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體育人的“原罪”身份
——基于文化學原理的中國武人后裔生存處境考察

路云亭

中國體育人的“原罪”身份
——基于文化學原理的中國武人后裔生存處境考察

路云亭

中國體育人源于中國古代的武人、流民和“閑人”，這些人自古以來就有自然的合群性，同時也有其自成群落的閉鎖性，且以其相對特別的信仰和禁忌體系為心理支點。中國體育人有一種游離于儒家文明的潛在動能，一度群體性地出現過逃離體育圈的現象。體育時常成為體育人的一種身份轉換的工具，它溝通了遠古非儒學群體的巫者的慣常社會職能。脫離了儒學教化的意義體系后，中國體育人和西方人在行為學上體現出更多的共性，而當代中國體育人所承受的社會偏見卻是西方人無法感受到的。體育人的原罪感來自儒教的教化性歧視，而絕非因為缺乏所謂的文史類知識。隨著普泛價值觀在全球的風行，中國體育人逃離體育圈的現象理應減少，體育人已然承擔起改進中國人價值觀的任務。

中國體育人；武士部落；逃離現象；武人歧視；科學崇拜；身體自救

中國的文化學和人類學起步較晚，且受西方學術慣性的影響很大。受到意識形態以及其他國情因素的影響，中國的文化學、人類學和西方學術界之間始終存在著一道看不見的鴻溝，它減弱了中國學者和西方學者交流的暢通度。中國的體育界也在20世紀90年代先后建立了體育文化學和人類學專業，然而，正如中國的文化學界和西方的文化學界不完全貫通的格局一樣，中國體育界所設立的體育文化學也在很早的階段就形成了屬于自己的獨特構成體，具有一定的獨立性、閉鎖性和孤立性。質言之，中國的體育文化學從一開始就滑出了世界文化學的軌道，而中國的體育人類學也很難做融入中國大文化圈內的文化學學科，更難以做到和國際接軌。筆者對現代中國武術主體的研究的著力點在村落武術的存在形態，但很快就發現那些所謂的武士后裔更近似農民，而中國的體育人卻更接近傳統意義上的武士。這種現象，促使筆者對體育人群體產生了體驗式、追蹤式、感受式研究的熱情。

一、國家體育總局成為中國體育人終極利益的保護機構

中華民族是個龐大的民族共同體，原有的各民族大多有自己的固有居住地、圖騰和禁忌體系，受氣候、社群生活習慣等因素的影響，中國各民族的社會進化程度差異很大，這原本可以為今人提供更多可資研究人類原始生活形態的資源。1949年以后，中國的各少數民族逐漸擺脫了原有的社會和文化框架，統一性地進入了社會主義改造的社會運動中，各少數民族的固有文化發生了很大改變，甚至形成了一種文化真空狀態。這或許是一種歷史性憾事，因為它過早地讓一些我們誤以為落后的或不好的文化消亡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制度的出現顯然彌補了這樣的文化判斷性缺陷，它使得一些人們看不清其價值的文化得以保留。如中國偏遠地區少數民族部落文化的消失導致中國的歌舞水準急速下移，而受影響最大的是中國的娛樂業。然而，就在人們感嘆中國人的原始部落文明消失殆盡的時候，卻仍可發現，許多看似消失掉了文化遺產卻在以另一種方式延續著其生命體，這其中就包括中國的體育人群體。筆者曾經連續5年以他者的身份考量體育人群體，意外地發現了一些看似平淡卻未必平常的社會和文化現象。即便在太原、北京、上海、南京這樣的大城市，體育人也只能構建出一種新型的城市部落，體育人的存在一直有不為外人所知的固化形態。他們有隱性的獨立性、閉鎖性和相對封閉的信仰條則。在此意義上考量，對中國體育人的研究也理應屬于對秉持固有信仰體系人群研究之范疇，它和當今人類學和文化學家研究佤族的祭祀儀式、摩梭族的走婚制以及侗族大歌的表演形態具有類似的價值和意義。

中國體育人和一度信仰儒學的士紳集團高度對立，其群體有相對的獨立性。由于具備了更多的原始主義生活情態，現代中國的體育人和非儒教文化圈的外國人的集體性格更為接近，其自然主義的生命觀更容易使其成為世界上常見的自然人。在分工日益細密的現代社會，身處相對孤立地位的中國體育人的生活技能仍然顯得相對單一，他們有時會成為扮演原始英雄的技能偶像和性感明星，但也時常會成為脫離常態社會秩序的人群，成為主動或被動逃離體育領域的改行者、準失業者，極端時期還會流落街頭，參與賣藝事宜，其獨特的行事風范和媒介形象構成了一種獨特的社會學習，并對現代中國的歷史、文化、思想建設都有反觀與反思價值。質而言之，中國體育人一度游離于傳統中國的世俗生活之外，且一直有一種擺脫儒家文明體系制約的潛在動能，因此在此意味上觀察并解讀中國體育人的復合性生存狀況，具有人類學和文化學的雙重意義。

從歷史的角度看，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的最初17年以及1978年以來的新時期都堪稱中國體育人的黃金時代。尤其是新時期以來，中國體育界一度爆發性地締造出若干足以震動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大事件，這些事件有些已經超越了體育的界限，上升為一種歷史事件或國家經典，并且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社會生活的多個層面。

