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文論；阿爾都塞；意識形態想象；符號表意；美學傳統

摘要：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想象性表述理論、馬歇雷的想象性解決理論、伊格爾頓的想象性生產理論以及詹姆遜的政治無意識調和理論實際上是同根同源的，它們的共同源頭就是馬克思于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這四個關于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的對象之間的想象性關系的理論互相聯系，但又存在一些差異，因而也就形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內部的不同形態。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以表意的需要為邏輯起點，以符號意義的傳達為邏輯生成，具備了主體間性的特質，同時又在發生學意義上構成了對西方美學傳統的延續。

中圖分類號：I0-0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9-4474（2016）05-0111-06

Key words：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Louis Althusser； ideological imagination； semiosis； aesthetic tradi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the four theories， i.e.， Louis Althussers imaginary representation theory of ideology， Pierre Machereys imaginary resolution theory， and Terry Eagletons imaginary production theory together with Fredric Jamesons mediation theory of 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are all based on Karl Marxs Preface to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ics. These theori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ology and its objects are similar to each other， but definitely differ to some certain extent， which lead to several different kinds of Western Marxist literary theories.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imaginary function of ide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and in the end discusse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aginary function of ideology and Western aesthetic tradition in the sense of phylogeny.

研究意識形態的理論著作已經汗牛充棟，然而阿爾都塞說：“在認識論、科學史、意識形態史、哲學史、藝術史等方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實踐大部分還有待開創?！薄?〕本文正是基于目前意識形態史中尚未被發掘的美學因素，發現了當代最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關于意識形態與現實—社會—政治的復雜關系的論述在較寬泛的意義上竟然出奇的一致，尤其是他們將文學藝術作為一種策略來解釋不同的意識形態之間的沖突，而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策略本身又是以想象性為路徑的一種意識形態形式。因此，意識形態無論是同實在界還是觀念界的關系，都是通過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而得以呈現，并不只限于文學藝術。實際上，這個觀點的最直接最明顯的理論源頭就是馬克思在1859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該導言所闡述的意識形態的多種形式的看法被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無一例外地吸收和借鑒并分別得到不同程度的擴容，形成了多種具有不同特質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不僅如此，意識形態與其對象之間的符號表意成為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的合法性基礎，這個功能上溯至古希臘，下沿至現代主義運動，延續了西方美學和文論傳統。

一、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論意識形態與其對象的想象性關系“想象性”（imaginary）一詞在西方馬克思主義領域得到的最張揚的表達來自于阿爾都塞的奠基性論文《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在這篇論文中，阿爾都塞分別從否定和肯定兩個方面來切入對意識形態的結構功能的討論。一方面，他認為“意識形態表述了個人與其實在生存條件的想象關系”〔2〕，意識形態作為一種否定性的幻覺或暗示，既虛偽地表現了人類生存的實在界的境況，又深刻體現出實在界本身的異化；另一方面，他又認為意識形態由于總是存在于國家機器及其各種實踐之中，意識形態的存在就是物質的存在，所以意識形態相應地就具備了物質實踐性〔2〕。從這兩個基本命題出發，個人生活在意識形態之中，生活成為對世界的確定性的表述，然而這種表述卻是以歪曲的形式作用于意識形態想象，使得個人與實在界的關系不再是清晰而真實的，個人在被意識形態召喚的同時，也因其本身就置身于意識形態之中而無意識地進行自我形塑，這種形塑同樣也是對意識形態的一種意識形態表述——想象性表述。

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7卷第5期陳飛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作為阿爾都塞的弟子，馬歇雷接過了老師的思想火炬，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理論得到了更深入的推進并被用于文學構形的具體實踐。他直接指出“文學作品是對不可解決的矛盾的想象性解決”〔3〕，并且其解決方法是“使用意識形態來挑戰意識形態”〔4〕。不過，這種意識形態的挑戰并不是像機械唯物主義那樣對實在界的矛盾進行一種簡單而直接的機械復制或反映，而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調解，個人使用在實在界中逐步形成的觀念來對抗實在界中虛假的意識形態，歷史真實正是這一系列復雜的意識形態的想象性解決的結果〔4〕。這種調解為何是想象性的？馬歇雷基于阿爾都塞就列寧對托爾斯泰的評論，以文學構形為例認為“文學話語本身以一種幻覺的方式設定和投射了‘真實的在場”〔3〕，正是由于意識形態矛盾無法在意識形態內部得到解決，文學藝術才承擔了這一解決的辦法，又由于文學藝術本身是一種虛構，這種解決才恰恰是想象性的。

