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的“中日戰爭”

薛田

趕到東京那天，中國代表團里一位留著小胡子的中年人一直有些擔心。

他叫梅汝璈，42歲。胡子是他到東京前特意留起來的，覺得這樣會顯得自己老成些，也更有威嚴。

梅汝璈的女兒后來回憶起此事，也心存疑竇。她知道，父親擔此重責，在學歷上沒有任何問題，但他只是個“教書先生”，從來沒有真正上過法庭，“蔣介石派我父親去做這個法官，他是重視東京審判呢，還是不重視？”

1946年起，中國國民政府先后派出由法官梅汝璈、檢察官向哲濬等共17人組成的中國代表團，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東京審判的相關工作。

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的孫科在勸說梅汝璈時，一再提及這場審判將會帶來的榮譽感：“不但有價值有趣味，而且可以歷史留名。試想：半年以前，我們想得到有揚眉吐氣的今天嗎？……世界本來就是一座舞臺，歷史也不過是一串戲劇，既是戲劇，你就不妨在這一出里擔任一角?！?/p>

代表團首席法律顧問倪征回憶，中國方面本以為這就是戰勝者懲罰戰敗者，司法程序不過是個形式而已。但沒想到，迎接他們的，將是一場異常艱辛的審判。

交鋒從座次和日期開始

“全體肅立，法官入座?！狈ㄍ绦虚L官聲音未落，嘈雜的法庭安靜下來。

1946年5月3日上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位于東京市谷區的前陸軍省大廈正式開庭。已提前入庭的檢察官、戰犯、律師、記者一齊望向審判臺。11位法官正依次走出，梅汝璈緊跟著法庭審判長、澳大利亞法官韋伯第二個出現，韋伯坐在正座，梅汝璈在他左側落座。

《遠東法庭憲章》 中，并沒有規定法官席位的次序，韋伯原計劃讓更熟悉英美法制的美國和英國法官坐在自己兩側，梅汝璈對此表示反對。

梅汝璈對英美法系也并不陌生。他青年時期曾到美國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留學，獲得法學博士?；貒笤诙嗨髮W任教，講授英美法。在被派往東京時，是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委員、立法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我不同意韋伯先生的座位安排?！泵啡戥H說，法官座次應該按日本投降書的簽字順序安排，“中國應該排在第二位，也就是說，美國之后，應是中國?！?/p>

于是，在開庭前幾天的法官會議上，為了座次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梅汝璈看來，這不僅僅是一個座次問題，“而是對中國的歧視和侮辱”。為了表示抗議，他甚至在開庭預演前脫下法袍，拒絕出席審判，以免被記者拍照登報，造成既成事實。正是在梅汝璈的堅持下，法庭最終按照受降儀式排定了座次。

待法官與檢察官坐定之后，首席檢察官、美國人季楠隨即站起，開始宣讀起訴書。

開庭前四天，各國檢察官合作完成了這份起訴書，其中包含了戰犯的55項罪狀。罪狀的第44項到第50項，第53項到第55項包含了日本侵華戰爭期間，針對平民和其他人士的暴行。

起訴書撰寫的過程，也伴隨著激烈的爭論，比如，控訴戰犯的犯罪行為，從什么時間算起。

有檢察官提出，要從日本偷襲珍珠港算起，因為這場行動后，日本才開始了針對一系列亞洲國家的戰爭。也有人認為，應由1937年的“七七事變”，或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則提議，應從“皇姑屯事件”算起——1928年，日軍在皇姑屯炸死了奉系軍閥張作霖。

向哲濬是梅汝璈清華大學的師兄，同樣擁有英美法的學習背景。從清華畢業后，他曾到美國耶魯大學讀書，后轉入喬治華盛頓大學讀法科，回國后從事司法教學和法院工作。二戰結束后，被國民政府行政司法部任命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

季楠接受了向哲濬的提議，1928年1月1日被正式確定為對戰犯罪行起訴的起始日，而1945年9月2日為截止日，總共約17年時間。

這也意味著，日本戰犯將要承擔更大的責任。開庭后，這一點自然引起被告律師的強烈反對。美籍日裔律師喬治·山岡認為，當時日本與中國政府并沒有互相宣戰，因此直到1941年12月9日中國對日宣戰為止，可視為處于和平狀態，“1928年1月1日到1941年12月9日起訴書宣稱的戰爭罪行事實上或在法律意義上不存在”。

