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近代女子體育觀的演變及其特征研究

王波張怡

摘要：運用文獻資料法，對我國近代女子體育觀的演變及其特征進行了梳理、考析和總結。研究認為：我國近代女子體育觀的形成主要源自強國保種的需要、女性解放的訴求、西方思潮的影響、知識分子的倡導等。其演變經歷了“民族主義”女子體育觀、“兩性差異”女子體育觀、“新女性”女子體育觀、“擬男化”女子體育觀等形式，各種體育觀之間并沒有明顯的分割界限，而是處于一種互相交織、互相影響的狀態，每種體育觀都經歷了形成、興盛和衰落期。我國近代民族主義女子體育觀有其獨特的演變軌跡和特征，其主旨緊緊圍繞“救國”的主論調；其內容不僅是對封建禮教和腐朽社會制度的挑戰和逆襲，更是近代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蓬勃發展的一個縮影；其形式是通過“婦女解放”和“兩性平權”運動實現自身的訴求；其實質是女子體育發展過程中的必經階段。我國近代女子體育觀的演變歷程及其特征展現了體育運動自身多元化發展的規律，透視著近代民眾對待新興事物和社會現象的態度與傾向。

關鍵詞：體育史；近代；女子體育觀；演變歷程；女用男規；男女同賽

中圖分類號：G81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2076（2016）06-0065-08

Abstract：This paper made an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of women sports concepts in China's modern times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by using literature material law.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women sports concepts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needs of power storage， the appeals of women's liberation，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ideological trend， and advocacy of intellectuals， etc. The evolution of women sports concepts has experienced the form of "nationalism"， "gender difference"， "new women"， and "following the rules of men's sports"， and there is no obvious dividing line therein， instead， they were at an interwoven state. Each concept has experienced the period of formation， prosperity and terminal decline. The nationalist concept of modern women sports had its unique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its theme focused on "national salvation"； its content is not

近代的中國一直處于內憂外患、風雨飄零之中，常年累月的戰亂與各種人為、自然的災害，使中國人民始終在深重的苦難中艱難生存和前行。為了恢復國勢，激勵民心，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在抵御外侮和團結民眾的過程中，“強國保種”成為近代中國民眾渴求復興國家、振興民族的一種標識，被深深地印在大眾的國家意識之中，通過體育“解救中國”“復興中華”“振興民族”等論調隨處可見。在這樣一個倡導“體育救國”的特殊時代中，女子體育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在“西學東漸”運動的影響下，大量的西方社會思想和民眾生活方式被引介至中國，中國的思想文化開始朝多元化的方向轉變和發展，民眾的生活方式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后也開始發生改變，女性通過體育運動追求身體解放和體型健美的訴求也開始被許多人所認可和接受。一些受過西方體育熏陶的留學人員和受“兩性平權”影響的知識分子，為呼吁與爭取女子的體育權利做了不少嘗試和努力。這些來自國家的需要、女性的訴求、西方思潮的影響、知識分子的倡導等多方面的因素，經過融匯和交織，逐漸演變成為我國近代民眾對于女子體育的特殊認識和觀念，這些刻有時代烙印的女子體育觀對我國近現代女子體育事業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1我國近代女子體育觀的演變歷程

1.1“民族主義”女子體育觀的興起

鴉片戰爭之后，在中國民眾開展的救亡運動中，對于強健中國人身體的討論一直備受各界關注。從1861年的“洋務運動”開始，各級武備學堂就注重強化學生體能訓練的要求，并且引進了一系列西方的體育技能和訓練方法。至1898年“維新運動”時期，受到變法圖強思想的影響，西方的一些先進體育觀念和新式體育活動不斷傳入到國內。維新人士還根據中國當時的國情，提出了許多有關救亡圖存的言論和主張，他們試圖通過這種方式喚醒民眾對身體和健康的認識與重視?！拔煨缱兎ā笔∫院?，有關國人對于身體方面的認識不但沒有消退，而且已有的論調仍然被繼續沿用，倡導者甚至擴展討論范圍，增加討論內容。于是，關于強化國民體能、塑造國民新身體的健康觀念逐漸延伸到社會各個階層。針對女性，革新派們不僅將塑造新身體的思想培植在“反纏足”和“興女學”運動中，也注重從體能上改造婦女的身體。嚴復提出：“母健而后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也。[1]”梁啟超根據西方的胎教觀，認為中國婦女應習體操以強體健身，進而達到強種的目的，他指出：“故西人言種族之學者，以胎教為第一義。其思所以自進其種者，不一而足，而各國之以強兵為意者，亦令國中婦人，一律習體操，以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膚革充盈，筋力強壯也，此亦女學堂中一大義也。[2]”這個時期，受國內思想輿論大環境的影響，這些關于“強種”“尚武”的體育認識很快便被改造為塑造健康女性身體的主流觀念。許多人開始從中西方的歷史中尋找“健康”“尚武”女性的典范，并將其編寫進和女性有關的書籍、雜志和傳記中，供女性參考閱讀[3]。當時的一些通俗畫報，也經常描繪散發著強烈民族主義的女子御侮抗敵的場景，例如刊登在《女中丈夫》《鉆石齋畫報》中的《劉家軍》《姑嫂保鏢》《婦能御侮》等圖文及其解釋，展示了當時知識分子試圖透過流行的文字或圖像，塑造充滿民族主義熱情的健康女子國民的身體形象。

