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兵學的實用理性探析

張文杰 趙 璐

中國古代兵學的實用理性探析

張文杰 趙 璐

實用理性是中國文化的顯著特點,也是中國特有的民族智慧和民族心理結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古代兵學同樣具備實用理性的特征，它始終以戰爭現實為基礎，并貫穿著一種冷靜而理性的態度和現實而客觀的思維，形成了現實主義的戰爭觀、知行統一的戰爭指導以及樸素辯證的戰爭思維，并以此推動中國軍事文化以及社會的變革和發展。

古代兵學 實用理性

中國的傳統文化， 具有鮮明的務實事、戒空談的經世致用特點，李澤厚先生將這一特點概括為“實用理性”。他在《漫說“西體中用”》一文中說：“所謂‘實用理性’就是它關注于現實社會生活，不作純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讓非理性的情欲橫行，事事強調‘實用’、‘實際’和‘實行’，滿足于解決問題的經驗論的思維水平，主張以理節情的行為模式。對人生世事采取一種既進取又清醒冷靜的生活態度?！雹倮顫珊瘢骸吨袊F代思想史論》，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342頁。以《孫子兵法》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兵學伴隨著中國古代長期繁復的戰爭而誕生，在先秦時期就已達到后世不可企及的高峰，并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而不斷完善。在這一過程中，它始終以戰爭現實為基礎，并貫穿著一種冷靜而理性的態度，這也正是李澤厚所說的“實用理性”。

一、現實主義的戰爭觀

戰爭觀是對待戰爭的基本態度。中國兵家的戰爭觀深受實用理性觀念的影響，深深根植于中國的現實戰爭活動，呈現出理性、冷靜、進取、功利的現實主義態度。

中國古代兵學強調冷靜理性的慎戰觀。自炎帝、黃帝以來，中華民族歷史上戰爭頻繁發生，從未間斷。最為典型的是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爭霸、戰爭頻仍，孟子形容為“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上》）。老子也認為“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后，必有兇年”（《老子·三十章》）。對于這個不斷吞噬人的生命和消耗社會財富的戰爭怪物，人們本能地加以譴責和排斥。但它作為一個客觀存在，并不因人們的美好愿望而消失。在這一問題上，先秦兵家表現出清醒而理智的現實主義態度。他們不是簡單地譴責戰爭、排斥戰爭，而是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的立場上，高度重視戰爭在整個社會生活中難以抹去的重要意義，號召人們積極研究戰爭?！秾O子兵法》開宗明義：“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保?《孫子兵法·計篇》）認為戰爭是國家的大事，關系到軍民的生死、國家的存亡，是不可不仔細研究的。先秦兵家重視戰爭，但并不是好戰者，他們對戰爭采取十分謹慎冷靜的態度。孫臏提出“惡戰者，兵之王器也”（《孫臏兵法·篡卒篇》），認為不好戰才是用兵的根本。孫子從慎重對待戰爭的觀點出發，要求對軍事問題，特別是軍事預測問題，必須進行認真的分析和研究，進行“廟算”，“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孫子兵法·計篇》）。反對戰爭受任何情感上的制約和影響，指出“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因為“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孫子兵法·火攻篇》 ）

中國古代兵學強調實用的利益觀。在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取向上，“義”和“利”總是對立出現的。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主張“重義輕利”“君子不言利”“安貧樂道”。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的戰爭，也往往以“吊民伐罪”的“仁義之師”的形象出現。而以孫子為代表的兵家，則不能無視利益的存在，因為戰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求利?！袄弊衷凇秾O子兵法》中出現了多次，可以說是孫子兵學思想的理論起點。孫子開篇就提出“因利而制權”（《孫子兵法·計篇》），也就是認為一切軍事行動要根據是否有利而靈活應變。在決定是否開戰的原則上，孫子提出的第一個原則就是“非利不動”“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孫子兵法·火攻篇》），認為利益是決定戰爭行動的重要標準。他公然宣稱戰爭的目的是“掠鄉分眾，廓地分利”（《孫子兵法·軍爭篇》）、“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孫子兵法·虛實篇》）等。需要說明的是，孫子所提出的“利”并非個人的私利，而是事關國家、軍隊的“大利”。與儒家相比，在利益方面，古代兵家以解決根本問題為出發點，關注現實價值，善于抓住戰爭的本質和目的，具有更為明顯的實用理性。