體育與閱讀之類的文化活動相距遙遠，卻與表演藝術的距離十分近，而后者更接近遠古神學之體系。古特曼曾說：“人們一直試圖從哲學的角度將人類定義為游戲的人(Homo Ludens)。甚至還有一種說法是游戲的神(Deus Ludens)，這種觀點認為神是最初從事游戲的玩家，他所創造的人是通過模仿游戲的神來敬拜神的?！?[美]阿倫·古特曼：《從儀式到紀錄：現代體育的本質》，花勇民、鐘小鑫、蔡芳樂編譯，袁旦審譯，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頁。按照古特曼的觀點，體育人或游戲人同時也是“神”的化身。中國是無神論國家，人的“神”化問題無法成立。但是，體育人在中國的偶像化鏡像卻不應忽略。新時期的體育重大事件就直接締造出一大群戰神式的偶像明星。1981年10月18日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并不陌生，中國足球隊在第十二屆世界杯足球預選賽第二輪比賽中以3：0戰勝科威特隊，一度引發全國大學生的集體大游行。1981年11月16日，中國女排擊敗日本隊獲得世界杯冠軍，再度引起全國大學生游行活動，人們奔走相告，原因只是為了向中國女排致以崇高的敬意。古特曼在分析美國橄欖球觀眾的階級性時曾說：“沒有理由認為世紀之交的常春藤聯盟擁有一種特別暴力的亞文化，或者是美國社會中的‘些許法西斯成分’最有可能出現在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當中?！?[美]阿倫·古特曼：《從儀式到紀錄：現代體育的本質》，花勇民、鐘小鑫、蔡芳樂編譯，袁旦審譯，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46-147頁。中國的高學歷階層在觀看體育比賽時的率先覺醒現象，更類似美國的常青藤聯盟所激發的暴力亞文化。在奧運會的競賽史上，無人可以忽視冠軍的絕對作用。顧拜旦為此曾作出闡釋：“就象我們剛剛說過的，奧運會只能是爭奪冠軍的比賽?！?[法]顧拜旦：《奧林匹克理想——顧拜旦文選》，詹汝琮、邢奇志等譯，奧林匹克出版社，1993年，第43頁?，F代奧運會在舉辦初期就恢復了尊崇強者的習慣，舉辦者曾經竭力倡導向冠軍致敬的重要性。顧拜旦在講到奧運會的觀眾時曾說：“成千上萬觀眾聚集在雅典、圣路易斯和倫敦，向第1屆奧運會的冠軍歡呼祝賀，使這一機構具有國際和世界性質?！?[法]顧拜旦：《奧林匹克理想——顧拜旦文選》，詹汝琮、邢奇志等譯，奧林匹克出版社，1993年，第45頁。在1984年的美國洛杉磯奧運會上奪得3枚金牌的體操王子李寧，不僅當場揚威于美國，日后還創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服裝企業，成為新一代的商界巨頭。2002年，來自上海的姚明以選秀狀元的身份進入美職籃的休斯頓火箭隊。2008年以后，姚明衣錦還鄉，其上億元的身價更是締造了一種靠打籃球而致富的傳奇故事。2015年8月，寧澤濤獲得俄羅斯喀山世錦賽100米自由泳冠軍后，立即就有論者列舉了新中國十大體育事件，所涉人物除女排隊員、姚明外，還有1957年的鄭鳳榮、1959年的容國團、1984年的許海峰、2001年的中國男足、2004年的劉翔、2011-2014年的李娜以及2015年的寧澤濤。

中國體育人還集體性地創造了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效應。中國代表團在北京奧運會期間獲得的金牌數為世界第一，北京奧運會也就此演繹為一種體育、社會和媒介事件，它甚至成為一種體現國家意志的社會表演。上述的體育事件構成了一種體育人和媒體人締造出來的事件鏈，而其原始的組織者、策劃者、發起者則是國家體育總局以及其前身國家體委。從體育媒介事件制造者的角度上看，國家體委一直擔當著體育事件的領導者、組織者、策劃者和主創者的角色。在組織架構的層面考量，國家體育總局堪稱一種中國體育人的命運共同體，其社會功能非同尋常，并隨時為拯救中國體育人的終極命運而努力。換言之，中國的國家體總和文化部的行政血緣關系更近。如果說國家體總容留的是受到儒家文化打擊的武士群體的話，那么，文化部則容留了大量的原先在儒家文化里被人稱作“戲子”“巫者”之類的人。武士、戲子、巫者都是扮演戰神和救星式神靈的人，必然要在儒家文化體系內遭到貶抑，盡管新中國對上述三類人施行了翻天覆地的精神改造，但其基本的文化學功能尚無法變易，他們在精神學領域的地位無法獲得根本性的改變。僅以體育為例，國家在改造中國體育人的同時，也兼顧了其扮演戰神的固有文化功能。國家體總對體育人的高端性任用呈現出國家至高利益的合理性，但在日常生活中，體育人的精神學地位反倒給他們帶來了負面的影響，因此，國家體總依然是一種中國體育人的文化保留地、精神避難所和溫情呵護站。從人類學的意義上看，中國的國家體育總局更近似一種中國傳統武士集團的部落式文化生態保護機構，同時也是其展示生存技藝的場域。

