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 “大勢”再論藝術教育的時代性

仲呈祥

以 “大勢”再論藝術教育的時代性

仲呈祥

按 語：2017年時值中國職業教育發展一百周年，反觀職業教育理念，思考藝術職業教育在當今 “大勢”之下如何縱深發展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2017年5月6日，眾多資深藝術教育理論專家、學者集聚北京出席 “‘2017藝術教育高峰論壇’暨藝術職業教育理論專業委員會成立大會”。中國藝術職業教育學會成立于1986年，是由文化部文化科技司業務指導下的、以藝術職業教育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全國性行業社團組織。在學會的領導與指導下成立的藝術職業教育理論專業委員會是我國第一個研究藝術職業教育理論的社會團體。眾多藝術教育從業者們努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職業教育體系，而藝術職業教育理論作為教育體系中一部分，指導著藝術職業教育的實踐，不僅包括教學改革、人才培養、師資建設，還涵蓋了課程與教材建設、科研與創作，理論研究與探索，深化藝術人才培養和藝術創作規律的研究把握，引導實現藝術教育的價值取向，推動藝術職業教育教學與人才培養各方面的進步，促進藝術理論與實踐的共同融合與相輔相成。成立藝術職業教育理論專業委員會，旨在搭建學術交流和成果發布平臺，積極推動我國藝術職業教育理論研究的健康、長足發展。這是藝術職業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推進藝術職業教育領域理論體系構建的重要舉措。本期特稿擷取論壇發言內容，以饗讀者。

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加強藝術教育的作出了重要指示，為我們從事藝術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方向。首先，習總書記提出來要認清當今藝術教育的 “大勢”。習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講了四條要求，第一條就是要教育高校的師生懂得世界和中國的大勢。作為藝術教育的從業者，如果不知曉藝術教育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的歷史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談不上具有文化自覺、文化自信和藝術自覺，藝術自信。所謂“大勢”，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樣化的 “大勢”，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 “大勢”。習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協作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里面一頭一尾都提到加強藝術教育。習總書記在總結成績的時候特別提到藝術教育取得了豐碩成果?？倳浽谒闹v話里面把藝術教育列入了重要成果之一，表明了黨中央對藝術教育的高度重視，要求我們更加重視加強藝術教育、提高人民群眾藝術素養。這足見藝術教育在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實現中國夢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親自召開了北京文藝座談會，對文化藝術工作提出了綱領性的意見，指導性的方針。2016年11月30日他又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上開幕式講話中再一次長篇深入闡述了黨的文藝方針、文藝政策、文藝道路。在我有限的學習史上，黨中央總書記在短短的兩三年時間之中，集中就文藝問題發表兩次重要講話，這在黨史上應是首次。

毛澤東同志1942年在 《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鄧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會上致辭，江澤民、胡錦濤同志都是在文代會上集中講文藝問題。當然，他們關于文藝工作上的指示有很多，但都是散現在各演講話里面，習主席是集中就文藝問題，講了兩次。這是 “大勢”。

2015年，中共中央專門頒發了 《關于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這是以中共中央名義就文藝問題頒發的文件。一般就文藝問題頒發文件，都是中共中央辦公廳或者國務院辦公廳或者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出，但是2015年這個文件是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的，足見中央對文藝工作的高度重視，一共25條，這25條把習主席2014年10月25號的講話精神完全貫徹進去，并且給予了充分的闡釋。2016年2月19日，習主席又親臨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視察，并發表了重要講話，除講黨媒姓黨之外，著重提出了所有的文藝節目包括文藝欄目都必須堅持思想性與藝術性相統一，這個重要原則，理應引起我們高度重視。之后，國務院辦公廳就支持發展地方戲曲的政策發表專有文件。過了不久，中共中央辦公廳與國務院辦公廳，又聯合發出了 《關于實施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工程的意見》，共十八條，并有附件。

