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的傳統習俗與時空變遷

張 弛，畢嘯南

（1. 清華大學，北京 100084；2. 北京師范大學文化創新與傳播研究院，北京 100857）

清明節的傳統習俗與時空變遷

張 弛1，畢嘯南2

（1. 清華大學，北京 100084；2. 北京師范大學文化創新與傳播研究院，北京 100857）

清明節作為中國歷史上3大節日之一，它融合了時間相近寒食節的上墳習俗和上巳節的春游傳統。文章通過對貴州省銅仁地區清明前后“掛社”和“掛青”的習俗進行了描述和分析，無論是“掛社”中的集體吃社飯的習俗，還是“掛青”中家族墓田中的祭祀，都體現了中國人相互依賴的倫理和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而今天的“掛青”和“掛社”都出現了日益形式化的趨勢，形成這種趨勢主要有3個原因：家族墓地日益被國家公墓所取代，割裂了家族后人與祖先之間的聯系；地方性的時間被統一性的現代時間所取代，“掛社”“掛青”這種具有地方性時間節律的活動受到了制約；清明期間集體性的傳統娛樂活動被跨越空間的旅游和虛擬空間的個體性娛樂所取代。因此，需要重新認識清明的深層意義：對先人的緬懷和對家的眷戀是一種“實質性傳統”“時空壓縮”也不能改變這種實質性傳統。

清明節；掛社；掛青；實質性傳統；時空壓縮

清明節僅僅在春節一個多月之后，同為中國傳統3大節日，兩者待遇卻千差萬別：春節是一首歡樂祥和的交響樂，天地同樂；而清明則是一曲悲傷斷魂的牧笛聲，懷念昔日去者。春節的習俗傳統之一“發紅包”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進化為“搶紅包”的新習俗，“紅包經濟”促進了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強化了中國人對春節喜慶的社會記憶，節日在市場經濟中變成一個重要的消費節點，商家成為推動節日的主要推手；而清明節習俗背后的支撐產業——菊花、燒紙、鞭炮等，并不需要互聯網大數據新興產業的支持，因此清明節并沒有春節那樣的全民社會記憶。春節這個闔家團聚的時刻，在旅游產業的推動下已經變成一個重要的旅游黃金周，歡聚的社會記憶分散成個體和家庭的休閑記憶；清明節作為國家假期僅僅恢復8年，且只有3天的假期，在旅游產業的譜系上它的光芒仍然有些幽暗。

清明節的平淡在于它單單被誤解為只是一個祭拜和哀思的節日，人們忘記了它還是一個合家出游的良辰美景，傾城而出的盛大節日；而作為祭拜和哀思的重要節點，過去的集體祭拜、親朋好友在家族墳墓前與祖先同飲同食，如今變成了素不相識的、來來往往的眾人在國家公墓里，各自對著各自親人骨灰盒獨自憑吊，或安靜，或喧囂；更重要的是：信息技術的發展、便利的交通工具讓“時空壓縮”[1]成為可能：時間克服了空間的障礙。然而，時間并沒有真正地克服空間，在今天的中國，不可逆的城市化浪潮反而產生了當代中國人特有的“時空延伸”的疏離心態：與已故的親人之間巨大空間，仍然橫亙在異鄉人回家的路的面前，而且有不斷增大的趨勢。

1 被誤讀的清明

今天我們一提起清明節，很多人腦海中首先呈現的是杜牧那首著名的“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的場景，殊不知清明節在唐宋時不只是“寒食家家送紙錢，烏鳶作窠銜上樹”的悲慟時刻，也是“著處繁花務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的盛大節日。清明節從唐代開始成為一個融合性的節日，唐宋時期的清明節融合了時間相近寒食節的上墳習俗和上巳節的春游傳統，并最終在宋朝以后取代了寒食節和上巳節，作為一個既是慎終追遠的紀念日，又是全民歡愉的節日，清明節成為全國性3大節日之一。