由于歷史的原因，國家體總的存在價值一度遭受到質疑。這種思想來自三方面，其一，傳統中國的尚文勢力。中國尚文的文化人集團始終為中國體育人過多的話語權感到擔憂，文化人群體為了爭奪更大的話語權而不惜否定中國體育人的存在價值。2015年9月6日，中國女排獲得世界杯冠軍后，9月10日的《大公體育網》刊發了中央財經大學教授王福重的微博，王福重公然諷刺女排奪冠：“從幾億人里挑幾十個人，花錢養起來，天天訓練，跟人家業余自費臨時湊起來的比賽，拿個冠軍算個毛啊?！蓖醺Ｖ氐难哉撘鹆松鐣P注，在體育偶像制度的保護下，王福重所代表的文人集團并未徹底說服大眾。王福重對高水平體育人免試進入中國名校的做法極為憤慨，認為它是一種人為制造出來的高度不公平現象，是對中國現代教育制度的一種公然戕害。這種觀點促使現代中國民眾不得不對部分體育人的高度特權化現象進行再度思考。其二，體育圈內部激進改革派人士的呼聲。趙瑜在20世紀80年代一度撰寫報告文學否定中國的現行體育體制，其見解帶有強烈的感性化和私人化的印記。趙瑜曾經擔任晉東南地區的專業自行車運動員，由于種種原因而未能躋身一流競技者行列，且對體育產生出巨大的遺憾感，并最終產生逆反性心理，其所作所為可能僅僅是一種個體性的情緒轉移行為，但這顯示出其排斥或抵觸中國現行體育體制的內在訴求，其所捍衛的為新聞而新聞的做法同樣受到中國主流體育人的抵觸。趙瑜對中國體育體制的反叛現象實際上是一種武士化的文士對武士化的武士的一種攻訐行為，也是一種儒教化的武士對非儒教化的武士的詆毀之舉。其三，西方要求體育業余化的勢力。由于意識形態的差異，西方人一直對中國的體育體制及其體制下的體育人抱有懷疑的態度。2012年的倫敦奧運會后，西方人不僅明確地質疑中國的體育體制，還認為中國的體育制度詆毀了純正的體育精神，在整體上違背了奧運會的業余性理想，從而背離了奧林匹克精神中的利用閑暇時光培植運動技能的基本原則。

2016年里約奧運會期間，澳大利亞游泳運動員霍頓曾經嘲笑孫楊為嗑藥人，事后并未道歉。此舉引發國際輿論界的關注，但霍頓之舉仍然得到了澳洲、美國和英國等諸多西方國家的體育人、媒體人乃至一些民眾的支持，由此可見，西方世界整體上依舊對中國體育人乃至中國人缺乏信任感。無獨有偶，西方人對中國人的不信任感在體育世界里屢有發生。美職籃勇士隊的主教練斯蒂夫·科爾曾兩次稱姚明為“支那人”，雖然事后道了歉，但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仍然存在?！队罔F報》曾經質疑中國女子體操隊參賽年齡不夠，以色列帆板運動員祖巴里曾用“shits”一詞來描述中國人，前曼聯主教練阿特金森曾經稱中國女人是世界上最丑的，加拿大體育評論員在里約奧運會上公然罵中國14歲的中國游泳運動員艾衍含是豬。西方人對中國人的這種不信任感帶有阻隔的因素。

不可否認，中國的國家體總具有中國式行政學的獨立性。出于弘揚愛國主義、維護核心價值觀以及倡導國家主義精神之目的，國家體總曾經為所有的奧運會冠軍設立過冠軍榜，此制度一直延續至今。在文化學、社會學和傳播學的意義上看，這種冠軍榜可與中國古典小說中的封神榜相提并論，它表明了一種新型的偶像制度的確立，它是中國在缺失統一宗教前提下的一種偶像預設制度。國家體總已然在宗教學的層面上開始干預國家意識形態，這種干預帶有建設性、兼容性和輔助性動機，抑或也有自己集團性的特殊構建性訴求。在宗教學的意味上考量，中國體育人顯然走在了時代的前列。顧拜旦并不否認以奧運會為代表的現代體育與宗教的血緣關系，他于1894年11月16日在雅典帕納薩斯俱樂部演說時曾說：“現代體育運動比古代體育運動多了一些東西也少了一些東西。多了的是由于高度完善的器械，而少了的則是由于缺少哲學基礎、崇高的目標以及一度圍繞青年節日的整個愛國的、宗教的機構?！?[法]顧拜旦：《奧林匹克理想——顧拜旦文選》，詹汝琮、邢奇志等譯，奧林匹克出版社，1993年，第11頁。在以后的歲月里，顧拜旦反復提到奧運會的宗教特性。顧拜旦于1929年3月6日在巴黎演說時曾說：“現在讓我們來找一下根據。如果確實有過一種體育運動的宗教，它的祭壇以后會多次重建過，式樣多多少少笨拙而耐用，我們要弄清楚，它為什么在希臘出現，希臘人這種理想是否還適用于其他民族。按照我們回答這個問題的方法，奧林匹亞要么只不過是歷史上一個輝煌的事件，要么是人類進步的一塊強大的奠基石?！?[法]顧拜旦：《奧林匹克理想——顧拜旦文選》，詹汝琮、邢奇志等譯，奧林匹克出版社，1993年，第113頁。由此可見，奧運會的宗教性始終存在，而中國體育人顯然無法脫離體育宗教性的統攝。中國體育人認為作為“工具”的體育人介入國家文化建設不僅具有充分的合理性，還是其實現內在價值的主體途徑。在此意義上理解國家體總，更可以看到其中的超體育功能。