中國古代兵學強調“武表文里”的本質觀。戰爭作為階級社會的一種特殊社會形態，總是與一定階級的政治目的緊密聯系。中國古代兵家從社會現實和政治出發，已經樸素地認識到“戰爭是政治的繼續”這一本質問題?！段究澴印诽岢?，“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里”（《尉繚子·兵令上》）。以種子與株苗來比喻軍事與政治的關系，生動地揭示出了政治是根本、戰爭從屬于政治、戰爭是由政治派生出來的道理。它認為軍事上的勝利完全取決于國家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只有國家富足而安定，才能“戰勝于外”，也就是“兵勝于朝廷”。孫子也深刻地認為戰爭只是用來實現政治目的的手段，只要能夠達到目的，付出的代價越小越好，如果能夠用戰爭以外的手段解決問題，則是最完美的。他提出：“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孫子兵法·謀攻篇》）孫子非常重視政治對于戰爭的作用，他在決定戰爭勝負的五個因素中，把“道”放在首位，“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孫子兵法·謀攻篇》）也就是只有政治清明，上下一心，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吳起則指出山河之固“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史記·孫子吳起列傳》），體現了謀國治軍的高度智慧。

二、知行統一的戰爭指導

中國古代兵學之所以在先秦時期就達到高峰，幾千年后仍有借鑒價值，正由于它是以長期繁復的、劇烈的戰爭的現實經驗為基礎的。在戰爭中容不得搞空中樓閣的思辨遐想和不解決問題的空洞議論，思維的具體現實性和實用性的重要，在軍事領域比其他任何領域都更為突出。因此，中國古代兵學很早就具備了樸素唯物主義的特質，體現在不信天命，不信鬼神，重視經驗和認知，并能根據認知采取靈活的戰爭手段。

中國古代兵學的“知彼知己”——強調知勝之道。孫子提出，“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保ā秾O子兵法·謀攻篇》）認為要想立于不敗之地，或者是立于先勝之地，必須知彼知己，二者不可或缺，缺一不可。這就是孫子的知勝之道，也就是講對戰爭的認識必須建立在對敵我雙方的了解和正確把握的基礎之上，處理好知與戰的關系。一方面經過調查研究，獲得敵情、我情的真知；另一方面只有在真知的指導下，做到知戰統一，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這種“知”依賴于戰，又反作用于戰，知戰統一就能百戰不殆的觀點，深刻地揭示了戰爭指導的普遍規律。毛澤東給予這種觀點以高度評價：“中國古代大軍事家孫武子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并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的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輕看這句話?！雹佟睹珴蓶|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82頁。又說：“孫子的規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真理?！雹凇睹珴蓶|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第490頁。

