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都塞接受“毛主義”概說

顏 芳

(華南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后流動站，廣東廣州，510006)

路易·皮埃爾·阿爾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以下簡稱阿爾都塞)是上世紀最為重要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于上世紀70年代末提出了一個有待探討且饒有興味的命題，在談及阿爾都塞和薩特等老一輩理論家以中國共產主義替代蘇聯共產主義作為參考視野后，安德森指出：“毛主義的實質和影響超出了本書的討論范圍；對此問題有必要另外加以詳細討論?！盵1]這種討論需待時機，而現在或許恰逢其時。近年來，國內外學界對包括阿爾都塞作品(包括對其生前未出版的作品)進行了源源不斷的整理、出版和翻譯。這就使得有必要對“毛澤東對于阿爾都塞思想的重要性僅僅是邊緣性的”這種觀點加以重新審視，也就是說，在阿爾都塞理論全貌越來越顯豁的當下，有必要重新認識阿爾都塞對“毛主義”所“效忠的深度”(the depth of the allegiance)[2]。此外，隨著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國形態”研究的不斷深入，對以下問題的解答顯得尤為迫切：“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與一般的文學究竟有哪些實質性的不同？中國對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到底有哪些貢獻？顯然，人們對于這些問題很難作出清晰的回答。長期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未形成鮮明的問題意識，既缺乏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整體觀照，又未深入研究其理論特質?！盵3]因此，對阿爾都塞接受“毛主義”情況的梳理或將為進一步理解中國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自身特性提供來自西方理論家的視角與鏡鑒。

“毛主義”(Maoism)是一個產生并通行于西方學術界的對毛澤東思想加以指代的術語?！懊髁x”這個術語意味著毛澤東不僅是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追隨者，它還特別強調了毛澤東對思想領域的貢獻，強調了毛澤東是一個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4]。相對于國內學界慣用的“毛澤東思想”，在西方知識語境中之所以突出其為“毛主義”，一方面是沿用了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等術語類似的構詞方式，但同時又強調了毛澤東理論體系對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推進和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正因為“毛主義”是一個西方術語，它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西方性且植根于西方知識生產的特定視域，因而它是西方知識界和西方社會對毛澤東思想加以接受和闡發的產物?！罢缑珴蓶|常常強調要發展出一種‘具有中國特點的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一樣，反過來，在西方情境中，人們也有充分的理由談及‘具有西方特點的毛澤東思想’?！盵5]故此，不宜將“毛主義”與實際上的毛澤東思想與理論畫上等號。

“毛主義”不僅通行于西方，也是阿爾都塞本人所使用的一個術語。在其自傳《來日方長》中阿爾都塞指出：“當然，拉丁美洲的斗士們知道我身在法國共產黨內，但是他們同樣也知道我強烈地傾向于毛主義，……”[6]因此，本文中的“毛主義”特指在阿爾都塞特定理論視域中的、根據阿爾都塞特定的理論需要且經由阿爾都塞闡發和轉化了的毛澤東思想。阿爾都塞在他的時代中所能掌握的關于毛澤東思想和中國情況的資料非常有限，他本人又從未到過中國，故而阿爾都塞所理解的中國與毛澤東思想應被視為是他“頭腦中的中國”[7]和“頭腦中的毛澤東”。更重要的是，由于面對著異常激烈的政治斗爭和理論論戰，阿爾都塞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還服務于他解決自身政治困境和理論困境的需要。故此，阿爾都塞的“毛主義”應被理解為“根據阿爾都塞本人先在的理論框架來重新勾畫毛澤東的思想肖像”，也就是說，“阿爾都塞視域中的毛澤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歷史真實中的那個毛澤東”[8]。

本文將致力于圍繞以下兩個方面梳理阿爾都塞接受“毛主義”的總體概況。其一，初步厘清阿爾都塞在歷年公開出版物中援引“毛主義”的有關情況[9]，勾勒出跨越三十多年的“毛主義”在阿爾都塞理論著述中留下的大體軌跡；其二，初步厘清阿爾都塞歷時三十余年持續援引、思考和闡發“毛主義”的主要原因。

一

阿爾都塞在其歷年公開出版物中對“毛主義”的援引和闡發，是“毛主義”與阿爾都塞的理論思考之間保持著持續不斷的互動關系的最為直觀也最為有力的證明。為闡明“毛主義”及中國實際上縱貫了阿爾都塞幾乎大半部分的理論寫作生涯而遠非其一時一地的興趣，對所有目前可見到的援引“毛主義”的阿爾都塞相關著述的整理因而是非常必要的。

在1985年[10]寫作的自傳《來日方長》[11]中，阿爾都塞多處正面提及和評價毛澤東和中國，而這距離他第一次在出版物中肯定性地援引“毛主義”，即在1953年[12]發表的《關于馬克思主義》[13]一文中提及毛澤東的《矛盾論》和《實踐論》，已經跨越了三十多個年頭?！懊髁x”在阿爾都塞的1950年代的著作中開始出現，在其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中期的著述中出現得最為密集，此后逐漸減少但仍持續。在阿爾都塞的著述中，有的對“毛主義”及毛澤東著作進行了詳細的闡發，有的則是一帶而過。但是，一方面考慮到整理工作本身應盡量保持其完整性，另一方面更是考慮到阿爾都塞與“毛主義”的每次交集均處于與法共親蘇路線的緊張關系之中[14]，其每一次在公開出版物中援引“毛主義”均彌足珍貴，故此盡可能將所見材料全面納入整理。盡管可能仍有未及之處，但以下概述或可為阿爾都塞接受“毛主義”的軌跡勾勒出大略的風貌。當然，這個嘗試仍是初步的和未完成的。隨著阿爾都塞更多手稿、筆記和作品在國外學界和國內學界進一步的出版和翻譯，對阿爾都塞與“毛主義”關系的理解仍將是一個朝向無限可能性敞開的動態過程。