二、中國體育人群體所遭受的非世俗性歧視

體育偶像的出現使得中國文化傳統中的戰神或武神文化得以在另一種場域呈現。然而，就在中國體育明星以神話人物的形象展示出其媒體英雄的魅力之時，為數眾多的體育人卻在世俗社會里走向了一條反抗體育的道路。部分中國體育人出于種種目的，正在逃離以體能、體力和身體技藝主導的體育界，改行做起了干部、文化人、職員或其他工作。官方出版的文獻也證明了這一點。體育人逃離體育界的現象在新時期初始階段就有人關注到。中國體育學會早在1990年編撰的文件中就對此有所表述：“據統計目前一些地區中小學體育教師流失現象相當嚴重。如北京某遠郊區縣，‘六五’期間中學體育教師調離或改行的占全區同期分配任體育教師的43%，有的改作學校行政工作，有的調離教育部門到體委、體校、新聞、出版、公安等各行各業，目前還有不少體育教師要求調動工作。其中女體育教師就更為突出。如北京體育師范學院培養的女體育教師，約占畢業生的30%，經統計目前在教學崗位的只剩14%，一半以上轉到其它部門或其它行業?！?中國體育學會體育研究會：《學校體育改革與研究——全國農村教育綜合改革實驗縣體育研習班講稿匯編》(內部交流)，1990年，第71頁。即便那些暫時未曾逃離體育行業者，也在各種各樣的壓力下無法獲得中國社會的高位化認可。21世紀以來，一些中國體育人依舊徘徊在社會性、文化性和信仰性歧視的巷道。

競技體育的淘汰率較高，一些得不到終極理想成績的體育人會生活在另一個世界，他們僅僅是中國的體育人中處于社會低位的人。林林總總的中國體育人不僅生活境況迥異，還在普遍的意義上形成了一種十分隱秘的生活圈子。時至今日，大多數中國人仍將體育人看作是一種具有特殊氣質的人，中國的體育人往往有自己的獨特禁忌習俗，也有自成體系的信奉對象，而且這種禁忌和信仰相對神秘、固化、沿襲穩定。中國體育人的獨特身份已然構成一種社會活文化現象，這種現象在世界上其他國家都十分罕見，卻在中國極為普遍地存在。

中國體育人的群體依然殘留有舊時代的社會性、文化性和風俗性的印記，他們無法向人們訴說其內在的苦衷，更無力抗拒這個時代的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各種流言蜚語。1986年，筆者曾于山西見到一位女子與一位學體育的男性談戀愛，戀愛失敗后，那年輕的女性用不愿和“搞體育的”結婚為由，借以指責那位體育從業者，借以擺脫負面行心理。2013年，在中國某體育院校的歲末娛樂節目中，筆者還曾聽到一位文科教師出身的女演員在一出喜劇節目中使用“賤民”一詞，其中有戲謔性、隱晦性、玩笑性調侃體育人的潛在意味，但這種用語在當代大學校園中仍屬罕見。2016年筆者在上海某大學的歷史系開會上，聽到一位40多歲的文化人背后用“體育棒子”一詞來指代一位術科出身的體育學教授。據筆者初步統計，這些人以調侃之法歧視體育人的人并無性別差異，男性和女性各占半數，而其攻擊、調侃乃至謾罵式言語顯然帶給中國體育人很大的精神壓力。從理性主義的高度來看，這些蔑詞、穢詞、污詞皆屬不實之詞，并無任何理性的意味，卻不失歷史的傳統與文化的依據。處于高度隱形化孤立狀態的中國體育人無法深度見融于中國主流社會，于是，那些流浪了數千年的武士的后裔們只能重新凝聚在一種保護網中，借以構建出一種獨特的生存天地，中國人所熟悉的江湖文化即以他們為主體。質言之，中國體育人構建出一種神秘莫測、奇幻無邊、充滿魅力的中國式江湖文化，中國的體育界也就此成為這種文化的策源地、保護站和生態滋養場域，而探討其中的原委一直充滿了挑戰性、魅惑力和艱難感。

