又具有更強生命力，是構成音樂組織更大單位——細胞、動機、主題、樂句，樂段等等組織單位的基礎、源頭、元素?；?，可以貫穿一首特定作品，是為“作品基因”；可以貫穿一位作曲家一生創作，是為“作家基因”；可以覆蓋一個特定時代的不同作曲家之創作，是為“時代基因”；可以延伸至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是為“歷史基因”?；蚍妒降难芯恐匦脑谟谝魳肺⒂^組織的歷史衍生性，具有在最小微觀單位與最大宏觀時間中之存在、發展、變異的特征進行綜合考察、評估、分析、總結之意義，因而，隨著對“基因范式”研究的不斷深入，可以預期，更多音樂內部深層組織秘密會隨之更清晰地被揭示?！盎蚍妒健?，不僅對單首特定作品的分析具有基礎性引導價值，而且對作曲家創作特征，時代性音樂特征、歷史性音樂特征的分析，同樣具有微觀與宏觀之認識化價值。

（責任編輯 張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