阿爾都塞首次提及“毛主義”的公開出版的作品，正是1953年發表的《關于馬克思主義》一文。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的《矛盾論》1952年被翻譯成法文首次在法國出版[15]，次年旋即出現在阿爾都塞公開發表的論文之中，可見阿爾都塞對毛澤東思想接受之迅疾是驚人的。在這篇論文中，阿爾都塞列出了一個“最重要的關于辯證唯物主義這個問題的馬克思主義文本”的書目，在其中就提到了毛澤東的“最新作品(《矛盾論》)”，他還尤其強調《矛盾論》中的“兩個新思想”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認為《矛盾論》延續了自馬克思以來的持續不斷的對辯證法加以定義、加以確認、使之更加精確的努力，而此前的矛盾概念太抽象了[16]。他還提及毛澤東的《實踐論》中談到特定時期的知識的生產總是受制于既存的社會實踐的決定性形式，也就是說總體而言受制于既存的社會生產模式[17]。根據阿爾都塞在文中的標注，他讀到的《矛盾論》和《實踐論》均來自《毛澤東選集》[18]。法國“毛主義”團體“無產階級左派”(the Gauche Prolétarienne)的創始人班尼·萊維(Benny Lévy)在1971年的訪談中談到了巴黎高師的學生跟隨阿爾都塞一起閱讀毛澤東著作的這段經歷，為阿爾都塞對毛澤東著作的早期接受情況提供了寶貴的側面證詞：“阿爾都塞在最初的作品里就談到了毛和毛的敏銳(subtlety)。當時‘紅寶書’還沒被翻譯成法文，我們讀到的是Editions Sociales版本的《毛澤東選集》。我們是從毛澤東的哲學文本開始讀起的，因為這些文本當時正在被阿爾都塞研究，然后很快——雖然也花了一年時間——我們就得到了毛澤東選集的全本。阿爾都塞對這些文本的評價非常高……他的最初的那些文章都引用了毛主席的《矛盾論》來論述矛盾問題，但是他并不明說?！欢覀儽仨殞儆趧P撒的歸之于凱撒：他畢竟是(我們)接觸毛澤東的一個渠道(he was after all a means of access to Mao Tse-tung)?！比R維還詳細描述了學生們的閱讀過程：“當我們開始讀毛的著作的時候，已經讀了《資本論》、列寧等其他著作，因此當我們開始讀毛的著作的時候我們感到一種理論的愉悅。讀完了毛之后，我們又把《資本論》、列寧等一切重讀了一遍。(因為毛的著作)我們必須要徹底整理我們的思路?！盵19]萊維在訪談中提到《毛澤東選集》應是1955年到1959年間在由巴黎Editions Sociales出版的四卷本MaoTsé-Toung:Oeuvreschoisies。[20]萊維提到的《毛澤東選集》與阿爾都塞在《關于馬克思》中提到的《毛澤東選集》很可能不是同一個版本，從版本學的角度極有必要考證阿爾都塞在1953年前后讀到的那版《毛澤東選集》的具體情況，這是本文暫時力有不逮之處。但是，通過以上不夠精確的考證，足以推斷出以下事實：阿爾都塞是毛澤東著作在法國的最初的讀者之一；從《矛盾論》、《實踐論》到《毛澤東選集》，阿爾都塞從1950年代初期就對毛澤東著作展開了高度理論化的深度閱讀。早在法國“毛主義”全盛期(1966—1976)[21]的十多年前，阿爾都塞就將毛澤東及其著作納入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行列，與馬克思、列寧等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提，并尤為注意到了毛澤東《矛盾論》中關于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等創新性概念。這些特點將在阿爾都塞后來的著述中得到反復的回響、強化與補充。

1959年，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阿爾都塞的第一本書《孟德斯鳩：政治與歷史》。這部著作有一處談及了毛澤東：“在這些偉大的工人運動的經典與傳統中，從馬克思到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馬克思主義理論被定義為包含了兩種不同的理論學科：科學與哲學?！盵22]與1953年的《關于馬克思》類似，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被引用。

進入1960年代以后，已有研究證明，阿爾都塞愈加密切關注毛澤東的寫作和中國政治動態，在整個1960年代他常年訂閱中國共產黨宣傳部門出版的法文通訊：《北京信息》和《新中國手冊》[23]。研究者還在阿爾都塞的檔案中發現了兩卷關于毛澤東著述(涉及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的筆記與索引卡片，此外還有兩卷本的中國外宣資料[24]。這些新證據的發現，為阿爾都塞在隨后20多年中對毛澤東及其著作持續不斷的援引提供了更具說服力的解釋基礎。

1962年，阿爾都塞發表《矛盾與多元決定(研究筆記)》[25]，1963年，阿爾都塞發表《關于唯物辯證法(論起源的不平衡)》[26]。在這兩篇著名論文中，阿爾都塞多次引用毛澤東的《矛盾論》，毛澤東的主次矛盾、矛盾主次方面、矛盾不平衡律等一系列辯證法范疇和法則為他批判法國馬克思主義中的黑格爾主義傾向以及為建構其“多元決定論”等范疇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

1965年，阿爾都塞及其弟子巴利巴爾等共同撰寫的《讀〈資本論〉》出版[27]。在《從〈資本論〉到馬克思的哲學》部分，阿爾都塞再次援引毛澤東的《矛盾論》：“……我主張在其直接的政治存在中去閱讀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特殊的理論形式……；作為此原則的表現，我主張將毛澤東的1937年的論矛盾的文本看作對反映在政治實踐中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各種結構(structures of the Marxist dialectic)的一種描述?！盵28]由此可見，延續著上述1962年、1963年兩篇論文的思路，阿爾都塞將毛澤東的《矛盾論》與他自身對“結構”的闡發、對矛盾的復雜性的闡發聯系在一起。同時，阿爾都塞還認為應對所有馬克思主義——理應也包括毛澤東——的理論著作逐一進行“癥候式”閱讀，以便發現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域”(problematic)對其對象的反思，從而使得對象“可見”[29]。

1966年，阿爾都塞以匿名形式在《馬列主義手冊》第14期發表《論文化革命》[30]。如巴利巴爾所指出的，人們很快發現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阿爾都塞，他的這種“兩面手法”，即一方面希望影響自己在法共中的學生，一方面又私下與從法共叛離出去的“毛主義”青年合作——導致他立刻被兩個陣營的人揭穿，使他在政治和情感上付出了極高的代價[31]。 這篇論文在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的建構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1968年，阿爾都塞的論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任務》以匈牙利語在布達佩斯出版[32]。阿爾都塞指出：“我們缺乏一種描述情勢的各種變化(the variations of the conjuncture)的理論?！彼又谧⑨屩兄赋觯骸瓣P于情勢的理論、關于在不同層次之中的主導(矛盾)的轉移的理論，最引人注目的構想就是毛澤東的《矛盾論》?！盵33]

