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性”相通：河西走廊與中原王朝的涉外管理

楊林坤

河西走廊處于東西方陸路交通的要沖，自古以來就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通道和樞紐，創造了輝煌燦爛而獨具特色的絲路文明。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宏大背景之下，甘肅省立足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充分彰顯區位優勢，正在努力打造中國向西開放的縱深支撐和戰略平臺，著力建設絲綢之路的綜合交通樞紐和黃金通道，全面構建經貿物流合作的區域中心，做大做強產業集聚與合作示范基地，積極發揮人文交流合作的橋梁和紐帶作用。歸結為一個核心，就是要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甘肅黃金段，成為“一帶一路”建設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樣板。

兩千余年以來，河西走廊作為絲綢之路上的黃金通道，不僅僅因其中西商貿物流交通繁榮而名滿天下，更因其多元文化交流共生而在世界文明史上熠熠生輝。通觀自漢唐至明清的歷史，河西走廊自始至終是中原王朝的重要涉外管理區域之一，基于華夏禮治文化自信基礎上的涉外管理思想與政策，既有沿革亦有變遷，然而“政府主導”“管理有序”“單邊開放”的三大特征則是一脈相通的。借鑒歷史上河西走廊的涉外管理經驗，不難發現，厚植于中國當代文化自信基礎上的“文化會通”亦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甘肅在東西方陸路交通中的黃金通道的地位可溯于遠古，2006年甘肅省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家塬戰國大墓出土的豐富文物，又一次驗證了中華民族的先民早就活躍于這條交通主干線的不爭事實。從國家治理層面來講，河西走廊地區正式納入中原王朝的治理體系是在西漢時期。漢武帝通過連續對匈奴用兵取得河西之地，先后設立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其中張掖之得名就由“張國臂掖，以通西域”而來，內中蘊含的溝通中西交流的戰略意圖自不待言。經過張騫的“鑿空”，絲綢之路進入了空前的繁榮時期，使者“相望于道”，中西陸路經濟、文化交流的大動脈搏躍不息、綿亙古今。自此以后，河西四郡在絲綢之路上的戰略地位屹然崛起，擔負著涉外管理的重要職能，大體經歷了漢代初步定型、唐代逐漸完善、明代日益嚴密的發展階段。

漢代初步確立了地方行政系統、邊防軍事系統與邊境鎮撫系統三位一體的地方外交管理體系。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子居中，四夷來朝”等禮治思想指導下，中央政府積極主導朝貢貿易，將朝貢制度作為控制和管理西域的重要手段，不僅注重經濟物流方面的緊密聯系，“厚往薄來，懷柔遠人”，更強調政治方面的藩屬關系，西域諸國皆以納質作押臣服漢朝。漢武帝為了加強與西域的交通往來，實現“斷匈奴右臂”的戰略目標，在河西走廊采取設郡置縣、移民實邊、屯墾荒田、修筑長城等措施，大力推動對河西地區的開發和經營。漢代“邊郡”與內地一般行政機構大有區別，不只是地域泛稱，而是被賦予重要的外交權能。在外交任務尤其繁重的邊境地區，設置“都護”等鎮撫機構進行管理。為了確保絲綢之路暢通，漢代在絲路交通咽喉設置玉門關、陽關，勘核關文，稽查商客。交通郵驛系統作為中央與地方聯系的渠道和網絡，是漢代涉外管理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漢承秦制，設有傳車和驛馬，“列郵置于要害之路”。這些置、驛主要承擔接待、護送往來使者和商客的重要任務，為奔走于絲路上的商使提供便利服務。歷經兩漢的經營，在河西走廊的庇佑保障之下，絲綢之路呈現了“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馳命走驛，不絕于時月；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后漢書·西域傳》）的興盛局面。

唐代河西走廊的涉外管理進一步完善，逐漸形成了地方行政系統、邊防軍事系統、邊境鎮撫系統、中央派出機構、外來宗教管理機構等五位一體的地方外交管理體系。河西走廊各地承擔著互通使命、互通文書、接轉貢獻、對外交涉等重要職責，特別是在驛館管理、蕃客過所公驗（通行證）管理、邊境互市管理等方面，制度愈加詳備，措施更為有效。為了適應絲路繁忙交通往來的需要，唐朝中央政府還特命邊州置“譯語學官”，培養翻譯人才。為了加強對邊貿的管理，唐代在邊疆地區設置互市監等中央派出機構，保障互市有序進行。隨著大量胡商尤其是粟特商人長期逗留甚至定居河西走廊，唐朝在中央設“薩寶府”，在邊地設“火祆祠”，專門管理西域胡人的宗教事務。此外，唐朝對“諸化外人”的法律適用也有明確規定，同一國家和地區的商客發生了糾紛，按照本國之俗法處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商客發生犯罪，按照大唐法律論處。然而，與唐朝對西域客商持開放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嚴格控制中原官員、民眾與西域客商的交往，更不允許百姓私自出境，實行“單邊開放”。唐代《主客式》規定：“蕃客入朝，于在路不得與客交雜，亦不得令客與人言語。州縣官人若無事，亦不得與客相見?！保ā短坡墒枳h》）盡管唐朝以繁榮開放著稱，但是這一規定充分體現了“華夷之辨”“夷夏之防”的意識仍然在唐朝統治觀念中居于主導地位。