中國古代兵學的“不可取于鬼神”——強調從實踐和經驗出發達到先知。中國遠古時代崇尚“天命”，認為一切由“天”“神”主宰。這種“有神論”“天命觀”起源于原始社會。即使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處理好君神關系也是當時一個重要的問題?！蹲髠鳌氛f：“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庇捎诒鴥磻鹞?，戰爭領域布滿迷霧，祭祀、占卜、鬼神、星相等大行其道。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以孫子為代表的古代兵家的唯物主義思想才顯得難能可貴。孫子明確指出，“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保ā秾O子兵法·用間篇》）認為要想到達到先知，不能夠聽信鬼神，不能類比猜測，不能證驗于天象，而必須通過間諜了解敵情。另外，必須具體地觀察、了解和分析各種現實情況。作戰要考慮人事、天時、地利等，即“道、天、地、將、法”，同時還要善于相敵，也就是進行戰場觀察，通過細微現象了解敵情。為此，孫子從實際出發，總結了32種“相敵”的方法。如通過鳥飛、獸跑、草動等自然現象觀察敵人的狀態。這些方法雖然古樸、原始，卻非常生動、具體和實用，真實地反映了春秋時代的戰爭特點。吳起也非常重視對敵我雙方的調查研究。在《吳子》中專門有《料敵篇》，其中有吳起與魏武侯的對話，吳起對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情況了如指掌，既能相互對比，又能從中客觀情況中引出主觀指導原則。他把戰爭客觀規律叫作“道”，認為“道者，所以反本復始”，“若行不合道，患必及之”。（《吳子·圖國篇》）

中國古代兵學的“因敵而制勝”——強調知與行的統一。孫子難能可貴的是，既強調通過實踐和經驗了解敵情，又不拘泥于所了解的敵情，而是要根據敵情的變化及時改變戰爭指導原則，以真正做到知與行的統一。他說：“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保ā秾O子兵法·虛實篇》）?！耙驍扯苿佟笔菓馉幹笇Щ畹撵`魂，是贏得戰爭勝利的重要法則。對因敵制勝思想傳承發揮最好的是宋代名將岳飛，他說：“陣而后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保ā端问贰ぴ里w傳》）明代的兵書《陣紀》也說：“所以善兵者，必因敵而用變也，因人而異施也，因地而作勢也，因情而措形也，因制而立法也?！雹伲勖鳎莺瘟汲迹骸蛾嚰o·因勢》。毛澤東則有更經典的理解和發揮。他說：“古人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個‘妙’，我們叫做靈活性，這是聰明的指揮員的出產品。靈活不是妄動，妄動是應該拒絕的。靈活，是聰明的指揮員，基于客觀情況，‘審時度勢’(這個勢，包括敵勢、我勢、地勢等項)而采取及時的和恰當的處置方法的一種才能，即是所謂‘運用之妙’?；谶@運用之妙……就能實現我對于敵的主動權，就能壓倒敵人而擊破之?！雹凇睹珴蓶|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4～4955頁。

三、樸素辯證的戰爭思維

中國古代樸素辯證思想源于西周“陰陽”之說。到春秋時期，樸素辯證法思想有較大的發展，表現在人們對事物普遍聯系的屬性的認識加深，對事物轉化的“節”與“度”的概念、事物運動對立統一的性質、事物發展循環往復的特征，都有較成熟的認識。在上述思想基礎和環境中，中國兵家的軍事辯證法思想得以產生，并具有自身的鮮明特點。

中國古代兵家思想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舍事言理，即超越具體的抽象性。舍事言理就是不拘泥于一個個具體事例，而是從中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規律、原則，因而具有較高的思辨性和哲理性?！秾O子兵法》不過幾千字，但其中的戰爭哲理博大精深，如“兵者，國之大事”的戰爭觀；“知彼知己”的戰爭認識論；“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觀；出其不意、攻其不備、避實擊虛、以逸待勞、兵貴神速、踐墨隨敵的戰略戰術原則，等等?？梢?，中國古代兵家對戰爭的思考已經上升到相當的高度，所以后來孫中山說：“二千多年前的兵書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的戰理。由于那13篇兵書，便成立了中國的軍事哲學?！雹邸秾O中山全集》第9卷，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65頁。