《中國新女界雜志》在其創刊號中明確提出，“強國必先強種，中國應倡導女子國民，要改變伏處在奴隸世界之女子地位，使女子為真正女子國民，立國家意識，則強國有望，強種亦有望”[4]。金一在《女子世界》的發刊詞中指出：“雖然二十世紀之中國亡矣，弱矣。半部分之男子，如眠如醉，又如死矣，吾何望女子哉！是不然。女子者，國民之母也。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欲文明中國，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無可疑也”[5]。女子的責任既然這么重大，那么應當如何培養“女子國民”或“國民之母”的問題自然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許多評論者認為，女性在爭取國民權之前，必須先爭取女權[6]。事實上，在這些倡導女權思想的言論中，強烈地反映和體現著國家和民族主義的意識與傾向。在這一時期創辦的和女性有關的刊物中，也都急切地呼吁在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同時也要拯救婦女。所以，與“女子國民”有關的論述，其本質是要塑造能“強國保種”“復興民族”的國民之母的形象，而先決條件就是女子必須具備強健的身體和智慧的頭腦，這就意味著，去學堂讀書、不再纏足、鍛煉身體將成為養成“女子國民”的基調，這種樸素的女子身體觀在“強國保種”與“復興民族”的呼聲中逐漸形成。

在積極提倡塑造健康女性新身體的過程中，倡導者通過對女性身體強健與羸弱結果的對比，強調女性身體是關乎孕育新一代國民的首要基礎，認為女子講究體操與健康，比男性更為重要。有人指出：“母親的身體強健，生出來的兒女，一定也同他的母親一樣。如今中國女子的身體，不但談不上強健，就是能免細弱的也不可多得。這樣的國民之母，哪里能有強壯的國民呢？[7]”對于如何塑造女性的健康身體，如何讓女性自覺接受和積極參與體育鍛煉，倡導者則是借助古代斯巴達女性和近代西歐國家女學生的體能訓練作為案例，從國家和民族的高度，論述女性擁有健康身體的重要性。如提出“古代斯巴達之女魂，今世蘇格蘭之體育”“蘇格蘭女學校之女生，身體強健，精神活潑，為英國冠，曰是體操之效果”等論調[8]。為了振興民族而重塑女性新身體、促進女性身體健康發展的思想逐漸在國內教育與體育界流行起來，成為民族主義女子體育觀的重要組成內容。這個時期，倡導民族主義女子體育的國民群體有很大程度的變化，除思想家之外，還包括體育專家、政治人物、女權運動者及女學生等，但他們都沒有脫離“體育救國”的論調，對不斷強化女子體育的訴求也匯入了拯救國家民族的主流認識之中。

1.2“兩性差異”女子體育觀的形成

民族主義女子體育觀的影響力在20世紀初逐漸被淡化，許多知識分子轉向強調女子體育與男子體育的平等問題，而不再過度關注女子體育“對于振興民族或是挽救國家”的作用，將“兩性差異”問題與女子體育的生活化密切結合起來，為女子體育的普及與發展提供了必要的環境。致力于武術事業的張之江，在上海中華女子神學院的畢業典禮上，呼吁“女性要養成健全的體魄，才能談到兩性平等，使體育體現在女子日常生活中，健全體魄的養成才能成為可能”[9]?！吨腥A女中?？放e辦的征文活動，一篇名為《婦女健康美之養成》的應征文章中寫道：“在此祖國之危難時刻，我們要求生存，和男兒一樣，必須振起精神，行過此狂風暴浪，挽祖國狂瀾，拯民族于虎口，這都是我們中華同胞每個人都應負著的責任。但擔負這種責任的力量，就是健康。換言之，在每日之生活中具備強健的體格，健全的精神，健全的智慧，才能擔負起這救國的責任！婦女同胞們，可不努力嗎！[10]”同年，蘇聯婦女健身影片《健美的女性》在上海公演，該影片主要宣傳蘇聯政府對女子體育的重視，并強調自歐戰之后，俄國、意大利和德國都十分注重女子體格的鍛煉，和男子一樣，體育已成為這些國家婦女們的日常生活方式，這也是他們國家強盛、民族強大的主要原因之一[11]。要求和男性一樣參加體育運動，進行體格鍛煉，成為女性爭取屬于自己的體育權利的主要焦點，但在這個過程中，由于關注角度的不同，出現了基于“兩性相同”和“兩性相異”的兩種女子體育觀。