中國的體育人一直在傾訴，盡管這種聲音極其微弱，但可以映照出其內心的真實情感。先看一則來自體育人對自己前途無望的抱怨：“體育教師在過去往往缺乏應有的地位，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在他們的心靈上留下了陰影?！?劉鳳婷：《和諧社會理念與學校體育改革研究》，哈爾濱工程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83頁。人們還可以在大量的研究體育現象的各類文獻中找到關于中國體育人遭受不公正對待的內容：“我國歷來重視文化領域的發展。即使是在科學文化高度發達的今天，偏見體育的現象依然存在，學校體育資金投入少，教學訓練條件差，工作十分辛苦，鄙薄甚至歧視體育教師的現象仍然存在?！?黎當賢主編：《杏壇的沉思：海南中學教育教學文集》，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992頁?？陀^而言，中國社會歧視體育人的現象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依然廣泛存在?！皩嵭卸ㄆ跁x級制度，根據不同級別領取不同報酬。改變過某些領導和其他學科歧視體育教師的不良現象?！?李洪林：《改革學校體育初步設想》，《曲阜師院學報(自然科學版)》1985年第4期。部分學者還為體育人遭受歧視現象尋找到了文化根源，“由于長期以來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以及‘重文輕武’的傳統價值觀念，學校體育工作常常被放在學校工作后發展的位置”*東芬：《我國體育貧困成因的分析研究》，《體育文化導刊》2007年第10期。。一些專門性的體育指導文獻也對體育人的行為作出了批評：“根本不是合格的體育教師，又不負責任，學校領導不重視或歧視體育，體育課可有可無，所謂‘一個口哨兩個球，教師學生都自由’，體育課形同虛設，他對師生心理關系只能起腐蝕的作用?！?鮮昭永、楊國智主編：《學校體育心理學》，重慶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48頁。質而言之，中國體育人的明星化現象僅僅是社會高度開放的結果，它延續了傳統中國武士通過表演獲得神圣地位的原始性文化慣性，而失去了構建神話學意義的武士及其精神后裔則只能披著一種武士的外殼，艱難地生活在世俗世界里。中國體育人的底層化現象仍是一種常態，它寄托著諸多無法獲得神學定義的人士的另類生活方式。換言之，精神學意義的體育人和世俗學意義的體育人構成了一種極端對立的圖景，兩者合力展示出現階段中國體育人的特殊境遇。

尚須還原到世俗世界。筆者對中國體育人作過多年的觀察，也看到了很多所謂圈內人所共知的現象。中國體育界內在的等級制度比非體育圈更為鮮明，大多數體育人無法獲得世界杯、世界賽和奧運會三大賽事的前三名，而拿不到這些成績就意味著無法以非常態的資格進入中國的大學并保證獲得學位。換言之，那些進入了三大賽事前三名的體育人大體可以歸屬為明星群體，一些未曾獲得國際影響力的中國體育人則處在常態化的體育人群體中，并不享有太多的特權。僅從當今體育界中諸多個案中就可以看出，中國的體育制度中仍舊保留了類似春秋戰國時期養士式的軍功獎勵制度，體育主管部門對在體育界建立功業者往往給予重獎，它體現出一種行政關懷，也展示出國家高層對尚武精神的一種鼓勵。這種關懷，體現出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體育人勞力者身份有一種認可。無論如何，一部分享有特權的體育人大體上屬于精英體育人，而不享有特權的體育人則屬于普通體育人。普通體育人不僅不享有高等教育的特權，也無任何媒體明星的光環，從而也失去了遞進為偶像的社會基礎。偶像類體育人往往具有神話學、精神學以及虛擬神學之意義，其所充任的是世俗社會中的民族英雄之角色，而這種角色的非世俗性身份則是人人皆知的國家或種族保護神。

質言之，中國傳統的武士集團一度遭到儒學教義的歧視，還被迫接受了其制度性功能的迫害，理由是其身份中的“原罪”。僅以競技體育為例。中國體育人身上的原罪符號是儒教文明強加上去的一種文化附加物。大而言之，原罪是基督教文化中的術語?！啊妒ソ洝づf約全書》一開頭就講了上帝創造世界的故事，其中也有一段人類始祖亞當和夏娃不顧神的告誡，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園的故事?！妒ソ洝吠ㄟ^這個故事宣稱：人類由于他們的始祖犯了‘原罪’，這種罪孽要世世代代留傳下去，后代人們即使剛出生的嬰兒也是有罪的?！?黃勇、張景麗、金昌海主編：《新編中國大百科全書·A卷·哲學宗教》(圖文版)，延邊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01頁。在國家廢除了對武士的鼓勵機制后，武士不惜性命為國出戰的境況就不可能出現了，孔子治國思想中文治武衛的均衡性也由此被打破。漢武帝確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后，意味著所有的思想都以儒家為標桿，其他的思想則為異端，必將遭致歧視、禁毀和廢黜。在此視野上考量，非儒學的或極端反抗儒學教義的人士遭受迫害之現象，也就合乎帝王時代的特殊邏輯了。

中國體育人的原罪和西方基督教文明體系中的原罪略有差異，它是一種外在的附加物，而不僅僅是一種強烈而深刻的帶有宗教性的自卑情結?，F時代的中國體育人作為古典武士精神衣缽的繼承者，其所具有的雙重身份一度造成一種危情，他們始終都停留在一種從偶像人到“原罪”人的演化或流動模式中?，F時代的中國體育人已然躍進為中國人的自然公民，但無法完全脫離風俗的影響力，一部分隱藏在風俗中的歧視武士的慣力還在起作用，因此，在貌似嚴酷的社會與文化境遇中，近代以來為數眾多的中國普通體育人幾乎集體遁入一種隱秘社會，且一度滑向一種邊緣化、弱者化和非主流化的角落?，F實的情況也是如此，中國體育人在非體育圈的環境中始終背負著沉重的心理包袱，他們或許依舊愿意停留在體育圈的內部，因為那里有他們自己的價值觀、話語權以及人人感到平等的溫暖感。中國體育人同時也是中國人，但他們在中國人設立的文化語境中卻始終無法擺脫邊緣性地位。在大眾化的語境中，中國體育人并不情愿公開宣揚、夸耀甚至承認自己的體育人身份。