伊格爾頓在阿爾都塞和馬歇雷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意識形態想象性生產的理論模式：“與其說文學作品‘想象性地移置了真實，不如說它是將某些已經生產出來的真實的再現生產成想象性對象的一種生產?！薄?〕首先，伊格爾頓賦予了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以生產性，它不是對實在界的某種移置，而是通過意識形態想象來生成其與實在界的關系。伊格爾頓剖析了19世紀英國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諸種問題，發現詩歌的運作機制就是一般意識形態的發生機制，詩歌“以撫慰代替批評，以情感代替分析，以維持代替顛覆”，成為陷入意義—價值危機（意識形態危機）的社會的終極指望，因而也就成為“對現實矛盾的一種意識形態解決方式”〔5〕。其次，他從對愛略特和狄更斯的小說分析中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即小說可以把現實沖突轉換成可以通過意識形態而得以解決的形式。這些形式本身又作為意識形態的載體，“在文學想象的建構中成為意識形態的共謀”〔6〕。顯然這是接受了馬歇雷的思想，不過，伊格爾頓最近似乎有意糾正了他曾經對于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的自信，認為文學無法為現實提供實際的解決方案，它僅僅是將問題表現出來（文學作為事件），為“實現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提供一種途徑”〔6〕，因此意識形態對實在界的關系只能是想象性的。

詹姆遜也回應了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想象性理論，他的“政治無意識”理論旗下的“敘事調和”理論可以看作是對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的一個理論總結。政治無意識是一種將歷史文本化的敘事范疇，在這樣一個框架下，意識形態成為一種敘事的手段，個人通過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來生產一個滿足愿望或白日夢的文本，這個過程正是對意識形態及其所依賴的實在界的關系的象征性再現〔7〕。生產文本意味著通過重構一種想象的實體來說明被想象的實體的本質或意義，這種本質或意義相較于實在界是一種異質性的存在，想象性的敘事試圖調和個人與實在界的矛盾，彌合歷史與真實的界限，但這僅僅是一個象征性的意識形態嘗試。于是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就被解釋為一種社會實踐的形式，構成了對與實在界的矛盾的“解決”。

事實上，意識形態與其對象之間的想象性關系在他們看來更多地表述了現代社會以來的由物及人、由人及世界的全面異化的境況。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一方面充滿了理想化的烏托邦色彩，似乎意識形態就是一件形而上的武器，它以這種想象性為路徑挑戰或建構了包括它自身在內的和它自身以外的一切實在——這也是本文主要關注的；另一方面則由于意識形態含義本身的貶義性，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在一開始就被阿爾都塞所抨擊，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利用人們來對實在界進行的想象性的虛假表述，這種虛假的表述不僅歪曲了個人與實在界的關系，而且連同這類歪曲的意識形態將意識形態及其對象一并同化以造成意識形態的統治和意識形態的麻痹，甚至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公眾無意識地自我麻痹。

二、符號與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想象的邏輯生成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寫于1859年，在這篇簡短的導言里，馬克思介紹了《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綱要、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系、意識形態的多種形式以及他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過程。長期以來，人們要么著眼于馬克思關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卓見，要么把馬克思的一句話拆分開并只取其一半用以當作論點或論據，后者其實是對馬克思思想的不尊重。這段被人頻繁引用的偉大論述是：

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

不是說單獨抽取馬克思一句話的部分內容是不對的，而是說這種引用方式會在很大程度上遮蔽馬克思思想的完整性和豐富性。這段引文放在這里，正是想引出目前可能尚未被發現的另一個有趣現象，誠如上文就意識形態與其對象的想象性關系所作的譜系描繪，阿爾都塞、馬歇雷、巴利巴爾、伊格爾頓和詹姆遜等當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的看似原創而且被廣泛接受的觀點，實際上是同根同源的，它們都最直接地來自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尤其是上面引文中由筆者加了著重號的部分。馬克思認為，人們可以通過意識形態的形式來克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沖突，而意識形態表現為法律、政治、宗教、藝術和哲學等形式。人們通常抽取“意識形態的形式”或“藝術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形式”等來表達某種看法，幾乎忽略了“克服”這個重要的動詞，幸好上文提及的幾位思想家不約而同地抓住了這個關鍵詞并予以專門討論，“意識形態的形式”思想被馬歇雷、伊格爾頓和詹姆遜等學者繼承下來，而且具有高度的家族相似特征。

“克服”一詞表明了馬克思思想的一如既往的實踐性。但是，這個“克服”是否被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理想化了？這種克服究竟是在何種意義上才成其為一種克服？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有沒有構成對實在界與意識形態界之間的矛盾沖突的解決？它是否只是一種形而上的幻象？它的合法性基礎是什么？