1.2.1基于“兩性相同”的女子體育觀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后，政府開始從國家的高度重視與發展全民體育事業，但由于全民體育剛剛興起，國民對新興的體育方法缺乏了解，加上受到“婦女解放”思想的影響，多數人以為，在全民體育中沒有必要將體育進行性別劃分。例如，梁啟超在擔任袁世凱政府司法總長一職時，曾對斯巴達無性別之分的體育訓練非常贊賞，他評價斯巴達體育到：“生及七歲，即使入軍隊，教以體育。乃至婦人女子，亦與男子同受嚴峻之訓練，雖老婦少女，亦皆有剽悍勇俠之風。[12]”另外，人們對于是否應將體育作性別之分，大多數沒有明確的概念。1916年，署名“自立”的作者，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男女的身體，總是一樣，無論男女都需要習練有益身體的普通體操。[13]”隨著社會體育風氣逐漸開化，參加體育運動競賽的女性日益增多，報刊雜志等媒介對歐美的體育理論和方法進行了大范圍的介紹和宣傳，關于性別差異的體育認識逐漸受到國人的關注。然而，許多人仍然認為，男女應該接受同樣的體育訓練，尤其1931年 “9·18事變”發生之后，在“體育救國”的呼聲下，關于“兩性相同”的體育認識論調更加流行。例如，熱衷于“體育救國”的張之江和蕭國忠，根據自己的國外留學經歷，都曾指出國外的體育是沒有性別之分的。張之江認為：“歐戰時期的任何參戰國家，除白發黃口而外，都是男女總動員。[14]”因此，他主張國內的女性都應參加體育鍛煉，增強體力以救國。他還強調：“歐美女性無論在練習打靶還是在游泳和賽跑等方面，和男性不相上下。[14]” 蕭國忠則提到：“歐美國家多半強迫男女接受體育，導致這些國家的女性有驚人的體格。[15]”對蕭國忠觸動最大的是德國女子的體育訓練方式，因為受到一戰失敗的影響，德國開始實施全民體育訓練計劃，對女性采用男性化的訓練要求，因此，這個時期德國女性的體力優秀程度是全世界都予以公認的。1932年，吳澄在《德國女子體育之訓練》中指出：“德國欲改造整個民族的體格，先從負民族責任的女子入手，故對女性體育的重視不亞于男性[16]?！睆某绦蛏峡?，這個時期德國是以健康、敏捷、勇敢、耐勞、意志堅強及奮斗精神做為女子的運動方針，并大力倡導通過田徑運動與競技比賽來達到預期目的。在國內形勢變化的需要和國外成功案例的感召下，對“兩性相同”體育標準的討論越來越熱烈。

除“體育救國”堅持者倡導“兩性相同”的體育論調之外，主張“男女平權”者也力主“兩性相同”的體育。20世紀30年代，由于女性在運動場上不斷創造佳績，為大眾展示了女性也能接受嚴苛體育訓練的堅強一面，開展體格鍛煉一時成為時代女性應該具備的條件。有人認為舊時的中國女性不講求體育，但現在既然要做新女子，就要鍛煉強健的身體，否則無法擔任大事。在《現代婦女應有的覺悟》一文中，作者指出：“不要聽信那女子什么生理上有弱點，不能做男子所做的事?？?！要曉得那都是欺人之談呢！[17]”項翔高在《女子體育與女子的將來》一文中，倡導女性接受體育訓練，必須要采取積極的方式，主張學習田徑類項目的技巧、國術的勇武、球類運動的團體精神等，反對輕盈嫻雅的跳舞或柔軟舒徐的體操等。他心目中的女子是“能游泳、能射、能走、能騎、能奮斗、能進攻、能防御[18]”。這些期待中的女子體育明顯是和男性一致的，這種認識和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9·18事變”后，許多婦女把個人生死與國家和民族的存亡結合起來，“復興民族”成為這個時代的主調，如何健全國民體魄的呼聲成為民眾討論的焦點。與此同時，提倡女子體育已成為婦女解放運動中的重要一環，這個時期有關對女子體育的認識，除聚焦于女子體型塑造與體能鍛煉之外，還有對更為多元和不同方向的婦女解放運動的助推，“兩性相同”女子體育觀的內容也在不斷擴展和延伸。

