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證《謀攻》，兼議其對當今國際博弈戰略思考的啟迪

江聲皖

疏證《謀攻》，兼議其對當今國際博弈戰略思考的啟迪

江聲皖

重解《謀攻》， 將“用智謀攻城” 釋為“用相對少的軍力損耗爭取相對多利益的戰略法則”，使“戰略決策法則”復歸原位，讓對“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解讀走上正途；明確“按順序選擇”是孫子“戰略決策法則”的最重要方法；領悟孫子戰略思維特點，以保戰略應對準確無誤。這樣理解，對當今復雜的國際博弈戰略思考會有所啟迪。

疏證 謀攻 戰略決策 國際博弈

人們公認《孫子兵法》是東方戰略思想的奠基之作，連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在他88歲時推出的《論中國》中都承認，他正是從孫子思想中探尋到了中國人的戰略思維模式。

通常，研究者們認為，整部《孫子兵法》中，到處都有運用戰略思維揭示戰爭規律及解決戰爭相關問題的論述；而有的人則確定，孫子的戰略思想主要集中表達在《孫子兵法》的前三篇。那么，在《孫子兵法》中究竟有沒有專門討論戰略問題的篇章呢？

答案是肯定的，其第三篇《謀攻》便正是如此的一篇專論。只是因為古代注家們對《孫子兵法》的誤讀與錯解，才使得這樣一篇在戰略層面上的文章有了“用智謀攻城”的一個譯名，成了一篇似乎是討論戰術問題的文章。

盡管現代研究者對上述題解有所修訂，但還是未能準確地闡釋出孫子真實的戰略思想、決策程序及衡量戰略決策正確與否的標準，因而繼續誤導著國內外的讀者?；粮窬驼J為孫子的戰略思想是“強調取勝以攻心為上”①韓勝寶：《孫子兵法全球行: 基辛格從<孫子>探求中國戰略模式》，中國新聞網， 2013-12-24 09:30。。而有一些本身傾向于采取極端手段，且又極具冒險性格的人，甚至以為中國人的戰略思維模式就是“詭道”，從而模糊了策略與戰略的概念界限。 他們所聲稱的對付中國的辦法，似乎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最大的特點……都是想用恐嚇的辦法推銷自己未來政策。而且他的言行包裝得很嚴實，讓你琢磨不透，這個套路或可稱為‘神秘戰略’”②阮宗澤：《中美關系已不是說翻就翻的“小船”》，《環球時報》，2017年1月16日，第14版。。

綜上所述，疏證《謀攻》很有現實意義。因為面對著重新動蕩起來的世界形勢，如果能通過重新考證、辨析《謀攻》已有注釋，讓孫子真實的戰略思想得到各類讀者的正面理解，則必然對他們進行復雜的國際博弈戰略思考有所啟迪。

一、 重解篇名，讓孫子的“戰略決策法則”復歸原位

《孫子兵法》第三篇的篇名為“謀攻”， 應該如何解釋，如何翻譯呢？

古代，張預沿用了杜牧的注解，是這樣解釋的: “計議已定，戰具已集，然后可以智謀攻，故次《作戰》?！崩铙軇t認為:“合陣為戰，圍城曰攻。以此篇次《(作)戰》之下?！雹贄畋玻骸妒患易O子校理》，中華書局，2009年，第44頁。

現代注家中，李零教授認同這種看法，認為: “前三篇，講廟算 、野戰 、攻城，是‘戰爭三部曲’?！薄啊吨\攻》是講攻城，講完野戰講攻城。戰爭三部曲，攻城是最后一步?！雹诶盍悖骸段ㄒ坏囊巹t》， 北京: 三聯書店，2010年，第35頁，第79頁?？梢钥闯?，他們對于《孫子兵法》前兩篇的理解早就有了偏差，所以解到這里，便自然而然地要以“用智謀攻城”來作為對該篇篇名的解讀。

