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前后德國知識分子對納粹大屠殺的態度轉變研究

苗思雨

希特勒上臺之后建立獨裁統治，在二戰期間實施了種族清洗式的納粹屠猶行動，將近600萬猶太人被屠殺。有國外學者將大屠殺中德國知識分子的角色分為Perpetrator(迫害者)、victim(受害者)和bystander(旁觀者)，這三類角色對大屠殺分別有不同的態度。知識分子通常被稱為文明理性的代言人，當年德國納粹大屠殺卻順利進行并得到多數德國知識分子的默許和支持。大屠殺發生之后，隨著德國知識分子自身身份的轉變和內心覺醒，思想界又率先提出“反思民族歷史”的舉措[注]王雪：《19世紀德國猶太知識分子身份認同問題研究》，《北方論叢》2013年第2期，第23頁。。德國知識分子在納粹大屠殺發生前后的態度變化及原因值得我們深思。

國外學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就開始了對猶太人的歷史及大屠殺的追溯與反思研究。比較著名的有《德國問題與猶太問題：從康德到瓦格納的革命性反猶主義》[注]Paul Lawrence Rose，Revolutionary Anti-Semitism from Kant to Wagn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和《不自由的學者：德國律師、教師和工程師，1900—1950》[注]Konrad H.Jarausch,The Unfree Professions:German Lawyers，Teachers and Engineers，1900-19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德國學者克勞斯·費舍爾近年出版的《德國反猶史》[注]克勞斯·費舍爾：《德國反猶史》，錢坤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以及齊格蒙·鮑曼教授的著作《現代性與大屠殺》[注]齊·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楊渝東、史建華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也都是對納粹大屠殺的警示之作。國內對德國知識分子與納粹大屠殺的研究中，河南大學張倩紅教授的《德國社會民眾與“大屠殺”——讀費舍爾〈德國反猶史〉》[注]張倩紅：《德國社會民眾與“大屠殺”——讀費舍爾〈德國反猶史〉》，《史學理論研究》2009年第1期。一文具有代表意義，文章從德國知識界與“大屠殺”、德國普通民眾與戰爭罪責、德國猶太人為何坐以待斃三個方面論述了《德國反猶史》中具有代表性的問題。鄭州大學碩士研究生劉麗娟的《納粹德國的知識分子與大屠殺——以醫學界為視角》[注]劉麗娟:《納粹德國的知識分子與大屠殺——以醫學界為視角》，《鄭州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一文從醫學視角探討了德國知識分子與大屠殺的關系。

Intellectual一詞來自法國，起源于1898年的德雷弗斯案件。當時德國正處于德意志帝國時期。德國的知識分子呈現的并不是一種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形象，他們對社會表示懷疑，并與之保持一定的距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學院知識分子，馬克斯·韋伯是主要人物。而到了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知識分子不問政治的立場沒有改變，其疏遠政治和社會的態度直接導致了之后20世紀30年代德國的意識形態領域被納粹主義所占據。在1948年之前產生了空想的德國知識分子，他們對制度體系進行批判，這類知識分子后來受到了排擠，開始尋求封閉的世界觀和政治任務[注]李大雪：《現代德國知識分子形象的轉變》，《同濟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第45頁。。1960年代德國知識分子開始擺脫長期代表保守文化的階級特征，成為一個語言共同體，共同發聲。八九十年代德國知識分子逐漸認識到未來的工作更多的是面臨現實，成為“行動的德國知識分子”[注]李大雪：《現代德國知識分子形象的轉變》，《同濟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第46頁。。本達在《知識分子的背叛》中指出：知識分子被理解為精神的指引者、民眾的教育者，其文化上的領導權來源于道德上的合法地位[注]李大雪：《現代德國知識分子形象的轉變》，《同濟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第46頁。。然而德國知識分子在20世紀所經歷的身份變化卻印證了德國不同社會角色的價值觀念變化。德國知識分子已經成為研究德國某一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人。在此，筆者從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角度，選取律師、醫生、工程師等具有知識分子屬性的職業人物作為研究對象，探討二戰前后德國知識分子對納粹屠猶展現出的社會行為及情感，并就其背后的原因進行探討與反思。