1.2.2基于“兩性相異” 的女子體育觀

無論是通過列舉西方婦女的健身實例還是分析國內情勢的迫切要求，在倡導“兩性相同”的女子體育觀的同時，也有部分人發現，西方國家的女子體育是經過周密設計和規劃安排的，并且有充實的生理依據用以支撐，他們并不輕易讓女性從事體育運動。例如美國，不僅對女子體育運動的范圍有精確而合理的規定，并且通過女性體育刊物，為女性提供安全合理的體育項目[19]。而國內在借鑒西方女子體育經驗時，并沒有考慮到這一點，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開展與進行，因此有很大的不科學性甚至風險性。此外，20世紀20～30年代，國內體壇盛行錦標主義，在追求體育精神的同時，其負面作用是對運動員的身體健康帶來了很大的隱患。因此，體育界和婦女界對女子運動員的健康問題都非常關注，一些和體育題材有關的電影也反映了這種現象。聯華影業公司發行的影片《體育皇后》，描寫了一位女運動員為了奪取錦標，抱病參賽，最后不幸喪生，警醒了體育界?；谶@些因素的影響，許多女子體育的倡導者對“兩性相同”的體育觀，進行了猛烈的抨擊和辯駁。高梓和張匯蘭就對采用德國女子體育方式訓練國內女子運動員的做法持保留意見，同時指出，德國對參加競賽的選手，都要事先進行系統的體能訓練，并定期進行詳細的體格檢查。這種完備的體育制度在國內目前還沒有建立起來，其原因主要是：“中國女子剛脫離二千年積弱的桎梏，要想即刻與累代強健的民族，同其步武，未免有太不量力的弊病。[19]”這種提法，指出了中國女子體育發展的先天缺陷。因此，只有在借鑒的基礎上，對男女體育標準進行區別，才有可能建立適合中國女性的體育體制。

[JP2]對于贊成通過“兩性相同”的體育以助長女權的說法，也不完全被支持女權者們所認同。以萍霞為筆名的作者指出：“所以提倡女子運動，使之達到與男子平等的地位，這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適宜不適宜的問題。女子到了一定年齡，她的身體精神與男子均特異獨到，因之在這時期女子應要求的運動種類，不得不慎重的加以選定。[20]”主張“兩性相異”的人主要的依據是男女兩性身心差異較大，同一運動項目對于不同性別帶來的生理和心理刺激是不一樣的，有可能對女性造成不利影響。王庚曾經提到：“女性的心肺功能均不及男性，應避免長距離的賽跑。[21]”張乃豐就體育訓練對女子心理的影響問題，指出粗暴的運動只會讓女性更加討厭，例如足球運動便是極不適合女性的運動，因此他建議女性，需要選擇與男性相異的運動項目[22]。對于主張女性男性化的運動方式，更是被“兩性相異”的體育倡導者所駁斥，他們指責出現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女性體育專家指導不當所致，因為這些女性體育專家不甘心向男性示弱，認為在體育場上男性能做到的，女性一樣可以做到，以致于對女子實施了不當的體育運動。有些人則認為出現這一問題是男性體育專家的失職，陳韻蘭認為：“由男老師指導女學生是不適當的，男老師除了不了解女學生的特性之外，有人為了向女教師逞能，拼命訓練得勝球隊，再加上對女子體育規則缺乏認識，往往以男性的方式或動作教導女學生，這種男性化的體育，事實上是不合乎體育原理的”[23]。對“兩性相同”的女子體育觀進行嚴厲辯駁，是“兩性相異”體育倡導者所持的主要論調，他們依據女子身體、心理的特殊性，有理有據地反駁了“兩性相同”的體育標準，但其重心主要落在了反對觀點的展示上，并未提出有效的解決策略，顯得較為憾缺。[JP]

