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異域到本土：史學碎片化觀念的源起與傳入

李 洋

“碎片化”成為近十年來史學批評話語中的一個常用詞，不僅出現在反思史學發展狀況的文章中，而且頻現于各種學術會議和學術期刊的主題中[注]2012年，中國社科院出版的《近代史研究》雜志分兩期刊發一組以“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問題筆談”為主題的文章，十多位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者就此問題發表了觀點。這是新世紀以來國內學界關于史學碎片化問題最為集中的一次討論。，且常暗含否定與警誡意味。這一詞語所指，甚至已經成為學者，尤其是青年學者在研究中要自覺避免的一種“錯誤”[注]劉文楠：《近代中國的不吸紙煙運動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第254頁。。當一個有著特定指稱的概念演變為一種深入群體意識的觀念，甚至會起到某種“自律”的作用，這一演變過程本身也就具有了思想史的意義。

目前國內學界關于史學碎片化問題的討論，基本都是針對當下史學實踐而發的。對于這一概念最初產生的背景，其如何進入中國史學界的視野，含義經歷了怎樣的變遷，以及史學反思與史學實踐之間的互動關系等，尚無清晰的回顧和梳理。在2012年《近代史研究》雜志組織的關于史學碎片化問題的筆談中，有學者直陳：“‘碎片化’是否已成為歷史研究的一個問題，這恐怕需要具體的實證說明。比如，這個問題在中國是由誰提出的？誰在提倡碎片化？誰在反對碎片化？各要達到怎樣的效果？什么樣的研究是碎片化？在近年的研究成果中大致占據怎樣的比例？……倘若這些問題弄不清楚，談碎片化似乎是無的放矢?！盵注]張太原：《個體生命與大歷史》，《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28頁。要回答這些問題，需要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史學發展潮流和研究成果做系統的總結與統計，限于學力，本文難擔此任，只就這一觀念的產生背景和傳入國內學界的過程做一初步梳理，以揭示在某種觀念跨語境傳播的過程中，其意義發生的偏移，補全在新世紀以來諸多關于史學碎片化的討論涌現之前，國內關于這一問題的理解。

總體而言，國內學界關于史學碎片化的基本印象，首先來自法國。要明了何以史學碎片化會成為一個被持續討論的問題，首先應當追溯中法史學交流重啟時，法國史學界的狀況與爭論。

一、法國“新史學”潮流及其批判轉向

1980年代初的法國史學界，正是“新史學”一代(或者稱為年鑒學派第三代)如日中天同時也開始飽受爭議之時。自從布羅代爾在1968年風潮后辭去法蘭西學院教授、第六部主任以及《年鑒》雜志主編職務且退休以后，年鑒學派經歷了一個不斷分裂，甚至自我懷疑的過程[注]Hunt,Lynn，French Histor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nnales Paradigm，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1,No.2，1986，p.213.。雜志的繼任編委由勒華拉杜里(Le Roy Adurie)、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和弗朗索瓦·孚雷(Francois Furet)等人組成。他們在繼承布洛赫、費弗爾和布羅代爾的遺產的同時，竭力尋求新的突破，積極倡導和從事心態史、系列史與歷史人類學的研究。如果說存在年鑒學派的特有范式的話，那第三代學人在70年代的實踐可以被視為區別于布羅代爾—拉布魯斯范式的“新史學”模式[注]1970年代，第三代年鑒學者主編了兩套論文集，一是1974年雅克·勒高夫和皮埃爾·諾拉主編的三冊《研究歷史》(英譯本題為Constructing the Past)，有學者認為這是“新史學的真正憲章”(見克里斯蒂昂·德拉克魯瓦、弗朗索瓦·多斯、帕特里克·加西亞：《19—20世紀法國史學思潮》，顧杭、呂一民、高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347頁)；另一套是1978年由雅克·勒高夫主編的《新史學》。這兩部文集被視為“新史學”一代史學方法論和史學觀念的集體亮相。。正是這種“新史學”模式，從80年代起開始受到來自各方的批評。在這種批評潮流中，中國學者開始較多地了解年鑒學派。所謂對史學碎片化的批評正是這些批評潮流中的一種。

要理解對于“新史學”模式的批評，首先要明了這一模式興起的背景及其主張。史學思潮與史學實踐的發展變動，既與學術內部的更替相關，也和整體的社會背景和思潮密不可分。新史學對于布羅代爾—拉布魯斯史學最明顯的繼承體現在計量方法和系列史研究取向上，其突破則在于新的史學領域的開拓和多元，具體表現在心態史的勃興、區域研究成為熱點、歷史人類學獲得進一步發展等方面。

