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對《了不起的蓋茨比》兩個中譯本的對比分析

黃思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100191)

基于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對《了不起的蓋茨比》兩個中譯本的對比分析

黃思雨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100191)

本文從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角度出發對《了不起的蓋茨比》的鄧若虛譯本和喬志高譯本進行對比，旨在分析女性譯者的性別意識與翻譯實踐之間的關系。發現女性譯者鄧若虛雖然不是女性主義譯者，但其性別意識在譯文中有所顯現，且鄧若虛的譯本相對于男性譯者喬志高的譯本來說，從某些程度上改變了女性在翻譯中受到的不公正對待，并讓女性角色在譯本中得到顯現。

女性主義；翻譯；對比；性別意識

1.引言

女性主義又被稱為女權主義，其起源可追溯到18世紀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在19世紀逐漸發展成為婦女解放運動。女性主義在發展過程中，由于其所在地區、社會環境、歷史背景、目的及其他方面因素的不同，形成了很多不同的流派。雖然女性主義有很多流派，有著差別很大甚至是針鋒相對的主張，但是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那就是消滅兩性間的不平等關系 (李銀河 2005:36)。

女性主義理論對很多領域產生了影響，與文學、語言學、音樂、電影以及建筑學等學科相互融合，發展出了從女性主義角度出發的一些理論。而翻譯學對文化研究的興趣無疑讓翻譯研究脫離了純粹的語言分析，并進而與其他學科結合起來(芒迪 2014:187)。翻譯學的這一“文化轉向”為翻譯研究打開了新思路，也為將女性主義理論和翻譯研究結合在一起奠定了基礎。

2.女性主義翻譯理論

20世紀90年代左右，女性主義翻譯理論逐漸產生和發展，該理論的代表人物有雪莉·西蒙(Sherry Simon)、芭芭拉·戈達爾德(Barbara Godard)和蘇珊娜·德·洛特比涅爾-哈伍德(Susanne de Lotbinière-Harwood)等。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家認為，一直以來，在傳統的翻譯研究中，翻譯與女性所處的地位具有相似性，都屬于從屬的地位，翻譯通常被視為是依附于原作的附屬品，而女性在社會上以及文學作品中常被塑造成依賴于男性，不能獨立生存的形象。西蒙(1996:1；引用在芒迪 2014:188)認為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核心思想，就是嘗試“認清并批判將女性和翻譯一起置于社會和文學最底層的混亂概念”。戈達爾德在翻譯中強調女性和譯者的顯形，她為她所有的譯著撰寫譯者前言，以這樣的姿態表明對女性、譯者及譯作隱形的拒絕(李紅玉 2009:64)。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強調譯者的主體性，即譯者對原文本的操控，它將一直被忽視的譯者性別因素納入譯者主體性的考慮中，并且女性主義譯者提倡在翻譯過程中，反抗原文本對女性的歧視，使文本中女性角色顯形，改善對女性帶有歧視的情況。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首要目標“是以爭取女性的尊嚴與平等為起點，不滿于將譯者、譯本、以及女性不由分說地打人次一等級的觀念，力求破除翻譯研究和社會觀念中帶有嚴重的性別歧視的陳舊意識”(徐來 2004:16-17)。

弗洛圖(Flotow 2004:42)提出了三種女性主義譯者用來干涉和重寫原文的策略和方法：“增補(supplementing)”、“加寫前言和腳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和“劫持(hijacking)”。增補是指在原文沒有表達的情況下，添補上擁有性別意義的表達，如使用生造詞auther來翻譯法語auteure(Simon 1996:21；引用在芒迪 2014:189)。加寫前言和腳注在一般的譯本中也可見到，而女性主義譯者則把加寫前言和腳注當做一種常態，以此來闡述她(他)們的翻譯策略及過程，如蘇珊娜·德·洛特比涅爾-哈伍德在她翻譯的萊絲·高文(Lise Gauvin)的《另一個人的來信》(Lettres d’une autre，1984)的譯本前言中，就闡明了“我的翻譯實踐就是一項旨在讓語言為女人說話的政治活動”(de Lotbinière-Harwood，引用在Gauvin 1989:9；同時引用在芒迪 2014:188)。劫持則指女性主義譯者對原文本中本來不具有女性主義含義或者對女性有貶低意義的地方進行改寫。

受到西方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影響，我國翻譯學家也開始逐漸關注和研究這一理論。2000年廖七一編寫的《當代西方翻譯理論探索》開始提及女性主義對翻譯的影響，可視為女性主義翻譯研究在我國翻譯研究中的濫觴(蔡曉東、朱健平 2011:63)。一些譯者開始慢慢接受這一理論，特別是一些女性譯者的性別意識在其譯本中得到體現，與其他男性譯者的譯本相比，更具有女性主義色彩。