清明節在唐代之前，只是一個節氣存在，并不是一個節日，“在唐代以后才逐漸融合了時間相近的上巳節、寒食節的習俗變成了一個以踏青、掃墓為主要活動的節日”[2]。

上巳節的歷史最為悠久，形成于春秋末年，最初巫術氣氛較濃，節日內容主要為河邊沐浴，祓除不祥，并在河邊招魂，后來節日的宗教性日益削弱，發展成為戶外踏青的重要節日。因此，杜甫才能留下他的不朽名句“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3]。

寒食節和清明在時間上最為接近：寒食節在唐代規定禁火3天，這3天為冬至開始算起的第104天，第105天，第106天，分別為大寒食、官寒食和小寒食，而小寒食正是清明節。寒食節起源“三月應禁火”的民間信仰，寒食節的主要活動為：祭祀祖先和去世的親人、春游和飲食[4]。宋代以后寒食節吃寒食的習俗日益衰落。

清明節盛大的春游傳統在今天的中國逐漸消失了，這種地域性的出游被穿越時空的個體化旅游所替代，各種傳統集體性、面對面的娛樂活動：蕩秋千、斗雞、拔河、蹴鞠也被現代組織化的體育運動、虛擬化的網絡游戲所消解。

清明，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特別的節日，特別在于它是個節氣，也是一個節日。它代表了中國人的一種生活智慧：清明節不僅是對逝者的追思，也是對現世生活的熱愛。

宋代高菊卿的那首《清明》正體現出這種智慧：

南北山頭多墓田，清明祭掃各紛然。

紙灰飛作白蝴蝶，淚血染成紅杜鵑。

日落狐貍眠冢上，夜歸兒女笑燈前。

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5]。

曾經，銅仁地區的“掛社”和“掛青”體現了這種人生智慧。

2 清明之祭拜

2.1 社日習俗的流變

提到社日，也許今天大多數人腦海里一片空白，即使是賢者，比如魯迅，他對家鄉盛大的戲曲演出時間也不甚了解，也關心具體為哪一日子，他稱之或許為“社戲”罷了，可以看出“社日”在近代中國地位之一斑。

社日，和清明相去不遠，在今天中國大多數地區已經消失了，可是社日這個與農業息息相關的節日，在元代之前的中國是一個盛大的節日。在中國古代社會，農耕時代的人們對土地非常崇敬，在社日當天祭拜土地神，以祈求風調雨順，后來逐漸演化成為一個鄉土社會中民眾娛樂的節日，人們在社日當天停止勞作，擊鼓喧樂，放歌縱酒。在漢代以后，一年有“春社”和“秋社”兩個社日，漢代以后，社日時間一般確定在立春后第5個戊日（春分前后），立秋后第5個戊日（秋分前后）。社日在元代以后開始衰落，后來逐漸淡出歷史的視野[6]。

然而，這些古老的習俗在一些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保存了下來，并產生了新的形式和內容。貴州省銅仁市和周邊的一些地區至今還保存了“掛社”的習俗，“掛社”在附近有些地區也稱為“過社”[7]。銅仁市位于貴州省東北部山區，與重慶市秀山縣、湖南省鳳凰縣接壤，這里是一個多民族居住區，土家族、苗族、侗族等世代居住在這里。從秦代起，這里的不同區域就分屬于西南地區不同的郡，在長期與中原文化的接觸中，當地居民受到漢文化重視宗族和祖先的影響：直至今日，春節當天，很多人家會在在堂屋祭祖，有些地區會在堂屋貼上“天地君親師”的字幅，進行祭拜，形成了他們的獨特祭祀傳統。

2.2 盛大的“掛社”

銅仁地區“掛社”的祭拜對象與中國古代社日有所不同，銅仁地區祭拜的對象為剛過世3年的親人。為什么要提前祭拜，不在清明節祭拜呢？有學者運用6 000多年前中國古代“二次葬”原始風俗進行解釋，死者的遺體在歷經3年之后再次埋葬，死者的靈魂會更潔凈[7]。我采訪了當地幾位老人，他們給了我一個意想不到的解釋：這些人剛走，在下面吃的東西不多，如果清明給他們送東西，他們的東西有可能就被別的人搶走了。這種民間的解釋也許更能反映當地人們的社會心態。

