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性”相通：敦煌與佛教的中國化

劉再聰

敦煌建郡始于漢武帝時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悠久歷史。莫高窟492個洞窟中有45萬平方米的壁畫及1000多尊佛造像。從樂僔以來，大規模的造窟歷經北朝、隋唐，直到西夏和元朝，持續1000年。藏經洞發現的近6萬件文書，記年最早是西涼，最晚到宋初，延續近800年。敦煌的歷史、莫高窟的石窟藝術、藏經洞的文書是了解今天敦煌博大輝煌文化的三大重要資料，也是了解佛教中國化全面而且系列完整的重要資料。

1.佛尊像漢化、菩薩像女性化、道家神仙入洞窟與佛教藝術的中國化

（1）佛尊像漢化。佛尊像是石窟的中心，中國境內最早的佛尊像出現在新疆。漢唐時期，新疆屬于西域文化系統?？俗螤柺咧械姆鹱鹣窀弑巧钅?，有明顯的印度人特征。和田出土的泥塑佛像有“濕衣透體”式的印度韻律感。漢唐時期，敦煌則完全屬于漢文化系統。但在莫高窟第268、272、275等早期洞窟中，佛尊像也是“高鼻深目”，西域特征也很明顯。直到北魏孝文帝改革前，這種情形依然存在。人物面相依然鼻梁高隆直通額際，袈裟衣紋密集，有薄紗透體之感，史稱“曹衣出水”。孝文帝改革后，源于南朝“褒衣博帶”“秀骨清像”式的中原風格才在敦煌佛造像特征上有所表現。唐代，敦煌佛相面龐逐漸漢化，出現了鼻低面圓耳大的“福相”，近似于當時人的形象，體現了唐時以豐肥為美的崇尚風格。至此，敦煌佛尊像完全中國化。不僅如此，十六國及北魏時期的僧人劉薩訶在唐代敦煌被神化為與釋迦牟尼佛齊肩的佛教第二十二代宗師，莫高窟的南大像被認為是武則天形象的再現。

（2）菩薩的女性化。根據佛經記載，菩薩是“善男子”，“善男子”形象在敦煌石窟群中也有體現。莫高窟第45窟（初唐）南壁、榆林窟第25窟（中唐）的觀音菩薩著裝顯女裝之華麗，但卻蓄有胡須。唐中期以后，菩薩面目豐腴，著貴婦時裝，盡顯“濃麗豐肥”之時代特征和世俗化風格。這種風格被描述為“菩薩如宮娃”，意味著菩薩形象女性身份的確定。

道家神仙入洞窟。建于西魏的第249窟窟頂西披描繪印度戰神阿修羅王，左右兩側描繪雷公、辟電、風伯、雨師以及烏獲、朱雀等，窟頂北、南披繪有東王公和西王母。另外，同時期的第285窟窟頂東披繪有伏羲、女媧。東王公、西王母是我國遠古神話中的人物，又是道教的仙人、神靈。伏羲、女媧在漢代石刻中已出現，是中國的人文始祖。敦煌石窟中出現中國本土傳統神話中的各種圖像，是佛的“禪境”與道家的“仙境”相互融合的反映，是佛教美術，更是佛教思想藝術中國化的重要體現。不僅如此，這一時期的洞窟中還出現了中國的龍的形象，而一些天王力士的形象則完全是一副唐代武將的派頭。

2.“疑偽經”及變文的出現與佛教傳法方式的中國化

（1）中國人創作的佛經出現。佛經是佛祖的圣訓，但佛經傳入中國后，卻出現了大量印度佛經中不曾見到的經文。這些經文由中國人創作，被稱為“疑偽經”。在敦煌文書中，保留的“疑偽經”多達70余種。中國古代佛教能夠在民間盛行，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疑偽經”的傳播?！耙蓚谓洝笔侵袊鸾涛墨I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敦煌發現的“疑偽經”——《天地八陽神咒經》還被翻譯成粟特文，“返銷”外國。

（2）儒家思想進入佛經。佛教傳入中國后，面臨著與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沖突。為了取得中國統治者的支持，佛教僧人主動改造佛教學說。敦煌出土的《父母恩重經》多達114件，就是佛教自覺吸納儒家思想的最好說明。創作《父母恩重經》的根本目的在于溝通儒、釋，彌補原始佛教中“孝道”思想的缺失，是佛教一步步融入中國并逐漸為中國民眾所接受的見證。

（3）俗講等中國式講經方式的出現。唐代，舉辦法會在社會各階層十分流行，有些佛教禮儀是印度佛教或西域佛教所沒有的，其中中唐以后出現的專為俗人講經的活動——“俗講”最為典型。俗講即“對俗講經”，方式以說唱為主，所用的底本就是變文。敦煌出土了大量的變文，名稱有“講經文”“變文”“變”“緣起”“押座文”“話”“詞文”“賦”等，大多為唐人寫本?！白兾摹笔侵袊怂?，也為中國人講授，以中國當時現實社會為背景演繹佛教故事、佛教理論，以及中國歷史傳說、民間故事等?？梢哉f，“變文”就是民間的傳教資料，俗講的出現意味著佛教傳法方式的中國化。