其實，全世界的體育人都有其充滿相似性的一面，他們都體現出人類部落武士的生活習性和理想，也都遭受到主流社會一定程度的隔絕乃至壓制。即便是人所共知的奧運會也一度充滿了自閉的特點，“運動隊常?？刂圃诼殬I行政人員或對體育活動一竅不通的政治家手中。人們一再指出這種狀況的危險性”*[法]顧拜旦：《奧林匹克理想——顧拜旦文選》，詹汝琮、邢奇志等譯，奧林匹克出版社，1993年，第81-82頁。。顧拜旦不允許非體育人掌握體育人的命脈，從另一種角度也說明了世界上所有體育人皆有行業自保、感情自足和心理自閉之特質。但是，中國體育人的自閉性要更為普遍一些，且具有高度的特殊性。中國體育人的身份或隱或顯，或尊或卑，并時而顯示出一種迥異于其他社會人的特性。2014年夏天，筆者問詢到一位學習網球體教專業研究生的就業情況。她向我訴說了一位中學體育教研室主任對她的面試題目，即《你對中國體育人“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說法有什么看法？》。以筆者的觀察可知，這位體育教研室主任的題目是一道可深可淺、可進可退、可伸可縮的題目。筆者問詢了這位考生的回答情況，她不僅語焉不詳，還顯得多少有些尷尬，因為此題目觸及很多體育人的精神禁區。一些體育學者對此有所傾訴：“從事體育工作的人也被扣上‘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帽子加以輕視?！?林家春：《競技體育強國與“亞健康國民”矛盾的思考》，《江蘇理工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坦言之，這個題目是擺在許多中國體育人面前的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甚至是一把懸劍，現代中國的體育人很難超越它，從而進入生活與社會的自由王國。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根據最新的研究成果，高水平體育人的智力要略高于正常人的平均智力。因此，從現代心理學的角度看，中國體育人“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之論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偽命題。這種論調只能出現在心理學欠發達的國家和一些人權觀念尚不完整的國度，其背后浸透著王制甚至部落時代的特殊禁忌習俗?，F代體育人拿起進化論的武器對此類觀點作出了回應：“事實上，這種對體育運動停留在表面膚淺的認識，缺乏深入的了解，根本無法領略體育功能的強大和對于人體健康的重要貢獻。社會發展至今，人類‘頭腦發達、四肢簡單’的問題嚴重性已經大大超過‘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狀況。根據達爾文‘物競天擇’的理論，人類其實已經逐漸把自己引向‘物種滅絕’的深淵，目前中國人同樣面臨肢體功能退化、再生能力下降的局面，其中重要原因就是頭腦過于發達，歧視體力勞動而導致的亞健康體質大比例存在?！?林家春：《競技體育強國與“亞健康國民”矛盾的思考》，《江蘇理工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當人類回到原始性的本體之時，身體的極端重要性便顯示出來，精神大于身體論調的片面性就一覽無余。

我們在此不得不對風俗及其隱性的社會作用作出新的評定。風俗分為良俗與惡俗?！八闹l達，頭腦簡單”之論及其所構成的社會觀念顯然是一種惡俗，它高度地彰顯出一種儒學集團對非儒學集團的巨大心理和文化偏見，帶有舊時代根深蒂固的愚昧與野蠻的痕跡。然而，陋習以及惡俗都屬于風俗的一種，而風俗具有時斷時續、反復呈現、絕處再生的慣性，人們在短時間內很難找到根除這一陋習的時間表。因此，在許多中國體育人的眼中，類似“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之類的問言宛如一種人類價值的審判表，充滿了極端的強直性、蠻橫性和虛偽性，于是，體育人對其最通行的處置之道便是將其看成一種忌諱，并為其設置出一種小文化圈內的禁忌類話語。中國體育人大多對此類話題三緘其口，保持著高度的靜默與無語的態度。正因如此，類似的情狀無法公開表述，而只能出現在虛構的小說中。STEIN在其小說《我的大學生活絕對“低調”》中就寫到一位男生為女生瘋跑的故事，女生對男生的問候卻帶有挑戰性：“‘你頭腦簡單，果然能減輕運動負擔！’我不滿地質問：‘歧視體育運動員嗎？’‘我只是說像你這樣頭腦簡單的人通常體育都挺好，可我并沒說體育好的人一定頭腦像你這般簡單！這不是逆反定理?！揖锪讼伦?，心想，人家為你才跑了第一，而且還掛彩了，你就不會說兩句好聽的嗎？”*STEIN：《我的大學生活絕對“低調”》，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4頁。

大而言之，世界范圍內的體育人絕非人人都可以進入大眾話語空間，體育人在失去了崇高化、精神化、偶像化的待遇后，其神話學的功能也隨即喪失，因此其在世俗社會中遭受歧視也就顯得十分正常。理由很簡單，因為在世俗生活中的體育人已經可以獲得和自然人相同的待遇，而參與到偶像學領域后，則會獲得額外的利益，儒學集團對體育人的歧視則蘊含有限定其獲得超額利益的意味。

