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默許到鎮壓：“五四”時期的王占元及武漢學生運動

鄧慧娟

引 言

1919年爆發的五四學生運動，不僅在當時迅速橫掃全國，更是在日后對中國社會、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周策縱甚至斷言，不了解這個運動，“就不能充分理解現代中國的本質、精神和脾性”[注]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頁。。正因其如此重要，故在后世的研究中成了一個經久不衰的課題，研究成果稱得上汗牛充棟，基本經歷了解放前、建國初期、1990年代的繁榮期和當下的開拓期四個階段[注]代表性著作有1935年出版的伍啟元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合肥：黃山書社，2008年)，六十年代華裔學者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近些年來陳平原借鑒年鑒學派的方法，出版的《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海外也有一批相當成熟的成果，其中包括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舒衡哲的《中國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等。。除了相關通論性著作外，關于五四運動在不同地區的進展亦有不少著述和資料出版，對推進學術認知有所裨益[注]其中包括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歷史第二檔案館史料編輯部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張影輝、孔祥征：《五四運動在武漢》，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田子渝：《武漢五四運動史》，武漢：長江出版社，2009年；胡汶本：《五四運動在山東資料選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0年；天津歷史博物館、南開大學歷史系編：《五四運動在天津(歷史資料選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編：《五四運動在湖南回憶錄》，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龐守信、林浣芬：《五四運動在河南》，鄭州：中州書畫社，1983年，等。。同時對這一時期的代表性人物如胡適、魯迅、陳獨秀、梁啟超的研究亦非常豐富*代表性的著作有歐陽哲生的《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的現代闡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崔志海的《梁啟超與五四運動》(《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等等。。

通觀當下的研究可以發現，學界對于“五四”運動的研究多集中在以下幾點：作為運動中心的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五四運動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相關領袖人物及其思想研究；五四運動對現代中國的意義和價值。不過正如陳平原先生在其著作中所談到的：“承認5月4日天安門前的集會游行具有標志性意義，那么所論，當不只是‘思想啟蒙’，更應該包括‘政治革命’?！?陳平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0頁。五四運動在學界的研究中多被視為一場偉大的群眾運動，是民族意識的覺醒，是現代中國的開端，但正如馮筱才所說，人們往往將“群眾運動”與“群眾的運動”等同起來，而對于“運動政治之實際”缺乏足夠的關注*馮筱才：《政爭與“五四”從外交斗爭到群眾運動》，《開放時代》2011年第4期。。因此，作為政治事件的五四運動需要得到更好的再解釋，觀察的重點不應僅限于運動的中心城市和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對于武漢這樣的非中心城市和執政武漢的湖北督軍王占元在這一時期的態度進行考察，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知作為政治革命的“五四”及其在地方的運動過程。

本文擬通過分析處于特殊位置的王占元在五四學生運動期間的態度變化，突出作為地方長官的他在維護自身政治利益、維持地方安穩和追求政治聲望之間的矛盾。

一、王占元督鄂與“五四”前的湖北政局

王占元，字子春，山東館陶人(今屬河北)。早年畢業于天津武備學堂，還曾加入宋慶的毅軍*田子渝，等：《湖北通史·民國卷》，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3頁。。1895年投袁世凱所編練新建陸軍工程隊，任隊官、管帶、標統*湖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北省志人物志稿》，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第674頁。。辛亥后，黎元洪主政湖北，后由于二次革命，袁世凱借調黎元洪赴京并安插自己的心腹段祺瑞、段芝貴主政湖北。同時，為驅逐黎元洪離鄂，1913年4月王占元率軍駐湖北。1914年4月他被任命為湖北幫辦軍務，12月代理湖北軍務*田子渝，等：《湖北通史·民國卷》，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4頁。。并最終在與段芝貴的爭權中獲得勝利，1915年8月段調任奉天，王占元暫行代理湖北事務，雖然中央依舊任命了張錫鑾為湖北將軍，卻因王占元的阻礙未能上任?？梢姳藭r，握有兵權的王占元已有效地控制了湖北。到1916年1月王占元被任命為襄武將軍，接管湖北軍務，正式掌管湖北[注]《中國大事記》，《東方雜志》1916年第13卷第2期，第13頁。。同年7月他又兼任了湖北省省長，一時間將湖北的軍政大權全部攘于手中[注]《中國大事記》，《東方雜志》1916年第13卷第9期，第1頁。。雖然之后，湖北省省長由何珮瑢接任，但何乃是王的心腹，政事多聽令于王[注]湖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湖北省志人物志稿》，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第97頁。。

王接管湖北后不久，護法戰爭爆發，王占元采取了一貫的和稀泥做法，一面積極準備防務，另一面則與李純、譚延闿等協商，主張與西南方面調和，而主要目的則是維護武漢安定[注]《湘省之時局問題與財政》，《申報》1917年7月1日，第6版。。1917年11月18日，在馮國璋的授意下，王占元聯合李純、陳光遠發表電文，主張停戰和談，這也是作為湖北督軍的王占元為數不多的以全國大局為瞻的電文。不過不久，因護法戰爭爆發，黎天才、王安瀾、石星川等在湖北組織靖國軍，形勢陷入混亂，主張求和的王占元開始改變主意，作為湖北督軍的他顯然不能容忍轄區的叛亂，但若反對和談，暫不論與直系首領馮國璋[注]“王在北洋系中，與馮國璋比較密切，所以馮為江蘇督軍和代理總統時期，王占據湖北地盤得以穩固，后與江蘇督軍李純、江西督軍陳光遠并稱長江三督，威視睥睨一時?！币姟段宜赖耐跽荚嵧t遺稿》，轉引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資料選輯·51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79年，第252頁。無法交代，湖南的失守同樣也會危及王占元對湖北的統治，因此他只得提出將荊州、襄陽等暴亂地區化為治匪區域，不視為西南和議的范圍[注]《南京快信》，《申報》1918年1月17日，第3版。。這樣來回矛盾的態度，皆是以統治轄區的安寧為出發點。而這種處理動亂的原則，在1919年的武漢學生運動中體現得更為清晰。