整個五六十年代主導法國史學界的是以布羅代爾和拉布魯斯為代表的社會經濟史范式[注]關于布羅代爾和拉布魯斯的分析，見安托萬·普羅斯特：《歷史學十二講》，王春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95-200頁。1976年—1982年，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布羅代爾和拉布魯斯共同主編的《法國經濟和社會史》，“該書匯集了法國史學1960年代在法國經濟史和社會史方面的一切突出成果”。。此時期的研究領域集中于社會史、經濟史和人口史等領域，計量方法和在此基礎上的系列史方法是研究的基本手段。這種范式“讓幾代學生著迷”，因為它“將解釋置于一個概括性的層面上，這讓人覺得在整體上掌握了社會演變”，并“通過一些明顯的中介，將歷史的進展表現成由深層力量所引發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滿足了學生對于因果解釋的需求，最后，這一范式“奠基于提交證據的過硬程序之上”，這因其“科學性”而使人無法抗拒和懷疑[注]安托萬·普羅斯特：《歷史學十二講》，王春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00頁。。但這種范式在擁有解釋力的同時，也因其過于關注結構、局勢和長時段下的深層力量，而忽視了個體作為行動者對于歷史的影響。過度強調歷史過程中已發生的事情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使得這種歷史觀帶有濃重的宿命論的味道。如布羅代爾在接受電視臺采訪時所言：“你不可能與大海潮抗爭……在過去的分量面前，除了對之有所意識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盵注]布羅代爾1984年8月2日在法國電視一臺的訪談。見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馬勝利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14頁。同時，對于政治史的忽略和大規模使用計量方法導致的研究成果從60年代后期起就遭受了廣泛批評[注]如保羅·利科在《時間與敘述》一書中回憶，在1960年代，當敘述在年鑒史學中消失之時，人們就已經開始重新評價敘述及其通俗易懂的特性對于史學的價值了。見克里斯蒂昂·德拉克魯瓦、弗朗索瓦·多斯、帕特里克·加西亞：《19—20世紀法國史學思潮》，顧杭、呂一民、高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419頁。。

作為對這種史學取向的反動，第三代年鑒學派學者開始重新關注具體的個體，從布羅代爾式的宏觀分析轉向對于有限范圍內的精細審查。區域史和人物傳記開始興起，超越社會經濟的“第三層級”——心態史成為70年代最為熱門的領域。對于總體史的理解也被重新界定，認為它不再是包羅萬象的全面的歷史，而是“努力通過較小的個體范圍去觀察事物，掌握一批有限的資料，從中得出普遍性的結論。正因為如此，我們有時可以通過一個人的傳記，一個地區的歷史來進行觀察，這正是法國歷史學博士學位論文經常選擇的課題。地區史、家族史有時可以展示總體史而不必因此過于分散思考范圍”[注]許明龍：《“年鑒派的建樹不可逆轉”：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勒胡瓦·拉杜里訪談錄》，《史學理論研究》1994年第3期，第97-101頁。。這種研究的微觀取向，帶有某種物極必反的慣性，在70年代的一些作品中呈現出愈加細微和破碎的趨向。但我們不應忽略這種取向的背景，誠如安托萬·普羅斯特所言：“如果新史學的前輩沒有那么大力地將人類行動者非人化，那么新史學所做出的反應本不會在個人主義的方向走得那么遠?！盵注]安托萬·普羅斯特：《歷史學十二講》，王春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09頁。

年鑒學派自身研究取向的多元化，伴隨著其社會權勢的擴張而蔚為大觀。早在布羅代爾時期，依托于高等實驗研究院(EPHE)第六部，年鑒學派的勢力就已經遍布于法國的人文學科，布氏的雄心是要使歷史學“以共通的語言”為所有學科“提供時間上的基本層面”，進而“保持社會科學的一致性”[注]賴新誠譯著：《年鑒學派管窺(上)》，北京：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第90頁。。到70年代，在勒高夫、勒華拉杜里等人手中，年鑒學派(當時多稱作“新史學”派)的力量迅速膨脹，將觸角伸向新聞、出版各界，儼然成為整個文化輿論界的“霸主”[注]陳彥：《法國的“新史學現象”：年鑒派的新一代簡析》，《史學理論》1988年第2期，第86-87頁。。某種程度上，也正是這種地位的膨脹為年鑒學派帶來更多的批評。如1983年出版的一本名為《新史學現象》的書中就寫道：“新史學家們建立了唯一一個樣板。一個支配其學科的學術派別同時可以通過占據出版界高位而控制書籍的出版，又能采取向新聞媒介滲透的辦法而引導對其書籍的評論。這是法國的一個最為‘完美’的霸權位置?！盵注]關于這一評論，陳彥認為其不無夸張，還帶有某種意識形態的色彩。勒高夫在接受姚蒙的采訪時也表示此書作者并不是一個史學家，而是屬于法律界。他的批判并沒有切中要害，也與現實不符，只代表了極右派的一種咄咄逼人的氣焰而已，并認為作者對引文的引用歪曲了他的意思。見姚蒙：《“歷史始終是人類社會在時間中的演進”：法國著名歷史學家雅克·勒高夫采訪紀實》，《史學理論》1987年第2期，第68頁。