為何要說他們對于《孫子兵法》前兩篇的理解早就有了偏差呢？因為《孫子兵法》首篇的《計》介紹并論證的是“國際軍力評估”，所陳述的，確可稱之為一個“軍力評估體系”，只可惜我們常常把它誤讀成了一段“政論”，或喧賓奪主地把孫子提前附帶論及的“詭道”擺上了主席。

而第二篇《作戰》，我們通觀全篇文章，可以發現孫子從頭到尾談及的有戰斗力問題、軍需問題，有國力和民力問題，還有繳獲的物力、俘獲的人力處理問題，總之都是有關軍事實力的增強或削弱的問題。由此可以推理出孫子想要創立的應該是一套“適應戰場變化的、關乎軍力增強減弱的計算公式和處置規則”。

而“作”， 正是可解釋為“創立”“制定”的。參考古代書面用語的“作法”意為“制定法律”，“作罰”意為“制定刑法”，“作刑”意為“制定刑罰”；且《漢書·刑法志》“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一句中，將“作刑”與“制禮”并列，可見其在古代已成為一種造句的語法格式。所以，我們應該把孫子的“作戰”譯為“制定戰時軍力計算及處置法則” 。

而上述注家居然望文生義，直接就把孫子擬為篇名的“作戰”譯成了“野戰”， 所造成的偏差便不但顯而易見，而且又自顧沿著這“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思路來推論第三篇篇名的含義，就難免要“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了。

自然不光是我，也有人并不同意這幾位注家的意見，認為:“謀攻，一說謀劃進攻，不確。應理解為以謀略勝敵。王皙注: ‘謀攻之利害，當全策以取之，不銳于伐兵攻城也?！@正確地揭示了孫子本篇的主要旨趣?！雹埸S樸民：《白話孫子兵法》，長沙：岳麓書社，1991年版，第28頁。

王皙的注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否就已經“揭示了孫子本篇的主要旨趣”了呢？

現代注家認同王皙的理由是“‘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是孫子所追求的軍事藝術的最高境界，也是全篇的中心思想”④同上。。

然而孫子在這篇討論兵法的文章中，他所專門討論的命題，即中心思想，是否就是“上兵伐謀”與“不戰而屈人之兵”呢？可以肯定地說，不是。因為在不同的段落里，孫子一直在對不同的戰爭形式或戰斗形式進行著比較，并對釆用不同的戰爭形式或戰斗形式的選擇，一一作出了明確的排序。很明顯，這樣的選擇才正是一種戰略決策，孫子所給出的選擇排序，便正是其戰略決策的重要方法。

而孫子所給出的這種排序，亦即戰略決策的選擇依據又是什么呢？孫子所呈現于讀者眼前的研究成果是：“……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p>

請注意，孫子在這里實際上已經明確地給出了“謀攻”的定義，是本就不需要我們像猜謎一樣來苦思冥想的。

那么，何為“兵頓” 呢？這并不難，“頓”同“鈍”，“兵頓” 就是“兵鈍”， 原本是指軍隊疲憊、困乏的意思，具體到這里講的便是軍事力量的耗損。而“兵不頓”，即軍隊尚未疲憊、困乏，意思是軍事力量沒有大的損耗，或者是說其耗損的量相對較少，盡可能地少。

又何為“利全”呢？ 我以為許多注家對《孫子兵法》的誤讀就源自于把“利全”機械地理解為“全利”，解釋為“獲得全部利益”。而“利可全”中的“利”自然是利益，這并不錯；但“全”，原為“仝”，據《說文解字》注釋：“仝，完也，從入從工?！?又注:“仝，從玉，純玉曰全?！笨梢娝瓰閯釉~，最初，便特指“玉，由玉胚加工成純玉”， 即是從玉胚中“完成”取純玉的任務，或從玉胚中“盡可能完整地取得純玉”的意思。