一、戰前和戰時德國知識分子對納粹大屠殺的態度

納粹政府實施大屠殺可分三個階段：從1933年希特勒政府上臺到1939年納粹政府的法律排猶階段，是納粹大屠殺的序幕；1939年到1941年是納粹政府隔離猶太人時期，集中營和毒氣室的建造為納粹屠猶做了準備；1941年到1945年是納粹政府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階段，600多萬名猶太人在將近三年的時間里幾乎消失殆盡，是納粹大屠殺進行的主要階段。律師、醫生、工程師、大學教授等德國知識分子在納粹大屠殺中扮演了支持與默許的角色，從大屠殺的旁觀者到最終參與到納粹屠猶過程中，充當了納粹大屠殺的見證者。

(一)法律排猶階段：律師助推排猶法案的出臺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政府中權力最大的總理，做出此任命的是年事已高的德國總統興登堡。希特勒是右翼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簡稱納粹黨)的領袖。到1933年，納粹黨已是德國勢力最大的政黨之一。1933年3月23日，《授權法》在議會中獲得通過，授予希特勒實行獨裁統治的權力。

當時德國境內的猶太人約為60萬人(不足1933年德國總人數的1%)，然而，納粹政府卻開始宣傳種族主義思想，將猶太人視為一個種族，并將其定義為“劣等”。1933年，希特勒政府著手制定并實施一系列歧視猶太人的法律，禁止猶太人從事政府部門、大學與法院的工作，禁止猶太兒童進入公立學校。對于當時仍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內運作的納粹政府而言，排猶需要司法程序的支持，因此負責立法和執法的司法部門和內政部門也都參與了排猶活動。

1935年，阿道夫·希特勒在紐倫堡文化協會的大廳召開了德國議會特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德國的政治家、外交官以及司法人員，他們商議通過了極為重要的法律：帝國旗幟法、公民法和保護德國血統及德國榮譽法。希特勒對軍隊進行大規模的重新武裝，希望新的德國軍隊成為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的軍隊，從此確立了納粹黨是民族的旗幟。法律宣布猶太人為二等公民?！都~倫堡法》規定，對猶太人的定義不再按照本人的宗教信仰或自身的選擇，而是以其祖父母輩的宗教信仰為準；有關異族通婚的法律被稱為“保護民族血統和德國榮譽法”，它禁止德國人和猶太人之間通婚及發生性關系，禁止猶太人雇傭年齡在45歲以下的德國女性公民，無論在德國境內或境外蔑視這個法律的婚姻合同都被宣布無效，禁止猶太人升德國國旗，而懲罰的手段更是千奇百怪。這些極為荒謬的法律大部分都得到了會議的通過。

為了給德國人享有高高在上的優越權找一個正當的理由，威廉·斯迪克奧特和他的法律顧問漢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之后以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這個身份重新露面，提供以下官方注解：

國家社會主義都平等及個人擁有無限自由的理論，政府認識到基于法律本質基礎上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和差異。權利和職責上的不平等不可避免地來自種族、國籍和民族上的差異。[注]克勞斯·費舍爾：《德國反猶史》，錢坤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5頁。

納粹同時期也迫害被他們視為種族和心理“劣等”的其他民族，如1933—1935年間德國通過的一系列法律就旨在采用強制性的絕育手段以減少“劣等”人的數量。德國3萬名吉卜賽人中許多人與黑人一樣，最終被實施絕育手術并禁止與德國人通婚。根據1935年司法部法令高級軍官修改了治罪標準，僅僅是對一個男子同性戀的指控就可以將他逮捕、收審，乃至定罪。

(二)隔離猶太人階段：醫生扮演了合作者角色

1938年，針對德國和奧地利猶太人的經濟攻擊演變成摧毀猶太人會堂和商店、逮捕猶太男子、摧毀猶太家庭、殺害個人的行為。這場運動便是著名的水晶之夜行動。水晶之夜后，德國和奧地利猶太人第一次遭到大規模的逮捕，大約有3萬名猶太男子被送到達豪及其他集中營關押。從1939年到1941年是納粹政府隔離猶太人時期，集中營和毒氣室的建造為納粹屠猶準備了更為有利的條件，此時醫生在屠殺猶太人的活動中扮演了合作者角色，設計毒氣室迫害猶太人以及使用一些其他醫學手段給猶太人帶來了深重苦難，其中包括著名的安樂死計劃。