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存在著一個隱秘的符號學哲學基礎。詹姆遜的《政治無意識》已經涉及到這個問題，但是他并沒有明確地為意識形態的這一功能提供一個哲學的解釋。首先，詹姆遜重提了“中介”這一經典辯證法術語，它在傳統上一直是辯證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敘述話語，“用指對藝術作品的形式分析與其社會基礎之間、政治國家的內在動力與其經濟基礎之間關系的確立”〔7〕。以此為出發點，他引入了符號學的“符碼轉換”概念來重新審視中介概念，于是中介就成了使用者的一個手段，通過中介的轉換，破碎性與自治化、社會生活不同區域的分隔化與特殊化之間的距離在某些特定的場合得到了局部克服。將兩種不同范疇的事物放置在一起，選擇一套相同的符碼集合來進行闡釋，這種方法正是符號學的方法。其次，看待意識形態的想象性解決的有效性的視角應當同時包含被普遍知曉的共時性維度和常被人忽視的歷時性維度〔9〕。換言之，文學藝術作品作為一種象征行為的敘事，它的操作平臺是語言這樣的文本內部形態，它的表現內容不僅關涉到同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還應當在歷史進程中扮演一種特定的角色，其敘述力量通過預言性的而非幻想式的敘述來預見可能將會到來的對實在界沖突的真正解決。有效的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必須同時具備現在向度和未來向度，這是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的理論邏輯：如果個人與實在界的矛盾已經得到了解決，文學藝術就不復具有這一功能；正是個人與其賴以生存的現實環境之間難以消除的鴻溝才導致了主體對于現實矛盾的想象性解決。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們一致同意，意識形態的想象成為對不可解決的矛盾的一種想象性解決，也就意味著意識形態界對實在界的戰斗或勝利。

在符號學理論視閾下，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具備符號發送的過程性。符號的傳達過程如下：

發送者/意圖意義→符號載體/信息意義→接收者/解釋意義〔10〕

據此，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的傳達機制便展現為：

個體/意識形態意圖→文本（文本關系）/意識形態想象→實在界或他者/實在界的意識形態靶點①→〔反應（想象性解決）〕

這個傳達機制也許形象地說明了意識形態與其對象的想象性關系及其運作流程，不同于詹姆遜借用法國符號學家格雷馬斯的符號方陣來為具體解析一個文本的情節結構的生成而提供某種想象性解決達成的透視，這個傳達機制更側重于個體對其所面對的實在界沖突的交互過程。通過這個機制可以發現，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的實質就是一種符號表意行為。詹姆遜對“中介”和“符碼轉換”概念以及符號方陣的挪用，表明了政治無意識的敘事調和其實就是一種符號表意行為，這種意識形態的調和重構了符碼集合中的意識形態素，敘事行為本身成為一種對抗性姿態。概言之，意識形態想象即是一種對抗，它以虛構或象征的形式——也都是符號的形式——想象性地將矛頭對準了實在界布滿癥候的意識形態靶點。

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通過對意識形態的轉碼機制將每一個使用意識形態作為符號來發送的主體同其所屬的階級或社群的客觀實在統一起來。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個人與實在界的分離，作為符號載體的意識形態同個體意識形態和實在界的意識形態得到緊密聯系。如同醫學治療中的放射線，帶著掃描病區的使命，篩查了每一個有問題的靶點，充滿了符號激情。這正是馬克思主義利用結構主義但反過來又超越結構主義的地方，就像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已經做到的那樣——盡管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有其歷史淵源，這個概念的延展卻是他最早完整提出來的。

三、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與西方美學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關于意識形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論，無論這套理論在多大程度上具備高度的原創性或者僅僅是對既有成果的個人梳理。意識形態最初的含義是作為思想的科學而被使用，然后被拿破侖發展成一種具有欺騙性和虛假性的知識，在這之后又有很多人闡釋意識形態，但他們無論如何也越不出這兩個最開始也是最基本的含義。了解意識形態含義的演變史將有助于理解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的雙重性質以及它對西方自古希臘以來的哲學和美學思想的繼承與回應。如此將意識形態和西方美學傳統并提，恐怕會造成一種“言必稱希臘”的感覺，然而毫不夸張，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確實就像一個傘形術語，不同程度地涵蓋了分別以作者、文本、世界和接受者為重心的闡釋模式或體系，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這恰恰是對西方自柏拉圖以來的美學和文論傳統的延續。

現代社會關于意識形態的討論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基本維度，首當其沖的就是文學反映論。文學反映論以唯物主義為哲學基礎，認為文學藝術是利用形象來對社會現實生活的反映，這同時是現實主義的存在根基，這種反映本質上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反映。在此基礎上，審美反映論深化了文學反映論，在強調接受主體的創造性的同時也充分把握了文學藝術的本體性存在。啟蒙運動以來，主體性哲學被當作資產階級的主流意識形態而得到發展，浪漫主義思潮和文論的重心因此也放在了表現論，作家的意志表現在文本中就充滿了反對現存制度的激情。當資本主義社會步入后工業時代，后現代性以一種漫不經心的態度蔑視了在它之前的一切，它不要反映，不要再現，只是在表現的基礎上越走越遠，戲謔般地妄圖掙脫現代性的束縛，幻想抓住自己的頭發把自己提起來。