農業社會的節日總是和飲食密切相關，銅仁地區的人們也不例外。他們會在社日到來之前在地里采摘剛發芽的野蔥和野菜，采用自己家里飼養的土豬肉腌制的臘肉同當地的糯米一起蒸制，做上具有地方特色的“社飯”?！吧顼垺痹谖镔|水平匱乏的時代屬于稀缺的美味珍饈，我采訪了當地一位年過40歲的中年女性得知：在她小時候，也就是20世紀70年代，他們家人只有在過年才能吃上豬肉，而且只是豬頭肉。因此，這種珍貴的食品，而且帶著象征大自然的生命力的野菜，足以讓九泉之下的親人感到滿足。

在社日當天，死者的家人會邀請親朋好友一起來到死者的墓地，有時甚至有近百人，家人帶上從家里做好的“社飯”和酒菜，親朋好友帶上鞭炮、紙錢。他們先清理死者的墳頭，插上新的“飄墳”（一種木棍，上有紙錢），放鞭炮、燒紙。完成這些莊嚴的儀式后，大家坐在死者的墓地前，開始開懷暢飲，和死者一起分享食物。馬林諾夫斯基說過：“所有用獻祭的方法與一切神祗分享豐富的食物,便等于與一切分享這天意底嘉惠了”[8]。而在參與“掛社”的銅仁民眾看來，這種行為并沒有馬林諾夫斯基所說的那樣神圣，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和已故親人、朋友的分享，這種分享是一種友好的分享，和中國人“現世中心的傾向”的思維[9]有關。同時，他們也相信他們的照顧會讓九泉之下的親人生活得更好，將來老去后，后代仍然會像他們一樣對待去世的親屬。這種思維是中國鄉土社會中長期形成的，是許烺光所謂的“相互依賴”[10]的心理?！皰焐纭苯Y束后，參加“掛社”的每個人會帶上一些“社飯”回家，作為對死者的思念?！皰焐纭钡呐d起也類似于霍布斯鮑姆所說的“被發明的傳統”[11]。20世紀90年代，銅仁人在經濟生活開始好轉后，“掛社”逐漸興盛。

2.3 慣常的“掛青”

在銅仁人的心目中，清明節上墳稱為“掛青”，不如“掛社”那樣重要，因為死者已經過了難熬的3年，順利地安息在家族墓地中，也不像“掛社”那樣熱鬧，不會有那么多親朋好友共聚在墓地前，當然，也沒有美味可口的“社飯”。

銅仁地區多山，墓地也基本在山上，一個山上分居著家族中故去的人們。清明節前后，每家每戶只是派出幾個代表，帶著一些普通的酒菜和銅仁當地的小吃——米豆腐上山，祭拜儀式過程和“掛社”相同，只不過大家吃的是米豆腐，而不是“社飯”。

家族墓田，一直是中國祭祀的一個重要場所，和居住的房屋不僅在空間上存在聯系，也在一個連續、穩定的意義系統中。許烺光在《祖蔭下》中就指出：云南喜洲的房屋分為陽宅和陰宅，二者在一個系統中，陰宅即是家族墓地中的墳墓，祖先的身體住在墳墓中，靈魂居住在家里的神龕里，祖先一直和家人住在一起，保佑著家人。世間的人們和剛過世的親人仍然還保持一種連續性的親屬關系，他們相信，已故者對子孫是善意的，中國人對自己的祖先一直懷著一種敬意和思念[12]。而在銅仁“掛社”3年期間的人家里，新的墳墓也會影響陽宅的裝扮，房屋上的對聯由喜慶的紅色變成肅穆的白色。

家族的清明節不如“掛社”那樣熱鬧，只因為清明節承載著家庭的回憶，更確切地說，清明節是成年人的追思，特別是失去父母的成年人，而對孩子們來說是一個歡聚的日子。下面是我訪談的一位在深圳工作，銅仁籍公司女白領Z女士的追憶：