1939年，二戰爆發不久，希特勒親自頒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將所有“無藥可救”的精神病人和殘疾人處死。特別醫生委員會負責審查由所有國立醫院填寫的問卷，以決定某個病人是否該被處死。確定應該被處死的人隨后被轉移到位于德國和奧地利的6家醫院，在那里搭建起的毒氣室中遭到暗殺。1941年這個計劃遭到了公眾抗議之后，納粹頭目仍然在暗中執行這項被委婉稱為“安樂死”的計劃[注]克勞斯·費舍爾：《德國反猶史》，錢坤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9頁。。許多嬰兒和其他受害者也因毒液注射、毒藥及強制性饑餓而死亡。安樂死計劃為浩大的種族凈化拉開了序幕，然而希特勒書面授權殺死不符合納粹種族標準的人——這里只是他個人簽署的一個謀殺性文件，并不具備法律效力——幾乎沒有醫師對希特勒的授權書提出質疑或公然反抗。在納粹德國，醫生受到了納粹種族觀念的深刻影響，在大屠殺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德國的一流學府也參與了安樂死計劃，40個在大屠殺中扮演領導性角色的科學家，有9個是大學教授。希特勒政府將此計劃編造成一個組織名稱——嚴重遺傳病科學登記帝國委員會?！鞍矘匪馈毙〗M用一個郵局信箱作為寄信地址，給它的成員分派編號，以沒收的猶太公寓(簡稱T-4)作為辦公地點。在整個過程中，很多機構或醫師介入其中，他們中有些人給予謀殺計劃以熱忱的幫助。其中之一是赫爾曼·普凡米勒(Hermann Pfannmuller)博士，他是靠近慕尼黑的巴伐利亞艾格芬-哈爾醫院的院長，他被稱為是“由醫生轉變為殘酷劊子手的典型人物”[注]陳恒、耿相新：《新史學第八輯 納粹屠猶：歷史與記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69頁。。

1939年希特勒啟動了屠殺成年殘疾人計劃。納粹醫生和醫院院長公然叫囂：“解決精神衛生領域問題的方案必須是一個能夠消滅這些病人的方案”，“如果你們醫院的病人太多，把他們打死好了，這樣你們就會有地方了”[注]克勞斯·費舍爾：《德國反猶史》，錢坤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29頁。。到1941年夏季為止，安樂死計劃共殺死了70273人。安樂死計劃已經被正?；?。安樂死計劃的最后一名受害者是一個名叫里夏德·延內的四歲兒童，她于1945年5月29日在美軍占領區的考夫博伊倫被殺害。

(三)最終解決階段：知識分子充當了旁觀者角色

殘疾人安樂死的計劃進一步在德國占領區擴大實施，大規模屠殺吉卜賽人和猶太人，這就是所謂的“最終解決計劃”，在整個計劃執行的過程中，被納粹殺害的無辜平民達600萬人以上。1941年，德國撕毀互不侵犯條約，進攻蘇聯。德國軍隊開始以前所未有的殘酷手段對待500萬名蘇聯猶太人，隨后希特勒和他的內閣跨國迫害和攻擊，進一步采取系統消滅猶太人的措施。納粹軍團建立起特別的組織尾隨正規軍進入蘇聯。這種軍團叫做別動隊(Einsatzgruppen)，每隊由500到1000人組成，其中很多人受過高等教育，有律師、神學家及其他專業人員，他們的任務是殺掉知名的共產主義者和任何被懷疑暗中破壞或反對德軍行動的人。很快他們把自己的工作解釋為對所有猶太人的滅絕，包括婦女和兒童。在死亡集中營和毒氣室建造之前，德軍就槍殺了大約150萬名猶太人。

1941年年底，第一個滅絕營在盧布林附近的貝烏熱茨建立，在1942年春季開始運作。正是在這個地方產生了第一個用毒氣殺人的毒氣室。貝烏熱茨集中營的設計者和首席終結者是克里斯蒂安·維爾特，他曾效力于安樂死計劃，是數百名從安樂死計劃轉向波蘭的滅絕集中營的專家之一。第二個死亡集中營于同月在波蘭東部的索比布爾開始運作，第三個在特雷布林卡，第四個在離盧布林1英里遠的馬伊達內克。第五個也是最具爭議的、最可怕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在上西里西亞東部，即前波蘭奧斯威辛鎮建立。由于集體槍殺的延續和新的死亡集中營的出現，最終方案需要一套更協調的戰略，為此納粹領導人召開了一次會議，商討殺掉歐洲剩余猶太人的技術細節。而出席會議的15位領導層中有8人具有博士學位。與會者都贊成必須對猶太人發動戰爭。