隨著一戰結束，在各國列強主張以及國內呼吁和平之聲日沸的背景下，吳佩孚在湖南衡陽宣布停戰，1919年2月21日，南北和會在上海開幕。此前王占元等多次呼吁和談，因此在輿論界贏得了不少贊譽。但南北和會沒開多久，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就傳回國內，皖系的統治再次遭到了攻擊。此次和會牽涉多方勢力，即便是南北雙方內部意見亦不見統一，而其后事實更是證明，由皖系主導的安福國會選舉為總統的徐世昌竟意圖借這次和談取消國會[注]鄧野：《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23頁。。連國會任命的政府和國會意見都不能統一，更遑論本就作為反對黨的研究系、國民黨等派系。至于直系和皖系的矛盾早已存在，在護法戰爭和新國會選舉中，兩系公開發生沖突，南北議和破裂以后，矛盾又進一步激化?！拔逅摹钡谋l，無疑為直系提供了一次打擊政敵、撈取政治資本的時機[注]李新、李宗一主編，彭明、周天度，等著：《中華民國史·第三卷(1916—1920)》，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不過作為直系要員，湖北督軍的王占元，此時并沒有同吳佩孚一般直接站出來反對皖系，而是與同為直系要員的李純、陳光遠一樣，對和談和學生運動起初都采取了觀望的態度[注]李純和陳光遠觀望的具體材料，見《贛學界游行警告團經過紀》，《申報》1919年5月17日，第7版。。與吳佩孚的選擇不同，自然與王占元本人的性格有關，不過王占元所處的位置本就與軍人吳佩孚不同，他在學生運動期間身兼多重身份，要平衡多方勢力。相對于北京政府而言，其所管轄的湖北此時仍舊處于從屬位置；而相對于控制國會的皖系而言，王占元作為直系要員，處于對立位置；作為湖北督軍，一方面王占元有維護地方安穩的責任，另一方面作為政治人物，能否得到民眾和輿論的認同也是王占元需要考慮的因素。在這種多重身份的困擾下，王占元所管轄的湖北成了當時除京、滬地區外學生運動和鎮壓最為激烈的地區。

二、默許：學生運動初起與王占元之應對

(一)運動初起

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同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袁世凱在48小時之內答復。兩天后，袁基本接受日本要求，并在5月25日簽訂了中日協約。于是中國人民把“五月七日”、“五月九日”定為國恥紀念日，每年是日全國各地學生都舉行紀念活動，藉以激勵全國人民發奮圖強。

1919年巴黎和會外交失敗，5月4日北京爆發學生運動。5月6日，武漢報紙《漢口新聞報》首先對該事件進行了報道，此則消息即在武漢廣泛傳播開來。武漢學界得知此事，當即成立學生聯合會，后不斷開展學生運動。武漢雖不是五四運動的中心地區，但在這一時期也面臨著各派政治勢力的糾葛。

1919年“五七”前夕，武漢學生正在醞釀紀念“五七國恥”，籌印傳單，上街發散。各個學校都有籌備紀念活動，如中華大學預備舉行運動會[注]中央檔案館、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編：《惲代英日記》，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536頁。，但各紀念活動“并不是聯合行動，而是各個學校單獨進行”[注]鄭南宣：《“五四”運動在武漢》，1979年，見政協武漢市委員會文史學習委員會編：《武漢文史資料文庫·第一卷》，湖北：武漢出版社，1999年，第159頁。鄭南宣系五四運動中武漢中華大學學生代表，解放后曾任湖北省政協常委，是以本人認為該作者對武漢五四運動內情極為了解，有一定可信之處。。正值此時，武漢方面得知青島問題結果不良，民情為之嘩然。迨至5月6日，《漢口新聞報》報道了北京愛國學生舉行“五四”游行示威的消息，全鄂學界愈加激憤。約在5月9日，北京大學學生王長曜來武漢串聯，在中華大學演講，報告北京愛國運動的情形及北京賣國政府的屈辱無能。聽報告的各校學生代表群情激奮，紛紛回校組織同學，發電文支援北京學生[注]鄭南宣：《“五四”運動在武漢》，1979年，見政協武漢市委員會文史學習委員會編：《武漢文史資料文庫·第一卷》，湖北：武漢出版社，1999年，第160頁。。在王長曜指導下(后又派兩代表羅少卿、張伯謙，北京師范28人共同指導了武漢學生運動)，武漢各校幾經開會商討。10日中午開武昌十五校代表會議，進行“手續之議定”[注]《武昌十五校代表召開會議》，《漢口新聞報》1919年5月12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7-48頁。。12日晚又開會議成立武昌學生團[注]《武昌學生團代表會議》，《漢口新聞報》1919年5月15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5頁。，發表《武昌學生團宣言書》[注]《武昌學生團宣言書》，《漢口新聞報》1919年5月14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0頁。，致電美國總統和陸專使[注]《武昌學生團致電美總統、陸專使》，《漢口新聞報》1919年5月13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53頁。。14日開聯合大會，議定學聯章程。最終于17日下午，在中華大學開會，正式成立武漢學生聯合會，并決定向督軍和省長請愿。