3.從女性主義翻譯角度對比分析兩個中譯本

3.1 對原著和兩位譯者的簡介

《了不起的蓋茨比》是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一部中篇小說，出版于1925年，以20世紀20年代的紐約市及長島為背景。小說主要講述了蓋茨比對黛西的愛慕、追求以及最后失敗的悲劇故事。小說主人公蓋茨比被塑造成一位深情、神秘甚至“了不起”的角色，而黛西則被描述成一位雖然外表漂亮，卻膚淺虛榮的角色。本文之所以選擇《了不起的蓋茨比》的兩個中譯本進行分析，目的在于考察基于小說原文本中存在對女性角色的描寫不太正面的事實上，不同性別的譯者是如何處理這種情況的。兩位譯者的譯本各有千秋，都有所長之處，本文不討論兩個譯本哪個翻譯水平更高，只是從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角度將兩個譯本進行對比分析。

女性譯者鄧若虛出生于1988年，2005年被授予“百名少年作家”的稱號，2012年出版了翻譯作品《了不起的蓋茨比》。因為年紀較輕，她的翻譯經驗不如男性譯者喬志高豐富，更不像喬志高那樣有很多翻譯方面的成就。作者經過統計和分析發現，與男性譯者喬志高的譯本相比，在鄧若虛的譯本(以下簡稱“鄧譯本”)中，原文本中關于女性角色的非正面描寫大部分得到了較為委婉的處理。

男性譯者喬志高出生于1912年，歷任舊金山華美周報主筆、華盛頓《美國之音》編輯、香港中文大學翻譯中心客座高級研究員、香港翻譯學會榮譽會士。他于1970年翻譯《大亨小傳》(即《了不起的蓋茨比》)。作者經過統計和分析發現，相對于女性譯者鄧若虛的譯本，在喬志高的譯本(以下簡稱“喬譯本”)中，原文本中關于女性角色的非正面描寫大部分沒有得到特殊處理，而是譯出了原本的意思，甚至存在譯文中對女性角色的負面描寫更甚于原文本的情況。

3.2 實例對比

作者經過對《了不起的蓋茨比》原文本以及兩個譯本的仔細閱讀，共統計出182處有關女性的描寫(包括正面以及非正面描寫)，對兩個譯本中關于這182處描寫的翻譯所帶的感情色彩進行對比分析后，得出結論如表1所示：

表1

在對兩個譯本關于女性描寫的翻譯進行對比時，如果兩個譯本表現出十分明顯的感情色彩差異，則歸入到褒義/貶義這一類別；如果兩個譯本表現出不同的感情色彩，但并不十分強烈，則歸入到輕微褒義/輕微貶義(以下縮寫為輕褒/輕貶)這一類別；如果兩個譯本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感情色彩差異，則歸入無差別這一類別。

如表1所示，在女性譯者鄧若虛和男性譯者喬志高的譯本中，有143處兩者的翻譯沒有感情色彩上的差異，占全部有關女性描寫的78.6%。但在鄧譯本中，有7處帶有褒義的翻譯，28處帶有輕褒的翻譯，占有關女性描寫總數的19.2%，只有4處對于女性描寫的翻譯相對于喬譯本來說含有輕貶的意味，僅占總數的2.2%；而在喬譯本中情況恰恰相反，有19.2%的有關女性的描寫被處理成帶有貶義或輕貶的翻譯，僅有2.2%的對于女性描寫的翻譯相對于鄧譯本來說帶有輕褒的色彩。由此，可以初步看出，盡管在鄧譯本中也出現了一些對女性角色描寫含有輕貶色彩的翻譯，但是女性譯者鄧若虛的性別意識在譯本中還是有所體現，相對于男性譯者喬志高的譯本來說，女性角色的形象在她的譯本中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下面作者從原文中選取四個實例對兩個譯者的翻譯進行感情色彩上的對比分析。其中例1和例2屬于鄧譯本有褒義而喬譯本有貶義的范疇，例3屬于鄧譯本有輕微褒義而喬譯本有輕微貶義的范疇，例4屬于鄧譯本有輕微貶義而喬譯本有輕微褒義的范疇。

例1 褒義(鄧)/貶義(喬)

... confident girls who weave here and there among the stouter and more stable ... and then, excited with triumph, glide on through the sea-change of faces and voices and colour under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light.(Fitzgerald 1974:41)

鄧譯：自信的女孩在相對固定的人群中穿梭自如……然后便帶著勝利般的興奮揚長而去。在不斷變換的燈光下，在如海水般此起彼伏的面孔、聲音和色彩中，處處是她們如燕的身影。(2013:59)

喬譯：有些年輕的姑娘已經像老油子的模樣，在不動彈的人叢中穿來穿去……一會兒又得意洋洋在千變萬化的燈光下移步到另一群不同的面孔、不同的聲音、不同的顏色當中去。(2013:53)

該段描寫的是蓋茨比舉辦的晚宴上的女客們，對照原文本，兩個譯本存在比較明顯的差異。鄧將“confident girls”直譯為“自信的女孩”，表現出女客們對自己懷有信心的樣子；而喬將“confident”理解翻譯為“像老油子的模樣”，“老油子”這個詞字面上是油滑、有經驗的意思，用來形容女孩子難免有些貶義的色彩在里面，鄧譯本表現出的女性形象更加正面。在對“excited with triumph”的處理上，喬譯為“得意洋洋”，帶有明顯的貶義，鄧譯為“帶著勝利般的興奮”，在感情色彩上較為中性。至于最后一句，鄧使用了“如燕的身影”描述女客們，其優美的形象躍然紙上，對女性曼妙美麗的身姿作了形象的描寫，而喬的譯文并沒有給人帶來這種感覺。