從1942年春天開始，設在波蘭西里西亞和總督區內的海烏姆諾、貝烏熱茨、索比堡、特列布林卡四個勞動營裝備了專門的殺人毒氣室和焚尸場后，調來一大批曾專門從事T-4行動的醫務人員和工程技術人員，搖身一變成為第三帝國的四大滅絕營。四個滅絕營的幸存者總共只有82人，其中沒有一個是兒童。因此，運抵滅絕營的人數即等于該滅絕營殺害的人數。因此，1942年以來納粹使用毒氣室殺害了來自德國、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30多萬名猶太人。而整個屠殺過程中，除了參與大屠殺過程中的集中營頭目、領導階層狂熱殺戮，更多德國知識分子階層的態度是冷漠處之，在強大且專制的納粹政權面前，鮮有反抗。

德國傳統的精英在希特勒的滅絕猶太人的瘋狂念頭面前喪失了判斷力，在執行大屠殺命令時并沒有愧疚之心；而參加大屠殺的這一代人是在社會進化論和科學至上精神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且不說要反抗滅絕人性的種族屠殺，就是質疑種族主義科學性的聲音他們都沒有發出，這才是德國知識界和教育體系的悲哀。

二、戰后德國知識分子的反思

1945年大屠殺結束之后，隨著戰爭罪行的不斷揭露和德國人自身的內心反思，德國知識分子經歷了從“沉默的文化”[注]孫燕：《理性釋讀瘋狂——評〈德國反猶史〉》，《文教資料》2011年第19期，第68頁。到勇敢面對的過程，其中兩次歷史學家的辯論使得德國知識分子將納粹大屠殺這段歷史逐漸帶入公眾視野。

(一)戰后初期德國知識界對納粹罪行的反思

戰后初期，德國遭受重大創傷，納粹大屠殺成為德國戰爭罪行的主要符號，多數人主張以禁忌的方式來保全德意志應有的榮譽，采取了“心照不宣的沉默”[注]洪郵生：《誰是屠殺猶太人的真正元兇——西方大屠殺研究述論》，《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期，第35頁。，然而，德國知識界很快認識到戰爭罪責問題是德國人無法掩飾的過去。20世紀40年代，《德國的浩劫》與《德國人的罪責問題》成為戰后反省納粹歷史的開山之作，分別由歷史學家弗里德里?！っ纺峥撕退枷爰已潘关悹査褂?946年撰寫。梅尼克作為一個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希特勒的反對者，將希特勒奪取政權看作德國最大的一場不幸的開端。20世紀50年代之后，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社會批判理論的奠基者西奧多·阿多諾寫了一篇評論，題為《完成過去的工作意義何在？》，阿多諾通過這一問題想要闡明的是，一個人如何和過去達成真正的和解。他的回答是德國人沒有完成這一任務，在他看來，“德國人壓制了過去，就是在背叛未來”[注]張倩紅、艾仁貴：《德國對納粹大屠殺歷史的反思與悔悟》，《光明日報》2014年2月26日，第16版。。德國學術界開始沖破大屠殺的種種禁忌，探討災難發生的內在根源。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一批年輕的歷史學家開始重新定位史學的功能，對歷史過程中的政治結構、民族傳統以及社會背景進行批判性分析。代表人物有漢斯·羅森堡(Hans Rosenberg)、漢斯-烏爾里?！ぞS勒(Hans-Ulrich Wehler)等，他們被稱為批判史學派。此后，更多的知識分子從不同角度來解讀歷史，知識界對納粹罪行的反思研究逐漸演變為一次次痛徹的思想洗禮過程。1968年，曾經的反法西斯戰士勃蘭特出任德國聯邦總理，兩年后他做出了感動世界的“勃蘭特之跪”以示謝罪，德國知識分子以其實際行動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

(二)兩次歷史學家論戰

二戰結束40年后，大屠殺的陰影仍在德國民眾心頭揮散不去，一種希望消解罪責的呼聲悄然發出，1986年6月6日，歷史學家恩斯特·諾爾特在《法蘭克福匯報》上發表題為《過去將不會遠去》的文章，認為納粹集中營中的“種族殺戮”是對斯大林“階級殺戮”的防衛性反應[注]張倩紅：《戰后德國史學界對納粹大屠殺罪行的反思》，《世界歷史》2014年第4期，第36頁。。諾爾特駁斥大屠殺是獨一無二的罪行的見解，認為納粹屠殺只是20世紀諸多種族集團滅絕屠殺中的一起。這種試圖消解罪責，實質上為納粹罪行開脫的行為遭到了社會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學者哈貝馬斯的抨擊，從而引發了左派與右派的大辯論，史稱“歷史學家之爭”。爭論的焦點有：大屠殺的獨一性或相對性、歷史學的公共用途、大屠殺記憶與德意志民族記憶等，這場論戰成為二戰后聯邦德國最為重要的思想論戰。

