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性”相通：漢唐間河西走廊與絲綢之路貿易

高榮

絲綢之路被譽為“人類文明的運河”。因所經地區不同，又有綠洲道、草原道、西南道和海洋道等。但是，由中國內地經河西走廊、新疆地區通往中亞、西亞、南亞、歐洲和北非的經貿文化交流的陸上絲綢之路，則是古代中西方經貿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國際通道。地處內蒙古高原、黃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塔里木盆地交匯地帶的河西走廊，不僅對于古絲綢之路的暢通繁榮發揮了關鍵作用，而且也是中原王朝對外開放和涉外管理的重要窗口。

一、河西走廊是古代絲綢之路

商貿往來繁盛之區

早在先秦時期，由中原經河西走廊到西域各地的絲綢之路就已出現。大量考古資料證明，公元前5世紀前后，中國的絲綢已見于中亞、南亞和歐洲等地，而殷墟婦好墓中的玉器則主要來自新疆和田，“玉門”之名即源于其地為輸入美玉的門戶。張騫通西域后，漢朝與西域各國的交往日益密切，不僅漢朝“使者相望于道”，而且西域各國使者也“更來更去”，絡繹不絕。河西漢簡中有很多西域使者商人往來各地的記載，所涉及的國家有樓蘭（鄯善）、于闐、康居、大月氏、罽賓、烏弋山離等30多個，其中還有不見于文獻記載的祭越、折垣等國名。據永光五年（前39年）《康居王使者冊》記載，“數為王奉獻橐佗”的康居王使者楊佰刀等人每次從敦煌入關，都會得到沿途各縣的飲食供應。這些西域各國的使團，多以政治使節之名，行商業貿易之實。因此規模很大，動輒數百人。漢簡記載的一批從內地途經酒泉祿福（今酒泉市肅州區）、敦煌淵泉（在今瓜州縣境內）回國的西域使團，自于闐王以下竟有1074人。由于過往人員眾多，沿途食宿等均由當地郡縣供應，以致河西各地疲于應付。漢成帝時西域都護郭舜在給朝廷的上書中就指出，敦煌、酒泉等郡“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到東漢時，更是“胡商販客，日款于塞下”。魏晉十六國時期，雖然中原動蕩不安，但河西則是相對“獨安”之地，西域龜茲、于闐、康居、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等國仍然“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樓蘭尼雅出土文書中就有很多與敦煌、酒泉、張掖等地貿易的記載，而斯坦因在敦煌發現的粟特文書則表明，即使在“永嘉之亂”前后，在河西走廊敦煌、酒泉以至姑臧（武威）、金城等地，仍有數以百計的粟特商人活動，他們對當地糧食等各種物資的市場行情非常了解。隋唐時期，通往西域的三條路線“總湊敦煌”，河西各地商業貿易空前繁榮。隋朝大力經營絲綢之路，西域胡商“多至張掖交市”，其中大業五年（609年）共有西域二十七國國王、使者聚集張掖進行互市貿易。唐代更有大批西域胡商云集河西，以致“商旅往來，無有停絕”。貞觀初年玄奘西行至瓜州，胡人石槃陀為其介紹了一位往來伊吾30多次、非常熟悉沿線交通的胡翁做向導，而此胡翁則以一匹曾十多次往返伊吾的老馬相贈，并最終經莫賀延磧到達伊吾。阿斯塔那509號墓出土的石染典請過所文書，分別記載了開元二十年（732年）三月和次年正月西州商人石染典兩次到瓜、沙等地貿易的情況；敦煌佛爺廟灣唐墓出土的胡人牽駝圖，正是胡商往來貿易的寫照。

二、河西走廊是絲綢之路

胡商匯聚之地

漢代河西四郡的設立，為絲綢之路的暢通繁榮奠定了基礎。自此以后，東來西往的使者商旅日月相繼，商業貿易和文化交流更加活躍，定居河西的西域胡商也日漸增多。他們在長期的交往中已逐漸漢化，其中在姓氏上開始采用單音漢姓，形成了以所在國名為氏的習慣，如月氏（支）人氏支、安息人氏安、康居人氏康、米國人氏米、曹國人氏曹等。

敦煌是往來西域的門戶，更是多民族聚居和多種文明匯流之地。西漢時已有西域胡商在此定居，南朝時的康絢，就是西漢時留居河西的康居后裔；東漢時，敦煌被稱為“華戎所交一都會”。敦煌懸泉置出土的一枚“浮屠”簡表明，佛教在1世紀末已傳入敦煌并在民間流行；到2世紀末，敦煌已有一批胡漢高僧在此譯經布道，其中竺法護就是世居敦煌的月支（氏）人。當時居住在敦煌的粟特人有百余家之多，唐代沙州西北的“興胡泊”就因“胡商從玉門關道往還居止”而得名。唐代敦煌縣所轄的從化鄉，則是專門為定居當地的粟特人而設的。

除敦煌外，涼州也是粟特人的重要聚居地，而且勢力相當強大。北魏滅北涼后，在武威俘虜了一批粟特商人。他們不僅經商，還屢屢干預當地政治。前涼奮節將軍康妙、后涼西平太守康寧等，都是手握重兵的實力派人物；而世居武威的安氏家族，在唐初已是“民夷所附”的“奕代豪望”，安修仁及其子弟十多人，均為李軌的股肱近臣，具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唐初能迅速平定李軌集團，正是得益于安氏家族及武威胡人的支持。到唐中葉時，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而胡居其五。肅宗至德二年（757年），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聯合涼州九姓胡商安門物等，殺了節度使周泌，足見胡人勢力之大。