在律師發難當天下午，向哲濬便對此予以反駁。在中國沒有任何挑釁的情況下，日本便對中國發動了軍事行動，無論日本是否向中國宣戰，“我主張這就是戰爭”。向哲濬向庭上解釋道，“從謀殺張作霖到沈陽事變期間，所有活動都是一個陰謀的各個部分?！?/p>

大大出乎中國代表團的意料

“啪！”

就在季楠宣讀起訴書的時候，一聲清脆的聲音響起，這吸引了庭上眾人的目光。季楠的宣讀也被打斷。所有人都沒想到，坐在被告席最上面一排的大川周明突然出手，照著坐在他前面的東條英機的光頭就是一巴掌。

大川周明是庭上甲級戰犯嫌疑人里，唯一的民間人士。他曾長期從事日本法西斯主義理論研究，為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制造輿論，曾被蘇聯檢察官斯米爾諾夫稱為日本的“戈培爾”。

日本投降后，大川周明的精神狀況據稱受到了刺激，甚至還曾袒胸露乳。其辯護律師以此為由向法庭提出申請，請求讓他做精神鑒定。

庭上這一幕發生后，法官們最終作出決議，允許大川周明被押回巢鴨監獄，由法庭指定兩個醫生檢驗其精神和身體狀態。專家后來認為，大川周明患有因梅毒引發的精神疾病，這使得他最終逃脫審判——而在去世之前，大川周明承認，他只是裝瘋。

東京審判是以英美法制進行，而英美法制以證據為中心，任何嫌疑犯在最后定罪之前，首先假定其無罪?？剞q雙方提出人證、物證，證據經質證采用，才會對最終審判結果產生影響。

戰犯與其辯護律師的準備頗為用心。曾經在澳大利亞參與過對日審判的杰勒德·布倫南爵士曾回憶，審判期間，一個日本律師團的顧問，“不停不歇地研究可能對被告有幫助的論點，他陪同日本辯護律師會見被告人，隨叫隨到”。

而這大大出乎中國代表團的意料。中國方面原以為只是走走形式，“哪里還需要什么犯罪證據，更沒有料到證據法的運用如此嚴格”。2003年，向哲濬秘書裘劭恒接受央視采訪時回憶道，“那個時候南京政府對于這個審判一無所知，也不知道怎么辦，沒有什么指示，也沒有關照說你們要帶什么材料，所以我們更不知道，就這么去了”。

于是，大部分搜集證據的工作，都是抵達東京之后開始的。他們迅速致電國民政府外交部及行政司法部，要求提供“九一八事變”及“七七事變”日本違反國際法的陰謀，松井石根和俊六統帥軍隊所犯暴行及日本利用鴉片毒化中國的“詳細事實與證據”。

盡管中國受到日本侵略的時間最長，犧牲最大，但手中證據不多，準備不足，也影響到了中國檢察人員的地位。在起初的工作安排中，中國檢察官只能獲得少量任務。

這讓檢察官們犯了難。除了頻繁向國內發電報之外，向哲濬和秘書裘劭恒更屢次往返于日本與國內，前往過去的敵占區和遭受過侵略迫害的難民中尋找證據。

1946年3月中旬，首席檢察官季楠與向哲濬一同，率領了六七名檢察人員，由東京來到中國，他們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地盤桓了約兩個多星期。

在華期間，他們訪問了一些官方機關和慈善團體，除了獲取不少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書面證詞，還預約了十來個有力的證人到東京作證。此外，關于1937年盧溝橋事變中，中日軍隊誰先開火的問題，他們也做了一些調查，并找到數位關鍵人物，如當時的宛平行政專員兼縣長王冷齋，第29軍副軍長兼北平市長秦德純，并請他們到東京去出庭作證。

梅汝璈曾評價稱，雖然季楠此次來華，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到中國見識名川大山”，但與此同時，“做的最有成績的，還是關于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實地調查”。