在歷史學家論戰10年后，1996年《希特勒心甘樂意的劊子手》一書引發了新一波有關猶太人屠殺罪責與第三帝國歷史定位議題的論戰，它由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高哈登以其博士學位論文為基礎出版。該書強調，反猶太主義導致數以萬計的普通德國人成為冷血殺害猶太人的屠夫，反猶太主義乃是德國人集體精神狀態中的一部分體現，因此，換做其他百萬計的德國人處于上述人士一樣的位置，也將會做出同樣的暴行。高哈登對“普通民眾”作為謀殺者的認定，直接拷問德國民眾的人性，在德國史學界引發了眾多討論。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的挑起者與法西斯主義的策源地，戰后德國對戰爭罪責問題進行了較為徹底的反省，并贏得了外部世界的積極肯定，這在根本上與德國知識分子階層的努力密不可分。

三、二戰前后德國知識分子對納粹大屠殺態度轉變的原因

猶太文化在歐洲已經存在了兩千年，然而希特勒納粹政權在僅僅幾年的時間里對猶太民族進行迫害、驅趕以及“最終解決”。很難想象納粹大屠殺這樣的慘劇會發生在給人類文化寶庫孕育出康德、馬克思、貝多芬、歌德等巨人的德國，并且得到了當時大部分德國知識分子的支持與默許。而二戰后德國知識界又首先扛起了反思歷史的旗幟，找到了德國自我救贖之路。

(一)德國知識分子在大屠殺過程中對其支持與默許的原因

首先，恐猶癥的歷史在德由來已久，通過知識界精英在思想領域不斷發揚，繼而成為德國知識分子支持納粹屠殺的基礎；其次，一戰之后德國社會狀況惡化，魏瑪共和國根基不牢，德國知識分子對其失去信心；希特勒上臺之后的文化政策導向，既包括民族主義的種族優越論，也包括容克軍國主義背景以及希特勒自身獨裁集權體制的實行；最后，德國的教育體系、希特勒政府以科學的名義進行種族滅絕，都使個人要面對的屠殺道德問題變成生產線上純粹的技術活。

1.恐猶癥的歷史因素

當猶太人被基督教指責為殺害耶穌的兇手和阻撓上帝拯救人類的絆腳石時，基督教社會對猶太人的憎恨開始加劇，從中世紀以來德國文化中就存在反猶現象，猶太人與德國在基督教、仇外性、生物人種方面的差異有歷史淵源。十字軍與宗教裁判所的大肆殺戮就是例證。費舍爾在《德國反猶史》中尖銳地指出：“僅是恐猶癥的泛濫并不能構成在納粹德國發生大屠殺的充分原因?！盵注]張倩紅：《德國社會民眾與“大屠殺”——讀費舍爾〈德國反猶史〉》，《世界歷史》2014年第4期，第19頁。但正是由于恐猶癥的歷史由來已久，它在德國走向屠殺的過程中給予德國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影響。

從中世紀開始，德國恐猶癥的積聚經歷了一個過程，主要包括中世紀時期以宗教分歧為特征的反猶主義、近代德國統一之前以“反對解放，拒絕同化”為基調的反猶主義、德意志帝國時期以“種族主義”為主旨的反猶主義、魏瑪共和國時期作為“政治思想”出現的病態反猶主義四個階段。這些反猶主義的漩渦包括：揮之不去的基督教徒的反猶太人歧視——指責猶太人殺害了耶穌基督，并對基督教社會犯下了諸多罪行；國家的偏見——說他們是“異端存在”，一個國家中的國家；經濟方面的利己主義——控告猶太人是剝削者，欺騙誠實的德國人；普遍存在的歧視——直接針對單個猶太人的羞辱性的方式；種族生物學方面的理論——污蔑猶太人不僅種族低劣，而且從生物健康學方面來看也對社會有危害。這些歧視和偏見絕不是單一的，而是在許多情況下連接成有機的整體，作用于單個猶太人或更大的猶太團體。正是由于恐猶癥的慢慢積聚，反猶情結能夠迅速成為新的社會潮流并被德國知識分子接納就不足為奇了。