1.3“新女性”女子體育觀的產生

1.3.1強烈批判中國傳統的“病態美”與“人工美”的審美觀念

20世紀30年代，社會上的體育運動風氣較為濃厚，廣為流行的“新女性”概念的主要組成部分中就有體育運動和鍛煉的內容?！靶屡浴睆娏遗兄袊鴤鹘y的女性“病態美”與“人工美”的審美觀念，注重從體育與運動的角度培養女性健康與健美的體態，并主張對婦女進行系統與科學的體格訓練，在此過程中，逐漸產生了一種以追求健康健美為目的的“新女性”女子體育觀。從詞匯學的角度來看，健康一詞極為普通和平常，其中的“健”字有“運動和行進”的意思，因此和“懦弱”一詞相對立，根據這種概念所形成的審美標準，自然和不重視健康的傳統“嬌弱”之美的審美觀念不一致?！敖∶馈备拍畹某霈F，首先挑戰的是在中國延續了數千年的“弱不勝衣”的傳統審美傾向，“健美”的倡導者將不合乎健康標準的美，統稱為“病態美”，這種美被理解為“精神萎靡，弱不禁風，多愁善感，以藥度日的一種可憐蟲[24]”。歷史上“病態美”之所以能受到提倡和贊揚，與傳統禮教的束縛和文人的頌揚是分不開的。例如，中國的傳統禮教讓女性終日悶坐，身體既不能得到充分發育，精神與氣質也不能得到完全的改善和發揚。

在一些文人的詩詞中，也充斥著對女性“病態美”的贊賞，使得國人對女性所持的審美觀念一再變異。葉曾駿曾撰文批評到：“不弱不病不能為美，要美必先弱先病，病與美根本不能分離，這是中國一班文妖所提倡的女子美，無聊的文人這樣提倡，無知的婦女這樣跟著做。最初不過求美裹須帶點病，后來愈趨愈弱，病中竟尋不出美人了。[25]”當時一些評論者還認為，“病態美”的產生和女性自身有關。羅家倫指出，宋代以后對女性脆弱病態的描寫不少是出自于女性文人之手，這些文人把女性自身雕琢成男子玩弄的工具。他嚴肅的批評到：“婦女們的這個弱點，小之害了自己的健康，失了自己的美貌，殺了自己的威儀和生氣；大之喪了民族的生氣，造成懦弱無用的國民，茍且地生，茍且地死，等候著做沒落的亡國奴[26]?！背酥?，一些人對婦女們依靠裝飾和脂粉打扮而呈現的“人工美”也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他們反對婦女鉆耳洞、燙頭發、穿高跟鞋，認為佩戴飾品或涂脂抹粉是不健康、非自然的美[27]。強調新女性應該是一個完全獨立而自由的人，要成為新女性必須從這些不合理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解除各種裝飾上的刑具[27]。這些論調對于消除許多婦女把講究裝飾作為“摩登”或是“新女性”的看法起了一定作用。在倡導使用國貨的20世紀30年代，反對“病態美”“人工美”和“裝飾美”的聲浪更是受到了社會各界的支持，崇尚婦女“身體健康、體態健美、情志健全”的新型女子體育觀逐漸形成，對提升國人對女子體育與健康的認識水平起了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1.3.2倡導以健美為標志的“新女性”體育觀

[JP2]既然婦女的“病態美”“人工美”和“裝飾美”不符合大眾審美的標準，那么所謂的“健康美”和“自然美”的標準應當如何建立的問題引發了不少人的思考?？溉仗岢咏∶赖臉藴适墙∪?，他認為：“所謂健全的美，是指軀干昂直，筋肉豐潤，血脈活現，行動活潑，精神煥發，一舉一動，都表現青年的朝氣，她們不知道什么是呆板，什么是憂愁，她們只是時刻歡躍突進的向上。[28]”很明顯，這種重視身體整體美的觀點，只有通過系統的體育鍛煉才能達成。然而在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中，中國的女性大多是病弱和不健康的，加之健美觀念來自于西方，要在社會上樹立女子健美的標準，就必須借助西方女性的健美案例作為示范，以期引起國人的共鳴。有人將中西方女性的身體形態做了對比，指出：“希臘雕刻多裸體美人像，皆飽滿豐盛、鮮妍明媚，吾國無裸體美人，即畫像亦渺。雖吾國俗重廉恥，不興裸體美人，要亦婦女身體大抵瘦弱，裸體不能增美，反為損美也。[29]”《康健的美》的作者雪林則進一步指出，西方人雖然在20歲以前較中國人蒼老，但這以后就不大改變，她諷刺中國女子“三十而后，榮華日漸凋謝”，而認為“西洋女子到這個年齡，還是一朵盛開的牡丹[30]”。這些看法雖然含有不當或過分的成分，但這種以西方健美女性為典范的認識，代表的則是進步女性對傳統審美觀念的憎惡和對西方女性健美形態的渴望。[JP]