1968年到1970年之間，阿爾都塞寫作了一系列關于再生產和意識形態理論的論文，這批論文除《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研究筆記)》于1970年發表之外，其他所有文章遲至1995年才結集為《論再生產》一書在法國發表[34]。在這部著作中，阿爾都塞贊同列寧和毛澤東對生產關系的強調、對意識形態中的階級斗爭的強調、對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在社會形態轉變中的作用的強調等。此外，在該書《致讀者》中，阿爾都塞還特意又提到了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傳統的《矛盾論》、《實踐論》以及《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毛澤東論著[35]。

1971年，阿爾都塞發表《馬基雅維利與我們》[36]。阿爾都塞在其中提到：“馬基雅維利關于軍隊的命題……預示了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恩格斯和毛澤東的軍隊與戰爭理論?！盵37]這正暗示了阿爾都塞不僅熟悉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對毛澤東的游擊戰等軍事理論也有所涉獵。事實上，確實有證據顯示阿爾都塞讀過毛澤東的游擊戰理論，對此隨后將再次給予說明。

1973年，阿爾都塞發表《答約翰·劉易斯》[38]。值得注意的是，當翻譯成英語在倫敦出版時，出版商New Left Books提議將標題換成“毛說永遠不要忘記階級斗爭！(Mao’s Never Forget the Class Struggle!)”，但《新左派評論》拒絕了這個動議[39]。盡管這并不排除出版商希望借用一個與“毛主義”相關的標題來迎合當時追捧“毛主義”的歐洲知識界，但這也側面說明了出版商已經察覺到阿爾都塞的這本書確實與“毛主義”存在關聯。有研究者甚至將阿爾都塞的這一時期命名為“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化”(“Maoisation”of Marxism)，以強調這一時期阿爾都塞理論所呈現出來的高度政治化傾向[40]。在這篇論文中，阿爾都塞提及了毛澤東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阿爾都塞贊同毛澤東對斯大林的批判：斯大林沒有處理好向共產主義轉變中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過于注重專家的“?！?，沒有強調專家的“紅”的一面；斯大林過于依賴干部而不是群眾，此外，阿爾都塞還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著名的“哲學歸根到底是理論領域的階級斗爭”的命題，而這個命題又與阿爾都塞所理解的毛澤東對階級斗爭的強調密切相關[41]。

1974年，阿爾都塞出版《自我批評的要素》，其中收錄同名論文[42]。在這篇文章里，阿爾都塞在談到理論中的階級斗爭問題時，他認為正如恩格斯、列寧、毛澤東所指出的，這個問題歸根結底就是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之間的斗爭；阿爾都塞還再次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矛盾論》，認為“為了談論及評價哲學，應該從毛的矛盾范疇出發，……在每個哲學中以及在每個哲學立場中你必須要考慮它的矛盾中的趨勢，以及在這個矛盾中的矛盾的主要趨勢和次要趨勢，以及每個趨勢中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等”[43]。

1978年，阿爾都塞的《今日馬克思》一文在意大利發表[44]。在這篇論文中，阿爾都塞指出毛澤東“大膽地使辯證法服從于(他的‘矛盾’論的)辯證法”，觸及了意識形態關系的性質，實踐地質疑了關于辯證法的形而上學觀念[45]。1978年，阿爾都塞還發表了《馬克思和他的局限》[46]。在這篇論文中，阿爾都塞再次提及毛澤東對斯大林主義經濟主義傾向的糾正，并且特別強調了馬克思、列寧、葛蘭西和毛澤東都極為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質量”[47]。

1985年左右，阿爾都塞寫作了《唯一的唯物主義傳統：斯賓諾莎(第一部分)》[48]。在這篇論文中，阿爾都塞指出：“斯賓諾莎(對‘上帝’概念的顛覆)這種革命的哲學的策略，讓我尤為想到毛澤東的城市游擊戰和農村包圍城市以及馬基雅維利的政治軍事策略?！盵49]這正說明了除了毛澤東的哲學思想，阿爾都塞還關注過毛澤東的軍事理論。阿爾都塞用把加農炮朝向自己的堡壘等形象來描述斯賓諾莎對上帝觀念的顛覆，顯示了他在思考斯賓諾莎的同時也在思考毛澤東和馬基雅維利，遙遠東方的毛澤東的游擊戰為他提供了想象/思考斯賓諾莎哲學的形象與場景?？梢哉f，直到阿爾都塞理論建構的最后時刻“毛主義”仍與他發生著關聯。

1985年左右，阿爾都塞寫作了《來日方長》，這部自傳直到1992年才出版[50]。這部自傳充滿了悖論式的綜合：既有強烈的自我毀滅傾向，如自稱是學術騙子，沒讀過多少黑格爾、也不懂弗洛伊德，學術上一無是處；同時又有奇異的樂觀主義精神，如自稱是樂觀主義者，堅信馬克思主義會以新的形式存在下去，這似乎正是阿爾都塞一生個性與人生軌跡的寫照：歸根結底，他仍想參與世界并且改變世界[51]。只有理解了這種悖論，才能更好地體認阿爾都塞在這部唯一的長篇回憶錄中的與“毛主義”相關的三次重要的表述。一是認為因為“法國政治”的原因，沒去中國見毛澤東(并且毛還允諾阿爾都塞可以訪談)是他一生所犯的“最愚蠢的錯誤”，“即使我與毛的會面上了黨(法共)的公報，他們又能對我怎么樣呢？我根本不是一個所謂的‘公共人物’！”[52]二是終于承認1966年的《論文化革命》的匿名文章是自己寫的[53]。三是頗為自豪地指出自己的“毛主義”傾向對法共的黨的路線的影響?！胺ü驳念I導層總是懷疑我想要從內部影響黨的路線朝著‘毛主義’的方向發展，他們的懷疑是對的。我的努力顯然讓他們感到困擾了！”他指出法共甚至派了兩個學生隨時向法共報告自己的情況、痛陳法共的弊端，但是，阿爾都塞隨即指出：“這并不是關鍵問題，我們必須要看向法國之外?！彼傅恼撬摹懊髁x”傾向對拉丁美洲的影響，“我的罪孽(my sins)就是我的作品在完全不同的語境下被其他國家的讀者閱讀了！原諒我指出這一點：無數的哲學家、政治家和意識形態工作者都聲稱在我的領導之下，追隨著我的寫作所開創的‘半-毛主義’(semi-Maoist)方向”[54]。由此可見，阿爾都塞在這部自傳中毀滅性地對自己的學術成就加以貶損的同時，卻對自己寫作所帶來的對法共黨內路線的影響、對拉丁美洲革命的推動作用充滿了激情，并且將自己理論的影響力歸之于其“半-毛主義”傾向。