關于史學研究中不同取向的理解促成了對于年鑒學派的批評。到1970年代末之后，在《年鑒》雜志的領導層和最接近該雜志的歷史學家中，懷疑、質詢也開始日益增多?！赌觇b》雜志在1979年第6期中明確否認年鑒學派已經成為史壇霸主的說法，并承認“史學領域的碎化重新成了問題”。接著，年鑒學派的重要人物弗朗索瓦·孚雷于1981年撰文批評年鑒學派有一種“碎化的認識論”和對“新史學”的新對象的無限制追求。這被一些學者認為是“一份真正的年鑒學派死亡證明書”[注]克里斯蒂昂·德拉克魯瓦、弗朗索瓦·多斯、帕特里克·加西亞：《19—20世紀法國史學思潮》，顧杭、呂一民、高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422頁。。從外部來看，1980年，由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主編的《爭鳴》雜志翻譯了前一年發表的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回歸敘述:關于一種新的舊史學的思考》(TheRevivalofNarrative:ReflectionsonaNewOldHistory)的文章，和意大利學者卡爾洛·金茲伯格(Carlo Ginzburg)題為《符號、痕跡、線索：跡象范式的根源》(Clues:RootsofaScientificParadigm)的文章。這兩篇文章“正式對年鑒史學模式提出了質疑”[注]克里斯蒂昂·德拉克魯瓦、弗朗索瓦·多斯、帕特里克·加西亞：《19—20世紀法國史學思潮》，顧杭、呂一民、高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416頁。。隨即，1983年，法國國內出版了《新史學現象》一書，批評“新史學”在社會各知識領域的霸權。1987年，弗朗索瓦·多斯(Francois Dosse)的《碎片化的歷史學》一書出版，針對“新史學”潮流的批判開始激化。1988年，《年鑒》雜志編輯部發表題為《歷史與社會科學：一種批判轉向？》的文章，正式開始反思和回應危機。所謂史學碎片化問題正是80年代批判“新史學”眾聲中的一種。

二、法國語境中的史學碎片化問題

一種觀念進行跨語境傳播時，其意義常會發生偏移。新世紀以來國內關于史學碎片化的討論中，雖然對于何為碎片化并無完全統一的認識，但論者大多認可的一種理解是研究成果的瑣碎、零散和無關宏旨[注]如李長莉認為碎片化“指研究問題細小瑣碎，且缺乏整體關聯性與普遍意義內涵，因而缺乏意義與價值”。見李長莉：《“碎片化”：新興史學與方法論困境》，《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20頁。。在此基礎上，這一詞語的指稱更傾向于一種不成熟的研究狀態，而非已經蔚為大觀的一種研究潮流。蓋任何一種史學研究若已成為潮流，必然有眾多成熟甚至優秀的研究者投身其中。而如果翻檢最近二十年的《歷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上刊登的學術成果，我們很難指出哪一篇是碎片化的。無怪乎有學者在參與筆談時認為，所謂“碎片”問題，需要反思的恰是國內的史學培養方式和學術發表制度[注]章清：《“碎片化的歷史學”：理解與反省》，《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第11-12頁。。

如果回溯到爭論的源頭，梳理這一詞語在法國學界的演變，則會發現其基本指稱的對象并無太大變化，只是情感傾向在立場各異的使用者那里各有不同。

“碎片化”一詞并非從一開始就帶有否定意味。當1971年與“新史學”屬于同一陣營的出版商兼學者皮埃爾·諾拉最先使用éclatement[注]意為“爆裂、爆炸、分裂”。一詞來形容法國史學現狀時，正是“新史學”剛開始突破布羅代爾—拉布魯斯式的社會經濟史范疇，向著更為廣闊的領域延伸之際。他眼中的“史學爆炸”實際上是學術研究從一種威權式的大一統中解放出來，轉向更為多元和更具生命力的發展方向，顯示出未來的無限可能與蓬勃生機。用多斯的話說，諾拉是在“宣告一種令人高興的分裂的來臨”[注]克里斯蒂昂·德拉克魯瓦、弗朗索瓦·多斯、帕特里克·加西亞：《19—20世紀法國史學思潮》，顧杭、呂一民、高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346頁。。在為其主編的“歷史圖書館”叢書寫的一篇介紹文章中，諾拉斷言：“我們經歷了大寫歷史的分裂。由鄰近學科所孕育的新的研究，以及長期以來一直首先關注歐洲的歷史意識擴大至整個世界，極大地豐富了歷史學家們向過去提出的問題?！盵注]皮埃爾·諾拉，“歷史圖書館”叢書介紹，見克里斯蒂昂·德拉克魯瓦、弗朗索瓦·多斯、帕特里克·加西亞：《19—20世紀法國史學思潮》，顧杭、呂一民、高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346頁。