3.弘法僧住錫敦煌、清規出現、供養人地位的提高與佛教信仰方式的中國化

（1）敦煌是弘法僧人的必經之地。漢至唐，敦煌吐魯番一帶是中原王朝直接控制區的最西線，是中原文化與西域文化的交界點。因此，東來弘法的西域僧和西行求法的漢地僧多要經過、甚至滯留敦煌，敦煌由此逐漸成為成佛教圣地、譯經中心。有籍可查的第一個出家并且西行求法的漢人朱士行，就是從雍州出發經過敦煌到今新疆和田，并且派弟子帶回第一部由漢人取回的真經。著名的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從龜茲到涼州時，曾經滯留敦煌。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返回時路過敦煌。此外，還有不少長期住在敦煌從事佛經翻譯和佛教教育事業者。例如：西晉高僧竺法護世居敦煌，被稱為“敦煌菩薩”。前涼時，單道開、竺曇猷等高僧又在敦煌修禪。前秦建元二年（374年），樂僔和尚在鳴沙山開窟造像，正式拉開了“世界藝術寶庫”莫高窟的營造序幕。

（2）清規是敦煌僧人日常行為的基本準則。在印度，對佛弟子行為具有指導或者約束力的是“戒律”。敦煌文書中則發現了不少清規，有規矩、律式、格令等稱謂。這些清規既有涉及寺院僧官、大眾日常管理的，也有涉及寺院土地、資產經營的。既有寺院制定的，也有官府下達的。應該說，無論“戒律”，還是清規，僧人都必須嚴格持守。但清規與“戒律”畢竟不同，清規的內容不見于“戒律”。戒律是印度佛教制定的戒律，敦煌僧人既執行戒律又執行清規。從敦煌僧人的日常生活來看，對僧人影響更直接的是清規?？梢哉f，這些清規就是“律”中國化的表現。

（3）供養人地位的提高。莫高窟壁畫中，有9000余身供養人畫像，繪制時代從北涼至清代。人物既有帝王將相、高僧大德，也有平民百姓、普通僧尼。既有漢族人物，也有匈奴、鮮卑、吐蕃、回鶻、于闐、黨項、蒙古等少數民族人物。從北涼至隋代，供養人像高不盈尺，大多繪在四壁下部、龕沿、龕下、中心柱下部四面等邊角位置，與佛、菩薩畫像間有明顯的界欄，顯示出供養人畫像在洞窟題材內容中地位之低下。唐代，供養人畫像升到甬道兩壁等比較顯要的位置，高度與真人差不多。從人與佛的關系來看，如果說北朝至隋代僅僅是虔誠和恭敬，那么唐代以后則是有所祈求和仰賴。實質上，這種變化是佛教信仰功利性不斷增強的表現。繪于晚唐的“河西節度使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宋國河內郡夫人宋氏出行圖”“曹議金出行圖”“慕容氏出行圖”等場面宏大，畫面或莊嚴肅穆、威武雄風，或煊赫豪富、氣派輕松歡快，完全是一幅展示歷史場景的畫卷，甚至顯示出洞窟幾成“家廟”的趨勢。

4.寺院經濟的發展、佛教宗派的形成與中國佛教的獨立發展

（1）寺院經濟的發展。印度佛教規定，僧人每日托缽乞食，不事生產。但到了中國，僧人則墾地、種田，寺院經濟發達。在唐代，敦煌三窟十七寺一百余家蘭若幾乎都有產業。寺院不但擁有土地，甚至擁有依附農民，如寺戶、梁戶、常住百姓、園子等。同樣，僧人也有私人的奴婢。寺院、僧人有田園、碾硙、園圃、林場、牧場等資產，從事放貸、畜牧、營運等產業。與此相適應，寺院配置有分工明確、人員齊全的管理隊伍：直歲（會計）、都頭（倉庫管理）、都師（倉庫管理）、亻親司（布施管理）等。如此看來，寺院就是一個產業雄厚、追求利潤的地主莊園。寺院經濟的發展，為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與發展奠定了經濟基礎。

（2）佛教宗派文獻的流布。隋唐時期，中國佛教先后出現了八個宗派。除了寺院經濟為宗派出現奠定基礎外，佛經翻譯事業的逐漸鼎盛及佛教思想家們對于佛法的分類判攝，也是主要原因。在敦煌，各宗各派的蹤跡或多或少都有留存。比如：三論宗的始祖鳩摩羅什、唯識宗的創始人玄奘都曾經留敦煌，密宗文獻、禪宗文獻、律宗文獻、凈土宗圖像在莫高窟石窟及藏經洞文書中存量很大，有些已經結集出版。第61窟因繪有華嚴宗、天臺宗尊奉的文殊菩薩的道場“五臺山”圖，又被稱為“文殊堂”。一般認為，禪宗是純粹的中國式佛教，五臺山是中國最著名的佛教中心。禪宗的誕生、中國佛教信仰中心的形成是中國佛教走上獨立發展道路的表現。

這兩點，在敦煌都有十分充足的表現：兼容禪宗南北宗學說的摩訶衍曾經從敦煌出發去拉薩傳法，推動了藏區禪宗信仰的發展。莫高窟第61窟《五臺山圖》全圖長13.4米、高3.4米，是莫高窟最大的佛教史跡畫。

5.中國佛學的根子在中國、根子發芽的地方在敦煌

佛教經過中亞、新疆進入甘肅，在敦煌開始與中原文化交匯，佛教中國化的進程由此也全面開始。敦煌的歷史、莫高窟的石窟藝術、藏經洞的文書昭示：經過河西走廊的不斷融合，在進入中原之前，佛教已經完成了中國化的進程。表面上看，中國的佛學是以中國化的語言和方式表達出來的佛學。實際上，中國的佛學是完全融入中土文化的佛教思想觀念，是華夏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梢哉f“中國佛學的根子在中國而不在印度”，根子發芽的地方在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