以上對阿爾都塞歷年公開出版物中“毛主義”相關內容的整理可以說明，阿爾都塞對毛澤東及其著作的關注和接受不是只出現在其個別作品和個別時期的現象，而是縱貫了阿爾都塞三十多年寫作生涯的持續的、密切的和深度的關注與接受。上述整理不但為“阿爾都塞接受了‘毛主義’”這個事實提供了資料性的支撐，而且可能對一些現有的關于阿爾都塞接受“毛主義”的研究構成一定的補充。例如，有研究認為，以1965年《保衛馬克思》為頂點，阿爾都塞此后的公開出版的著作中涉及毛的內容“漸漸消失了”[55]。但是事實上，1965年以后，在阿爾都塞生前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任務》、《馬基雅維利與我們》、《答約翰·劉易斯》、《自我批評的要素》、《今日馬克思》等著述中均援引了毛澤東思想?？梢哉f，即使在法共組織了黨內“審判”之后，阿爾都塞仍然在批判的聲浪之中不斷地在公開出版物中“偷渡”著他的“毛主義”傾向。誠如佩里·安德森所說，即使在“(中蘇分裂時)以擁護蘇聯、反對中國的立場而在國際上著稱的法國共產黨”的內部，阿爾都塞對中國的同情仍是難以掩藏的[56]。又比如，很多研究都關注到了阿爾都塞對于《矛盾論》的興趣，但是通過以上梳理，可以推斷出阿爾都塞事實上至少還閱讀了毛澤東關于實踐、生產關系、意識形態、階級斗爭、軍事和戰爭、對蘇論戰等相關的理論著述；除了毛澤東的單篇文章，他應該還讀過《毛澤東選集》[57]。當然，隨著新的材料的出現，關于阿爾都塞與“毛主義”的關系的思考可能還會更新。

二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阿爾都塞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對“毛主義”的關注與接受持續了三十多年？ 阿爾都塞不但早在1950年代就密切關注了毛澤東和中國，而且在法國“毛主義”全面退潮的70年代中后期，在大批前“毛主義”者紛紛倒戈，要么轉向宗教，如前文提到的班尼·萊維完成了“從毛到摩西”的轉變即從“毛主義”轉而信仰猶太教，要么如本納德·亨利·萊維(Bernard-Henri Lévy)等人轉向“新哲學”流派(New Philosophy)的時候，阿爾都塞仍在法共黨內的批判和質疑的陰云下堅持對毛澤東及其思想加以正面評價并不斷援引毛澤東論著。有研究認為，或許正是因為阿爾都塞無法公開自己的“毛主義”傾向，反而使他得以更加富于成效地、更加充分地將毛澤東的思想融入自己的理論寫作中去[58]。事實上也確實如此?？v觀1950年代之后的法國理論界，盡管受到法國“毛主義”浪潮影響的大有人在，如薩特、克里斯蒂娃、朗西埃等都各自經歷過或長或短的“毛主義”時期，但是，聲援和介入“毛主義”運動是一回事，將“毛主義”嵌入自身理論的建構之中、真正因為“毛主義”而改變了自身理論的走向和路徑又是另一回事了。若深入考察這些理論家在其自身理論中對“毛主義”的接受，特別是考察這種接受的直接性、深度和持久性，那么無疑阿爾都塞是極為突出的。雖然他從未公開聲稱自己是“毛主義者”，但是“毛主義”顯然對阿爾都塞來說有著某種持續不竭的吸引力，跨越了1950年代到1980年代這法國當代思想史中尤為風云激蕩的三十年，仍能與阿爾都塞的思想產生碰撞與對話。

誠如佩里·安德森所說，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西方工人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運動不斷失敗的產物，西方馬克思主義在1968年前的主要理論成果都是在孤立和絕望的政治處境中產生的，這當然也包括阿爾都塞在這一時期的著述，阿爾都塞所面對的是法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的麻木和無動于衷、第五共和國總統的直接統治及其政治獨裁[59]。而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及隨后公開化的中蘇分裂，使中國走向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和“第三世界”反帝國主義革命的舞臺中心。中國取代蘇聯成為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的替代性(alternative)選擇。中國和毛澤東當然也是阿爾都塞尋求社會主義革命新希望的替代性選擇。阿爾都塞在其1967年的《致讀者》中明確陳述了蘇共二十大和中蘇分裂兩個重大事件是他寫作《保衛馬克思》一系列文章的重要背景[60]，對毛澤東《矛盾論》的援引和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是密不可分的。此外，在阿爾及利亞出生并成長的阿爾都塞對反殖民主義、“第三世界主義”的支持與他的“毛主義”也存在著深刻關聯[61]。阿爾都塞反復抨擊過法國理論界的“外省習氣”、沙文主義、對法國以外的國家的成就的視而不見[62]?？梢哉f，阿爾都塞的世界性視野為他接受“毛主義”奠定了合理的基礎。但是，在當時一大批轉向中國的西方左翼理論家中，阿爾都塞及其“毛主義”傾向仍是特殊的。有研究者指出，在所有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阿爾都塞的“毛主義”傾向可被看作“嚴肅地對待世界體系中的‘邊遠’地區”(taking seriously the“outlying”regions of the world system)的典范，也正因為如此，他得以對馬克思主義這一傳統中的歐洲中心主義、過度關注西方事務等習氣進行了反撥[63]。那么，為什么即使在所有同情“毛主義”的西方理論家中，阿爾都塞對“毛主義”的“嚴肅對待”仍然是獨樹一幟的？這就意味著除了上述一般原因，還必須尋找阿爾都塞接受“毛主義”的更為特殊的，也更為深刻的原因。