這種由于采用跨學科方法和擴大研究對象的范圍導致的歷史學分支領域的激增，在年鑒派的一些成員看來并非壞事。如雅克·雷韋爾所言，歷史學沒有必要為全面歷史的死亡而悲痛欲絕，史學知識的破碎是由現在的科學空間已不同于20世紀30至60年代年鑒學派所處的科學空間所決定的：“現在已不是全面歷史的時代，而是以研究對象為中心的時代了?！痹谒磥?，全面的歷史僅體現在計劃之中，一旦進入實驗操作，這種全面性便分化為無數個有待闡述的研究對象[注]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馬勝利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68頁。。

但在批評者如多斯眼中，這顯然是對總體史初衷的背離。他認為歷史學的這種擴張，特別是在與其他社會科學廣泛結合之后產生的新的研究領域的涌現，使得不同分支領域之間日漸缺乏整合和互相溝通的能力，進而放棄了構建一個具有整體解釋能力的總體系的努力。這也是多斯的著作中羅列的“碎片化”的表象?！啊罱?，年鑒學派徹底解構了歷史學，使它從此變成了一個小寫的復數名詞。復數的歷史學取代了單數的歷史學，因為現在只有關于某一部分現實的歷史，而不再有關于全部現實的歷史了?！盵注]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馬勝利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67頁?！八麄円巡辉侔驯姸嘌芯繉ο蠹{入一個合理的整體，這等于同馬克·布洛赫、呂西安·費弗爾、費爾南·布羅代爾的宏偉目標進行了決裂?！?/p>

而其深層原因，在多斯看來，在于“新史學”一代的學者們在認識論上放棄了整體史觀，放棄了線性時間觀和對因果關系的探求，轉而走上了?？率降慕鈽嫷缆?。他認為，“米歇爾·?？碌难芯糠较驗楫斀竦哪觇b學派提供了主要理論素材和研究宗旨?！仁谴輾Я巳祟愖鳛槲幕鹘堑闹黧w地位，然后又抨擊歷史主義，并反對把歷史作為一個整體和參考對象”。對此，多斯嘲諷?？率恰霸谝粋€沒有人類和尚未成形的星球上解構歷史”[注]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馬勝利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70頁。，“最重要的斷裂表現是對歷史知識的解構，對整體觀念的放棄”。這種解構的源頭在于布羅代爾提出的多時段理論，使得“時間性從單數變為復數，歷史也被分解成一攤碎屑”[注]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馬勝利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34頁。。

因此，從基本含義上而言，多斯對年鑒學派“碎片化”的批評主要針對他們放棄構建一個具有解釋力的總體史結構，轉而滿足于擴大研究領域，從區域的、微觀的取向研究過去；他還批評了主導這種變化的認識論上的轉變，并將這種批判上延到布羅代爾時期，認為正是從布氏開始，年鑒學派走上了背離費弗爾、布洛赫時代的道路。換言之，多斯的批判是一種正面進攻，針對的是年鑒學派從50年代以來的整體取向，這從其著作的章節安排就可以看出，他依次分析了當時占據“新史學”主流的歷史人類學、系列史和心態史，目的就是將整個六七十年代的年鑒史學作為一個整體予以反對。對于“新史學”學者們宣稱的“總體性”，他認為其只是“屬于新實證主義的幻想，它舍去了結構分析和因果關系假設這些主要層面，因而根本搞不出全面的歷史”[注]弗朗索瓦·多斯：《碎片化的歷史學：從〈年鑒〉到“新史學”》，馬勝利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40頁。。本質上，多斯與年鑒學者們的分歧表現在認識論上，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多斯無法容忍“新史學”的實踐者們走向?？率降牡缆穂注]多斯的這種批評，一定程度上受到其自身史學觀念的影響，也與當時法國史學界中馬克思主義學派與年鑒學派之間的話語權爭奪有關。林·亨特(Hunt Lynn)認為年鑒學派發展到“新史學”一代之所以被詬病為“碎片化”，主要是因為最初統合年鑒學派為一個整體的就是一種對強勢的方法論的重視，而對于研究領域則始終未予限定。隨著后繼者研究興趣的分散，分裂成為一種不可遏制的必然趨勢。見Hunt Lynn，French Histor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nnales Paradigm,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1,No.2,1986,p.213.。

《碎片化的歷史學》一書于1987年出版后，取得巨大成功。而“新史學”此時正處于飽受爭議之時，他們受到的更大的挑戰倒不是來自這種關于他們背離總體史的指責，而是80年代初的敘事轉向和要求重回政治史的呼聲。對于多斯的“碎片化”指責，年鑒派基本采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好斗的勒高夫則認為如果真的存在什么歷史學的危機，這危機也是由歷史學的成功引起的，或是由領域更為廣闊的社會科學的危機所引發的，和“新史學”的取向沒有任何關系[注]克里斯蒂昂·德拉克魯瓦、弗朗索瓦·多斯、帕特里克·加西亞：《19—20世紀法國史學思潮》，顧杭、呂一民、高毅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430頁。。