三、中國體育人群體性逃離原位現象

中國現代體育人所遭受到的社會性歧視甚至可以追溯至體育人的學生時代?！巴ㄟ^調查四川省部分高中分析得知，被調查的考生中有55%是因為成績不理想和升學壓力而選擇體育加試以求順利進入高考，其中70%的人對體育院校開設的體育教育專業和社會體育專業不了解或者不是特別清楚二者之問的區別；在被調查者中，90%的學生文化成績處于班級的中下水平，75%的學生反映其周圍存在教師歧視體育特長生的情況?！?管格、邱晉軍：《高中體育特長生可持續發展的研究》，《科教文匯》2008年第9期。正是在如此的文化境遇中，絕大多數無法在各種賽場爭金奪銀的體育人都有一種逃離體育界的強烈沖動，或者一度產生過逃離此境的愿望。筆者認識兩位從國外留學歸國的體育人，其中一位男士執意調到綜合性大學的非體育專業當教授，對外也輕易不言自己的體育人身份，掛在他嘴邊的口頭禪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其行為已然顯露出隱秘而充滿矛盾的心理特征。另一位男士則將全部精力投放到擔任院系領導的工作中，從此不再擔任任何術科課程的教學工作，尤其反感擔任室外體育課的教學工作。從表面上看，這兩位男士改行都是為了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其實還是為了洗白自己的體育人身份。在許多中國體育人的眼中，體育人和“教授”“院長”之間有質的差異。在儒家文化的體系內，非體育類的“教授”象征著士人身份，“院長”則象征著官員身份，而士人階層的人和官員體系內的人在儒家文化體系內具有天然的優越感。還有一位學體育出身的大學教師，在評完教授職稱后立即改行到圖書館做了普通干事，平時也很少與人談及任何和體育相關的話題，其逃離體育圈的動機是不愿意上室外體育課，覺得上那樣的課不僅勞累、辛苦，還顯得“低級”“沒面子”。大學尚且如此，在中小學中此類現象更顯得嚴重，“由于種種原因，體育教師的流失十分嚴重。體育院校系科的畢業生，很多都不愿當中小學體育教師”*劉鳳婷：《和諧社會理念與學校體育改革研究》，哈爾濱工程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83頁。。筆者于2012年到上海體院工作，一位男性同門得知此消息后發出了嘆惋之聲：“你教體育了呀！”這位同門認為筆者棄文從武、從事體育教學與研究是一種地位下移現象，言語中充滿了關懷、惋惜和調侃的多重意味。不少體育院校的教師一旦獲得了非體育專業的博士學歷或博后經歷，大多選擇在出版物的顯著位置、名片或論文中刻意注明自己的非體育專業名稱。至今仍然有不少體育人為了證明某種心儀的理念，不惜代價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等組織，并以此為符號闡明自己的非體育人身份。

中國的一些體育人還偏愛將一些一度為體育人，后成功蛻變為文化人的人士當成一種令人欣喜的故事來傳誦。在眾多中國體育人的眼中，體育人變成文化人的質的指標便是成為文化界的在編人員，這些人儼然與體育脫離了關系。換言之，他們不再依賴體育吃飯，而已然成為一位依靠文化成家立業之人。體育人改行做文化類職業者，幾乎成為一種令體育圈內人士羨慕的事情。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社長、總編輯楊再春曾是三級跳運動健將，中央電視臺曾對其做專題報道。楊再春明確告訴觀眾，它僅僅是為了讓臨近的北大、清華的同學看到搞體育的也可以成為有文化的人才投身書法領域的。無論中國的文化人集團認可與否，楊再春本人認為自己已經躍進到了文化人群體中。其實，體育人成為文化人或許未必都是為了逃避社會歧視，而體育人逃離體育圈的現象基本上是一種超職業性的集體選擇。作家隊伍中的馮驥才、趙瑜等都曾是專業運動員出身，其擇業過程同樣充滿了多義的內涵，這樣的人士經常成為體育人談起的對象。再以武術學科為例，各級體育院校的武術教師一旦升任教授，便立即萌生出一種擺脫體育人身份的巨大滿足感，其論文的選題往往會排斥傳統武術，轉而以帶有明確“科學”內涵的競技武術為研究對象。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體育人逃離體育圈改行做文化人的現象是古代“武轉文”現象的當代性再現。如此這般，中國體育人的生存環境更令人擔憂。再以體育教師為例，部分行內人士依然強烈地感受到他們的尷尬處境，逃離體育于是成為許多體育人的首位選項?！敖鼛啄陙?，學校教師隊伍的流失嚴重，而體育教師的流失情況尤甚。據筆者不完全統計，黑龍江省七七屆至九0屆體育院校本科畢業生，從事教學的約30%以上改了行，佳木斯市自1977年以來先后分配體育院校本科畢業生130余人，現在仍在學校從事教學工作的只剩下50余人，其余都先后改了行。筆者還了解到佳木斯市有一所中學同屆考上體育院校的5名學生，參加工作后竟無一人從事教學工作，全部改了行業，這不但給國家浪費了大量的財力物力，也給體育事業帶來嚴重的損失，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擔憂和深思?！?徐鐵民、張帆：《談體育教師隊伍建設》，《佳木斯教育學院學報》1995年第3期。體育人逃離體育圈的原因盡管多種多樣，但總歸和當事人急欲擺脫所處的社會境遇有關?！白鳛轶w育教學的主導者，體育教師應具備較高的文化素養，寬厚的理論基礎，良好的專項技能技術，高超教學能力，一定的科研、創新能力等。但是體育教師多數不夠全面，理論或技能失之偏頗，難以滿足課程的要求，難以被社會承認。形成如此窘狀的成因一是體育教師自身缺乏危機意識，安于現狀，囿于固有的知識、經驗，不讀書、不看報、不學習，工作方式簡單、粗暴，自身修養不夠，而又不完善自我，”*毛占洋：《學校體育的困惑與反思》，《教學與管理》2010年第18期。質言之，體育在中國并非一種文化黑洞，卻總是以一種多色彩的格調呈現在世人面前。體育在體育人的面前幾乎變成了遞進為文化人的一種精神敲門磚或身份轉換器，中國體育人不穩定的身份在造就出無數悲情故事的同時，也將中國文化中的陋習再度推到一種高光地帶，并在中國的現代性、世界性、全球性的話語解讀序列中增添上了這樣一種特殊的元素。