巴利巴爾曾指出有兩種身份在阿爾都塞那里融為一體、并行不悖：“阿爾都塞是哲學家，也同時是共產主義者，不因為一者而減損另一者?！盵64]關于什么是兩者之間互不減損，巴利巴爾在近年的訪談中給出了更為詳盡的解釋：“阿爾都塞，從他最初的文章開始，就具有一種雙重的維度：政治的和哲學的，……他從不想因為一個維度而有損于另一個維度?！盵65]巴利巴爾的觀點揭示了阿爾都塞構架其理論思考的特殊方式：一方面，阿爾都塞的哲學從來都不是自我指涉的，而總是指向外部的現實世界，他的哲學建構一刻不停地朝向現實的政治維度。如杰姆遜(Fredric Jameson)就指出：“(阿爾都塞的)黑格爾其實是代指斯大林的暗號(code word)?！盵66]另一方面，阿爾都塞的政治維度又一刻不停地與其哲學的或理論的維度發生著關聯。如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的序言《今天》中所指出的：“這些文章雖然每篇都是在特定場合下誕生的，但是它們又是同一個時代和同一段歷史的產物?！瓪v史把我們推到了理論的死胡同中去，而為了從中脫身，我們就必須去探索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币簿褪钦f，阿爾都塞回應自己所遭遇的特定時代和歷史的方式恰恰又是回到理論維度，他試圖承擔他所希冀的為建立一種前所未有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和哲學而進行龐大的理論工作的“大知識分子”的職能，從而避免重蹈缺乏理論素養的“法蘭西貧困”的覆轍[67]。

之所以反復闡述阿爾都塞的兩個身份或兩個維度，是為了據此更好地理解“毛主義”吸引阿爾都塞的深層原因：阿爾都塞對“毛主義”的接受固然與一定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但是絕不能輕視這長達三十多年的接受背后的深刻的哲學/理論的原因。換句話說，僅僅作為“共產主義者”的阿爾都塞對中國政治和毛澤東思想的關注有可能會隨著歷史情景的變遷而轉移注意力，例如，可能會隨著70年代中后期法國“毛主義”退潮、“毛主義者”們紛紛倒戈而放棄甚至否定“毛主義”。而阿爾都塞超越了法國社會和思想界一時一地的風潮，對“毛主義”的關注持續了三十多年，那么這種接受關系不應被理解為臨時性的或者策略性的。伊夫·杜赫(Yves Duroux)在2007年與巴利巴爾的對談中指出，阿爾都塞對毛澤東的矛盾理論的引用“不是為了在政治上站在中國一邊從而去反對蘇聯，而恰恰是因為毛澤東文本自身的理論的嚴密(theoretical rigor)”[68]。巴利巴爾在近年來為中文版多卷本《阿爾都塞著作集》所寫的序言《阿爾都塞與中國》中，也提到了阿爾都塞認為毛澤東是“新列寧”，對阿爾都塞還有他的學生們來說，毛澤東既是一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即一位貨真價實的哲學家) ，又是一位天才的政治戰略家，有能力用概念的方式對革命勝利的根據進行思考[69]?！靶铝袑帯闭碇柖既捌鋵W生們對毛澤東的定位：除了政治地位，他們尤為看重作為哲學家和理論家的毛澤東。巴利巴爾在近期的訪談中增補了很多有力的細節。他回憶起當時阿爾都塞和學生們之所以認為毛澤東就是“新列寧”，是因為和列寧一樣，毛澤東不僅是政治領袖，而且還是深刻的哲學家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這篇訪談中他還再次談及阿爾都塞引用和接受毛澤東的原因，他指出阿爾都塞在1963年對毛澤東的運用不是因為策略性的原因，阿爾都塞不是想要用毛的威望去反對赫魯曉夫主義，阿爾都塞引用毛是出于哲學的和政治的原因，而這個原因可以追溯到10多年前(也即1950年代初阿爾都塞和學生初次讀到《矛盾論》——筆者注)，也就是說，真正讓阿爾都塞感興趣的是《矛盾論》所創造的一系列新的范疇：主次矛盾、矛盾的主次方面等等，阿爾都塞和學生們讀到之后感到這些范疇是非同尋常的、根基性的[70]。以上這些證詞與前文所梳理的阿爾都塞自1950年代以來的公開出版物中對毛澤東著述的援引是完全吻合的。阿爾都塞不是在1960年代突然發現了“毛主義”，《矛盾與多元決定(研究筆記)》中的“毛主義”傾向實際上在1950年代便已經在阿爾都塞的思想中扎根。

對阿爾都塞的“毛主義”傾向的最有力的證明來自1963年11月他寫給法共的一篇“自我檢討”。在1962年《矛盾與多元決定(研究筆記)》發表后，阿爾都塞在這篇文章中的“毛主義”傾向以及反黑格爾主義傾向與法共的“反毛主義”以及法共對黑格爾主義的理論遺產的恪守態度之間的裂隙變得越來越明顯，這種裂隙隨著“中蘇分裂”的加劇使得阿爾都塞陷入了麻煩，但是阿爾都塞在接下來的《關于唯物辯證法(論起源的不平衡)》中對毛澤東思想的援引更加“變本加厲”，在這篇論文中他愈加把毛澤東塑造成一個理論上令人尊敬的人物，后來，在《關于唯物辯證法(論起源的不平衡)》發表兩個月后，法共中央委員會召開集會，將阿爾都塞單列出來，作為向“毛主義”示好的例子大加譴責，在1963年11月30日法共組織的“理論的審訊”(theoretical trial)中，阿爾都塞用提前寫好的《對批評的回應》中巧妙地應對了法共的譴責，在這篇自我檢討中，他一方面堅持認為毛澤東的《矛盾論》，特別是毛澤東對“主次矛盾”的區分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一方面又指出雖然《矛盾論》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但是當時的中國錯誤地將帝國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當作主要矛盾，因此中國對《矛盾論》的運用是錯誤的，換句話說，阿爾都塞通過承認中國對《矛盾論》的運用不當從而表示了繼續效忠法共的國際主義的路線的決心，但是同時又不減損他對毛澤東的矛盾觀點具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本質”和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的堅持[71]。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無論遭受到何種指責和攻擊，阿爾都塞始終沒有放棄的底線就是堅持認為毛澤東辯證法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特別是堅持認為毛澤東辯證法的若干范疇對他自身理論建構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巴利巴爾也指出，阿爾都塞當然不可能這么天真，他不會不知道在中蘇分裂的形勢下，他作為法共成員引用毛澤東、稱頌毛澤東的哲學天分所帶來的影響，但是巴利巴爾認為，不能把阿爾都塞引用《矛盾論》僅僅歸結為戰術上的考慮，他更愿意相信阿爾都塞所要強調的是一個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能夠并且應該完全自由地把一切能夠獲得的理論(包括“毛主義”)的“好處占為己有”[72]。