似乎是在回應他的觀點，與多斯同屬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米歇爾·伏維爾在提及多斯的著作時，雖然認為“現時的各個史學家、各種史學都以其各自的方式、各種程序、在各自的領域內進行著獨立而又封閉性的研究工作，人們不愿再冒總體史學、總體程序的險”，但當被問及未來是否有可能形成一種新的總體史學時，他的回答是悲觀的：“也許綜合性的著作已經使我們感到厭煩了，因為已有如此之多的這類作品?！盵注]姚蒙：《“今天的史學正處于轉折過渡之中”：訪法國著名歷史學家米歇爾·伏維爾》，《史學理論》1988年第1期，第65-90頁。

在當時(1970年代—1980年代)，史學共同體中這種不可遏止的多元化傾向并非法國獨有。幾乎在同時期的美國學界，也泛起一股對于史學“分裂”的擔憂，并且與法國學界的批評不無相似之處。在多斯的著作出版一年后，彼得·諾維克(Peter Novick)出版了其著名的《那高尚的夢想：“客觀性問題”與美國歷史學界》(ThatNobleDream:The“ObjectivityQuestion”andtheAmericanHistoricalProfession)。在全書的最后一章，諾維克對于當時美國史學界意識形態的嚴重分裂和分支領域激增導致的學科碎化表示擔憂：“在過去的二十幾年里，美國歷史學界有一個突出的特征，那就是無法用哪一種全面的解釋體系來組織美國的歷史或其他國家的歷史?！盵注]彼得·諾維克：《那高尚的夢想》，楊豫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625頁。美國知識界“意識形態的共識趨于消失”，對多元性的要求成為一種主要傾向?！鞍萘?Bernard Bailyn)和麥克尼爾(William Hardy McNeill)都認為，70年代和80年代美國史學界最突出的特征是碎化，而不是分化?！盵注]彼得·諾維克：《那高尚的夢想》，楊豫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638頁。美國歷史學界的創始人曾經抱有一個理想，建立統一和有內聚力的歷史學科。但是，在各種類型的離心力的作用下，這個理想遭到了覆滅，而且似乎沒有復蘇的前景[注]彼得·諾維克：《那高尚的夢想》，楊豫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804頁。。另一方面，學科高度專業化的結果使得“歷史學家裂化成了由少數人構成的分支群體，并各自形成了受到尊重的權威等級制”[注]彼得·諾維克：《那高尚的夢想》，楊豫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807頁。。這恰與皮埃爾·諾拉十多年前的斷言相似，也與多斯對于新史學實踐的批評頗為類似。諾維克所言的“共識”或某種“全面的解釋體系”對于美國史學界的意義，恰如總體史之于年鑒學派的意義。而他在使用“碎化”一詞時，如多斯一般蘊含一種否定的意味。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無論是多斯批評年鑒派的“碎片化”，還是諾維克為美國史學界“分裂”的擔憂，其前提都是以總體史或綜合為史學研究的唯一正確方向。所有研究成果必須最后能夠匯入同一條河流，才被認為有意義，甚至必須從研究之初就朝著同一個方向努力。在經歷了二十年布羅代爾“大一統”時代的法國史學界，特別是在年鑒學派內部，公開質疑總體史的聲音在當時幾乎絕跡，因而對于多斯的批評，年鑒派也只能以沉默回應，或者在其他場合下努力辯解他們的研究是在朝著新的總體史目標邁進。但在美國，諾維克的著作甫一出版，就有學者對這種克服碎化、恢復綜合的努力表示極度懷疑，并認為：“沒有充分的理由指責‘碎片化’而褒揚‘大歷史’，只有將這些詞語本身視為中立的，我們才可能在考慮這些問題時保持清醒?！盵注]Megill Allan，Fragmentation and the Future of Historiograph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6,No.3,1991,pp.693-698.