很明顯，純玉并非是整個玉胚的全部，而只是取玉人所應取得的一個部分。那么，“利全”翻譯成現代漢語的意思是“應取的利益應相對多地爭取得到”，而用現代經濟學術語來表達，就是“謀取利益的最大化”。

“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边@句話連起來便可翻譯成:“所以，用相對少的軍力損耗去爭取相對多的利益，這就是‘謀攻’的法則呀！”

而“謀攻”正又是該篇的篇名，因此我認為其篇名應該沿用孫子自己的定義，寫成“用相對少的軍力損耗爭取相對多利益的戰略法則”。并進而明確，這才是孫子在這一篇中論述的主題，亦即中心思想。

不同的閱讀者，由于對文章主題判斷的差異，必然會產生其心得體會上的不同。而就文言文的閱讀來說，現代讀者往往將注釋視為登山路標，如果路標發生了錯誤，讀者便將不能準確地沿著作者所開拓的思路登頂，無法進入作者所展示的思維境界，從而獲取作者所要給予的最重要的思想果實。

就因為后代注家未能準確領悟“謀攻”這個主題，所以，學術界一直有一種傾向，把孫子描繪成是超現實的理想主義者，誤以為他偏執地追求“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所謂最高境界。殊不知孫子恰恰是一個思想深邃的現實主義者，他提出的是從博弈方式的選擇上，去尋求確保利益最大化的法則。令人扼腕的是，這樣的誤解已導致孫子“用相對少的軍力損耗去爭取相對多利益”的戰略思想被長期擠出了主題的位置。

由此，也可以看出，《謀攻》仍需要進一步疏證，以復原孫子真實的觀點。而且，孫子這“戰略決策法則”一旦復歸原位，也必將給當今國與國之間博弈的戰略思考帶來極為有益的啟迪。

2016年，世界出了太多的“黑天鵝事件”:土耳其未遂政變、英國脫歐、全球民粹主義的再次興起……這就注定了2017，乃至之后若干年的不同尋常。因為以往根植于世界秩序的確定性在嚴重動搖，國與國之間的博弈正朝著劇烈化、危機化的方向滾動，各國政要及其民眾所面臨的戰略決策迫切性瞬即增強，人們都在嚴肅思考，在如此利益沖突加劇的形勢下，如何看懂世界，如何作出戰略決策。

二、疏理首段，讓對“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解讀走上正途

《謀攻》的首句為“凡用兵之法”。在孫子的筆下，會經常出現“用兵之法”這句話，但在不同的篇章段落，此話應有不完全一樣的含義，如果籠統地譯為“兵法”或“戰爭指導法則”，便不能準確地領悟孫子的旨意。具體到這一句，我在前言中已有論證，孫子所講的是“戰略決策法則”。

顯而易見，“戰略決策”與“用智謀攻城”完全是不在一個層次上的思維法則。首先是思考者的職責不同，一個在戰略層面上，面對的是整個博弈角力的大局，肩負的是通盤的、長遠的盈虧勝負；而另一個則在戰術層面上，面對的是具體的戰役或戰場，肩負的是局部的、眼前的得失輸贏。

問題不僅僅如此，對于《謀攻》首句中的“全國為上，破國次之”，曹操注道：“興師深入長驅，距其城郭，絕其內外，敵舉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敗而得之，其次也?！雹贄畋玻骸妒患易O子校理》，中華書局，2009年，第44頁。

此為舉例說明，但前半句也只走進了“用智謀拒敵”的“山腰”； 而后半句“敵舉國來服”卻制造了千古歧義，從而留存遺惑，竟使后輩注家無法走上孫子所開拓的正途。

歧義之“歧”， 便是“故舉國來服”之 “服”是否就是“降服”？

因為這就牽涉到后邊一句中的“不戰而屈人之兵”。 對此，后代注家受曹操的影響，多將“屈”注為“降服”。

這就不但誤導了古人，也還誤導了今人，因為它可能讓人陷入“霸權”式的思維。而這種“霸權”式思維定式的危害，不光在中國，在世界的范圍里竟也都能尋找到能說明問題的事例。