“新女性”女子體育觀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與西方女子健美觀念的介入有關。國人開始意識到，西方女性之所以具備健美的條件，很大程度上是因受體能訓練或經常運動所致。為了給國內女性開展健美運動提供現成指導，一些人從歐美各國女子體育的資料中尋找有關女性健美的方法和案例。由于近代體育主要受希臘競技運動的影響，而且許多表現人體美的藝術品多以希臘女性為代表，因此在論及國內女子健美標準的過程中，多是以希臘女性健美形象作為標尺。一名以“同心”為筆名的作者指出：“現在的希臘，已經創造了所謂一般意義上的平均之美人，她們在蔚藍色的天空下運動著，訓練她們強固的身體。且從她們的美感中，再能創出其美，向人間撒播。[31]”除了希臘之外，其他國家的女子健美標準也受到了國人的關注。體育專家吳徽曾對德國女性的健美標準大加贊賞，認為：“德國女子，則為健康而運動，求天然補益，即陽光、空氣，而去田徑場。皮膚之黝黑，肌肉之豐碩，行動之敏捷，不曰粗蠻，而曰健康美也。[32]”這個時期，健康美作為近代女性健美的標準已非常明顯，但遺憾的是這種女子健美的標準并未產生在中國，而是從西方介入而來，并以西方國家的女子健美標準為范例，強調女子通過接受專門的體能訓練或體育運動才能達到這種標準，“新女性”女子體育觀開始出現在國人的審美意識和健身觀念之中。

1.4“擬男化”女子體育觀的形成

1.4.1源于民眾對于賽場中的“女用男規”問題

在“新女性”女子體育觀的倡導下，女子參加體育運動與競賽的風氣逐漸在社會上散開，但大眾對女子體育運動方式仍有不少的爭論，在“女權”和“軍國主義”被大力宣揚的時代，女子體育“擬男化”的方式，很顯然配合潮流發展的趨勢，“擬男化”的女子體育不同于“兩性相同”和“兩性相異”的女子體育論調，它是女子體育趨向于男性化又不完全和男子體育相同的新興女子體育觀，來源于西方女子體育認識領域[33]。然而，在女子體育規則問題上，卻出現了許多爭論。例如球類運動剛開始在校園流行時，并沒有什么特別的規定，許多女學生把它當做游戲。等到球類運動變成正式比賽后，各種規則也陸續制定出來，體育界開始關注女球員的比賽規則、裁判方法和比賽類型。就比賽規則而言，為了不讓女球員的體力超過極限，體育比賽的規則一度出現變化。體育界開始不贊成女子運動員在比賽中使用男子規則，因此體育當局不但在國內舉辦的女子體育比賽中嘗試制定女子規則，同時也禁止女子運動員參加使用男規的國際比賽[34]。然而，隨著國際間使用男規的情況越來越多，以及國內部分女子運動員在非正式場合使用男規比較得當，各界對女子體育的規則問題不再表現為一致和統一。例如，1936年的“西青女籃會”決定改用男子比賽規則時，曾引起贊成和反對的辯論。其中，有人提出比較具體的見解，反對女用男規，主要出于兩方面的考慮：“一則可免裁判上困難，因女子神經自制力較弱，如用男規則持球跑犯規等，將占全局之半，可謂不勝其煩矣；二則為適應女子之體格，因女規活動量小，可免罹心肺各病?！睙o疑，這種論調是出于對女球員是否能適應男球員球場文化的一種憂慮，但這種既關懷女球員又質疑女球員能力的看法，卻受到了嚴厲的反駁和批判。有論調認為：“女子與女子賽，雖引用男子規則，其激烈程度與引用女子規則無異也。反之，男子賽倘引用女子規則，當其純熟后，其激烈程度仍有提高，而與用男子規則無異也?！痹斐蛇@種看法的原因，其實與男子規則本身無關，主要原因是當時的女子規則并不完善，使一些技術受制于規則而無法全面展現。