17日會議結束后，各校26名代表先赴省府求謁，時任湖北省長的何韻珊因公務繁忙，派政務韓廳長(山東人)代為接見，韓廳長對學生的態度十分溫和，“優禮有加，語極和藹”[注]《武漢學生聯合會成立概況》，《大漢報》1919年5月19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63頁。，在談話正式開始前便代表在鄂的軍、商、政各界的山東人，表示對學生的愛國舉動表示感激[注]《武漢學生聯合會成立概況》，《大漢報》1919年5月19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63頁。，以拉近與學生的關系。在韓廳長的溫和態度的鼓勵下，學生代表高鴻縉提出了學生聯合會通過的四項要求：(一)本會聯合組織經過，成立情形，懇請立案維持；(二)懇準發行印刷品，提倡國貨，鼓勵國民愛國思想；(三)懇請協電政府，力爭青島，并請將本會各電，飭電局一律拍電，嗣后不得再有扣留情事；(四)懇準組織游行大會，露天演說，伸張民氣，喚起一般下等社會及無學識等人愛國之精神[注]《武漢學生聯合會成立概況》，《大漢報》1919年5月19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63頁。。學生代表報告后，韓廳長當即表示，前兩項或許可以同意，但第四項“誠恐滋生事端，萬難準行”[注]《武漢學生聯合會成立概況》，《大漢報》1919年5月19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63頁。。見此，學生代表紛紛起立，堅決要求批準此四項，并表示“誓必達到目的”[注]《武漢學生聯合會成立概況》，《大漢報》1919年5月19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63頁。。學生態度十分堅決，韓廳長亦堅持學生代表的第四項要求不敢擅自答應。但為安撫學生，韓廳長表示會稟明省長，明日再為答復，談話結束后更是親自送學生出署。各校代表沿長街至督署，求謁見王督軍。抵軍署時已下午6時余，由軍署副官長代為招待，詢問來意，答督軍因公外出，請各代表于明日(即18號)上午8時再來署謁見。于是，各代表始分途而歸[注]《武漢學生聯合會成立概況》，《大漢報》1919年5月19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63頁。。軍、省兩長皆不接見學生代表，而派其下屬代為接見，但其下屬對學生的態度都十分客氣，兩位接見者此番態度實受督軍王占元之指示，可見王占元此時對學生的態度是客氣、溫和的。這與他此前對待學生游行的態度是截然相反的。王占元不管是對學生運動還是對工人運動都是毫不手軟，當即鎮壓的。五四運動發起者之一的鄂籍北大學生方毅就曾因“反對廿一條，響應留學日本回國學生組織救國會，被當時鄂督王占元偵捕”[注]安可仰：《“五四運動”是怎樣掀起的？》，《春秋》1979年總第524期。。再者觀察1918年以來王占元在鎮壓武漢當地的工人游行中的表現[注]觀《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張影輝、孔祥征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有關五四運動前夕武漢工人的罷工斗爭的相關新聞報道，王占元對工人運動是不贊成且嚴厲鎮壓的。，可知作為督軍的王占元對于此類有可能擾亂當地治安的學生運動是極不贊成的。而王占元此時對學生如此客氣，概因王占元不僅是湖北督軍，還是與皖系爭鋒相對的直系要員之一，而此時的學生運動的斗爭對象又是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在不觸及自身利益的情況下，王占元選擇以客氣、溫和的態度對待學生。

(二)默許大游行

18日早8時，武漢學生聯合會公舉代表蘭芝濃、高鴻縉等4人晉謁王督軍，面陳該會以往一切情形，并請王占元將有關此次交涉政府來往的電文公開，此外懇求準許游行街市。對此“王氏似有難色，后經四代表陳明此次游街理由，并愿負完全責任，乃蒙允許”[注]《十八日三千余學生大游行》，《大漢報》1919年5月20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5頁。。此處仍存爭議，《申報》在報道此事是稱王占元“仍不準舉行”游行，學生不聽勸告，“乃議取斷然之行動，獨自游行”[注]《武漢學生團之游行大會》，《申報》1919年5月24日，第8版。。王占元雖不贊成學生游行一事，但因五四運動處于一復雜的時間點，外有巴黎和會，內有南北和會，內外的兩個和會是當時國內最重大之兩政治事件，此前吳佩孚借停戰極快地樹立起自身的政治地位，成為當時冉冉升起的一顆政治新星。近在湖北的王占元，同樣在促成南北和談時起到重要作用且又占據武漢這一軍事戰略重地，對于在政治上更進一步未嘗沒有想法。且依據其以往對學生運動的經驗，并不認為此次的學生運動會動搖其根本，在學生運動不能觸其根本之時，作為山東出身的直系將領，又何不賣學生(國內輿論對五四學生運動的偏向)和北京政府(雖因派系問題處于北京政府的對立面，但名義上屬于北京政府領導)一個面子，以獲取更大的政治聲譽呢。但王占元一向以左右逢源的手法，保持他在政治上的地位[注]蔣雁南：《禍鄂八年的北洋軍閥王占元》，1983年冬汪正本整理，見政協武漢市委員會文史學習委員會編：《武漢文史資料文庫·第七卷》，武漢：武漢出版社，1999年，第117頁。作者曾為王占元的部下，1917年11月至1921年8月，在湖北督署任上校參謀，對王占元有所了解。。是以王占元并不能像廣東軍政府一樣，致電徐世昌要求釋放被捕學生：“青年學子，以單純愛國之誠，逞一時血氣之勇，雖舉動略逾常軌，要亦情有可原?！盵注]《請釋討賊學生之要電》，《民國日報》1919年5月18日。見李新、李宗一主編，彭明、周天度，等著：《中華民國史·第三卷(1916—1920)》，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405頁?！疤炔磺笳局?，但借淫威以殺一二文弱無助之學生，以此立威，威于何有？以此防民，民不畏死也?！盵注]《請釋討賊學生之要電》，《民國日報》1919年5月18日，見李新、李宗一主編，彭明、周天度，等著：《中華民國史·第三卷(1916—1920)》，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405頁。因此，王雖對武漢學生運動不滿，卻不像北京方面一樣逮捕學生并與之發生沖突，也不像廣州方面一樣全力支持五四運動，僅為默許學生游行，不與學生發生正面沖突，以觀望局勢，做出對自己最有利的決定。

在王占元的“默許”下，四位學生代表出署后，便通知各校，下午一時，在閱馬場集合。至一點半，閱馬場已集有三千余人。一點三刻由閱馬場動身，首為高等師范，次則一校接續一校，中華大學列于隊末。行經武昌路出府院街，經岔院坡至司門口，轉長街至督軍署，轉保安門正街，穿大朝街復至閱馬場。學生一面游行，一面由各校代表散布各種油印傳單暨聯合會簡章與宣言書等印刷物。所有傳單多系亡國慘語及游行主旨。各校學生每人用紙或布書“爭回青島”、“滅除國賊”、“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等字樣。