倘若強國統帥一旦把“屈人”二字機械地理解為“降服”， 便有可能把問題絕對化，從而動搖原本設定的“不戰”立場，最后要情不自禁地滑入熱戰的烈火中去。

2002年開始，美國先是以伊位克隱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主義為理由，調集大軍部署在伊拉克邊境。薩達姆從風而靡，迫于大軍壓境，竟一反其驕橫霸道的本性，開放位于各地的總統行宮，任由美國撐腰的武器核查小組核查武器，拱手交出一大部分石油收入，由聯合國代為購買用于人道主義救援的物資。我以為，依據孫子的標準，這便已算“屈人”。

然而，正所謂水漲船高，美國政府卻又趁勢修訂了原先設立的目標，提出要鏟除薩達姆政權，幫助伊拉克人民建立一個自治的政府，并決意要讓薩達姆降服于自己。為此，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什對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發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和他的兒子在48小時內離開伊拉克，否則便將命令部隊投入戰斗。

薩達姆不肯如此降服，小布什自然也不能失言。于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殘酷戰爭便不幸開始了。

實際上，降服只是諸多“屈”形式中的一種。而“屈”，便正如《正字通》所言：“凡曲而不伸者皆曰屈?！?就是說，凡是讓對方改變了自己的意愿，向自己作出了某種程度的妥協，便都可理解為“屈人”，便都達到了自己的戰略目標。任何戰略目標都是有限度的，而并非一定要對方“降服”，方才可以罷休。

統觀孫子全文，其“全國”是對“破國”而言，“全軍” 是對“破軍”而言，“全旅”是對“破旅”而言，“全卒”是對“破卒”而言，“全伍”是對“破伍”而言。而“破”，自然指的是用武力擊碎對方而后取得利益。那么與之對應的意思便是不用武力擊碎而后取得的相對多的利益。至于如何取得，“使之降服”應只是所取得利益中的一種方式，之前還有讓對方，甚至是雙方作出了各種程度的妥協的選擇方式，因而對此不宜作單一化的定義。

如此一理解，孫子所言的戰略決策排序的意思就明朗起來了，這便也與“兵不頓而利可全”的“謀攻”之法貫通。否則，其弊病是譯文的行文始終不通暢，而最重要的是，孫子的戰略決策排序的方法和用相對少的軍力損耗去爭取相對大利益的思想便被埋沒了。

世界上有“霸權”意識的人往往不能理解這一點，在遇到國際沖突的時候，不肯作出相向妥協，甚至不滿足于對方所作出的某種程度妥協，而是一味地要求人家臣服，才肯了結爭端。因而這就造成了許多地區矛盾激化，戰亂紛爭不斷的局面，加劇了世界形勢的重新動蕩。

“不戰而屈人之兵” 只是孫子提出的“戰略決策”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選擇項，以孫子所制定的“用相對少的軍力損耗去爭取相對多的利益”的法則來衡量，它無疑是一種最為理想的選擇。所以孫子要稱之為“善之善者也”。

然而，“真理只要向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會成為謬誤”①列寧：《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0～211頁。。如果你一定要把“不戰而屈人之兵” 理解為“我不妥協你妥協”，或是“我講講狠話你就要降服”的話，那就嚴重地扭曲了孫子的法則了。

要弄清這個問題，便還要回到對原文的疏證上去。孫子所說的“五全”與“五破”，到底是講自己還是講敵人？李零教授認為：“這里講的‘全’ 和‘破’卻不是我方的‘全’ 和‘破’，而是敵方的‘全’和‘破’?！?/p>

這還是誤解，因為孫子筆下的“全”與“破”做的是成本計算。從成本計算的角度來看，敵方的“全”與“破”中，必然包含了我方的“全”與“破”。 甚至可以說，講到底，孫子著眼的必然還是我方的“全”與“破”。②李零：《唯一的規則》，北京: 三聯書店，2010年，第87頁。