三、史學碎片化問題引入中國

回到80年代初的中國史學界，剛剛經歷了瘋狂而閉塞的“革命年代”的內地學人，對于域外同行的工作茫然無所知?！拔母铩苯Y束后，中西中斷十多年的學術交流得以繼續。較早有機會出國交流的學者為封閉十幾年的中國學界帶來了關于西方學界的最新動態。其中張芝聯教授自1979年起多次前往法國，與當時仍健在的年鑒學派第二代學者(如拉布魯斯)和正值當年的“新史學”一代都有直接接觸，并撰寫了大量介紹法國史學的論文和報道，“用各種名義邀請有真才實學的史學家來我國講學或參加討論會，進行實質性的學術交流”[注]張芝聯：《從〈通鑒〉到人權研究——我的學術道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第19頁。。到80年代后期，開始有中國內地學生赴法攻讀史學博士，親炙于當時活躍在史壇的諸賢，對于歐洲的史學潮流有著切身的體悟。他們成為繼續介紹西方史學動向和重要人物及其思想的主力[注]如1987年赴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姚蒙，成為80年代介紹年鑒學派的重要學者，也是中文學界有研究年鑒學派專著的學人之一。再如1982年赴法的陳彥，成為國內最早從法國國內的爭論出發介紹“新史學”面臨的爭議的學人。。年鑒學派和“新史學”通過這種方式，真正進入國內學術界的視野，并成為整個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在國內影響最大的西方史學流派[注]1978年之前也有少數文章介紹年鑒學派，但大多轉載自蘇聯學者，介紹內容也十分粗淺。年鑒學派在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的影響，可以通過當時國內關于西方史學的譯著窺得一二。見鮑紹霖、姜芃、于沛、陳啟能，等：《西方史學的東方回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231-232頁。。

在此時開始接觸法國史學的中國學界，除了津津樂道的年鑒學派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者之外，最有切近觀感的就屬“新史學”一代了。除了一些學者通過出國訪學和深造的途徑以外，還有眾多被歸于第三代年鑒派的法國史家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訪華[注]如弗朗索瓦·孚雷(Francois Furet)1981年到中國，在上海舉行座談會，介紹其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1987年弗朗索瓦·貝達里達(Francois Bédarida)訪華，參加中國社科院的學術座談會。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93年6月到廣州，與中山大學學者們座談。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于1994年5月訪華，并接受《史學理論研究》主編陳啟能的采訪。。他們通過學術演講、座談會等形式與中國學者展開交流，成為維持年鑒學派在中國學界影響力的重要原因[注]當然此種影響力很大程度上只限于“知名”，真正從學術上對中國史學產生影響，當歸因于年鑒學者著作中譯本的出版。這一過程不僅限于八九十年代，而是持續至今的一項事業。。

“碎片化”一詞正是在中法史學界重啟交流之門后傳入中國的。張芝聯先生在1981年介紹法國史學的一篇短文里，率先提及1968年布羅代爾辭去《年鑒》雜志主編以后，年鑒學派的第三代人物當權，“他們進一步把歷史研究引向橫廣方面發展。在他們手里，歷史越來越變得支離破碎，多樣性方法反映了多元論觀點”[注]張芝聯：《漫談當代法國史學與歷史學家》，《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1981年第2卷第1期，第50-59頁。。后來他在文章中進一步從批評的角度提及這種現象：“年鑒學派在作出一些有價值的專題研究的同時，把歷史弄得支離破碎，見樹不見林，不能回答在解釋復雜的歷史現象諸因素中，究竟何者是帶決定性的。計量史學的成果固然不少，但越來越專門化、公式化，一般歷史學家既不能理解，也無法核實，更談不上依靠它來解決實質性的問題，因而它的聲譽逐漸下降”[注]張芝聯：《西方史學發展的新趨向》，《群言》1987年第5期，第23-25頁。。這是國內學者介紹年鑒學派時首次對于“新史學”的批評。限于資料，筆者已經無法得知張先生是在與法國學者的交流中得到的這一“支離破碎”的印象，還是讀到了當時法國國內已經出現的對于“新史學”的批評文章。但這一批評的重心已經在轉述中打上了濃重的馬克思主義色彩。

也有學者從年鑒學派內部發展的脈絡中理解這一詞語。于80年代中期赴法交流的金重遠先生在此時期的文章中提到“新史學”與年鑒派的不同：“‘年鑒派’提倡研究總體史，‘新史學’卻斷言‘間斷性’在歷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因而否認歷史事件之間有什么聯系，主張不再研究‘總體史’，而是把著重點放在個別的、部分的體系上去?！彼€引用勒高夫主編的《創造歷史》一書中一些文章的主題，認為其“充分說明‘新史學’已放棄了對‘總體史’的研究，把注意力放在一些細小的課題上”[注]金重遠：《當今法國史學界》，《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2期，第98-105頁。，“又回到了對人類社會的某些側面和片段進行繁瑣考證上來”[注]金重遠：《法國“新史學”簡介》，《歷史研究》1986年第2期，第187-192頁。。