因學生運動常伴有暴力行動，如北京學生運動時的縱火傷人，而“如何看待暴力，往往是執政者與非執政者最為明顯的區別之一。一般說，非執政的一方視為正義之舉，大都表示支持，而執政的一方則強調法律、強調秩序”[注]鄧野：《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1919年中國的外交爭執與政派利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04頁。。王占元作為主政一方的湖北督軍，是不可能贊成此等擾亂當地治安的事宜的。同時王占元還是直系的主要將領之一，其所處的直系與北京政府所處的皖系之間的矛盾早已存在，在護法戰爭和新國會選舉中，兩系公開發生沖突，南北議和破裂以后，矛盾又進一步激化?！拔逅牡谋l，無疑為直系提供了一次打擊政敵、撈取政治資本的時機?！盵注]李新、李宗一主編，彭明、周天度，等著：《中華民國史·第三卷(1916—1920)》，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402頁。直系作為皖系的對立面，不滿皖系的內外政策，力主南北議和[注]李新、李宗一主編，彭明、周天度，等著：《中華民國史·第三卷(1916—1920)》，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402頁。，力拒對德條約簽字，因此15日，王占元致電政府：“請速致電歐會陸、王兩專使，對于日本要求單獨解決青島領土問題，暫勿簽字?！盵注]《王占元來電內容》，《晨報》1919年5月16日，第3版。16日，同為直系要員的江西督軍陳光遠致電國務院：“得失直關國家存亡，自當誓死力爭，不能絲毫讓步。如果抗議無效，惟有嚴拒簽字?！盵注]《陳光遠力爭青島電》，《申報》1919年5月27日，第8版。是以，《申報》道出了王占元的真實想法。

三、默許中嚴防

自北京學生風潮傳播以來，王占元即對此采取措施。5月7日即與何省長協議“對武漢各學校則嚴重取締并禁止一般之集會，更增派軍隊警察為各方面之嚴重警戒”[注]《漢口新聞報》1919年5月8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2頁。。后在其指示下教育科召開校長會議，稱北京學生風潮為“橫暴手段”、“越軌舉動”，“即野蠻之軍人猶須格于紀律，稍知斂跡，不謂各學子反坦然行之而不疑，殊覺為青年惜”，“鄂當局迭接中央電告，謀思患預防，昨特由公署教育科召集各校長開會，籌議于預防方法。討論結果，聞解決三端，各于學校切實奉行。用紀如下：‘(一)凡認為煽動印刷品類一律嚴禁閱看；(二)嚴密稽查在寢室或自習室關于此事會議，如經查出立即阻止；(三)如東京、上海、北京各處寄來信件須認真檢查，如涉及此事應予以銷毀?！盵注]《教育科召開校長會議》，《大漢報》1919年5月11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3頁。至10日形勢愈緊，“更進一步而為特別之戒嚴，或謂當局另據報告，恐有奸宄乘機煽惑，故防微杜漸，以保公安”[注]《湖北當局之防范(一)》，《漢口新聞報》1919年5月12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4頁。。18日學生代表出署后，王督軍即電話何省長傳集各校長，再次訓諭?！按舜物L潮，迭經諭令，妥為禁止。今者各學生仍然有此舉動，假使滋生事端，各校長責任所在，亦有所難辭矣?！盵注]《校長之傳諭》，《大漢報》1919年5月20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8頁。各校長立即表示：“如有輕舉妄動滋生事端，校長等當擔負完全責任。至若舉動文明，和平進行，校長等實未便強迫制止。如果抑壓，特其恐云云?！庇谑潜舜讼嘁暉o言，移時(約上午10時余)始各出署[注]《校長之傳諭》，《大漢報》1919年5月20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8頁。?？梢?，王占元雖默許學生游行，但出自湖北督軍身份的考慮仍對此有所防范?！巴跽荚獙τ谌嗣裰ぐ簶O端壓制，尤恐軍人被激，往日學生星期放假，今則禁止且不許出外游行，更派多數軍警出外游行，不準集會結社三五成武，又派員鑒察郵電，凡關于激烈之印刷物與電報不許拍發云?！盵注]《山東問題之鄂渚潮》，《時報》1919年5月17日，第4版。

在18日大游行時，因集合時四代表向各校申明“不準自離隊伍”、“不準談話”、“不準有一毫不守紀律行動”，游行過程中隊伍整齊、紀律嚴明。但王督軍并不相信學生的自制力，“電令警務處暨衛戍司令部，多派隊士巡查街市，并令本署憲兵同為照料，以維治安”[注]《十八日三千余學生大游行》，《大漢報》1919年5月20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6-67頁。。王督軍希望將學生置于其監視之下，以便控制局勢，防范亂起。

18日游行獲得了武漢各界的贊許和支持，效果較為顯著，是以學生于20日上午8時再次舉行游行，關于此次游行的報道皆稱“步伐整齊，秩序井然，觀者鴉雀無聲，感嘆不置”[注]《文華等校學生演講詳情》，《大漢報》1919年5月22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頁。。王督軍得知學生再次舉行游行時，再次勸諭各校長“勿令學生再事游行，或至擾害安寧秩序”[注]《文華等校學生演講詳情》，《大漢報》1919年5月22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0頁。，同時“加以各區警察，沿途保護學生游行，極行嚴密”[注]《文華等校學生演講詳情》，《大漢報》1919年5月22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2頁。。然王督軍此舉確為“保護學生”？王督軍此舉是為以保護之名行監督防范之實。后王占元指示韓廳長于22日傳見26校代表。學生得知此事，即于21日晚，“議定一種守則，除要求數端外，并擔保數事”[注]《學生聯合會之近狀》，《大漢報》1919年5月24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5頁。。韓廳長接見代表時對學生提出的要求表示：“折中所約尚妥協，惟第二項游行演講未便準行”[注]《學生聯合會之近狀》，《大漢報》1919年5月24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5頁。，但學生懇求批準此項，并表示愿意接受“多派軍警沿途彈壓”[注]《學生聯合會之近狀》，《大漢報》1919年5月24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5頁。，韓廳長仍未答應，表示“轉陳何省長商酌再行定奪”[注]《學生聯合會之近狀》，《大漢報》1919年5月24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5頁。(此前卻是同意學生在軍警彈壓下游行的)。此外，學生代表提及提倡國貨一事，韓廳長“對此項極表贊同”[注]《學生聯合會之近狀》，《大漢報》1919年5月24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5頁。(因韓廳長為王之部下，受其指示，可見當時王占元也是支持提倡國貨)。