黨中央、國務院如此頻繁地就文化問題、文學藝術問題發出指導性的文件，這在黨的歷史上是很少有的。這表明了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這是從中國的國情出發的。今年是中華職業教育協會創立100周年，黃炎培、梁啟超先生等教育界的志士能人團結起來，為中華民族的職業教育做出了重要貢獻。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我們來思考藝術職業教育，首先要堅定對中華文化的自信，堅定對中華藝術職業文化的自信、職業藝術教育的自信。要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藝術教育之路，這就是我們的任務。因此，我們才有必要要成立藝術教育的理論專業委員會。因為偏離了科學理論的指引的任何實踐都是盲目的。

最近，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研究中心的主任潘維教授發表文章，認為我們黨的歷史可分為四個30年：第一個30年，跟著毛主席打江山，建立新中國；第二個30年，也跟著毛主席，探索一條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有經驗也有失誤；第三個30年，在我們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指揮下，主要是靠了20世紀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同志為骨干，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以階級斗爭為綱，把一個貧窮落后的甚至于好多地方吃不飽飯的中國，建設成了一個世界上的經濟大國。我們經濟上確實變強大了，有實力了。但同時，這位教授又指出了另一個問題，他說在精神上出現了很多值得我們正視的嚴峻的課題。因此他說，按照小平同志的設計，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已經實現了。但是小平同志后面還有一句話，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此，第四個30年的重要任務，是要使這個民族在精神上傳承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要使這個民族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彰顯中華美學精神。而藝術教育在其中承擔著重要任務。用潘教授的話來說，我們要實現共同富裕了，就要 “取有余而利天下”。那么，全中華民族都要凝聚團結，有一種昂揚向上的共識才行。這要靠什么呢？其中，藝術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總書記才提到藝術教育的目標——提高人民群眾的藝術素養。最近播了部電視劇 《人民的名義》，引起了熱議。很多報紙打電話問我說怎么看待這個問題，我說這個鑒賞熱潮至少讓我們看到了中華民族廣大觀眾的藝術鑒賞出現了一個拐點：即從娛樂過度轉向追求思想啟示與精神美感?！度嗣竦拿x》告訴我們，吳剛演的李達康，那幾位老演員都是老戲骨，我看遠遠超過了 “小鮮肉”。里邊一個已經不算小鮮肉的陸毅已進入中年，他也是在老戲骨的對導戲下逐步完成了他的精彩表演的。開始看第一集的時候，你還不相信他像個反貪局的處長，覺得他不像，越演到后邊越像，這實踐就證明了人民群眾的鑒賞修養需要適應更需要引領的。引領的責任在哪？在藝術教育。藝術教育不僅是培養一批有鑒賞品味的有表演才干的藝術家，更重要的是在全社會營造一種看似不見、摸似不著的文明的鑒賞修養，這就是我們的任務。法治建設的根本任務是什么呢？到了最后讓人不敢腐敗，一腐敗了就要把你關進去，就要判刑。后來我們就進一步地把那個治理的 “治”改成了制度的 “制”，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建設法制社會，這也是需要的。那能做到什么呢？叫人不能腐敗。我們要看到藝術教育的威力在哪，一部 《人民的名義》可以在全社會營造一種比不能腐敗、不敢腐敗、更高層面的歧視腐敗、仇視腐敗，讓腐敗如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的社會氛圍，這一條可能是中華民族走向現代化歷史進程當中最可寶貴的現代化的公民素質之一，這就是藝術教育的威力，靠藝術來教育人民，來引領人民。

同時，我們還要關注創作的問題。比如說我們在描寫反腐敗的題材—— 《人民的名義》這種作品的時候，怎么樣既直面人生，又開拓未來，既揭露腐敗，又彰顯正義，讓正壓住邪，既挖出那種通風報信的內奸，又考慮到全面展示公檢法合力反腐的形象，這都是我們應該考慮的。藝術表現生活的時候，跟我們研究歷史的生活不是一樣的。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研究反腐倡廉的歷史，他追求的真實的歷史、學術的歷史、理性的歷史，當我們以一部藝術品呈現出來時，這是藝術家審美化的一種審美的歷史、情感的歷史、心靈的歷史，二者有聯系但是不能劃等號。這就是魯迅先生講的 “藝術的真實非即歷史的真實”。