“我從沒讀過博爾赫斯的書，只對他的一句以訛傳訛的印象特別深刻——“記憶建立時間?！币苍S每個人的清明記憶開始于生命的離去，特別是至親之人離開人世之時。我的清明記憶也是這樣：它始于奶奶去世后的第2年，那年我剛9歲。9歲之前，我所經歷過的每一個清明，僅僅是萬物復蘇中某一天，“清明”在我腦海中一片空白。

9歲之后，清明對我來說是一幅歡快的畫卷，隨著時間流淌慢慢展開，日漸清晰起來：清明前后的某個星期天，和風細雨之中，我跟隨父輩的腳步，踩著泥濘的土路，來到山林中祖墳旁，墳地里的土墳看上去就像一個個標準的圓錐體，奶奶的圓墳就在墳地的邊緣。2年后，爺爺與奶奶合葬在一起，他們的墳墓成為了這塊墓地中最大的圓錐合體，每一年我們都會把墳墓周圍的雜草清理掉。

祭拜儀式每年都一樣，如同被一塊“木板年畫”刻出來：鞭炮聲打破了鄉村的寧靜之后，我們將紙燃燒，紙的灰塵如同一只只白色蝴蝶的飛舞在空中，消逝在風里，不知道爺爺奶奶在地下有沒有收到子孫們送來的巨大“財富”，紙錢即將燃盡之時，我們依次來墳前磕頭跪拜，口中訴說著對逝者的思念和祈求。清明不止是對逝者的追思和懷念，更準確地來說，不止是父輩們對他們的父母的哀思，每次祭拜之時，我最愛同表弟嬉戲在山野中。祭拜結束后，我總是迫不及待地吃春天特有的食物——蒿菜粑粑。

直到我的父親去世后，我才能體會到我小時候父母在墓地時的情感，可是由于我在深圳工作，沒有辦法參加父親的“掛社”，然而我在心里牽掛著父親，想著他曾經的教導：努力成為有用的人，對家庭有責任感的人。每到清明，我總是想回去看看父親的墳墓，和父親交流現在的工作、生活。雖然祭拜儀式很簡單，但是和家里人在一起看到父親的墳墓，大家覺得像是回到了從前在一起的時光，我很滿足。

無論是“掛社”，還是“掛青”，都體現了中國人對生命價值的思考，家族墓地是他們寄托哀思和安放身后之地，埋葬在土中更是體現了鄉土社會中人們對土地的感情，人與自然形成了被緊密相連。今天的銅仁，“掛社”和“掛青”，在各種因素影響下都日益變得形式化。

3 節日的時空變幻

節日之所以成為節日，在于節日具有社會性，也就是同一時空下的個體在同一規則指導下集體行動，行動產生的集體回憶作為經驗不斷地向下一代傳遞，形成一個穩定的時空秩序。而遺憾的是，節日的外在世界總是在不斷地變遷，節日形式和內容也隨之變化。

3.1 家族墓地到國家公墓

中國目前最大的家族墓地也許是孔林了，不過在中國也只有孔氏后人才能享受到這份榮光。1997年，國務院出臺《殯葬管理條例》，在漢族為主要居民聚居區，開始推行火化政策。雖然這個政策已經推行了近20年，可是一些老百姓仍然抱有極強的“安土重遷”的觀念，這種觀念是一種記憶的傳遞，是一種“實質性傳統”[13]，在穩定的生活環境中日積月累中形成的固有思維，形成一種“文化的文法”[14]。

費孝通在《中國士紳》中提到兩個案例，都反映了中國人對故土的眷戀：一個是當時海外華僑想方設法死后安葬在老家；另一個是費孝通自己家族的案例，他的一個老祖在云南做官，不幸染病，客死他鄉。他老祖的親弟弟放棄了中舉做官的機會，不辭勞苦，努力工作攢錢，歷盡千辛萬苦將哥哥的棺材送回老家，其行為被族譜大書特書。也許我們今天看起來不可思議的事，在過去則被視為天經地義之理。相對靜止的中國傳統農村社會中，“父子軸”為優勢主位的家族成員，特別是男性成員，認為墓地是其靈魂的安放之處，而無論是中元節還是清明節，家族成員的祭拜都能使其成為家族共同體的一員[15]。