至此，上述各種證據均指向這樣一個結論：雖然不能完全排除阿爾都塞借用毛澤東聲譽來獲得某種政治姿態的可能性——如有研究認為阿爾都塞在《保衛馬克思》和《讀〈資本論〉》中與“毛主義”保持一致，是為了“彌補”在公開場合對法共效忠造成的負面影響，從而繼續在黨內外保持他的革命的資格(revolutionary credentials)[73]，但是，“毛主義”對阿爾都塞而言的價值、阿爾都塞在三十多年間不斷地思考毛澤東理論和引用毛澤東思想，主要應該是由于阿爾都塞堅信“毛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發展，特別對他自身思想的生成和建構具有某種關鍵性的、無以替代的理論作用。盡管如前所述，不能僅僅將阿爾都塞的理論建構理解為理論的自我增殖和自我指涉，而要注意到它始終指向現實政治，也即作為“哲學家”的阿爾都塞也是作為“共產主義者”的阿爾都塞，但是，阿爾都塞實現其政治關懷的路徑卻始終是理論的或哲學的。故此可認為，阿爾都塞對“毛主義”的接受，應該是主要作為“哲學家”身份的阿爾都塞，與被他視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毛澤東在哲學和理論意義上的深刻關聯與復雜共生。

結 語

阿爾都塞所身處其中的西方上世紀中葉以來的理論生產之中蘊含著西方“知識型”(?？?、“范式”(庫恩)和“問題域”(阿爾都塞)的急劇變革。毛澤東思想吸引阿爾都塞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社會制度和歷史條件、文化狀況等因素的差異，馬克思主義在中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有著不同的問題域”，也即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中國形態”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形態在問題域上存在著“認識論斷裂”[74]。對阿爾都塞來說，他對“毛主義”的接受根源于他對新的、非西方的、替代性的“知識型”、“范式”和“問題域”的渴望與探索。在梳理了毛澤東思想在阿爾都塞理論中跨文化的“理論旅行”(愛德華·薩義德)的總體概況的基礎上，如何將“毛主義”對包括阿爾都塞理論在內的西方當代理論所產生的影響和沖擊及其得失與經驗進一步轉化為滋養、培育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中國形態”自身理論建構的養料，則是任重道遠卻又迫在眉睫的一項重大的理論任務。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中國形態研究”【11ZD078】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Perry Anderson，ConsiderationsonWesternMarxism，London&New York:Verso，1979，p.102.

[2] Jason Barker，“Blind Spots:Re-reading Althusser and Lacan in Cultural Studies”，In Philip Bounds and David Berry ed.，BritishMarxismandCulturalStudies:EssaysonALivingTradition，New York:Routledge，2016，p.134.

[3] 胡亞敏：《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國形態”探討》，《中國文學批評》2015年第4期，第53頁。

[4] Joseph S.Wu，“Understanding Maoism:A Chinese Philosopher’s Critique”，In Dale Maurice Riepe ed.，AsianPhilosophyToday，New York&London&Paris:Gordon and Breach，1981，p.71.

[5] [美]理查德·沃林：《毛澤東的影響：東風西進》，《國外理論動態》2014年第4期，第49頁。

[6] Louis Althusser，“The Future Lasts Forever”，In Oliver Corpet and Yann Moulier Boutang ed.，TheFutureLastsForever:AMemoir，Richard Veasey trans.，New York:The New Press，1995，p.234.

[7] “我們頭腦中的中國(China in our heads)”是法國1960年代的毛主義團體la Gauche prolétarienne的座右銘。參見Camille Robcis，“‘China in Our Heads’:Althusser，Maoism and Structuralism，”SocialText，1,2012(30)，p.52.這里用這個短語來形容阿爾都塞對中國和毛澤東的想象性理解。

[8] 張一兵、尚慶飛：《理解毛澤東：一種結構主義的嘗試——從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談起》，《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3年第6期,第37頁。

[9] 所謂“援引‘毛主義’”指的是阿爾都塞在論述中提到了毛澤東(Mao)、“毛主義”(Maoism)及毛澤東《矛盾論》等著述之處。

[10] 除非特別說明，本文所標注的阿爾都塞著作及論文的寫作時間均參考巴利巴爾寫作的《生平傳略》(關群德譯)，收錄于[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256～267頁。

[11] “L’avenir dure longtemps”，其英譯本收錄于Louis Althusser，TheFutureLastsaLongTimeandtheFacts，Richard Veasay trans.，London:Chatto & Windus，1993.中譯本收錄于[法]路易·阿爾都塞：《來日方長：阿爾都塞自傳》，蔡鴻濱、陳越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12] 除非特別說明，本文所標注的阿爾都塞著作及論文的出版時間均指法文初版時間，出版年表參考自“Bibliography of the Published Writings of Louis Althusser”，In Gregory Elliott，LouisAlthusser:TheDetourofTheory，Leiden&Boston:Brill，2006，pp.387-404.

[14] 法國共產黨(以下簡稱法共)在整個1960年代以組織“理論的審訊”(theoretical trial)等形式對阿爾都塞不斷加以“毫不留情的抨擊”，特別是在圍繞“人道主義”(humanism)的黨內論爭中，法共知識分子反復抨擊阿爾都塞“太過依賴毛和中國的思想”，參見Camille Robcis，“‘China in Our Heads’:Althusser，Maoism and Structuralism，”SocialText，1,2012(30)，p.57.