向哲濬也終于趁機回了一趟家，但他的兒子向隆萬回憶，東京審判那段時間，向哲濬總是行程忙碌，有時晚上會通宵打字趕文件，有時次日一早就趕往南京或東京，極少在家中停留。

季楠一行很快又返回東京。但國民政府對證據的調查仍在進行。他們顯然意識到了這個工作對審判的重要性。1946年4月4日，向哲濬的秘書裘劭恒又帶著季楠特派審判官馬魯、調查專員柯萊到南京，進行調查。3天后，《申報》 還發出一條公告，尋找曾于南京淪陷時，親見南京大屠殺的人士，“能舉出真確事實，足以為證者，可向馬魯上校等之辦公處詳報?！?/p>

這次調查收獲頗豐。除了獲得大量人證物證，還帶回了南京大屠殺中的幸存者伍長德、許傳音，以及多位外籍目擊者，他們后來均向法庭提供了證詞。

此外，裘劭恒等人還找到一件秘密電報，是由戰時德國駐南京大使館發給德國外交部的。這份電報真實描述了日軍在南京殺人放火、強奸搶劫的情況。電報結尾說：“犯罪的不是這個日本人，或者那個日本人，而是整個日本皇軍——它是一部正在開動的野獸機器?！?/p>

當時德國是日本的盟國，因此這份密電極具說服力，再加上尋找到的受害者與目擊者的血淚控訴，發生在南京的大屠殺事件，終于引起了法官的極大重視。法庭審理南京大屠殺事件，最終用了整整20天。

“最精彩的一張王牌”

“（我）1906年出生在北京，名字叫溥儀。滿洲式的叫法在前面加上愛新覺羅，1909年即清朝帝位?！弊C人臺上，溥儀一字一頓地說道。

1946年8月16日上午11點25分，中國末代皇帝、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出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他身穿一套深青色西裝，白襯衣，黑領帶，沒有戴帽子，頭發中有一縷垂在前額上。

從1946年5月開庭，到1948年11月宣判終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共傳喚419人出庭作證，檢方證人為109名。在檢方證人中，中國證人有13名，溥儀就是其中之一。

這是中國檢方找到的最有價值也最具轟動性的證人。他的出庭作證，被當時的輿論視作檢方打出的“最精彩的一張王牌”。此后，溥儀連續出庭八次，創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兩年庭審單人作證次數的紀錄。

溥儀的出庭作證，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里，中國、蘇聯和美國相互合作的結果。1946年8月，囚居蘇聯伯力市第45收容所的溥儀得到了蘇聯當局的通知，去日本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

“開頭他看到我好像顧慮重重，因為他知道我是個中國人，他擔心中國是不是要審判他?！濒蜜亢愀嬖V溥儀，要放下包袱，好好到法庭上去作證，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

8月16日的審判廳內，前幾天稀稀落落的來賓席和盟國記者席上擠滿了人，樓上旁聽位置也是座無虛席，很多人都希望來此一睹這個“滿清廢帝”的廬山真面目。

溥儀在法庭作證時，曾偷看他手中所持的一本小筆記簿。按照規定，證人作答時必須完全依靠自己的記憶，非經法庭許可，不得攜帶書面文件、筆記簿、日記本或者任何帶字的紙作為作證參考。

被告辯護律師發現后，在溥儀欲說但未出聲時，突然提出反對，并立刻向庭長韋伯提出申請，要求溥儀將簿子交法庭審閱。

溥儀當時抗議道，“我這簿子上寫的是中國字?！?/p>

法官韋伯便請梅汝璈代為檢查，辨認筆記薄上的內容。梅汝璈發現那本破舊不堪的小本上，寫的不過是十幾個極其普通的日期，如“余之生日——1906……”，“余第一次登基——1909……”，“辛亥革命——1911……”，“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1914……”，“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918……”，等等。

“揣測溥儀攜帶這個小本子，不過是為了幫助自己的記憶，以免臨時慌亂中易于忘忽，殊不料竟因此觸犯禁例，引起了一場小小的風波?！泵啡戥H在著述中回憶道。

但從這個細節，也可以看出被告辯護律師的細致，他們絕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漏洞，隨時準備反擊：

他們從翻譯問題上挑刺。根據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法庭的工作語言包括英語和被告的本國語言，鑒于最終28名被告都是日本人，因此法庭實際用語為英語和日語。當時盟軍安排了三層翻譯機制：第一線是英日互譯的翻譯員，全部由日本籍擔任，第二線是翻譯監督官，全部由第二代美籍日裔擔任，最高層是翻譯仲裁官，由美國官員擔任。中國代表團的翻譯高文彬晚年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溥儀出庭作證有8天，但他實際“只說了兩天話，其余時間都在翻譯上”。秦德純將軍作證時，證言由漢語譯為英語，再譯為日語，日方首席辯護律師清瀨一郎認為，“翻譯出來的話，跟 （秦德純） 所說的有一點點不同”，且秦德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證人，他的證詞會影響到最終的判決結果，因此向法庭抗議。