學生代表出署后，即召開會議，會議決定“對于游行演講，仍堅持進行”[注]《學生聯合會之近狀》，《大漢報》1919年5月24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6頁。，并擬定一種游行演講的辦法，呈政務廳長核準，并通知各校。學生堅持游行演講，又恐被禁，于是“組織十人團分途演說”[注]《學生組織十人團分途演說》，《漢口新聞報》1919年5月25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8頁。。24日，26校代表于文華大學開會，“決定緩辦游行演講”[注]《罷課之動議》，《大漢報》1919年5月30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4頁。。學生暫緩游行演講之事，王占元也不愿與學生發生正面沖突。因此，25日王占元在詢問某會長維持學校之狀況，談及中央提前一月放暑假一事時，王表示：“鄂中尚未接到此項通告，此亦百無聊賴之下策，蓋學生系明達事理之流，一時熟而過度激之反恐生變，惟有劌切道慰之一法，若虛其卒不見聽，則放假后散處田里，設仍自由集合又將奈何，且假滿再否開學乎？此種敷衍一時政策殊非根本辦法云云?！盵注]《鄂學界潮流正在鎮壓中》，《申報》1919年5月31日，第8版?？梢姶藭r王占元對學生之態度是較為和緩的，稱贊學生為“明達事理一流”[注]《鄂學界潮流正在鎮壓中》，《申報》1919年5月31日，第8版。。在同一天他回復內務部發至全國各省督軍的漾電，電文中聲稱，對于內務部的要求已經周知，并且認為“學界雖甚激烈，加以勸阻繼以告誡，益有軍警嚴防，尚無過甚之舉動”[注]《湖北督軍王占元省長何佩瑢為已轉飭布告所屬一體周知致內務部電》，1919年5月25日，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北洋政府檔案》第126冊，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年，第548頁。?？梢姶藭r在王占元看來，學生運動尚在可控制的范圍里，他亦不想與學生發生正面沖突。

不過，即便如此他對學生的防范并未放松，“二十六日為星期休課之日，官廳方面因武漢學生聯合會有于本星期實行露天講演之說，且鑒于上星期有列隊游街舉動，故，是日防備奇嚴，軍警各機關之調查稽查探訪等，已全部派出密布各區刺探學生行跡。警廳游行隊分編二十四排，每排八人，凡預定講演之地點及各校附近之僻巷、隘口，均駐守一排以示監視之意，各校長皆傳集學生在講堂內苦口勸慰，其走讀而未住校者則派管教分赴各寄宿舍，宣達意行，自辰至晚各管教奔走忙碌，因之斯日尚無若何舉動”。但“總以勸阻游行演說為最要”[注]《嚴密周至之防范》，《大漢報》1919年5月30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9頁。。28日，湖北全體學生致督軍省長書中寫道：“故將已公決之游行演講團，暫從緩議?！盵注]《湖北全體學生上督軍省長書》，《大漢報》1919年5月31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1頁。此時，省長督軍都認為“武漢各界對于青島問題漸趨于平和地步”[注]《嚴密周至之防范》，《大漢報》1919年5月30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8頁。。

四、鎮壓：形勢突變與王占元態度之轉變

(一)形勢突變與鎮壓學生運動

28日，26校代表會議“不知受何種刺激，忽焉提出五大條件，首即舉行游行演講決定于29日向軍省兩署請求，否則同盟罷課云”[注]《罷課之動議》，《大漢報》1919年5月30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4頁。。王占元得知此事，即“實施臨時緊急戒嚴，頃刻間通衢隘口哨線滿布武裝，梭巡蹤跡不絕，儼成草木皆兵之勢?！渲畤绤?，殊非尋?？杀取盵注]《嚴密周至之防范》，《大漢報》1919年5月30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0頁。。形勢再次緊張起來。

29日下午，王占元再次令教育科長開校長特別會議，專為學生同盟罷課一事，表示：“罷課如成事實，則軍省兩長為維持治安起見，不得不為最后嚴厲對付方法?！盵注]《湖北學界風潮之醞釀》，《申報》1919年6月5日，第7版。是日，訓令：“除分令隨時查緝外，合行令仰該處轉飭所屬，遇有成群結隊作此等不規則之行為，一經查覺無論何人立予拿究，毋得瞻循致干各戾切切，此令至警察方面由署長派各警廳密巡查并派偵探暗中監視學生之行動，至軍隊方面，如楚望臺抱冰亭黃鶴樓等皆嚴為防范，茶樓酒肆學舍棧房亦派兵士調查，蓋防范學生之緊幾乎鶴唳風聲之勢矣?！盵注]《鄂學生與官廳相持》，《申報》1919年6月6日，第8版。然而，督軍的種種戒令，并不能阻止學生的行為。30日、31日學生開會為罷課演講作準備，宣讀《罷課宣言書》，擬決罷課規約，定于6月1日進行罷課演講。31日，王督軍得知學生將于6月1日實行游行演講，即“電令各警署于一號清晨多派巡警，嚴守各校門首，阻其外出”[注]《學生游行演講之熱潮》，《漢口新聞報》1919年6月4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8頁。。并傳集軍民各長官及各校長開聯席會議，“移時王督出席，盛氣言曰：‘游行演講曾一再嚴令禁止，不圖今日仍擬舉行，實屬有意違抗……吾每年以數十萬之金錢教養彼等學生與我為難耶！’語畢怒容勃”。各校長起立表示今日既開會應磋商阻止學生罷課的辦法，但王督軍表示“斷無磋商之余地”[注]《學生游行演講之熱潮》，《漢口新聞報》1919年6月4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8頁。。此時，王占元對學生運動之態度已與前有極大變化，態度十分嚴厲。同時，他在這一天(31日)傳回北京的電文中，已經有表示要對學生運動采取鎮壓，“然京師來人游說甚多，現亦派警察督察，稍有違法即行遵令逮辦。商界方面，亦嚴為曉諭”。雖然此時他依然認為“以現時防范而論，尚不至有軌外之舉動”[注]《王占元等報告鎮壓鄂省學生運動及保護日僑密電》，1919年5月31日，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民眾運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61頁。。