其實，孫子并非是一個戰爭學領域的理想主義者，這頂桂冠便也證明了后人對他軍事著作的誤讀。應該鄭重指出，他筆下的“戰略決策”的理想選擇，或有人稱之為的軍事藝術最高境界，恰恰是建立在科學的軍力計算的基礎上的。而不可能幻想出一個，“可全方位攻擊別人”，自己卻“無能量損耗”的“利維坦”。③《利維坦》試讀：導讀 國家是什么 https://book.douban.com/reading/10487459/

三、疏解第二段，對孫子的“戰略決策排序法”重調焦距

2017年4月10日，來訪的新一屆美國國會代表團帶來了他們的“重磅”問題，“如何避免正在崛起大國與已經存在大國的沖突”。對這一提問，李克強闡述道，經歷20世紀兩次慘烈的世界大戰后，人類從中汲取了深刻教訓，建立起以聯合國為基本框架的國際體系， 70多年來維護了世界和平，沒再發生世界大戰。并指出“人類文明已經發展到今天，如果再發生大規模戰爭，那就是人類智慧的失敗”④美議員帶“重磅”問題而來 李克強一一坦誠回應.[EB/OL].http://news.sina.com.cn/c/2017-04-11/docifyecfnu8118506.shtml。

而這樣的“人類智慧”中，便也應包含著孫子的戰略決策排序法所給予的啟迪。

《謀攻》第二段首起第一句就是“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p>

以前的注家將“上”注作“上策”。這雖不能說錯，但如此簡單地理解，對讀通、讀懂孫子的這篇文章是有障礙的。

“上”與“次”，確是可作上策與下策來理解的，但《說文》對“次”有兩種解釋：“不前、不精也。不前，是次于上也，不精，是其次也?！甭撓瞪舷挛?，孫子對“伐謀”與其后的“伐交”“伐兵”“攻城”判語的主要的意思還是“不前”，即把“伐謀”作為“上”，作為擺在前邊的首選方案，而把另三者作為“次”，是依次序擺在后邊的候選手段。如此一理解，孫子所言的戰略決策排序的意思就明朗起來了。否則，就只有單純的上、下，優、劣的理解，而要錯過了對“按順序選擇”的領悟。

而這樣的“按順序選擇”便正是孫子“戰略決策法則”的重要內容，或也可講是最為重要的方法。我們只有重調焦距，才能對孫子的“戰略決策排序法”有清晰的認識。

“伐謀”，就是謀伐，即以戰略思維統籌全局。這最重要，因為它從根本上影響全局的勝負。歷史上最為有說服力的例子便是二戰時日軍的“偷襲珍珠港”， 日本在取得戰役上勝利的同時，卻為整場戰爭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而“其次伐交”，史上李荃仿曹操注，將其解釋為“伐其始交也”①楊丙安：《十一家注孫子校理》，中華書局，2009年，第47頁。。其實，伐交，就是交伐，即以外交的手段與對方展開博弈。在孫子看來，外交其實便也是兵法中的一項內容，他是很明確地把對外交手段的選擇，擺在派兵動武和攻打城邦之前的。

但何為“伐交”，孫子在本篇中卻沒有作詳細說明，所以后代注家便圍繞著“外交”這個詞，各自加以注解，但都并不準確。因為孫子在《九地》篇最后一部分已對此作了進一步明確的闡述和補充。首先，既然是“伐交”，便既與外交有關，但又有別于和平時代較為純粹的外交。它表現在目的上，便應與“其交不得合” 和“拔城隳國” 這兩個目標有關聯。