例2 褒義(鄧)/貶義(喬)

She looked around after a moment and told me the girl was ‘common but pretty’, and ... (Fitzgerald 1974:108)

鄧譯：過了一會兒，她四處望望，跟我說那個女孩“長相平平，但很可愛”……(2013:123)

喬譯：她隨即東張西望四處看了一下，然后對我說那個女孩“有點下流，但長得蠻俏的”……(2013:141)

這句是黛西在蓋茨比的晚宴上對整個故事的敘述人“我”尼克所說的一句話。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上下文中都沒有提到“the girl”是誰，她只是在這句話中出現而已，在沒有其他描寫的情況下，鄧將“common but pretty”譯為“長相平平，但很可愛”，沒有添加感情色彩；而喬則譯為“有點下流，但長得蠻俏的”?！跋铝鳌边@個詞帶有比較強烈的貶義色彩，盡管“common”有眾多含義，也有和“下流”相關的意思，但是在沒有關于這個女孩其他描寫的基礎上將它翻譯為“下流”，不免是對這個女性角色的一種貶低。

例3 輕褒(鄧)/輕貶(喬)

We were sitting at a table with a man of about my age and a rowdy little girl, who gave way upon the slightest provocation to uncontrollable laughter.(Fitzgerald 1974:47)

鄧譯：跟我們同坐一桌的，是一個與我年紀相仿的男人和一個愛吵鬧的年輕女孩，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會讓她放聲大笑。(2013:65)

喬譯：我們坐的一桌上另外有一位跟我年紀差不遠的男客，一位粗聲大氣的小姑娘，她動不動就毫無控制地放開喉嚨呵呵大笑。(2013:61)

該句描寫的是在蓋茨比的晚宴上與“我”尼克和喬丹同坐在一個桌子上的另外兩位客人。兩位譯者對于男性客人描寫的翻譯并無不同，但在對女性客人描寫的翻譯上就有些差別了。鄧將“rowdy”翻譯成“愛吵鬧的”，喬則譯成“粗聲大氣”，在感情色彩上有細微差異，后半句中，鄧將“uncontrollable”比較委婉地翻譯為“放聲”，喬則直接譯為“毫無控制地放開喉嚨”。對比來看，鄧描述出的是一個性格不拘小節的可愛姑娘，而喬刻畫的更像是一個行為舉止比較粗魯、不顧及他人的小姑娘，不如鄧譯本中表現出的形象正面。

例4 輕貶(鄧)/輕褒(喬)

Mrs Wilson rejected the compliment by raising her eyebrow in disdain. (Fitzgerald 1974:31)

鄧譯：威爾遜太太輕蔑地把眉毛一挑，回絕了這句恭維話。(2013:50)

喬譯：威爾遜太太聽了這句恭維話只把眉毛聳起來，作出一股毫不足道的神氣說：……(2013:40)

這句描寫的是威爾遜太太對鄰居贊美她裙子時的反應。鄧將原文中的“in disdain”直譯成“輕蔑地”，沒有經過委婉的處理，“輕蔑”這個詞語帶有輕視、不尊重他人的意思；喬則把它轉換成“作出一股毫不足道的神氣”這種說法，既表達出了原文中威爾遜太太想要作出的不在乎的姿態，又避免了對她的負面描寫，此處描寫喬譯本中女性形象相對較好一些。

經過上述數據和對實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對于《了不起的蓋茨比》的翻譯，兩譯本在對女性描寫的處理上存在一定差異。女性譯者鄧若虛雖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女性主義譯者，但在其譯本中女性角色的形象得到了改善，這是其性別意識在翻譯中的體現。但不可避免的，女性譯者也會受到父權意識形態的影響，對某些文本的處理會被打上父權意識形態的烙印，在鄧譯本中也存在與喬譯本對比而言對女性描寫貶義程度更強的翻譯。但是從總體上來看，相對于男性譯者喬志高的譯本，女性譯者鄧若虛的譯本更具女性主義色彩，凸顯了女性角色的正面形象。

4.結語

女性主義與翻譯學結合，為翻譯研究開啟了一個全新的方向。但是女性主義翻譯理論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張景華(2004:24)提出“女性主義翻譯觀在批判科學主義的負面影響的同時，導致了譯者主體意識的過分張揚?！蓖瑫r蔣驍華(2004:14)認為“女性主義者對翻譯的思考和探索方興未艾”，許多方面還需要進一步發展。盡管如此，女性主義翻譯理論還是對翻譯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貢獻：重新審視翻譯和譯者的地位、重視翻譯中性別平等的問題、努力消除翻譯研究中的對女性的性別歧視等。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在我國的影響與西方國家相比還比較有限，但是一些女性譯者的性別意識已經在她們的翻譯實踐中有所體現，她們在譯文中有意或潛意識地對女性的形象和地位進行改善?？傊?，女性主義翻譯理論還有待于在實踐中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成長為更加成熟的翻譯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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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