6月1日，各校門首早有軍警防守，其中中華大學、高等師范和湖南中學三校所布軍警最多。由于軍警嚴守校門，于是“各校學生逾垣而出者有之，毀墻而出者有之”[注]《學生游行演講之熱潮》，《漢口新聞報》1919年6月4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9頁。，軍警與學生發生激烈沖突，“如學生之被槍傷刀傷毆傷者比比皆是”[注]《學生游行演講之熱潮》，《漢口新聞報》1919年6月4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9頁。，且有數十名學生被捕。各校長即往省署謁見省長，要求釋放被捕學生，何省長表示此乃軍隊之事，非其力所及，各校長請何代懇督軍，督軍表示“此事無論如何明日再議”[注]《學生游行演講之熱潮》，《漢口新聞報》1919年6月4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1頁。。2日清晨，各校長見被捕學生仍未釋放，復至省署，隨省長見王督軍，王督軍“怒尚未釋”[注]《學生游行演講之熱潮》，《漢口新聞報》1919年6月4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1頁。。后某校監力勸若不釋放被捕學生，恐愈演愈烈。王督軍乃首肯，釋放被捕學生。是日10時，省長公署又傳見各校校長及各校代表，王督軍派副官出席，重申最嚴之告誡，表示“諸學員如果執迷不悟，恐將來悔之晚矣”[注]《學生游行演講之熱潮》，《漢口新聞報》1919年6月4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1頁。。然學生并未受其威脅，仍于下午1時余，在勸業場門首大開演講[注]此處存在爭議，《惲代英日記》在6月2日的日記中提道：“第一受打擊事，即聞各校演講因度節停止一天?！?，軍警前往干涉，但“被該校之某西人大加斥辱，揮之而去”[注]《學生游行演講之熱潮》，《漢口新聞報》1919年6月4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1頁。。同時2日當天，表示自己雖然調動軍隊鎮壓學生，但實屬無奈，并詳陳具體的鎮壓經過，最后指出“幸未滋生事端”[注]《王占元等報告調動軍隊鎮壓武漢學生運動密電》，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民眾運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61-362頁。，可見他對維護地方安穩的重視。3日午后，數十名學生再次于勸業場演講，被“保安警隊以槍圍群痛擊，受傷過重因而倒地者四人，受輕傷者五人，被拘去者七人”。該日此種情形，多次發生，如湖南旅鄂中學學生演講未遂被安保警察隊追擊毆打，圣三一中學演講隊在閱馬場被驅逐[注]《學生游行演講之熱潮》，《漢口新聞報》1919年6月4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6頁。。6月3日，何省長通令各學校6月3日至7月20日為提前放暑假日期，并采取強硬措施，迫使學生離校。同時因“六一慘案”、“六三慘案”的慘烈局面，6月3日開會時，“各學生亦多動歸思”[注]中央檔案館、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編：《惲代英日記》，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553頁。。隨著學生大多離?；剜l，學生運動也告一段落。

(二)態度突變之原因

從以上慘案之經過看來，“六一慘案”、“六三慘案”之發生系由王督軍之下令嚴懲學生，是給學生的一個教訓。然5月上中旬王督軍對武漢學生運動還較為保守，以嚴防為首，避免與學生發生沖突，28日仍表示“總以勸阻游行演說為最重要”，并不希望與學生發生激烈沖突。若僅因勸阻未成，即令軍警毆打學生，釀至慘案，則不屬實，因其在對待18日、20日之學生游行時，態度也較為緩和，雖也是勸阻學生游行未成，但仍不至于出兵控制學生。那么，到了5月28日后，導致他態度突變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關于此次突變，以往學界多認為是京津滬學生來湖北勸導所致。如田子渝先生在其《武漢五四運動史》中有關此事的表述是：“武漢學聯會為了聲援和響應北京、上海學生的總罷課，決定6月1日起采取統一行動?！盵注]田子渝：《武漢五四運動史》，武漢：長江出版社，2009年，第115頁。但經考察，此次學生態度突變，雖與京津滬學生動員總罷課有一定關系，但非并唯一因素。在26日歡迎北京代表魯先琦、羅某及天津代表張某等的會議上，京代表羅君“要求各代表轉致各貴同人，可否與京津為一致之行動”[注]《武漢學聯二十六日會議》，《大漢報》1919年5月29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3頁。。但“鄂會各代表聆聽后當即答復云：罷課一事同人等斷難承認，惟遵照貴代表等意旨，協電政府早日答復之一法”[注]《武漢學聯二十六日會議》，《大漢報》1919年5月29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3頁。。此時，武漢學聯會并未同意與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一同罷課。27日會議上(此時京、津、滬代表已前往上海)表示：“本會自成立以來一事無成，致被外來代表等所譏諷，可恥孰甚，乃共同決定再向軍民兩政長為最后之呈請。其文稿大致系謂：學生本愛國之熱忱，舉動文明，而兩署竟為嚴重之干涉，以致民氣不申。況近來各省學界均在積極進行之中，亦未聞有若何之取締嚴禁，鄂省何故獨有不同？至以秩序安寧為言，前者已舉行游街一次，其是否與治安有礙已見一斑。須知壓制愈重，反動愈重，反動愈激，則收拾更難。學生等特不甘為共和國之無自由權之學生，并不為共和國無自由權之公民云?！盵注]《武漢學聯二十六日會議》，《大漢報》1919年5月29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4頁。武漢學生確受北京、上海等代表的刺激，有舉行游行的意向，但并未真正下定決心與北京、上海一致罷課。但在武漢學聯會30日會議上，商討游行演講一事時，因“近得某方面之贊助，以故主張必行者占大多數，乃公同決定，無論如何犧牲，誓必始終辦到，一俟各校演講地點支配妥帖后，即定期實行”[注]《武漢學聯二十六日會議》，《大漢報》1919年5月29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5頁。。是以，武漢學聯會態度突變雖與京、津、滬來漢代表有一定關系，但只是受其刺激有舉行罷課之意向。真正使學聯會下定決心，實行6月1日罷課的是“某方面之贊助”。此中的“某方面”指的是在武昌兵變中未被王占元清掃的軍隊。約在5月27日，武昌發生兵變，1919年5月30日，此次兵變“以血染花園站結束”[注]何言文：《王占元治鄂時武昌兵變內幕》，《武漢文史資料·史海鉤沉》2006年第4期。。此次兵變由孫傳芳發起，雖以失敗告終，但在武漢市內局勢緊張的情況下，王占元只想速戰速決，并沒有徹底地進行清掃。更遑論兵變的士兵還曾在學校當中躲避過[注]何言文：《王占元治鄂時武昌兵變內幕》，《武漢文史資料·史海鉤沉》2006年第4期。，與學生定是發生過接觸的。且惲代英在其6月4日的日記中明確寫道：“十時許有來告，一三五七團及學兵營兵士有起為學生后盾之語?！盵注]中央檔案館、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編：《惲代英日記》，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553頁。吊詭的是兵變如此大事，王占元在事情發生后與中央的兩次電文中(分別是5月31日、6月2日)只字未提，他甚至在31日給中央的電文中，還表示因為“各處軍隊亦經占元密以暗中輔助，總不使其稍起風潮”。不把兵變的消息報告中央，只是談京滬等地學生來鄂造成混亂，使得他不得不防范學生運動，自然有王占元作為督軍不想招致中央對其質疑的顧忌，而亦可以傳達出對于王占元來說軍隊的重要性，他在給中央的電文中傳達的是，正是因為得到了軍隊的暗中輔助，所以可以控制學生運動。因此，軍隊內部的不穩定是王占元態度急變的重要原因。