他們利用車輪戰反詰檢方證人的證詞，尋找漏洞。8天的出庭經歷中，溥儀為法庭提供了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扶植偽滿洲國最有力的證人證言，情緒激動時甚至拍案控訴。在反詰的階段中，共有6名被告的辯護律師依次出來提出了無數問題，連續不斷地向溥儀發起反擊。

他們還會進行心理戰。日本辯護律師在反詰時，曾對溥儀提出一個問題：“你知不知道，中國政府已把你列名為頭號叛徒，而加以通緝？”這也許是在試圖破壞溥儀對中國檢方的信任。

戰犯辯護律師的攻勢，給中國證人增加了不小壓力。梅汝璈回憶稱，證人作證及受訊程序，在法庭審訊過程中消耗的時間最多，約占全部公開庭訓時間的一半以上，其中大部分，約70%到90%是用于反詰。

對南京大屠殺一案的庭審，可能是少有的例外情況。南京大屠殺期間，擔任世界紅十字會副會長的許傳音，曾在南京協助紅十字會的工作。在法庭上，許傳音回憶道：“南京陷落第三天，我才獲得日本軍事官員的許可繞城轉轉，由一個日本人在車上陪著我。此行的目的是統計在街頭和房屋里的死尸。我可以看到尸體遍布，有些尸體遭到嚴重損毀。有些像剛死去前一樣躺著，有的屈膝，有的身子蜷縮著……種種跡象表明，這是日軍的所作所為……沿著主干道，我開始數死尸的數目，自己就數到了500具，我看沒有必要再數他們了，我做不下去了……”

在他之后，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伍長德、尚德義和陳福寶相繼出庭作證。根據當時的 《中央日報》 報道，平時十分賣力反詰檢方證人的辯方律師，在這天下午竟然“意外沉寂”。而法庭也一反此前緩慢的進程，允許這三名幸存者證人不必接受詰問，可以馬上離開。

“中國檢察團準備了相當龐大的證據”

但有些日本戰犯仍然姿態強硬。比如日本陸軍大將板垣征四郎，他甚至決定，自己出庭辯護，并聲稱要和中國檢方大戰300回合。

板垣曾入閣擔任過陸軍大臣，早年還曾任日本駐中國使館武官，被認為是個“中國通”?！熬乓话恕笔伦儠r，他是關東軍高級參謀。他不僅精心策劃和執行那次事變，還立意制造傀儡政權“滿洲國”，乃至擔任偽滿“執政”溥儀的高級顧問。

他顯然有備而來：長達48頁的書面證詞，主旨大意是“滿洲國”乃根據“民意”建立；“七七事變”后，他擔任陸軍大臣時，始終主張從中國撤軍言和。

“倪老負責跟板垣征四郎的辯論，如果他失敗，就代表我們中國檢察組全部失敗了?！敝袊鴮徟袌F翻譯高文彬曾回憶道。

伴隨著調查的深入，中國檢察官團隊出現了人手不夠的情況。1947年初，當時在審判的第一階段時期，向哲濬回國告急，并請求立即增員支援。剛從英美兩國考察司法制度回來的倪征就是此時加入這個團隊的。

中國檢察官的團隊，早已經進入狀態。除了高強度的證據搜集，他們還在一起研究對付日本戰犯和為其辯護的日本、美國律師的策略，模擬可能會在法庭上發生的辯論場面。為了保密，他們用“板老四”、“板完”代表板垣征四郎——上海話中，意思是“板定完結，肯定完蛋”。

倪征開始了對板垣征四郎的提問：“日本占領廣州、漢口，是否在你任陸相后完成？”

板垣征四郎答稱“是”。

倪征又相繼問板垣，“下達的是進軍還是撤軍命令”；“是否曾經為 （與蘇聯起沖突等） 兩事受到天皇譴責”等等——這些問題看起來令板垣大吃一驚，他反問：“你如何知道？”