藝術職業教育隊伍是一支重要的教育隊伍。搞好藝術職業教育可以合理調整我們高等藝術教育的失衡現象。毋庸諱言，在 “并?！薄吧瘛憋L下，我們的一些中等藝術教育紛紛 “升格”為大專甚至本科，大專又升為本科，藝術教育在整個教育系和社會教育體系中都亟須加強。這是需要我們高度重視的。我們不僅要加強實踐性、應用性的藝術教育，而且要成立藝術理論專業委員會，把藝術教育理論加以強化。

第二個問題，是藝術職業教育的主攻方向，即要解決什么的問題。習主席說，文藝作品不是神秘靈感的產物，而是有其藝術性、思想性、價值取向，藝術性、思想性、價值取向總是通過文學家、藝術家對歷史、對生活、對社會、對人文方方面面的把握來體現的。習主席用了非常散文化的形象的語言說，面對生活之樹，我們既要像小鳥一樣在每一棵枝丫上跳躍鳴叫，也要像雄鷹一樣從高空翱翔、俯視。我認為這就是藝術教育必須遵循的原則：第一是藝術性，第二是思想性，第三是價值導向。習主席這樣提有其深意，這種提法改變了過去的習慣的提法——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三性統一。我們藝術教育曾受觀賞性誤導。習主席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的整個講話里不再提及觀賞性。究其原因，是在創作美學范疇里邊沒有觀賞性這個概念，觀賞性是屬于接受美學范疇的概念。思想性、藝術性屬于創作美學，即供給側范疇，而觀賞性則屬于接受美學即需求側范疇，不同范疇的矛盾是不能放在同一范疇里下判斷的。習主席講了三個離不開：第一個就是離不開哲學精神的指引；第二個是離不開歷史鏡鑒的啟迪；第三是離不開文學力量的推動。哲學管總，哲學通一通百通，哲學不通四處碰壁。因為哲學的邏輯學、范疇學規定，只有在同一邏輯起點上抽象的概念，才能放在一定的范疇里推理，從而保障判斷的科學性。我們不能夠把屬于創作美學范疇的藝術性、思想性，跟屬于接受理學范疇的觀賞性混雜在一起，要求三統一，那是不可能的。就猶如說男人女人與農民統一一樣，是荒唐的。

第二，大家要看到，傳統的提法一直都是思想性、藝術性，為什么習主席把藝術性提前了？我個人認為，也有深意藏焉。恩格斯當年致裴·拉薩爾的信原話就是這樣講，“我評價你們的作品，用的是最高的標準，即美學的歷史的標準?！倍鞲袼故前衙缹W標準是在第一位。在恩格斯看來，文藝批評、文藝評價的對象是藝術品，它第一位就要經受美學上的考量、藝術上的分析。正因為它是藝術，它才有價值，之后再對它進行歷史的分析，才有價值。如果經不住第一位的藝術分析，那么就談不上是藝術品，而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因此藝術批評有個共時性的標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同志在那個特殊的戰爭環境里，提出歷時性的標準。日本鬼子打來了，首先考察文藝作品的政治態度——抗日的態度。如果我們當時跑到延安，去請教毛主席如何評價周作人的散文，我猜想，他肯定說此公當漢奸，不足為訓。但是今天，陳平原教授在和平環境下，在北大講臺上給我們分析周作人散文的美學價值，這在戰爭年代是不可能的，所以兩位經典作家的標準都是正確的。因此，我不贊成把電影分成主旋律電影和非主旋律電影，那種非此皆彼的二元論是害人不淺的，好像主旋律電影就可以公式化概念化，他是拿獎的，非主旋律電影是走市場賺錢的，可以和思想完全無關，這就造成了現在電影創作的兩個極端。而總書記強調審美化藝術化程度，也是藝術教育應該承擔的責任，必須重視藝術性。