其次是講“伐交”所應堅持的原則。第一項原則是“不爭天下之交”，亦即“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偟囊馑际?，不了解諸侯列國的真實戰略意圖，就不要倉促地、輕率地、輕易地去爭著同天下的某個諸侯結盟。這是一種謹慎的結盟政策，既不是“不結盟”，也不是“急結盟”“永結盟”“濫結盟”，而是冷眼觀世界，謹慎從事，把結盟建立在“知諸侯之謀”的基礎上。

第二項原則是“不養天下之權”，即光明正大，不搞陰謀詭計。國與國之間的交往，誠實和信任最重要，在別人的國家里培植自己的勢力，到頭來往往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因為國家總有自己的國家利益之所在，凡是做別國的“代理人”，其勢力最終必為國君或國民所唾棄，從而使培植它的“別國”竹籃打水一場空。

第三項原則是“信己之私”，即要堅持自己的戰略意圖不動搖。信，即伸，申明。宣示自己的戰略意圖，不懷疑，不動搖。這很重要。

第四項原則是“威加于敵”，即把由實力構成的軍事威懾力量擺在敵人的面前。這是硬指標，在國家林立的時代，沒有實力，一切都免談；但雖有實力，卻形不成軍事威懾力量，則也難以服眾；雖有軍事威懾力量，卻急于化威懾為實戰，則不但欲速不達，而且有可能弄巧成拙，甚至變作了黔驢之技。

四、辨析尾段，領悟孫子戰略思維特點，以保戰略應對準確無誤

對于我的疏證，有人可能會質疑，你把兵法中的幾乎所有問題都與計算掛上了鉤，這符合孫子的原旨嗎？這吻合古代學者的思維特征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從另一部也以孫子命名的著作講起。這部著作叫《孫子算經》，是中國古代十部算經之一，編撰年代不詳。作者孫子，生平不詳。而列于其后還有一部《五曹算經》。清代的學者朱彝尊在他的《曝書亭集·五曹算經·跋》中說: “相傳其法出于孫武，然孫子別有《算經》，考古者存其說可爾?！边@是因為在“五曹”的分類中有“田曹”，所收的問題是各種田畝面積的計算；有“兵曹”，是關于軍隊配置、給養運輸等的軍事數學問題, 所以便有人通過考據，認為“相傳其法出于孫武”。而朱彝尊卻確認孫武自己已著有一本《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其法是否出于孫武，并不十分重要，考古者只須保有這樣的看法就可以了。

繼而朱又在《孫子算經·跋》中考證道:“《孫子算經》首言度量所起，合乎兵法‘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之文。次言乘除之法，設為之數，十三篇中所云廓地、分利、委積、遠輸、貴賤、兵役、分數，比之《九章》方田、粟米、差分、商功、均輸、盈不足之目，往往相符。以是知此編非偽托也?！币蚨J為《孫子算經》以“孫子”為名，并非偽托，其作者也就正是孫武。

當然，在沒有發現新的考古證據之前，我也不能就沿用朱彝尊的考據結論。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孫子算經》的一些重要觀點便代表，或者更準確地說，應是較為接近孫武那個時代某一些學者的思維特征的。這些學者往往首先關注自然，而后“會天道人道”，即把從對自然觀察中得來的科學知識或聯想，融會貫通到社會科學或對社會秩序的處置法則中去。

那么，《孫子算經》有一些什么樣的重要觀點呢？

這位“孫子”在他的《孫子算經·序》中寫道: “孫子曰：夫算者：天地之經緯，群生之元首，五常之本末，陰陽之父母，星辰之建號，三光之表里，五行之準平，四時之終始，萬物之祖宗，六藝之綱紀。

稽群倫之聚散，考二氣之降升，推寒暑之迭運，步遠近之殊同，觀天道精微之兆基，察地理縱橫之長短，采神祇之所在，極成敗之符驗。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

立規矩，準方圓，謹法度，約尺丈，立權衡，平重輕，剖毫厘，析黍絫。歷億載而不朽，施八極而無疆。

散之者，富有余；背之者，貧且寠。心開者，幼沖而即悟；意閉者，皓首而難精。夫欲學之者，必務量能揆己，志在所專，如是，則焉有不成者哉！”