上述內容表明，在大屠殺發生之前，恐猶癥已經融入德國知識界精英的頭腦中，“猶太人是低下人種”、“猶太人太精明”等種種恐猶觀念在他們的腦海中根深蒂固。有許多平民相信傳統的猶太人所犯罪行的陳詞濫調，但恐猶癥更被具有相當意義數量的專業人士所接受——大學教授和他們的學生、教師、律師、記者、軍官和士兵、商人——他們都相信猶太人是德國的不幸?？知q癥的蔓延是從社會上層往下層滲透的。

2.一戰戰敗的現實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對德國納粹法西斯的產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戰爭造成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而戰敗和賠償的負擔大部分轉嫁到下層人民身上。而在德國這個充滿軍國主義的國家內，軍人一向處于受人敬慕和向往的地位，但是由于戰后裁軍，為數眾多的退伍軍人流向社會，滑入無產者的行列，成為社會的破壞力量。

德意志民族從公元10世紀起曾多次侵占和掠奪其他民族而形成的某種民族自負和民族優越感引導了德國志民族主義情緒的某種畸形發展，形成一種所謂雅利安種族優越論。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沙文主義為實質的“愛國主義”教育普遍推行，德國各階層民眾尤其知識分子深受影響。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追求歐洲和世界霸權的容克資產階級把德意志的民族沙文主義推到頂峰，然而一戰戰敗非但把德意志民族爭霸世界的迷夢打碎，而且使德國又套上了凡爾賽條約的沉重枷鎖。這樣，德國民族復仇主義情緒惡性發展起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帶來了全世界的國際共產主義革命，德國建立了魏瑪共和國。由于德國根深蒂固的軍國主義和專制主義思想，共和國從一開始就根基不穩。從1918年到1923年之間，德國經歷了舊統治力量崩潰、新的統治權力分裂時期，也經歷了劇烈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動亂，就在民主領袖致力于打下新民主根基時，德國出現了德國保護和抵抗聯盟——一個反民主、排猶的行動組織。德國保護和抵抗聯盟在1920年散發了764.2萬份傳單，聯盟還擁有自己的報紙《德國種族報》和“科學的”種族雜志《政治人類學月刊》。許多德國著名學者在反猶雜志擔任總編輯。他們指責猶太人逃避服役，指責猶太人向革命者和具有報復性的政客提供幫助和撫恤，恐猶者幾乎就每一個負面影響對猶太人加以指責，從現代思想的頹廢到折磨廣大人民的社會經濟方面的災難。

3.文化政策因素

納粹時期德國的政治文化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具有深刻的歷史和政治因素。希特勒利用一戰后人們的復仇主義觀念以及狂熱的種族激情上臺，結束了魏瑪共和國的統治，德國知識精英階層成為種族優越論的狂熱推崇者。德國的文化政策是促使德國知識分子從“恐猶”轉為“屠猶”的重要因素，這一時期的德國政治文化更多的是對當時法西斯意識形態的反映。種族主義思想——“種族優越論”、“民族共同體”意識以及希特勒推行的領袖原則是文化政策中的主要內容。種族主義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理論基礎，宣揚生存競爭、優勝劣汰，認為人類發展的歷史就是一部種族斗爭的歷史；認為作為雅利安人的后代，德意志人是優等民族，理應得到推崇和贊美；而作為“低劣”民族的猶太人理應被驅逐和唾棄。種族主義在納粹政府統治時期發展成極端的反猶主義，最終為推行種族滅絕政策奠定了基礎。

“民族共同體”[注]孫東方、傅安洲：《二戰后德國政治教育在政治文化變遷中的作用研究》，《比較教育研究》2007年第1期，第23頁。的德文原文是Volksgemeinsehaft，德文“Volk”一詞除了表示“民眾”、“民族”、“人民”外，還包含一種以血統和鄉土為基礎的原始部落集團的意思。民族共同體是希特勒為建立法西斯集權獨裁統治而建立的社會聯盟。民族共同體強調德意志民族的整體利益，同舟共濟，復興德意志民族。這種民族榮譽感對德國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產生了深遠影響。領袖原則與民族共同體思想是緊密相連的。希特勒把尼采的超人哲學運用到了政治領域，提出由種族精英統治國家。希特勒政府宣揚領袖是德意志民族共同體的代表，推崇強烈的種族主義。當時建立了許多嚴密的組織，培養具有納粹特色的“新的世界觀”[注]傅聰：《歐洲反猶主義的根源》，《國外理論動態》2005年第5期，第82-87頁。的人。德國具有特有的“道德冷漠”，既包括德國民族主義思想中的種族優越論、生物種族觀和猶太惡魔化的主題，又包括容克軍國主義的背景。在此觀念的長期滲透下，德國軍官變成了執行命令的機器。