相比于中國古代軍事辯證法思想，西方古代軍事思想沒有達到這一高度。從古希臘到古羅馬時期，這一時期的軍事著作大多是軍事歷史著作。如古希臘時期色諾芬的《遠征記》（Anabasis）、希羅多德的《希波戰爭史》（The History）、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古羅馬時期愷撒的《高盧戰記》（Commentaries on the Gallic War）、阿里安的《亞歷山大遠征記》（Anabasis Alexandrou），等等。這些歷史著作就是完整地記錄一場戰爭，它的起因是什么，過程是什么，結局是什么，它沒有專門提煉出來，因而并不是戰爭理論著作。后來雖然有古羅馬弗龍蒂努斯的《謀略》（一譯《謀略例說》）一書，是較早運用史例闡發軍事思想的代表作之一，但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它還是戰史、戰例的羅列，不過是其編輯思想體現了某種軍事理論的色彩，可視為從軍事歷史向軍事理論的一個過渡。美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前所長柯林斯對這一個時期的西方軍事著作有一概括，他說：“19世紀以前的西方，只有極少數的創新在理論上有所著述。大多數人卻把寫作任務留給了事隔很久才動筆的歷史學家。而在這些歷史學家關于編制、武器、戰役、戰斗和戰術的冗長的著述中，只含著一鱗半爪的戰略學知識?！雹芗s翰·柯林斯：《大戰略》，戰士出版社，1978年版，第5頁。

中國古代兵家軍事辯證法思想，集中體現為抓住要害的“二分法思維”方式。⑤李澤厚：《新版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頁。李澤厚曾指出：中國古代兵家采取的思維方式，是以明確的主體活動和利害為目的，要求在周密具體、不動情感的基礎上盡快舍棄許多次要的東西，避開煩瑣的細部規定，突出而集中、迅速而明確地發現和抓住事物的要害所在。這一思維方式，就是“概括性的二分法思維方式” 。所謂兩分法的思維方式，就是用對立項的矛盾形式，概括出事物的本質和特征，如敵我、和戰、勝負、生死、利害、進退、強弱、攻守、動靜、虛實、眾寡等等，用以指導和謀劃主體的活動。怎樣來指導和籌劃主體的活動？即“相反相成”——主動采取對抗性的、逆向的思維方式或行動。許多戰略戰術原則即由此而來。如孫子所說，“兵者詭道”,就自己一方而言，要“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孫子兵法·始計》）。對敵而言，要“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孫子兵法·始計》）。要“我專敵分”，“避實擊虛”，“以鎰稱銖”，“以正合以奇勝”，等等?？傊?，要用兩分法的思維方式來思考戰爭、指導戰爭。更難能可貴的是，孫子認識到戰爭矛盾處在不斷發展變化之中，他說：“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孫子兵法·勢篇》）他就此推而廣之，得出結論：戰爭是變化無窮的，正確的戰爭指導應該是：“踐墨隨敵，以決戰事”（《孫子兵法·九地篇》），“戰勝不復，而應形于無窮”（《孫子兵法·虛實篇》）。

應該指出的是，中國古代兵家的辯證思維與希臘的辯證法、論辯術不同。它來源、產生于軍事經驗中，而不是來源或產生于論辯、語言中所發現的概念矛盾。這一辯證思維本身與世俗生活一直保持著具體內容的現實聯系，因而能夠把握事物的整體及戰爭矛盾運動的本質，使其具有冷靜理智的品質和較強的實用性。這也正是中國辯證思維的獨特之處。

如何在新時期的軍事和戰爭條件下汲取和傳承中國古代兵學的實用理性精神，是我們應該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

（責任編輯：劉慶?。?/p>

A Review of the Practical Rationalit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Military Science

Zhang Wenjie Zhao Lu

Practical rationality is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special national wisdom and ment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ty. 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ancient Chinese military science also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practical rationality. It always takes warfare reality as its foundation. A kind of calm and rational attitude and realistic and subjective thinking runs through it, thus forming a realistic warfare idea as well as the war direc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unity of the knowing and the doing and the dialectical war thinking, which promote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culture and society.

B22

A

2095-9176（2017）03-0107-05

2017-03-06

張文杰，國防大學戰略部教授、博士生導師；趙璐，國防大學博士研究生。

Kew Words:Ancient Military Science; Practical Ration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