從這些觀點，我們不難看出，這里的“算”的意義，不僅僅是我們現代的數學計算的意義，更是包括了邏輯推理、綜合運籌、出謀劃策等等意義的。這個意義還保存在當今“算命”“人算不如天算”等詞語中。這位孫子的觀點認為，天下萬物，計算是其祖宗；人間百事，計算是其稽考觀察的依據；規矩、方圓、法度，都須依計算而立，而準，而謹；窮理究情，剖析毫厘，則歷億載而不朽，施八極而無疆，亦即歷經億年而依舊可以成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超越國界的原理。

從《孫子兵法》的字里行間可以看出，孫子也信仰仁義道德，但他與儒家不同。儒家是把仁義道德的規則作為論據的，習慣把這些規則作為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手段、工具或教條。而孫子在這論證程序上，卻正好是倒過來的；或者說，即便要把仁義道德作為計算的指標、因素，也是從國力的合成和削弱上來估價它的作用的。因此，孫子要把是否付出了相對少的損耗和是否得到了相對多的利益來作為判斷戰略決策正確與否的衡量標準。

孫子在其《謀攻》篇的最后一段，鄭重地介紹了一種軍事預測公式，他寫道:“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p>

這段話早已成為千古名言，真可謂“歷億載而不朽，施八極而無疆”了，但究其實質便是一個關于戰爭勝率問題的演算公式: 知彼知己，勝率為百分之百；不知彼而知己，勝率為百分之五十；不知己不知彼，勝率為零。

而且，關于這個勝率的演算公式，孫子在其第十篇的《地形》中還有一個重要的補充:“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p>

同樣，在《謀攻》篇中，孫子也寫道: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迸c傳統詮釋不同的是，我這里要特別強調，孫子的“輔周”并非泛泛而談，他所說的將領對國君的輔佐，必須同時照顧到兩個方面是有其具體內容的，即不是單純的“戰勝”即可，而是要“利可全”而“兵不頓”。就是說既要爭取到最大的利益，又應該不用或只付出最少軍力損耗的代價。

孫子的“輔隙”也并非泛泛而談，同樣是有其具體內容的。即指的是一般將領通常持有的“單純軍事觀念”，總認為只要幫助國君把仗打贏了就行，至于付出了多大代價，對國力是否增損，便都與做將領的無關。孫子鄭重指出“輔隙則國必弱”，即輔佐者考慮問題有漏洞，不能用最少的軍力損耗去爭取最大的利益，去爭取長遠的利益，國家就一定衰弱。

從發展的眼光來研讀《孫子兵法》，在現代社會，“戰而讓人臣服”往往雙輸，“不戰而相互妥協”，方有可能雙贏。因為現代的武器裝備及居民的生產生活環境，只要一戰，便不可能“付出最少的軍力損耗”； 而理智地“相互妥協”， 雙方完全有可能各自精準地取得屬于自己的“最大利益”。

（責任編輯：周亨祥）

AnnotatingAttacking by Stratagemand Concurrently Reviewing Its Enlightenment on the Present-day Thinking of International Gaming Strategy

Jiang Shengwan

When re-interpretingAttacking by Stratagem, we can explain “attacking a city with stratagem”as “the strategic tactics of gaining more interest with less military loss”, which returns th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principle to its original place, makes a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breaking the enemy’s resistance without fighting”, makes it clear that “selecting according to the ord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 in Sun Zi’s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principles, and understands Sun Zi’s strategic thinking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accurate strategic response. This kind of understanding has enlightenment on the present-day strategic thinking of the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gaming.

B22

A

2095-9176（2017）03-0078-08

2017-02-13

江聲皖，安徽廣播電視大學黃山市分校遠程教育應用研究所所長。

Kew Words:Annotating; Attaching by Stratagem;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Gam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