這種關于“新史學”一代的研究日趨碎化的印象還得到了來自法國學者的旁證。1987年4月來華的法國當代史研究所所長弗朗索瓦·貝達里達(Fransoic Bédarida)在參與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舉行的學術座談會上發表演講，介紹法國當代史研究新趨向。在演講的最后，他提到法國當今的歷史研究“領域的日益擴大，分支愈來愈細(如家庭史、婦女史、健康史、死亡史等等)將帶來一種潛在的危險：分支愈多愈細，可能導致‘爆炸’的不良后果”，為此他主張“歷史研究的領域應趨向統一”[注]成康：《法國歷史學家弗朗索瓦·貝達里達談法國歷史研究的新趨向》，《史學理論》1987年第3期，第185-187頁。。類似的，當時在巴黎第一大學攻讀博士的姚蒙曾采訪多位法國史家，他為國內刊物撰寫的這些訪談稿成為80年代國內學人了解法國史家主張和法國史學動態的重要一手材料。1989年在他采訪法國歷史社會學家讓·巴歇萊(Jean Baechler)的記錄中，受訪者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對于法國學界一些“開始平庸化了的史學家”的批評，認為歷史在他們手中“逐步迷失于細節之中，而這些細節卻只具有十分有限的意義”。他列舉了一些關于骯臟、垃圾、人們怎樣洗澡等歷史的書籍，認為這種無目的地追求細節的傾向沒有與“對一個確定問題的回答”相聯系?！拔矣X得我們現在越來越少地提出問題，但卻越來越多地給予回答。但如沒有明確的問題，這些回答就不是回答，而只是資料的匯編、事實的積累而已?！边@些在沒有新問題、新視野的情況下“繼續原子化、瑣碎化”的研究會導致一種“史學確定性的危機”，史學將再次失去其優勢地位?！氨M管要達到真正的總體性或整體性是不可能的，但去瀏覽、了解有關自己研究主題的各個相關方面、相關領域以獲得一種整體性的視角，卻是極其必需的?！盵注]姚蒙：《研究歷史的宏觀與微觀：訪法國著名歷史社會學家讓·巴歇萊》，《史學理論》1989年第1期，第80-91頁。

來自《年鑒》雜志內部的學者對于這一問題的回應也曾在90年代初進入中國史學界的視野。時任年鑒派編委成員的波爾蓋爾將那些關于“成為碎片的歷史”的指責理解為是“研究領域的擴大”所導致的?！坝行┤诉@樣熱心地說過，歷史學從此以后，將在其方法與問題的設置上，分裂成許多與社會科學密切結合的專業領域，從而失去自己在認識論上的個性，走向消失自己身影的方向。然而，這種歷史學的死的宣言，實際上不過是一種謬誤的傳聞罷了?！盵注]波爾蓋爾：《社會科學的危機與歷史學(一)——年鑒學派的當今課題》，《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1年第1期。

整個80年代討論史學碎片化問題最為詳盡和深入的，當屬陳彥的《法國的“新史學現象”：年鑒派的新一代簡析》一文。作者曾于1982年赴法，五年后獲得巴黎索邦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正是此文撰寫之時。作為留法學人，陳彥對于當時法國史學界的討論較國內無疑是更為熟悉的。他在該文討論歷史的碎化問題的內容中，大量引述80年代很有影響的《新史學現象》一書和當時剛剛出版的弗朗索瓦·多斯的《碎片化的歷史學》一書的內容和觀點。這兩部書是80年代法國國內批判年鑒學派最為知名的著作，但對于國內的學人而言無疑是隔膜的。正是陳文將法國學界關于史學碎化的討論成果做了系統的引入。

陳彥將布羅代爾以降法國“新史學”發生的變化概括為三方面：方法上由計量分析到序列歷史，并認為“序列史所表現出來的割裂歷史和新實證主義傾向是不可忽視的”；時間觀上由布羅代爾的三維時間到多元時間；研究領域則由社會經濟到文化心態。他還認為“至布羅代爾而極的總體歷史已經為分化準備了基礎”，年鑒派長期摒棄歷史哲學的做法使得“建構一個氣象萬千的總體歷史缺乏根基”，而年鑒派廣泛吸收各門社會科學學科之長的做法，在其杰出的先圣那里使得史學“具有綜合各學科的宏大氣魄”，但同時也給史學“埋下了分裂的因素”。但總體上，陳認為碎化的代價一方面是總體歷史的丟失，另一方面又是總體發展的必然?！白鳛槭穼W發展長河中的一個階段，‘碎化’較之總體歷史仍然是進了一步，它擴充了史學的領域，深化了史學的認識?！盵注]陳彥：《法國的“新史學現象”：年鑒派的新一代簡析》，《史學理論》1988年第2期，第86-100頁。

與之前關于史學碎片化問題的零星討論不同，陳彥的文章最先分析了史學潮流與世變的關系。他從社會思潮、技術革新、公眾媒體和西方知識界理論的困惑和理想的失落等角度解釋了“新史學”種種發展趨向產生的原因。

陳彥理解的碎化顯然是承繼多斯的批評而來。正如陳文發表一年后一篇總結國內對年鑒派——新史學研究成果的文章中所言，總體史的碎化是因為年鑒派學者為實現總體史目標，主張從社會生活的各個層次來研究歷史，這樣做的結果導致史學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離總體史目標卻越來越遠。比如系列史方法，人們將歷史劃分為序列，是人為任意劃分的，并沒有也無法解釋序列與序列之間的關系，這樣就不知不覺地放棄了對總體史的追求[注]姜芃：《十年來我國對年鑒派——新史學的研究述評》，《世界史研究動態》1989年第11期，第37-45頁。。