“此時是我向你進行反詰，不是你來問我的時候，速即回答我的問題?！蹦哒鞯恼Z氣變得異常嚴厲。板垣征四郎遲疑一下，有氣無力地答稱“并無此事”。

板垣征四郎的氣勢迅疾弱下去了。被告欄和旁聽席中也開始對庭上反應竊竊私語，庭長不得不用木槌高喊“order”（秩序），才平靜下來。

對板垣征四郎的盤問整整持續了三天，48頁的答辯詞中所提到的事情，幾乎都被仔細問到。在對板垣辯護階段作最后總結發言時，倪征指著被告席右端 （土肥原賢二的座位）問板垣：“你在陸相任內后期，派往中國去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當年僭充沈陽市長、扶植傀儡溥儀稱帝、勾結關東日軍、陰謀華北自治、煽動內蒙獨立、到處唆使漢奸成立偽政權和維持會、煊赫一時、無惡不作，而今危坐在被告席右端的土肥原？”

在庭上看到土肥原賢二時，高文彬還以為他左邊的臉有毛病。這位陸軍大將在被告席上，一緊張，臉就會抽搐?！八蟛糠謺r間閉著眼睛，坐在被告席上，偶爾睜開眼，低頭在紙上寫些亂七八糟的東西?！?/p>

在日本軍界，土肥原賢二是一流的諜報專家，從他1913年踏上中國的土地之后，就持續進行了30多年的對華間諜活動，他也曾擔任臭名昭著的關東軍奉天特務機關長?；使猛捅ò负汀熬乓话恕笔伦兊谋澈蠖加兴挠白?。但因為土肥原賢二異常低調，并不如其他戰犯那般在戰爭前線出現，因此尋找他的犯罪證據一度是個難題。

向哲濬與倪征商量后，決定建議增派4名顧問，赴華北收集日本戰犯種種罪證。在北平吳佩孚故居，他們找到了華北淪陷時，土肥原賢二屢次強迫吳佩孚出任偽職之證據多件。

據記載，日本投降時，土肥原賢二一度被認為責任證據不足，而不在被告之列?！稏|京裁判論》 作者、日本學者粟屋憲太郎在著述中稱，正是中國檢察官當時據理力爭，才使得“在最后階段，土肥原被選定為被告”。

自從幾位法律顧問到達東京以后，中國檢察組的工作進展更快了。

通過中國駐日軍事代表團，中國檢察組請求盟軍總部讓他們進入已經被封閉的日本前陸軍省檔案庫。雖然正式宣布投降之后，日本搶在盟軍登陸之前的幾周時間內，銷毀了很多政府和軍方檔案，但中國檢察團隊仍在日本政府秘密檔案里搜集了不少關于被告土肥原賢二和板垣征四郎罪惡活動的有力證據，包括外務省秘密檔案中的御前會議文件、內閣會議文件、關東軍與陸軍省的往來密電、關東軍的動員令等重要材料。

土肥原賢二和律師也在準備對自己有利的證據。開庭后，他提出的第一個證人，是奉天特務機關新聞課長愛澤誠。愛澤誠作證稱，土肥原賢二為人忠厚坦白，當時他們主要職責是收集新聞情報，并無其他秘密活動。

“你是否知道你的上司土肥原賢二1935年想在平津組織‘華北五省自治的事情？”倪征問道。

“不知道?！睈蹪烧\搖頭。

“既然你是關東軍特務機關的新聞課長，當時外國報紙對此有大量報道，你怎么會不知道？”倪征拿出一份由愛澤誠簽字并上報日本政府的外國報紙出示給法庭。隨后，他立刻又向法庭提出一件物證：《奉天特務機關報》，報紙上還蓋著土肥原賢二的私人印章，里面有一段提到，“華南人士一聞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之名，有談虎色變之慨?！?/p>

愛澤誠沉默了。

此后，土肥原賢二的辯護律師繼續提出證人和證據，但倪征一次次拿出戰時日方機構的文件、電報或是其他資料進行反駁。

聽完庭審后，《朝日新聞》的記者在報道中寫道，“中國檢察團準備了相當龐大的證據，用來對土肥原賢二在中國的犯罪進行嚴厲追究?！?/p>

“伍子胥過昭關，一夜急白頭”