其實，作為湖北督軍的王占元對1919年夏武漢學生運動的態度一直是心懷不滿的，但其表現卻經歷了一個較大的轉變。學生運動初期王占元隱藏了對學生運動的不滿，對學生安撫與嚴防并重；學生運動后期將其不滿顯現出來，對學生嚴厲鎮壓，釀致“六一慘案”、“六三慘案”。也正是因其后期態度的顯現，對學生嚴厲鎮壓，招致他人詬病，使其在南北和談中興起的好名聲化為烏有，大受批評。在時人看來，作為山東人又是皖系對手的王占元，此時應該站在學生一邊才對。1919年6月8日《申報》在評論王占元鎮壓鄂學生時，即道：“王占元獨令軍警蹂躪，此則國人所不解也?！盵注]《王占元與鄂學生》，《申報》1919年6月8日，第6版。彭明在編寫《中華民國史》談及此事時亦疑惑王占元為何不“因與皖系的對立而站到人民群眾一邊”[注]李新、李宗一主編，彭明、周天度，等著：《中華民國史·第三卷(1916—1920)》，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402頁。。不過無論如何，這次學生運動最終釀成的后果是王占元不僅失去了如吳佩孚一樣借學生運動成為政治明星的機會，也徹底喪失了政治清譽，無論是在報端還是在民眾的心中。

王占元作為一個政治家又何曾不想與在五四運動期間聲名鵲起的吳佩孚一樣博一個好名聲，為自己的政治生涯添加籌碼呢？吳佩孚此人有膽有謀，桀驁不馴，敢作敢為，且具有強烈的領袖欲，在五四運動期間力拒簽字，高調表態“必為學生保障”，因此名聲鵲起，“從一個軍事明星，變為政治明星，由一個高級將領，變為直系領袖”。反觀王占元，左右逢源，沒有足夠的魄力，最終釀至慘案，名聲狼藉，在政治上日趨沒落。但真正導致王占元不滿態度顯露的還是其身份?！霸谄湮恢\其政”，1919年吳佩孚只是湖南的一個師長，其職責為管理軍隊，帶兵作戰，“不處在中央執政地位，其對外言論是可以不負責任的”[注]鄧野：《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1919年中國的外交爭執與政派利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90頁。。他自可大力贊揚學生運動。但王占元不同，他有著多重身份，尤其是其湖北當政者的身份，使其在面對學生運動時強調秩序、法律，對學生運動極不贊成，前期因局勢未明又身處直系，將對學生運動的不滿壓下，但后期學生運動愈加激烈，且軍隊異動，王占元之忍耐已達極限。22日二十六校代表開會時，即表示要吸收軍警界之力量，尤其是軍界，“正在學界開會游行，力爭青島，多有無形加入”[注]《學生聯合會之近狀》，《大漢報》1919年5月29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7頁。。軍隊乃王占元立足之根本，是以早在北京風潮傳來時，王占元就頒布“軍營之禁令”[注]《湖北當局之防范(一)》，《漢口新聞報》1919年5月12日，見張影輝、孔祥征編：《五四運動在武漢史料選輯》，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4頁。，禁止軍人日間出游，對信件也嚴加查閱。在學生決議罷課消息傳來時，湖北軍隊獲接愛國傳單，此傳單在官兵中快速傳閱，王子春得知后頗為吃驚?！巴跄松綎|人，而其部下魯籍亦多，誠恐因此動搖至于不可收拾”，王占元立即召集各營長訓話，“不可受外界動搖”，“禁止出游”，“更禁止軍人與學生間集會行動”[注]《禁止軍人與學生集會》，《時報》1919年5月29日，第4版。，且武昌兵變的發生也使王占元的神經緊張，作為湖北主政者、軍隊首領，王占元再無隱忍的可能，若再不將可能引發軍隊再次異動的學生運動壓下，其立足根基就會被摧毀，其政治生涯乃至生命都將受到威脅，此乃王占元態度顯現之根本原因。