[15] 毛澤東的《矛盾論》的法文譯本最初在法國刊發于Cahiersducommunism，1952(29)，pp.7-8.參見Julian Bourg的考證。Julian Bourg，“Principally Contradiction:The Flourishing of French Maoism”，inMao’sLittleRedBook:AGlobalHistory，Alexander C.Cook e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233.

[16] Louis Althusser，TheSpectreofHegel:EarlyWritings，G.M.Goshgarian tr.，London& NY:Verso，1997，pp.247-249.

[17] Louis Althusser，TheSpectreofHegel:EarlyWritings，G.M.Goshgarian tr.，London& NY:Verso，1997，p.253.

[18] Louis Althusser，TheSpectreofHegel:EarlyWritings，G.M.Goshgarian tr.，London& NY:Verso，1997，p.247.

[19] Benny Lévy，“Investigation into the Maoists in France”，February，April，November 1971，Michell Abidor trans，[Marxists.org 2007]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vy-benny/1971/investigation.htm . 采訪中Benny Lévy用的是化名Pierre Victor。

[20] 參見《〈毛澤東選集〉大辭典》(附錄一：《毛澤東選集》索引)， [2017年7月7日]http://cnki.hilib.com/refbook/ShowDetail.aspx?Table=CRFDOTHERINFO&ShowField=Content &TitleField=Title-ShowTitle&Field=OTHERID&Value=R20060633100A000016.

[21] Julian Bourg，“Principally Contradiction:The Flourishing of French Maoism”，In Alexander C.Cook ed.，Mao’sLittleRedBook:AGlobalHisto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225.

[22] Louis Althusser，PoliticsandHistory:Montesquieu，Rousseau，HegelandMarx，Ben Brewster trans，London:NLB，1972，p.165.譯自Althusser，Montesquieu.Lapolitiqueetl’histoir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8.

[23] Camille Robcis，“‘China in Our Heads’:Althusser，Maoism and Structuralism”，SocialText，1,2012(30)，p.53.

[24] Camille Robcis，“‘China in Our Heads’:Althusser，Maoism and Structuralism”，SocialText，1,2012(30)，p.67.

[25] Louis Althusser，“Contradiction et surdétermination”，LaPensée，No.106,1962，pp.3-22.

[26] Louis Althusser，“Sur la dialectique matérialiste (De l’inégalité des origines)”，LaPensée，No.110,1963，pp.5-46.

[27] Louis Althusser，é.Balibar，R.Establet，P.Macherey and J.Rancière，Lire‘leCapital，Paris:Fran?ois Maspero，1965.

[28] Louis Althusser，étienne Balibar，ReadingCapital，Ben Brewster tr.，London:NLB，1970，p.32.

[29] Louis Althusser，étienne Balibar，ReadingCapital，Ben Brewster tr.，London:NLB，1970，p.32.以上翻譯參考了《讀〈資本論〉》以下中譯本，[法]路易·阿爾都塞、[法]艾蒂安·巴利巴爾：《讀〈資本論〉》，李其慶、馮文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26～27頁。

[30] Anonymous (Louis Althusser)，“Sur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Cahiersmarxistes-léninistes，No.14，November-December 1966，pp.5-16.

[31] [法]E.巴利巴爾：《阿爾都塞與中國》，吳志峰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年第4期，第102～103頁。

[32] Louis Althusser，“A Marxista Filózofia Torténelmi Feladata”，InMarx-ElméletForradalma，Budapest:Kossuth，1968，pp.272-306.該文英譯本收錄于Louis Althusser，TheHumanistControversyandOtherWritings(1966-1967)，Francois Matheron ed.，G.M.Goshgarian tr.，London &New York:Verso，2003.

[33] Louis Althusser，TheHumanistControversyandOtherWritings(1966-1967)，Francois Matheron ed.，G.M.Goshgarian tr.，London &New York:Verso，2003，p.198.Conjuncture也可譯作形勢、事態、情勢等。顧良的中譯本《保衛馬克思》中的譯法譯為“形勢”?？紤]到conjuncture與阿爾都塞對“多元決定”下的事態、事件的強調緊密相關，本文主張譯為“情勢”。

[34] Louis Althusser，Surlareproduction，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5.巴利巴爾指出，阿爾都塞在1970年《思想》上發表的《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研究筆記)》實際上只是阿爾都塞當時寫作的，也即后來被命名為《論再生產》的這本書的“一些摘錄部分的‘拼接’ (the ‘montage’ of extracts)”，參見Etienne Balibar，“Forward:Althusser and 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In Louis Althusser，OntheReproductionofCapitalism: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G.M.Goshgarian trans，London & New York:Verso，2014，p.Ⅻ.

[35] Louis Althusser，OntheReproductionofCapitalism:Ideologyand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G.M.Goshgarian trans.，London&New York:Verso，2014，p.4.

[36] Louis Althusser，“Machiavel et nous”，In écritsphilosophiquesetpolitiques.TomeII，1971，pp.42-168.

[37] Louis Althusser，MachiavelliandUs，Francois Matheron ed.，G.M.Goshgarian trans，London &New York:Verso，1999，p.82.

[38] Louis Althusser，RéponseàJohnLewis，Paris:Fran?ois Maspero，1973.

[39] Gregory Elliott，Althusser:TheDetourofTheory，London & Boston:Brill，2006，p.229.

[40] Gregory Elliott，Althusser:TheDetourofTheory，London & Boston:Brill，2006，p.252.

[41] Louis Althusser，EssaysinSelf-Criticism，Graham Lock tr.，London:NLB，1976，pp.26-27，p.50.

[42] Louis Althusser，“éléments d’autocritique”，In Louis Althusser，élémentsd’autocritique，Paris:Hachette，1974，pp.9-101.

[43] Louis Althusser，EssaysinSelf-Criticism，Graham Lock trans，London:NLB，pp.144-145.

[44] Louis Althusser，“Il marxismo oggi”，inEnciclopediaEuropea，Vol.VII，Garzanti，Milan，1978，pp.280-282.