新中國成立后，一度受到不斷革命論精神的鼓舞，并在此類集團意識的支配下開展了數次大型化的社會運動。非凡的社會運動在毀滅掉諸多文化遺產的同時，也蕩滌掉了許多舊社會留下的污泥濁水。正因如此，經歷了數次革命運動的洗禮或沖擊后，原先處于社會底層的中國體育人反而成為新社會中不折不扣的受益者?！靶轮袊闪⒑?，黨和政府把體育運動作為增強人民體質的大事，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作為培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進行愛國主義、國際主義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給予高度重視。昔日被人歧視的體育工作者、運動員，提高了社會地位，受到了人們的尊重?！?吳禮文、劉菊昌：《法律基礎》，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90年，第219-220頁。但仍有一些體育人士認為：“新體育從舊制度體育受歧視與體育僅僅是一種消遣而來，舊制度下運動員的命運是自息自滅，隨時應戰，不求備戰，不求全面發展則是舊制度下賽事參加者的總體特征，新體育倡導全面發展，它的盛行并非出于偶然或盲目仿效蘇聯的緣故，它作為體育政令的補充口號引起普遍性的影響，這是人們所共知的事實，這一評論雖然遠離了全面發展定定義的本身，但在此不能不給予陳述?！?李金海：《“全面發展”哲學上的困惑》，《體育與科學》1993年第3期。以廣東體育為例，“中共各級委員會和人民政府把體育作為增強人民體質、豐富人民文化生活和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一代新人的重要手段，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昔日被歧視的體育工作者、運動員提高了社會地位，受到了人民的尊重”*《現代中國的廣東》編輯委員會編：《現代中國的廣東》(下)，現代中國出版社、香港祖國出版社，2009年，第432頁。。體育人歧視往往和體育課的歧視現象聯系在一起，“岳陽中學的領導者從自身實際出發，一改一般學?！缫暋w育這門‘副科’的做法，重視‘體育與健康’課程的開展，在學校積極開展體育教研活動”*李春華主編：《名校校本研究創新力》，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02頁。。中國歷史上重文輕武現象是中國現代體育人集體焦慮感產生的歷史和文化基礎，也是他們集體性逃離體育圈的原始動因，同時還是中國體育人一味崇拜高端文化并借以變更、提升自己社會和文化身份的反制式心理動能。

人們仍舊可以看到現代中國體育人的兩極分化現象。少部分體育人獲得了偶像的地位，而大多數體育人則必須從事和身體相關卻又無以實現偶像化的世俗性工作。超穩定的社會環境已經無法給體育人提供更大的顛覆性生長空間，如?；纳鐣h境只能為中國體育人提供一種相對單一的發展巷道。質言之，中國人仍舊生活在儒家教義的隱性規則體系下，儒家文化對體育人的歧視體現在教義的非理性層面，而非文史類知識的多寡方面。在無法尋覓到更大的身體文化復活動能的前提下，中國現代體育人仍然處在一種身份虛白、地位待定、社會功用相對缺失的困境中。質而言之，中國體育人逃離體育圈的現象是一種時代的隱喻，它是在社會不再發生巨大變革的前提下產生的。在全社會士、農、工、商舊秩序的破裂與重組的大時代，原先屬于武士階層的體育人幾乎沒有選擇嶄新生存空間的際遇，他們只能再度向身體從業者的行當轉移，并最終迷失了既有的階層屬性，從而失去了生存安全感。

四、結 語

我們不妨從人類行為學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體育人問題。在擺脫了儒家教化的框限后，中國體育人反倒獲得了解放，其身體之展示出來的自由感、原始感和現代性反而更為典型。中國的體育人雖然和西方人的行為、信仰十分接近，但由于人種以及宗教信仰之類元素的影響，中國體育人仍然無法成為純正的西方體育文化的繼承者，他們所承受的東方式歧視性壓力在短時間內無法得到徹底的緩解。中國現代體育人的集體逃亡現象，再度揭示出一種頗具人類學意味的話題，中國體育人所承受的社會偏見是西方社會無法遇見的。好在中國正在急速書寫帶有現代性意味的社會進化里程表，中國的體育人在擺脫了儒家倫理的牽制后反倒在精神氣質上高度呈現出與自然人接軌的趨勢，其行為的簡捷性、易受性和可行性更接近無信仰的人，而非受到儒家倫理熏陶的人。由于儒學價值觀的日漸消隱、世界經濟一體化時代的如期而至，以及普泛價值觀的通行全球，中國體育人逃離體育圈的現象正日漸減少，他們或許可以在其間擔負起融通、變革、改進現代中國人價值觀的職責。

[責任編輯 王加華]

路云亭，上海體育學院 體育新聞傳播與外語學院教授(上海 200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