應當說，陳彥關于碎片化問題的討論因其資料引用上較為切近，而成為當時國內在這一問題上最為貼近法國史學狀況的描述。到90年代，史學理論界開始有學者專門撰文討論史學碎片化問題，作者認為在現在的語境下，“這種被指責為‘歷史的碎化’現象，實質上是歷史學的高度分化，或者換個角度說，是以‘歷史的碎化’為特征的分化”。他還在分析這種對于碎片化的負面印象產生的原因時，首次對“整體”觀念提出質疑，認為“隨著系統論的廣泛傳播，‘整體’概念也被簡單化地頻繁使用著”，這進一步加重了學界對于碎片化避之唯恐不及的心態[注]趙建群：《論“歷史的碎化”》，《史學理論研究》1993年第1期，第121-127頁。。作者在幾年后的另一篇文章中對整體史觀做了進一步分析，認為年鑒派第一代提倡的總體史僅具有理論上或本體論上的意義，而“無法在研究實踐中獲得最終的實現”[注]趙建群：《“唯有總體的歷史才是真歷史”透析》，《史學月刊》1996年第5期，第104-109頁。。盡管未能在反思整體觀念合法性的道路上更進一步，但在當時的學術語境下也已屬少數了。

整體觀念在當時國內史學界的影響力，并不在于某種外力的強加，而是深入到學者思想觀念中的一種基本底色。90年代國內對于年鑒派的研究開始拓展到具體的學術領域中，以當時分析年鑒派心態史的兩篇文章為例，一篇認為心態史在某種程度上遏制了新史學由總體歷史到碎化歷史的轉變[注]徐浩：《探索“深層”結構的歷史——年鑒學派對心態史和歷史人類學研究評述》，《學習與探索》1992年第2期，第121-130頁。，另一篇卻將碎片化現象出現的原因歸于心態史的盛行，認為正是不少心態史學家“一味地迎合普通讀者的口味，致力于對起居、飲食、服飾、禮貌、舉止等問題的研究”，使得史學成果越來越顯得瑣碎，“越來越背離總體史的目標”[注]呂一民：《法國心態史學述評》，《史學理論研究》1992年第3期，第138-148頁。。拋開二者對于心態史的理解差異不談，這種以與總體史的關系為評價某一學科優劣的標準，恰恰反映了整體觀念在當時史學界的重要影響力。

整體史觀的這種統治力，無疑與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有著直接關聯[注]有論者常舉出中國史學傳統中的“通史”概念來證明整體史觀是中國史學中的主流。但不可忽略的是，自近代專業史學在中國形成以來，占據主流地位的史學研究都是以細小題目作為對象的專題研究。傅斯年領導下的“史語所”便是此種潮流的最好代表。。自90年代以來國內社會史研究興起，碎片化問題的討論遂從西方史學史領域轉移到了社會史領域，尤其是近代史學科中的社會史討論中。從社會史被確立為一個研究領域起，首先就爆發了眾多諸如社會史的定義、研究對象、“專史”與“通史”之爭等眾聲喧嘩的爭吵。無論各方觀點如何，“整體史是歷史研究的終極目標”這一基本理念卻為幾乎所有人認同。在這一前提下，社會史研究，只能是一種研究領域的擴大和視角的轉變，且這種變化必須圍繞著整體這個軸心。一旦有所偏離，便是碎片化的明證。

若具體考察，其實會發現從90年代后期到新世紀以來，隨著時間推移，近代史領域在使用“碎片化”這一概念時，正逐步遠離這一詞語最初引入中國學界時帶有的法國史學論爭中的含義，即對于史學分支領域增多導致的無法最終匯集為一個具有解釋力的“總體”的擔憂，而更趨向于對于選題缺乏明確問題意識的批評。這或許反映了學術界在對于歷史研究的認知上發生了某種轉變。但隨著新文化史研究在國內的興起，這一詞語的指向又有了新的意涵。整體史觀作為批評碎片化的觀念根基，仍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尋求確定性和因果解釋仍然是推動史學前行最基本的動力。

回顧碎片化討論在法國學界興起的經過，可以看到，要了解一種學術批評的本意，必須從其批評對象自身的發展脈絡中尋找原因，同時考慮批評者自己的認識論立場，方能明了論爭中最核心的問題是什么。而在一種觀念的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接受者同樣經過了自身知識背景的過濾和加工，觀念本身的語義指向不可避免會發生某種偏移。但真正使一種批評得以本土化的，還是兩種學術傳統或某一時代潮流中的相似性。從這個角度而言，考察整體史觀在中外史學傳統中的異同，似乎是了解所謂碎片化問題的更好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