4.德國納粹政府教育體系

此時德國的教育體系建立在獨裁的、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基礎之上。在德國的學校里教唆學生憎恨猶太人是極為普通的事情。德國納粹執行的專制政府教育體系，成為德國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種族優劣思想的根源。

當時德國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仇恨猶太人，與他們所受到的教育密切相關。納粹政府統治時期，學校從兒童入學起就開始灌輸種族意識，并且要求青少年必須具備有關血液純潔的意義和必要性的完備知識。希特勒的文化政策也時時刻刻地宣傳種族主義和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些意識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形成，繼而成為德國教育體系的重要的理論依據。在希特勒的統治下，科學、文化也被貼上了種族主義的標簽，區分為德意志科學文化與非德意志科學文化。以科學進行的種族滅絕和滅絕行動的技術化和工廠化，使得每個人要面對屠殺的道德問題變成了生產線上純粹的技術活[注]克勞斯·費舍爾：《德國反猶史》，錢坤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29頁。。在德國知識分子這一群體的身上，體現出更多的是平庸的惡。在像第三帝國時期的德國這樣的極權社會中，人們對權威采取了服從的態度，用權威的判斷代替自己的判斷，平庸得喪失了獨立思想的能力，無法意識到自己行為的本質和意義，無法在服從中從個人價值方面進行判斷，因而也成了一些德國知識分子在面對納粹政府屠猶行動時“無能為力”的借口。

(二)戰后德國知識分子進行反思的原因

戰后德國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夠比較深刻地反思以大屠殺為標志的納粹罪行，對其采取不回避和正視的態度，也有著深刻的社會與文化背景。

1.悠久的知識分子傳統

兩次歷史學家之爭是整個德國知識分子以及全社會反思戰爭罪責的一個縮影。德國是一個具有知識分子傳統的國家，二戰后，德國戰敗，知識分子表現出強烈的濟世情懷，力圖在大屠殺廢墟之上營造精神的共同體。德國的歷史學家首先擔當起了反思歷史的重任，強化國家應該擔當的歷史責任。而知識分子具有的思辨態度也在此時發揮了極大的作用。首先，歷史上德國學者康德、萊布尼茨等思想家都從不同角度探討過反思的哲學思想，出版了相關書籍。二戰之后德國知識分子延續了此傳統，繼續反思自己國家的歷史。其次，德國知識分子的知識素養本身較高，德國人普遍的閱讀量也居于世界前列，這使得反思納粹大屠殺的過程變得更加徹底。再次，反思傳統是與批判性聯系在一起的。20世紀50年代之后批判史學派的出現使得德國知識分子反思歷史的熱潮更加高漲。最后，戰后哲學家一直致力于引導德國人進行反思，如雅斯貝爾斯提出罪責的四種分類，阿倫特提出“平庸的惡”[注]陳恒、耿相新：《新史學第八輯，納粹屠猶：歷史與記憶》，鄭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245頁。，哈貝馬斯提出商談民主等等，知識分子成了引導德國民眾反思納粹大屠殺的主要力量。

2.政治文化與宗教因素

知識分子反思歷史是德國占據主導地位的政治文化語境的體現。德國的“贖罪文化”[注]金莎：《德國戰后公民教育中的“反思”探析》，《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第9頁。對德國知識分子反思納粹大屠殺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戰后德國民生凋敝，社會經濟地位大不如前，如何回歸民主世界、回歸正?；约敖嬓碌膰裾J同成為最主要的訴求，也是民眾的期盼。承載著德國文化傳統的知識分子通過對納粹罪行的反思，促使德國認同了悲劇的歷史，承認了德國給世界帶來戰爭的罪責，并努力修復德國與曾經遭受納粹侵略和迫害的戰爭受害國之間的關系。反思歷史以及德國知識分子對納粹歷史的認識成為國際檢驗德國的度量尺。納粹政府執政時期，希特勒將宗教與政治混為一談，將種族優越論發展到了極致，戰后，《基本法》規定德國實行政教分離，然而由于濃厚的種族主義影響，宗教仍然在德國政治文化中發揮著重要影響，二戰之后，德國教會對“罪”有了更全面的強調，提出了上帝的兩條誡命——“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要愛人如己”。二戰結束后，德國神學家和牧師弗里德里?！ゑR丁·尼莫拉起草的斯加特悔罪書指出：“我們給世界人民和國家帶來了無窮的災難，我們譴責自己。我們沒有更勇敢地去承認過錯，沒有更虔誠地祈禱，沒有更樂觀地信神，沒有更熱烈地去愛?！睆牡聡摹摆H罪文化”中，德國知識分子更加清晰地找到了反思歷史的原因。