較之漢唐，明代河西走廊的涉外管理體系日益嚴密，從戰略構想到政策實施，從制度保障到過程監督，不僅典章完備，而且適時調整，呈現出具體而明確的特征。首先，對西域朝貢的認識上，明太祖朱元璋繼承了漢唐“厚往薄來”的觀念，朝貢貿易政策制定的初衷就是“朝廷柔遠人，寧厚無薄”。在此觀念指導下，西域與內地的商貿交易主要以“政府超值采購”為主，明朝中央政府成為朝貢貿易的主導者，民間商貿市易退居次要地位，突出體現在朝貢貿易的規?？涨霸龃?，交易量空前增加。其次，為了確保陸路絲綢之路暢通，明朝在河西走廊實行衛所管理，以“軍政特區”取代府州縣，設立甘肅鎮和“關西七衛”，使二者內外呼應、相互依托共同拱衛絲路安全。第三，建立完備的朝貢管理制度，設定貢期和貢道、嚴格控制朝貢規模、嚴格審驗表文與勘合、嚴格盤查貢物、依規給賞回賜、強化互市管理，真正做到有章可依、有例可循。第四，對于違反明朝規定的西域使者和商旅，河西走廊各級軍政機構依法依規嚴肅處理。

明朝中央政府不僅在貢期、貢道、使團規模、表文、勘合、貢物、回賜、冊封、互市等方面都有明確規范，還在中央和地方設有專門機構或兼管機構，管理河西走廊的涉外活動。西域商使如果不經哈密、嘉峪關一路來京，則被視為非法和違制，不被接納，并受到禁止。對于未至貢期而前來叩關的貢使，甘肅守臣奉命予以禁阻。對于那些曾在中國境內違犯禁令的貢使，明朝記錄在案，取消其再次入貢的資格。在查驗貢使身份的同時，甘肅守臣還須對西域貢使所攜帶的物品區分等級，造冊登記，填寫雙印花欄勘合，并上報中央，作為皇帝回賜的依據。對于使團規模，甘肅鎮守各級官員嚴格管控進入嘉峪關人數和起送北京人數。對于存留河西走廊各地的使團成員，甘肅各地官員要嚴密監控互市活動，嚴禁河西走廊的軍民與貢使成員私自貿易。另外，甘肅各地守臣還為西域商使劃出底線，不能購買茶、絲綢、兵器、書籍等違禁物品，不能攜販中國人口，不能漫天要價，不能刺探中國軍事機密。由于各地朝貢多為長途跋涉，使者在中途難免各種原因導致亡故，明朝政府也考慮周全，予以撫慰?！胺惨氖共」?。如系陪臣未到京者，本部題請翰林院撰祭文，所在布政司備祭品，遣本司堂上官致祭。仍置地營葬，立石封識?！保ā睹鲿洹肪?08《朝貢通例》）

“寬嚴相濟”是明朝在河西走廊涉外管理中奉行的基本尺度。出于政治招撫，發展友好往來的考慮，明朝中央政府不計經濟利益的得失，往往給予使團成員豐厚的賞賜。每當西域商使出現違例違規之時，明朝統治者都會采取寬縱的態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外加政府補償，禮送這些商使平安滿意出境。另外，當貢使販貨違禁物品時，明朝中央政府一般出面阻止，不許買賣禁物，勸其交易合法商品，但并不予以治罪。還有，當西域貢使提出無理要求，甚至索要額外賞賜時，明朝君臣一般遂其所愿，不與他們斤斤計較。

清代的陸路絲綢之路并沒有因海上絲綢之路的日漸興盛而衰落，不僅繼續保持暢通，而且伴隨著新疆的統一，在邊陲內地化的進程中，河西走廊的地位實現了一次戰略大轉換，由極邊變為次邊，由孤懸塞外的前哨變為經營西北的后方保障基地?，F今，甘肅提出依托絲綢之路經濟帶黃金段建設，努力打造中國向西開放的縱深支撐和戰略平臺，正是對這一寶貴歷史遺產的繼續和發揚光大。

回顧河西走廊涉外管理的思想和歷史，有以下啟示與反思值得今人借鑒：中原王朝中央政府主導了絲綢之路朝貢貿易，在中原王朝政局穩定、經濟發展的雄厚實力之下，經過絲路沿線地方政府的積極施政和妥善涉外管理，中西方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日漸增大，產生了豐碩的成果。在此前提下，“禮治文明”不斷積淀、擴展、延伸和強化，“薄來厚往”“懷柔遠人”成為傳承永續的政治基因，單邊開放的政策造成了“萬國來朝”“一邊倒”的格局。但是這種局面并不穩固，容易受到中原王朝和絲綢之路沿線國家與地區政局變遷的深刻影響，而且沒有中原地區民眾與中亞、西亞及至歐洲地區民眾的深切交往作為保障。因此，只有真正做到“民心相通”和“文化會通”，才是絲綢之路長期繁榮發展的重要標志與成果，才能真正打造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共同發展繁榮的“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