實際上，社會大眾的評判是根據比賽規則的癥結和運用方式影響比賽效果的角度出發的，而并非站在“兩性有別”的立場之上，他們并不關注女運動員在比賽場上享有何種待遇，體育部門在比賽中也繼續沿用女規，而且不鼓勵女球員以激烈的方式進行比賽。對于部分體育專家而言，他們不僅認為在比賽規則上應“男女有別”，并且主張裁判員也應該具備這種觀念。例如1936年，集美中學女籃赴南京比賽時落敗，該校記者對女裁判員楊效讓的判決方式極為不滿，除指責楊效讓身為裁判感情用事之外，并批評裁判員只講理論，不顧賽場的實際變化，建議裁判員應以較寬容的態度來執裁女賽。她提出：“女子身體較弱，一舉一動，時常不克自制，裁判員應隨機應變，加以原諒，茍非出諸故意，不應隨便處罰。[35]”顯而易見， 對于“女用男規”問題的爭議，社會大眾始終沒有定論，但是卻遭到體育當局的嚴厲反對。從女運動員自身來看，她們卻一直想躍躍欲試，參賽心理“擬男化”傾向明顯，甚至有些女運動員直接挑戰比賽規則，和男運動員同賽的情形也經常發生。

1.4.2成形于“男女同賽”問題

和女子體育比賽中的“女用男規”問題相比，男女是否能共同比賽的問題，更是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和爭議。20世紀30～40年代，除正式網球比賽的男女混雙形式之外，在籃球、排球的友誼賽中，經常出現“男女同賽”的現象。曾赴東南亞參加過比賽的兩江女子籃球隊，更曾和當地的男子籃球隊經常進行對抗訓練和比賽。這些比賽活動雖然不具備正式性，但已經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重視，其中籃球的“男女同賽”曾因怪狀百出，一時遭到多方非議。1936年，《大公報》的一篇短評針對上海先后舉辦的男女共泳、男女籃球對抗賽等提出了批評，該短評的作者指出：“籃球是一種劇烈運動，活動范圍又小，球員間沖突的機會甚多，稍一不慎，便滑到或跌在一處，容易造成觀眾與運動員的起哄?！辈痪弥?，“體協會”便做出公告“凡與中華籃球房舉行男女比賽，概行謝絕”，理由則是：“男女體格之構造強弱迥異，對于接觸猛烈之籃球比賽，勢無對敵之可能，既非女子生理上所許，更不符體育提倡之本意?！庇捎凇澳信悺辈]有違反相關法律，只是體育部門做出的一些規定，因此在非正式的比賽中仍然有“男女同賽”的現象發生，而且這一現象從上海逐漸流行到北平。

到近代末期，關于“男女同賽”不合體統的論調非常多，一種聲音是男女的生理和體格不同、強弱不均，同賽時不僅會損害女性的身體，而且不利于男運動員完全發揮自己的技術和戰術；另一種聲音傳遞的是男女在比賽中互相肉搏作戰，除不合體統之外，容易產生其他意外的行為。嚴格地說，“男女同賽”是女子體育“擬男化”發展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在男女共同參與的比賽中，性別之間的差異對認真參加比賽的運動員來說，并不是很大的障礙，其本身是單純的。許多參與同賽的男女運動員，不是同輩，便是舊識，在相互切磋的情況下，還可以增加彼此的技術。尤其是在球類運動中，有男球員的指點和陪練，女隊員的水平將會很快提升起來。不過一旦有社會人士介入或者涉及兩性有別的看法時，“男女同賽”的女子體育觀便被復雜化，再加上比賽時肢體接觸的動作較多，使在場的觀眾難以接受，一些人和媒體為了聲援女運動員并且端正賽場氣氛，遂口誅筆伐，大力反對“男女同賽”，“擬男化”的女子體育觀也隨著近代的結束而走向消逝。

2我國近代女子體育觀演變的特征

2.1我國近代民族主義女子體育觀的形成，是中國受紛至沓來的內憂外患和各類攻擊與影響的結果，其主旨緊緊圍繞在“救國”這個主論調上。

“強國強種”的訴求促進了以國家民族主義為中心的女子體育觀的形成，使其承載著拯救中國的重任。實際上，民族主義女子體育觀所倡導的女子體育目的不但限于“救國”，而且讓中國這個封閉了數千年的古老國度，在破除封建傳統的女性觀方面開辟了一條智慧而開明的路徑。我國近代民族主義女子體育觀，反映的是整個社會對女性健康、健美和整個民族生存與發展關系的認識，彰顯的是國人逐漸萌發的體育認識和行為對婦女解放的意義。但同時，我國近代民族主義女子體育觀中也明顯含有“女子體育工具化”的傾向，在這種傾向中，女子不僅被視為生產“優秀國民”的載體，體育也淪為在“強國強種”的民族主義呼聲中體現婦女自身價值的一種工具，這也是中國近代女子體育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集中傾向。

2.2健康、健美、充滿活力的女子體育運動形象，代表的是“新女性”女子體育觀，它不僅是對封建禮教和腐朽社會制度的挑戰和逆襲，更是近代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蓬勃發展的一個縮影。