3.歷史的延續

尼釆曾說：“只有強壯的個性才能承受歷史，弱者會被它消滅。當感情沒有強大到用自己來衡量過去時，歷史就會讓它們感到不安?！盵注]弗里德里?！つ岵桑骸稓v史的用途與濫用》，陳濤、周輝榮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其實這對于一個民族也是同樣的道理，沒有強大的民族自信就不可能承受如此悲痛的歷史。從戰后初期德國知識分子對納粹大屠殺的淺顯反思道路，之后阿登納時代的歷史反思與集體回憶，60年代反省歷史的意識初步形成，到八九十年代的德國知識分子批判性自我反省，德國知識分子對納粹大屠殺的反思歷程印證了一個道理：為了歷史的延續以及獲得世界的尊重和信任，民族反思歷史是必不可少的道路。它直接影響普通民眾對過去歷史的態度，引導著德國未來的前進方向。

結 語

希特勒政府對歐洲猶太人的種族清洗罪行，在20世紀于人類歷史和良知中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嘆息之余，我們更驚異于作為知識分子的律師、醫生、工程師們對納粹大屠殺的屈從，大部分知識分子被德國法西斯鍛造成訓練有素的“殺手”，狂熱地追隨并積極支持種族優越的理念，終將大屠殺演變為不可逆轉的過程。相比于狂熱追隨者，一部分知識分子是無動于衷的執行者，他們將狹隘的道德觀僅僅應用于自己的民族，對于從自己的國家驅逐出去的猶太人深深的苦難，更多的是視而不見與無動于衷。除此之外，少數抵抗者在德國整個納粹統治時期顯得那么微不足道，在無法改變的屠殺慘劇面前，他們被迫選擇了沉默與逃避[注]劉麗娟：《納粹德國的知識分子與大屠殺——以醫學界為視角》，《鄭州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第31頁。。二戰結束，德國知識界又最早認識到德國無法掩飾的戰爭罪責，由沉默逃避走向積極反思的道路。1970年的“勃蘭特之跪”震驚了世界的同時，讓世界感受到了德國勇于承擔歷史罪責，并真誠懺悔對猶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德國在政治中心的心臟位置建立了龐大的碑林，上面記載著納粹當年殘暴的罪行，這在世界歷史中是極為罕見的自省與贖罪之舉。忘記歷史就等于背叛歷史。柏林建成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不僅是德國人反思過去的象征，也是德國真正面對歷史的開端。雖然時至今日，人們試圖從理性的角度探討大屠殺產生的成因與機制，不過更重要的是，唯有重新樹立起對人性尊嚴與民主價值的尊重，才能防止人類悲劇的重演，有效遏制世界上類似的獨裁政權再度利用種族主義涂炭生靈。對生命的重視和民主政治的追求是德國知識分子經歷角色轉變后所感悟的重要內涵。

人們常把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思想精華的載體，代表著社會的正確的價值導向，可是納粹德國的歷史卻證明了如果謬見加上學識，會使一個虛擬、荒誕的世界變得有板有眼、有血有肉[注]張倩紅：《德國社會民眾與“大屠殺”——讀費舍爾〈德國反猶史〉》，《史學理論研究》2009年第1期，第8頁。。德國知識分子在納粹屠猶過程中扮演了幫兇甚至迫害者的身份，但是二戰結束后，仍是德國知識分子率先開始醒悟，積極反思戰爭罪責?；仡檻鸷蟮聡R分子反思大屠殺罪行的曲折歷程，帶給我們最重要的啟迪是：應尊重歷史與事實，正確對待歷史。正確的歷史態度不僅是對本國家歷史的尊重，更是一種對國際社會的歷史擔當，是國家實現自我救贖、重建民族自豪感的必經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