《殯葬管理條例》規定“尊重少數民族的喪葬習俗”，至今在少數民族地區的銅仁，農村一些地區仍然保存著土葬的習俗，然而城市用地的不斷擴張，讓沒有土地的市民不得不選擇火化。

“據統計，到2050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將居住在城市[16]?！边@意味著地球上的大多數人都將經歷城市生活，和傳統穩定的鄉村生活說再見。在告別鄉村的寧靜和“熟人社會”的同時，也割裂了人與土地的聯系，割裂了與家族祖先的記憶。米歇爾.德.塞托說過：“空間就是一個被實踐的地點”[17]。這種空間性的實踐不只是產生一種空間，更產生了一種特定的空間經驗，形成牢不可破的群體記憶。之前家族性的祭拜是一種群體性、互動性的行動：與親友相聚，與故者相連；而國家公墓里的祭祀行為則變成了以核心家庭為主的行動。祭拜對象也發生了變化：祖先變成了三代之內的直系親屬。隨著歲月的流逝，孤墳、殘碑也逐漸多了起來，曾經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家族墓地日益消逝，每座公墓中的逝者周圍變成了冷冰冰的墓碑。

3.2 地方性的時間到統一的時間

布迪厄在通過研究卡比爾人的生活發現，每個群體對應著不同的時間和空間，每種東西都有時間和場所[18]。同樣，涂爾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發現了“時間范疇的基礎是社會生活的節奏”[19]。而傳統社會中，無論是“社日”還是“清明節”的祭拜，都發生在固定的農業生產時間關鍵節點上，也發生在有限固定空間，而且祭拜的主體是相對固定不變的群體。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皇權不下縣的社會，是一個規范性知識為主體的倫理社會，市場經濟并沒有將中國變成一個節律統一的實體，不同地方社會擁有各自的時間節律，而這種時間是連續性和重復性的。

“現代化畢竟必需不斷破壞時間與空間的節奏，而現代主義當作它的使命之一的就是在一個短暫與分裂的世界里為空間和時間創造新的意義”[1]。當銅仁周邊地區的時空被拉入到統一的市場經濟的節律中，曾經祭拜的主體，特別是年輕人開始為了獲得更好的生存條件，來到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他們的時間、生活節律在獲得自由的同時，也受到市場經濟的制約，形成新的時間觀念。農業社會中，國家規定的假期對人們來說意義不大，農業的節律才是假期的基礎和依據。而在現代化的工業社會中，假期對工作體系中的人們來說意義重大。然而，中國并沒有規定“掛社”的假期，即使是清明假期，也只有8年的歷史。這也是上文提到Z女士的困境：她不能在“掛社”期間回家，而她這次清明節回家“掛青”在于全國統一的假期——清明節的設立。

3.3 歷史的必然

新的空間和時間，改變了現代人對祭祀的態度。

3.3.1 現代性的旅游

清明節的一條新聞：清明期間代理掃墓的業務出現在杭州[20]。象征個體回憶和追思的祭祀在現代社會中如何能被別人代理呢？現代社會中什么樣的活動比清明祭祀更重要。

答案是旅游。令人深省的是：出游在古代是清明節重要的活動，集體性的踏青、面對面的斗雞等游戲讓人生活在相對固定的時空中。唐代開元年間，官方禁止寒食節上墳期間游樂，然而并沒有多大的作用[21]，如同啟蒙運動中人覺醒之后，擺脫了宗教，享受世俗化的快樂一樣，出游成為清明節的重要活動。

現代性的旅游不同于古代清明時節地域性的出游，現代旅游是一種跨越空間的體驗，科技進步擺脫了空間的束縛，人們在資金允許的前提下，可以無障礙地欣賞到旅游機構提供的各種“景觀”，不同于古代出游的單一。旅游和工作一起構建起了經濟發展的循環系統，在當今社會旅游已經成為工作領域之外重要的休閑活動，成為現代人們特別是都市人的重要時空體驗。旅游提供一種“景觀”，這種體驗是一種“凝視”性的體驗，也是一種逃避枯燥工作的世外桃源的幻象。