五、余論：政治家的權謀——誰來承擔鎮壓之責？

武漢并非是學生運動的中心，按照王占元本人的個性，最終釀至軍警鎮壓學生的慘案是始料未及的。作為湖北督軍的他雖然首先要考慮所管轄區的穩定，但不能完全忽視輿論和民心。當動亂與愛國這一不容置疑的出發點相沖突時，王占元政治家的身份開始呈現。因此在6月2日，即鎮壓學生運動發生的第二天，王占元便給中央發去電文，解釋鎮壓事件，一再強調誤傷，已經嚴懲各校校長，且派人專門看望學生，并特別聲明沒有滋生事端[注]《王占元等報告調動軍隊鎮壓武漢學生運動密電》，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民眾運動》，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61-362頁。。王占元這一電奏出發點有二，其一向北京方面證明他對湖北仍能進行有效控制，其二撇清鎮壓學生運動的責任。6月9日，武昌高師的學生致電大總統，直指王占元、何珮瑢“欺壓學生”、“解散學?！?，要求“罷斥，以謝國人”[注]《上海武昌高師全體學生來電》，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北洋政府檔案》第127冊，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年，第236頁。。在電文中，清晰可見學生將鎮壓之事的元兇指向王占元本人。6月12日王占元再次發表電文，堅稱是因為學生滋鬧產生的誤傷，且與北京情形對比，表明“京鄂大致相同”，“鈞座必不相信”[注]《電陳武昌學生與保安隊抵抗誤傷情形及鄂中各校提前放假緣由乞鑒諒由》，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北洋政府檔案》第127冊，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年，第213-214頁。。這封電文充分展現了王占元作為政治家的權謀，此時他已經站在學生的對立面，為防止北京政府借此作文章以影響到其政治生涯，先拿皖系處理北京事件做例，這樣不但認可了政府處理學生運動的方式，又借機證明自己的辦法并無不妥。但這一事件并未就此了結，武漢鎮壓學生事件要有承擔責任之人，6月17日國會議員陳為銚發表質問書，內容首先是“質問政府是否有電鄂查辦殺傷學生之警察”，不過通篇電文主要討論警察如何放置槍柄、刺刀以至于傷及學生，并稱“就事實而言警察不能不負責者”，在電文的最后，要求政府致電鄂督，及時處理涉案警察，以平息眾怒[注]《議員陳為銚等質問書一件》，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北洋政府檔案》第127冊，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年，第219-225頁。。乍看電文未覺不妥，但仔細比較便可發現，學生在電文中的要求是嚴懲王占元，而國會這封電文卻變為了讓王占元嚴懲湖北警察。表面來看國會替學生發聲，表彰學生愛國之心，但事實上實在有模糊焦點、替王占元開脫之嫌疑。筆者沒能查到議員陳為銚的具體來歷，但就安福系當時控制國會的情形來看，陳為銚不至為王占元開脫，他最終卻能如此做的緣由概與王占元在電文中提到的京鄂相同不無關系。所以，盡管表面上王占元直系的身份是他可以借巴黎和會失敗打擊政敵的有利因素，但同時處于主政身份的他們亦未必是絕對的敵人。6月30日省長何珮瑢復電，稱已經懲辦涉案軍警[注]《電悉該案被告皆系軍警已送陸軍審判出核辦并陳明分別辦理各情形由》，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北洋政府檔案》第127冊，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10年，第237頁。。這場遠離事件中心的運動，最終不了了之。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王占元既沒有如梁啟超等研究系人物一般把握輿論導向，挑起五四運動的契機，也沒有如吳佩孚一般破釜沉舟、獨當一面的魄力，他本人的個性和湖北關鍵的地理位置使其在許多問題上的態度并不明晰，時人便指出：“鄂督王子春之與時局，外人鮮聞其主張，就其行徑觀之似專注重于地方治安維持現狀?！盵注]鄂王督之時局譚(漢口通信)，《申報》1918年8月10日，第3版。這可能是直至這場運動結束王占元本人也再沒能重新走上政治巔峰的原因。

五四運動因愛國而起，其意義之高尚，不可撼動，就算是受此破壞最大的北京政府也不敢指摘五四運動之本身，只拿五四運動之形式、其間的暴力行為說事，若敢公開指責五四運動，就會被戴上不愛國的帽子，其政治生涯也便走到了盡頭。作為一個政治人物，王占元雖沒有雄才大略，卻還是懂得何為原則，其對學生運動自始至終的不滿，并不影響他在山東問題上的態度，無論是在武漢學生運動前還是運動爆發后，王占元始終堅持收回青島主權，拒絕簽字[注]《鄂督王占元覆電》，《申報》1919年5月13日，第10版；《各通信社電》，《申報》1919年5月18日，第6版。。而作為直系要員的王占元也并非不知道在南北和談的大背景下，借五四運動打擊政敵皖系是個好辦法，起初就多次要求重開和會。呼吁和平的他，在學生運動的問題上雖不能與吳佩孚同一陣營，但卻在此時聯合提出了“割愛新國會”[注]《各通信社電》，《申報》1919年5月21日，第7版。的要求，顯然是利用運動之亂，對安福系領導的國會的一大打擊。

正如開篇所言，作為政治革命的“五四”，比這場運動本身要復雜得多。不可能支持學生運動的王占元，卻不敢在根本的問題上指責學生。一方面作為湖北督軍，他必須維持一方安穩；另一方面，這場學生運動，確實給了他一個很好的打擊政敵的機會。其實當學生運動的熱潮沒有燃燒到湖北的土地上時，當王占元還不需要發揮其維護地方安定的責任時，他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是隔岸觀火，甚至借機利用；但當他必須承擔作為湖北督軍的職責時，那么一切考慮都得以維護其統治為根本考量。正如鄧野在書中所言：“五四學生運動帶有強烈的暴力行為(縱火傷人)，如何看待暴力，往往是執政者與非執政者最為明顯的區別之一。一般說，非執政的一方視為正義之舉，大都表示支持，而執政的一方則強調法律、強調秩序?！盵注]鄧野：《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1919年中國的外交爭執與政派利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04頁。

王占元本人性格左右逢源，缺乏成熟的政治家必備的魄力，又因其復雜的身份而嚴厲鎮壓學生運動，喪失了輿論的制高點，最終聲名狼藉，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但“無論政治派別還是政治人物，其認識問題的方式方法或許不同，但是，無不以自身的、具體的政治利益為依歸”[注]鄧野：《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1919年中國的外交爭執與政派利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90頁。。王占元在武漢學生運動期間的所作所為，說到底，就是圍繞自身利益的盤算與選擇。不過，問題的復雜之處在于，王占元本人的能力和復雜的局勢都限制了他去協調作為一個政治家、作為直系領導人和作為湖北督軍三種身份的矛盾?？梢韵胍?，若是任由學生暴動，當事態的發展超過其控制的范圍時，王占元損失的便不僅僅是湖北督軍一職；但如今他采取了鎮壓學生的辦法以維護地方安穩，丟掉了政治清譽不說，湖北人民仍請求罷免其職務[注]《旅滬鄂人請罷王占元電》，《申報》1919年6月12日，第12版。。在這場政治革命中，王占元這種矛盾的身份，恰恰是他最大的羈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