健康、健美、充滿青春活力的“新女性”體育運動形象大量出現在報刊、雜志、宣傳畫等媒介中，對女性的體育運動興趣和意愿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提高了女性對體育運動所蘊含的健身價值的科學認識?！靶屡浴迸芋w育觀是中國近代婦女解放運動達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倡導的女性獨立人格逐漸被社會認可，給后期社會女子體育事業的發展留下了豐富的時代信息?！靶屡浴迸芋w育觀不僅展現了女性在體育運動中的獨立、自信的形象，并且將其隱含的追求民主、自由的社會理想傳遞給廣大民眾，使國人潛意識中的中國傳統婦女形象逐漸發生改變，逐步消解了國人對婦女以柔弱病態為美的審美取向，轉而追求體態健康、健美自信、熱情活力的新時代婦女形象，也使民眾開始對婦女參與體育運動給予認可和支持，形成了近代時期國人對女性體育運動的獨特理解與認識。

2.3基于性別差異的女子體育觀，是“婦女解放”和“兩性平權”運動的結果，無論是其內容還是形式，都開始突破傳統，向現代化過渡。

近代時期雖然社會動蕩，但沒有影響中國民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兩性相同”“兩性相異”女子體育觀的內涵中，大量引入“強國強種”“健美”“運動”等時尚的概念，與當時社會“婦女解放”和“兩性平權”運動中的流行社論、演說、短評、報道等相呼應，雖然最終目的是在促進兩性平等，但卻有意無意地把運動概念帶給大眾，使大眾較為直觀地認識到參與體育運動可能給女性帶來身體方面的變化，對于大眾體育運動啟蒙意識的形成影響很大?；谛詣e差異女子體育觀，其主題和“兩性平權”難分難解，這是因為女權運動時期的女子體育觀是和女子與男子分權的訴求分不開的，爭取兩性平權，在這個特定的時代其表現方式是多樣的，但通過體育鍛煉，使女子具備健美的體態和堅強的意志，則是爭取其他方面權利的基礎，也是體育在女權運動中獨特作用的發揮和展現。

2.4我國近代“擬男化”女子體育觀的產生，既是女子體育發展過程中的必經階段，也是多元化女子體育認識論調的重要展現。

“擬男化”女子體育觀的產生，對于提高女子體育運動水平，促進男女運動員之間的交流，對體育運動項目自身的改進和發展具有一定的價值與意義?！皵M男化”的女子體育，有助于“兩性平權”和“女子解放”運動的進一步開展，有利于提升女子社會地位，展示女性運動的特點，對于中國傳統的崇尚“病態美”“人工美”的女性審美觀念無疑是一個有力的回應。但在“擬男化”女子體育觀盛行之時，也飽受來自社會各界的詬病和詰難，如學校體育對于男女生體育標準不一的問責，倡導體育要“男女一致”者和倡導體育要“男女相異”者之間的相互攻擊與對立，來自對女子體育比賽中“女用男規”問題的不同聲音，對“男女同賽”問題的非議和抨擊等，這些因素對女子體育的發展形成了不利的包圍之勢，使“擬男化”的女子體育在行進過程中困難重重，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國近代女子體育整體發展的步伐和水平。

3結束語

縱觀我國近代女子體育觀的演變歷程和軌跡特征，基本上都經歷了形成、興盛和衰落期，各種體育觀相互之間并沒有明顯的時間節點與分割界限，而是處于一種互相交織、互相影響的狀態。我國近代女子體育觀融合了“強國保種”“民族復興”“婦女解放”等諸多社會訴求所表達的內涵，對中國傳統女子審美觀念帶來了嚴肅的挑戰，同時也是人們對充滿強烈愛國熱情和民族主義的近代體育認識過程的延伸。我國近代女子體育觀具備的各類特征和其所處的時代背景與近代民眾社會意識的現狀密切聯系，它突破了女子體育活動所展現的社會意義與認識界限，但又比較完整地詮釋了女子體育之所以產生健康和魅力的原因與結果。各類女子體育觀雖然有其獨特的內涵與外在表現，但每種體育觀所展現的內容與方式都深受其它體育觀的沖擊和影響，各類體育觀彼此交叉存在，只是每種女子體育觀所主導的時間長短與影響大小不同而已，它們互相作用與感染，形成了我國近代女子體育觀的獨特演變軌跡。在倡導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中國近代，人們對女子體育所持的認識和觀念以及由此所產生的諸多社會問題與現象，既是體育運動自身多元化發展的結果，也透視著近代民眾對待新興事物和社會現象的態度與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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