德波認為“景觀積累”已經取代商品生產，成為了資本主義最重要的統治方式：“景觀”塑造了消費者的欲望，全面控制了人們的閑暇時間，擴展了資本的時間和空間控制[22]。老子曾經留下了“五色令人目盲”[23]的警世恒言，而在市場經濟中，這句名言被“景觀”開發者和制造者充分利用，個體被“景觀”所俘獲。

3.3.2 無所不在的網絡

如果說德波的“景觀”是資本主義生產最重要的內容，那么莫蘭則提供了一個無所不在的傳播途徑，這是大眾傳媒制造出的“全景式”加“毛細血管”的“神經網絡”，“一個奇異的神經網絡已經在全球巨大的軀體上形成……沒有一個空氣分子不由于傳輸一部機器、一個操作會使它們很快變成可聽見的和可看見的東西的信息而振動”[24]。隨著“網絡社會的崛起”，這個“神經網絡”在21世紀愈加清晰和重要，我們每個人隨時隨地都受到信息的影響，不停地在接收圖像，消費圖像帶來的商品。即使是在清明節上墳期間，筆者在墓田里也能不斷聽到微信鈴聲、電話聲和一些音樂聲?？萍嫉陌l達和娛樂化的時代將祭祀變成不能承受之輕。

“社飯”在今天這個美食家盛行時代的邊際效應也不斷減弱，逐漸由一種存在親情和紀念的分享品逐漸變成了一種商品，標價7元500 g，更重要的是社交媒體上不斷出現的各種美食圖像令人目盲。

4 結束語

無論是國家性的清明節，還是地域色彩濃厚的“掛社”，我們都在表達一種對先人的緬懷和生命的思考。然而，當新的時空開始出現時，過往行為的意義才開始逐漸弱化，我們的行為也尋求新的意義：這個流動性的社會中，個體的欲望渴望新的“景觀”，新的體驗，來代替曾經“機械團結”[25]中人們集體性的行為。

然而，生命中總有一些難以替代的情感，比如對家的情感和故土的眷戀，就像希爾斯所說的，對于祖先的孝敬和尊重家庭權威是實質性傳統的重要內容，“大多數人天生就需要它們，缺少了它們便不能生存下去”[13]。而海德格爾在晚年貫通東西方哲學之后，也把“存在”的意義放在“家宅天使”和“年歲天使”[26]之中。

惠特曼說過：“時間或是地點是無能為力的——距離是無能為力的”[27]。既然我們不能壓縮時空，清明節，還是讓我們返家，重溫家的溫暖，回味故者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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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onal Custom and Space Transition of Ching Ming Festival

ZHANG Chi1，BI XIaonan2
（1.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2. Beijing Institute of Culture Innovation and Communi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57，China）

Ching Ming Festival, which was one of three big festivals in Chinese history, had converged the custom of tomb sweeping on the Hanshi festival and the convention of spring outing on the Shangsi festival. The custom of "Guashe" and "Guaqing", which happened in Tongren district of Guizhou province around Ching Ming Festival, are represented and analyzed in the article. The interdependence among Chinese and the harmony between the human and the nature are elucidated by the custom of eating "shefan" collectively on Sheri and the worship at the family tomb. However, these activities were in a formalized trend which was resulted by the three factors: the family tomb which was replaced gradually by the national tomb had led to the disruption of the offspring and the ancestors; the local time which was replaced by the monolithic time had constrained "Guashe" and "Guaqing"; the travel across the time and space and the individual entertainment on the network had taken the place of the collective and traditional recreation on the Ching Ming Festival. So we need to realize the deep meaning: missing the forebear and home attachment are a "substantial tradition", no matter what "time-space compression" happen.

Ching Ming festival; Guashe; Guaqing; substantive tradition; time-space compression

G112

A

張弛（1985-），男，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消費社會學、文化社會學。E- mail:zhangchi2320085@163.com.

畢嘯南（1988-），男，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為傳媒藝術、跨文化傳播。E- mail:bixiaonanjn@126.com.

本文系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階段性成果之一（2015MZD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