今年 “五四”青年節當晚，中央電視臺第六頻道播出電影 《大漠青春》，這部以河北保定學院為題材的電影。在2014年的時候，一批支教的青年給習主席寫了封信，習主席回了信，很重視，信中說，你們到邊疆去把自己的追求，同國家利益人民利益聯系在一起，是很對的，我很贊成。于是團中央和河北省委很重視，就拍了這個電影。這部電影實在地說，審美化、藝術化程度還相當不錯，塑造了兩個主人公下去支教同新疆維吾爾族學生們的情感關系，在教育實踐當中最后扎根留在當地了。電影2015年就拍出來了，到2016年2017年電影院線不要，根本沒放過一次，到前天晚上才在中央電視臺電影頻道播一次。這不禁讓我們反思：如今的電影院線的性質還屬于人民嗎？現場放映時，大學生和我們看得都很感動，都覺得青年人就是要講理想、講抱負、講奉獻。為什么這樣的電影就上不了市場院線呢？一部表現長征題材優秀電影 《血戰湘江》，完全可以和西方大片媲美。西方大片表現的還常常是個人英雄主義，我們這個表現完全是一種集體英雄主義，當然各有各的價值。結果這個片子也是出來了之后，不能夠馬上院線，于是沿著長征路，到部隊去放，放一處火一路，走一路爆一路。部隊的指戰員說這才是正能量，看這樣的電影才知道怎么當兵、怎么獻身、怎么當英雄。這也是藝術教育問題。所以說，我們不能為了區區幾百個億的電影票房，就放棄中國電影優秀的歷史傳統。當年老中青少、知識分子、干部隊伍、工農兵學商都看過電影 《人生》，還引發了全民族的討論，結果一部電影提升了全民族的道德素養?！度说街心辍匪茉炝艘粋€陸文婷好醫生、好母親的形象，卻活得很心酸。這一結果也引發了全國人民的反思——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沒有給她落實，這也呼應了鄧小平同志號召的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進而推動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藝術教育絕不是培養 “粉絲”，培養 “追星族”，藝術教育要考慮真正具有美學品味的，具有歷史含量的價值導向正確的東西，這才是藝術教育的方向。

此外，藝術教育一定要堅持與時俱進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要堅守中華民族的民族風格、民族特色，民族道路，不可東施效顰。這也是習主席在2014年講話里面的一段話。他說，有些人跟在別人后面亦步亦趨，把到國外拿獎當成最高目標，熱衷于搞什么價值化，去思想化，去中國化，去歷史化，去主流化那一套，這絕對是沒有前途的。因此我呼吁藝術教育要加強民族學理的維度，要研究中華民族優秀歷史傳統當中，所積淀的豐富美學資源、藝術資源。同時，以開闊的眼界汲取世界文明當中適合中國國情的內容。因此藝術教育要堅持，在與時俱進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前提下，實行以 “各美其美”為主，兼顧 “美人之美”，下功夫做到 “美美與共”，實現習主席講的創造性轉換，創新性發展，這才是我們藝術教育工作者正確的態度。我們重視優秀傳統藝術文化，要傳承的是有生命力的教育方法，培養方法，培養經驗，而不是那種帶有封建色彩的形式內容。

總之，在職業教育百年之際，明 “大勢”以藝術教育從業者的姿態來審視、反思當下的藝術教育時代使命，是極有意義的。

（本文系根據在紀念中國職業教育百年暨藝術教育理專業委員會成立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

（責任編輯：李 寧）

1672?2795 （2017） 02?0001?04

2017－05－08

仲呈祥 （1946— ），男，生于滬，長于蜀，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書記處書記、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藝術理論學科評議組召集人，教育部藝術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博士生導師，曾任北京大學人文學部委員、藝術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妥淌?。（北京 10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