東京審判中全部辯論于1948年3月2日結束，宣判日期待定。

直到這時，中國代表團“才稍感松懈，如釋重負，或則作短程旅游，略事調劑，或則基本上已無任務而作早日言歸之計”。

可距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后休庭的三天之前，1948年4月13日，日本 《朝日新聞》 頭版頭條刊登了美聯社駐東京記者莫里斯·哈里斯對日本25名甲級戰犯被告的量刑預測。

這一消息轟動全球——哈里斯預測，處以死刑的將占25名被告 （此為實際受審人數，另有一人已“瘋”，兩人死于獄中）中的一半，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10人，無罪的1至3人。其中，哈里斯認為制造南京大屠殺的松井石根將不會被判處死刑。

這讓中國政府十分擔憂。

按照事先預定的程序，法庭進入起草判決書的工作。經過法官們的討論，判決書確定為十一章。其中對中國的侵略審判單獨列為一章。

1948年11月10日，梅汝璈發電報回國，稱在敘述日本對外侵略事實經過的400多頁中，作為來自中國的法官，“對華侵略”部分為他親自組稿，約250頁，占篇幅半數以上。

法庭審判兩年來，證據證言堆積如山?！澳切┤兆?，他們就像鉆進成千上萬件證據和國際法典中的蟲子，每天在上面爬來爬去，生怕遺漏了重要的東西?！泵啡戥H曾回憶說。

由于南京大屠殺的特殊性，梅汝璈建議在判決書中設立專門的一章來闡述。但在法官內部會議上，這一請求沒有獲得大多數法官的同意。梅汝璈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向法庭提交了長達200多頁的判決書章節。這是所有判決書中撰寫得最快的一份。梅汝璈寫的第五章獲得了法官會議的通過。

在這之后，法官就將面臨他們最重要的工作，給所有被告量刑。

一份在法庭審理結束三天后，國民政府外交部發給梅汝璈的“東字1103號密電”上，國民政府指示梅汝璈代表中國政府要求對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9名侵華主犯“應主從嚴懲治”。

與此同時，國內輿論也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馬拉松式的審判極為不滿，紛紛致電、寫信給外交部或梅汝璈，強烈要求迅速結束審判，嚴懲戰犯。

而各國法官對戰犯的量刑分歧很大，特別是對東條英機等25名甲級戰犯是否應該判處絞刑的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爭執。

此時的梅汝璈面臨巨大壓力。這是他最艱難的日子。在接受 《申報》 的采訪時，他告訴記者，最后表決前的一個星期里，他幾乎睡不著覺，那是驚心動魄的關鍵時刻，“要是對那些罪孽深重、殘害中國和世界各國人民的戰犯們連死刑都判不了，我還有什么臉面回去見江東父老！”

最終，1948年11月11日，梅汝璈發電報回國，稱“全體法官11人經過長久討論，熱烈爭辯后，將以投票表決方式而定”。根據后來公開的檔案，法官在最后的投票中是以6比5的微弱多數通過了對7名被告作出絞刑的判決。

日本戰犯的律師還在做最后的努力。廣田弘毅和土肥原賢二的兩個律師一度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要求釋放被告。但在世界輿論的譴責和反對聲中，美國最高法院以6票對1票否決了日本戰犯的上訴申請。

從1948年12月22日晚上8點起，盟軍在東京實施戒嚴。11點30分，7名被告從巢鴨監獄走向刑場。

中方特別注意的5名戰犯：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南京大屠殺慘案的罪魁松井石根與武藤章在那時走向人生的終結，而謀奪東北、華北的主要策劃和參與者之一、曾任首相的小磯國昭也被判無期徒刑。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會議一直都是秘密舉行，所有程序都是口頭進行，不做記錄。梅汝璈沒有透露他在那段日子里究竟做了什么，但他后來在接受采訪時，用了一個典故形容當時他的心情：“伍子胥過昭關，一夜急白頭?！?/p>

1948年11月12日，判決宣告完畢。梅汝璈應日本 《朝日新聞》 之請，在當天的報紙上發表了《告日本人民書》。他說：“經此次審判，日本軍界首腦之暴虐行為和虛假宣傳已昭然天下……今日國際法庭之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兩國間善睦相處的這些絆腳石，對于今后中日間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貢獻?！?/p>

只是，他沒想到的是，歷史，由此竟然拐上另一條迥然不同的道路。

（選自《看天下》2016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