[45] Louis Althusser，“Marxism Today”，InPhilosophyandtheSpontaneousPhilosophyoftheScientists&OtherEssasys，Gregory Elliot ed.，London:Verso，1990，pp.278-279.翻譯時參考了以下中譯本，[法]路易·阿爾都塞：《今日馬克思主義》，陳越、趙文譯，劉綱紀主編:《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第5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

[46] Louis Althusser，“ Marx dans ses limites”，In écritsphilosophiquesetpolitiques.TomeI，1978，pp.357-524.

[47] Louis Althusser，“Marx and His Limits”，InPhilosophyoftheEncounter:LateWritings，1978-1987，Francois Matheron and Oliver Corpet ed.，G.M.Goshgarian trans，London & New York:Verso，2006，p.13.

[48] Louis Althusser，“L’unique tradition matérialiste”，Chapters 1 and 2 (“Spinoza” and “Machiavelli”) published as “Le véritable tradition matérialiste”，InLignes，18，January 1993，pp.75-119.這篇文章原本是屬于阿爾都塞的自傳手稿的一部分，只是阿爾都塞最后把這部分從自傳中拿掉了，但據此可以推斷該文寫作時間應與其自傳寫作時間重疊。

[49] Louis Althusser，“The Only Materialist Tradition，Part I:Spinoza”，InTheNewSpinoza，Warren Montag and Ted Stolze ed.，Minneapolis: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10.

[50] Louis Althusser，“L’avenir dure longtemps”，InL’avenirdurelongtemps，suivideLesFaits，Olivier Corpet and Yann Moulier Boutang ed.，Paris:éditions Stock/IMEC，1992，pp.7-279.

[51] Warren Montag，“A Process Without a Subject or Goal(s):How to Read Althusser’s Autobiography”，InMarxisminthePostmodernAge:ConfrontingtheNewWorldOrder，Antonio Callari，Stephen Cullenberg and Carole Biewener ed.，New York&London:The Gulford Press，1995，pp.56-58.

[52] Louis Althusser，“The Future Lasts Forever”，InTheFutureLastsForever:AMemoir，Oliver Corpet and Yann Moulier Boutang ed.，Richard Veasey tr.，New York:The New Press，1995，p.234.

[53] Louis Althusser，“The Future Lasts Forever”，InTheFutureLastsForever:AMemoir，Oliver Corpet and Yann Moulier Boutang ed.，Richard Veasey tr.，New York:The New Press，1995，p.354.

[54] Louis Althusser，“The Future Lasts Forever”，InTheFutureLastsForever:AMemoir，Oliver Corpet and Yann Moulier Boutang ed.，Richard Veasey tr.，New York:The New Press，1995，pp.233-234.

[55] Jason Barker，“Blind Spots:Re-reading Althusser and Lacan in Cultural Studies”，In Philip Bounds and David Berry ed.，BritishMarxismandCulturalStudies:EssaysonaLivingTradition，New York:Routledge，2016，p.134.

[56] Perry Anderson，ConsiderationsonWesternMarxism，London&New York:Verso，1979，p.39.

[57] 例如巴利巴爾認為，阿爾都塞沒有被毛澤東的其他文本(尤其是《實踐論》)吸引過。參見[法]E.巴利巴爾：《阿爾都塞與中國》，吳志峰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年第4期，第101頁，注釋4。但根據以上梳理，阿爾都塞至少在1953年的《關于馬克思》中就提及了《實踐論》。此外有研究指出，阿爾都塞1953年的兩篇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論文(其中之一就是《關于馬克思》)“包含了來自于毛的關于理論與實踐之關系的思想(incorporations of the ideas form Mao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By William Lewis，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althusser/#MarNotHeg) 據此，本文對巴利巴爾的看法持保留意見。

[58] Robert J.C.Young，WhiteMythologies:WritingHistoryandtheWest(SecondEdi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4，p.18.

[59] Perry Anderson，ConsiderationsonWesternMarxism，London & New York:Verso，1979，pp.42-43.

[60] [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248頁。

[61] Pal Ahluwalia，OutofAfrica:Post-Structuralism’sColonialRoots，London&New York:Routledge，p.135.

[62] [法]路易·阿爾都塞：《序言：今天》，[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8、13頁。

[63] Joseph McCarney，“For and Against Althusser”，NewLeftReview，176，1989，p.127.

[64] Etienne Balibar，Margaret Cohen and Bruce Robbins，“Althusser’s Object”，SocialText，39，1994，p.157.

[65]“‘A Period of Intense Debate about Marxist Philosophy’:An Interview with Etienne Balibar”，21 July 2016，[2017年7月7日]http://www.versobooks.com/blogs/2782-a-period-of-intense-debate-about-marxist-philosophy-an-interview-with-etienne-balibar.

[66] Fredric Jameson，ThePoliticalUnconscious:NarrativeasASociallySymbolicAct，London &New York:Routledge，2002，p.22; Fredric Jameson，“Periodizing the 60s”，SocialText，No.9/10，The 60’s without Apology，1984，p.191.

[67] [法]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3～5頁。

[68]“A Philosophical Conjuncture:An Interview Etienne Balibar and Yves Duroux(Paris，6 May 2007)”，InConceptandForm，Volume2:InterviewsandEssaysonCahiersPourL’Analyse，Peter Hallward and Knox Peden ed.，London & New York:Verso，2012，pp.177-178.

[69] [法]E.巴利巴爾：《阿爾都塞與中國》，吳志峰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年第4期，第101頁。

[70] étienne Balibar，“Althusser et Gramsci :entretien avec étienne Balibar”.[2017年7月7日]http://revueperiode.net/althusser-et-gramsci-entretien-avec-etienne-balibar/ ，8 September 2016.

[71] Gregory Elliott，Althusser:TheDetourofTheory，London:Verso，2006，pp.18-19，pp.168-169，p.346; Julian Bourg，“Principally Contradiction:The Flourishing of French Maoism”，InMao’sLittleRedBook:AGlobalHistory，Alexander C.Cook e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237.

[72] [法]E.巴利巴爾：《阿爾都塞與中國》，吳志峰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年第4期，第102頁。

[73] Gregory Elliott，Althusser:TheDetourofTheory，London:Verso，2006,p.222.

[74] 胡亞敏：《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國形態”探討》，《中國文學批評》2015年第4期，第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