河西走廊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不僅外來人口眾多，而且各種文化和外來宗教（如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皆在此交融匯集。唐代禁止百姓信奉祆教，但在敦煌壁畫和敦煌文書中卻有很多“賽祆”活動的畫面和記錄，沙州、涼州等地還有祆祠，顯然是在當地聚居的西域胡人所建，而敦煌文書和壁畫中的“賽祆”禮儀與場景，也應是當地民眾活動的反映，足見唐代定居河西的西域胡人絕非少數。

三、河西走廊是中原王朝

對外開放的窗口

漢唐時期，河西是絲綢之路長盛不衰的主干道，也是對外開放的窗口。隨著絲綢之路的暢通繁榮，中原王朝的對外交往特別是與西域各國的關系日益密切，其涉外管理也日臻完善，逐漸形成了一套從中央到地方自成體系的管理機構。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央負責涉外管理事務的機構主要是大鴻臚和尚書所屬的主客曹。大鴻臚秩中二千石，其下有大行令及諸郎，是集民族、封國和外事管理于一身的中央大員；尚書所屬的南、北主客曹，最初只是典掌文書，東漢魏晉時權位漸重，取代了大鴻臚的部分權力而直接管理外交事務。敦煌懸泉漢簡中就有尚書所屬的“使主客諫大夫”“使主客郎中”等中央吏員發出的文書。至于“使送康居校尉”等，則是因事而設的臨時性加官，事畢則罷。隋唐時期，隨著對外交往的頻繁和三省六部制的確立，鴻臚寺和尚書省禮部主客司已成為專門管理對外事務的中央機構，而且分工逐漸明晰，其中鴻臚寺主要負責禮儀及具體事務，禮部主客司則主政令與管理，在整個涉外管理中居于主導地位。

但是，不論是官方使者還是商旅、僧人，舉凡出入境文書的簽發與查驗登記、沿途交通食宿供應、市場價格的確定與交易管理等各項具體事務，都是由地方政府和相關機構具體承擔和實施的。地處絲路交通核心區域的河西各級地方政府和邊塞機構，在中原王朝的涉外管理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河西各地都設有相應的驛、置、傳舍（館驛）、關、市等機構和令、長、丞、尉、司馬、嗇夫、佐等吏員。東漢時的武威郡，在與北匈奴的聯系交往中就發揮了重要的橋梁作用。每當北匈奴諸王大人驅趕牛馬到武威與漢朝商賈交易之時，往往由“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雙方間的“合市”，也是在武威太守主導下進行的，武威郡治姑臧因此出現了“通貨羌胡，市日四合”的繁榮景象。至于河西走廊最西邊的敦煌郡，與西域間的交往聯系更加密切，漢代很多時候西域事務都是在敦煌太守主持下進行的。懸泉漢簡中就有漢宣帝甘露四年“敦煌伊循都尉”和元、成帝時期敦煌太守給伊循都尉的下行文書，而《后漢書》則記載了東漢在敦煌設立管理西域事務的中郎將、河西副校尉、西域副校尉等職官的情況；魏晉南北朝時期，敦煌仍然是“制御西域”的軍政中心，敦煌太守則負有“統攝昆裔，輯寧殊方”之責。因此，敦煌（沙州）等河西郡縣吏員之能否，對于人員往來和商貿關系的順利進行都有著直接影響。一旦發生糾紛，可向中央有關部門反映。懸泉漢簡《康居王使者冊》記載了尚書所屬的使主客諫大夫在得到西域使者與地方官員發生糾紛的消息后，責令敦煌太守按照有關律令查明原委，并在規定期限內上報朝廷；敦煌郡、縣政府在接到上級文書后逐級轉發，要求下屬部門和相關吏員進行調查核實。

漢唐時期，已經形成了一套較為嚴密完善的涉外管理制度。一是出入登記查驗制度。凡是出入邊境、津關，均需有相關傳信（過所）文書，詳細說明過往者姓名、身份、人員數量、攜帶物品、目的地等；非法越境者，將受到嚴厲處罰。二是接待過往使者商旅的制度。河西漢簡中有很多當地官府接待過往使者官員的記載，因過往者身份地位不同，其所享受的車馬和食宿標準也有區別。一些西域商人，為了獲得中原王朝更多的賞賜或食宿、交通便利等，往往弄虛作假，甚至不惜冒充諸國侍子、貴人。魏文帝時的大鴻臚崔林就曾專門向敦煌太守府發文，令其參照以往“故事”和慣例，制定相應規格的接待標準，以使相關工作有規可循，有則可依。三是互市和通商制度。中央政府對邊境互市的地點和交易物品等都有相應的政策規定，但能否嚴格執行，保證公平交易，則與地方政府吏員有著密切關系。如東漢末年，中原大亂，敦煌曠無太守20年，絲路貿易被當地“大姓”豪強所控制，來敦煌貿易的西域客商因經常遭遇欺詐和劫掠而心存怨懟，直到魏明帝太和年間（227～233年）才扭轉此種局面。時任敦煌太守倉慈通過打擊當地不法豪強，安撫慰問西域胡商，重新整頓市場秩序，營造了良好的貿易環境。凡欲留駐敦煌者，由官府制定平價與之交易；欲往洛陽者，則由官府發給過所文書；對于從敦煌返回的西域商賈，由官府派吏民護送，以保證他們的安全，從而得到了西域商人的擁戴。

總之，漢唐時期的河西走廊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既是絲路交通咽喉要道，也是中外經貿文化交流的樞紐要區。不僅吸引了大量西域使者和商人，促進了本地區商業貿易的發展，而且對于保證中原王朝涉外管理的有效運轉和絲綢之路的暢通繁榮，都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