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體現在上述每一種文論形態之中。對于再現論而言，主體的意識形態想象就意味著再現反映這個行動本身，主體的意識形態作用于藝術生產，通過文學藝術的虛構，于文本中再現了實在界的境況。這種再現或反映本質上來源于柏拉圖的“模仿”概念。柏拉圖以藝術再現會對理念造成歪曲為由譴責了藝術，如果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予以解釋，柏拉圖所謂的藝術不真實從根本上而言是文本意識形態對理念的歪曲或攻擊，雅典城邦的理想國拒絕任何個人使用意識形態想象來挑戰它的絕對權威，換言之，理想國拒絕接收來自個人所發送的意識形態的符號載體。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圖雖然拒絕了藝術形式的意識形態想象，卻沒有拒絕作為個體的人對理想國的意識形態想象，后者意味著阿爾都塞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的召喚以及個人對意識形態的臣服而非一種想象性的對抗。

對于表現馬克思也從側面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指出：“這些觀念都是他們的現實關系和活動、他們的生產、他們的交往、他們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有意識的表現，而不管這種表現是現實的還是虛幻的?！薄?1〕因此，個人可以能動地表現自己。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最明顯的特征體現在人的主體性，突出了主體的能動作用，具備了一種相對積極的概念，更加強烈地堅持主體的個體性和創造性，補充了再現論或反映論的意識形態想象機制的某種程度的僵化，使主體置身于意識形態的對立面并鼓勵主體與之對抗，它試圖“使文學的表面爭執轉回到歷史世界上沖突群體的終極現實之中”〔9〕。

除此之外，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還同時內在地包含了對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的一種馬克思主義式的解釋與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先驅盧卡奇批評現代主義的邏輯從根本上說也許不是別的，正是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在他的文章中，“遠景”一詞頻頻出現，它強調的是文學效果的未來向度?，F代主義藝術的單向性特征“使文學失去了它的遠景透視感”〔12〕，人類的處境變成了由教條組成的世界，否認了歷史的連續性，也否認了事物的發展性，這樣的文學作品只具備現時性，不能反映出個人與實在界的真實矛盾，甚至現代主義并沒有對此進行過意識形態想象。阿爾都塞用“癥候”來說明文本內容與形式之間的缺陷或矛盾，認為真正有效的閱讀是“癥候式閱讀”，目的是尋找文本斷裂及沉默處的意識形態內容之蛛絲馬跡。筆者基于此并結合醫學方法，認為在現代性和后現代性框架下，意識形態本身就充滿了癥候，因此意識形態就成為了意識形態靶點，即成為匯集矛盾沖突和自身病變的病區。積極理想的主體的意識形態實踐的最終指向就是實在界的意識形態靶點，而消極的不充分的主體的意識形態實踐就僅僅是對實在界的意識形態的無意識認同、擁護或迎合，被抽離了歷史現實感，成為被投入實在界的存在。正是在這個消極的意義上，阿爾都塞認為，意識形態沒有自己的歷史，因為無數的消極的個人共同跳進了虛假的意識形態預先為之設定的陷阱。因此，如果說意識形態沒有歷史，那么個人也就沒有了歷史。

馬克思主義文論深深根植于西方美學傳統，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也在發生學意義上構成了對西方美學傳統的延續甚至是擴展。意識形態的想象性功能雖然并不意味著一種面面俱到的、放之四海皆準的批評功能，但是它作為反抗實在界意識形態的形而上武器，確證了個體與其對象之間的想象性關系，并且內在地設定了現在向度和未來向度以保證意識形態想象的有效性，意識形態想象本身要么成為一種對抗，以符號的形式想象性地將矛頭對準實在界癥候叢生的意識形態靶點，要么對實在界意識形態臣服，異化由外轉內，不是意識形態召喚個人，反而是個人在等待意識形態的召喚。

注釋：

①“靶點”（target point）是筆者借用的醫學術語，指進行放射治療時，放射線從不同方位照射以匯集病變部位，這個病變部位就叫做靶點。這個術語對于描述實在界的問題重重的意識形態非常生動形象。見姚秀高、陳建龍等的《射頻熱凝靶點消融術治療頸椎間盤突出癥的探討》，《中國疼痛醫學雜志》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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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Georg Lukács.The Ideology of Modernism〔C〕∥Terry Eagleton，Drew Milne.Marxist Literary Theory：A Reader.Oxford：Blackwell，1996：154.

（責任編輯：陳艷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