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疑的“90年代”
——評楊慶祥的《80后，怎么辦？》

唐 偉

(北京大學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可疑的“90年代”
——評楊慶祥的《80后，怎么辦？》

唐 偉

(北京大學 中文系，北京 100871)

面對相對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潮侵襲，以及社會結構日益固化的生存現實，楊慶祥博士的《80后，怎么辦？》一書，嘗試提出80后一代人的生存際遇問題。80后要面對的“全球化的資本剝削體系”和“日益僵化的官僚權貴機器”并非判然有別的兩樣東西，而實乃統一于90年代發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制當中。從這一意義上說，追溯80后“失敗感”的成因，我們應該首先回到可疑的“90年代”的歷史現場。

《80后，怎么辦？》；80后 ；90年代；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楊慶祥的《80后，怎么辦？》意欲嘗試以一種如作者所言的“有效的抵抗”方式來回應我們這代人的生存處境。誠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問題，80后亦不例外。而楊著的意義則在于，作者以一個歷史在場者、親歷者的身份，來質詢身處其中的時代與國度，在引起同代人強烈共鳴的同時，也不禁讓人想起布萊希特那首著名的《致后代》來：“當你們說起我們的弱點∕請你們也記得∕你們逃脫的∕這黑暗的時代”。從這一意義上說，《80后，怎么辦？》道出的又不僅是80后一代人的問題，而毋寧說是中國青年人的問題，或根本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典型癥候。

一 歷史是怎樣虛無的？

在《80后，怎么辦？》一書中，“歷史”無疑是一個核心關鍵詞。若做一個化約的理解，諸如“歷史”“現實”“時代”等此類詞匯，作者并沒有嚴格的學理界限(也沒那種必要)，而應該是有著如出一轍的所指。換言之，在一個語用的經驗層面，“歷史”“時代”“現實”等大致是可以通約通用的。楊著遵循歷史化的思路當然可取，但問題在于，“歷史”，究竟從何談起呢？基于80后的成長經歷(出生時間、高校擴招)而設定的時間節點，能否作為“重新回到歷史現場”的起點？或換句話說，代際經驗的線性分割，是否足以讓我們確證80后的歷史位置？更何況“歷史”本身即是一個討巧的說法，它貌似指出了問題的方向，但含糊其辭的語焉不詳，實際上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指向——這或許也在某種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80后，怎么辦？》甫一發表就引起熱議，但相關回應也仍停留在了指向不明的“歷史”上，后續深入的討論卻沒了下文。

對80后一代人來說，成長的軌跡，并不需追溯太遠，打我們記事起的歷史，其實就近在咫尺。相對于模糊不清的“歷史”托辭，我更傾向于從“歷史”堆中尋找一處清晰可靠的標記。在書中，楊慶祥談到了80年代、90年代及新世紀，各不同時代的歷史性事件對80后有著不一樣的歷史記憶。80年代，80后年齡太小，還未成年，歷史認識尚不具備成熟的歷史主體；新世紀還才剛剛展開，歷史化的意味似乎還不夠充分；對80后一代人來說，真正具備那種參與性歷史感的當屬90年代。

但90年代在何種意義上對80后構成一種對象化的歷史認識，也并非不證自明。在《80后，怎么辦？》中，楊慶祥也提到了90年代，對于1992年啟動的“市場經濟”，“除了發現每個學期會有幾個同學輟學之外(他們大多選擇去南方打工)，也沒體驗到這一歷史對于我們產生的影響”。[1]25但問題在于，對沒有輟學并一直讀到博士畢業的楊慶祥來說，“市場經濟”或許并沒什么實質性影響，但另一方面，對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輟學的楊的同學而言，他們的歷史從輟學那一刻起，已然開始改寫——我相信輟學打工的那一年，必定會進入這些人的成長記憶之中。

在《80后，怎么辦？》中，“90年代”同“市場經濟”大約可以劃等號。當然，若僅就90年代“市場經濟”的歷史敘事而言，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楊慶祥所謂的“歷史虛無主義”。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緒論中，貝爾一開始就援引尼采《強力意志》序言中的一段話帶出“虛無主義”的話題，并進而探討了“虛無主義”的理路。在貝爾看來，正是“理性主義和精密計算”才是導致尼采所謂虛無主義的根源所在。拋開中西方語境轉換的繁瑣論證，概而言之，“市場經濟”的“理性和算計”無疑也是助長中國人虛無主義的主要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90年代”對80后而言，或許是某種“雙重的遺忘”：既沒有意識到“時間開始了”的歷史起點，同時又小看或者說弱化了經濟理性虛無的一般功能。也就是說，對80后而言，“90年代”首先開啟的是一段分化、分解80后命運的歷史——以絕大多數80后們的學習經歷為例，盡管1986年4月就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根據義務教育法規定，我國適齡兒童必須完成九年義務教育，以80年生人6歲入學為例，完成初中階段的義務教育起碼也要等到1995年。楊慶祥的同學輟學南下打工，有的可能完成了九年義務教育，但也極有可能因“市場經濟”提供的機遇，早早輟學加入了南下打工的行列。換言之，“80前”們之前那種統一的歷史形態，對這一代人而言已不再可能，而在此歷史分化分解的過程中，經濟理性則進一步強化了歷史虛無的進度。

源自90年代的“市場經濟”今天仍在繼續，但對置身其中的80后來說，在“市場經濟”潤物細無聲的歷史足音中，如若仍想尋找那種與宏大歷史共振的切入點，無異于緣木求魚。在此意義上，“歷史依然曖昧、含糊、混沌不分”或也就在所難免了。

二 社會如何結構？

不管怎么說，借“90年代”和“市場經濟”來分析80后歷史虛無主義的成因，多少有點小題大做的意味，這對楊慶祥在書中討論到的高房價、韓寒郭敬明以及小資產階級等諸多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也難免有一葉障目的嫌疑，可能還在一定程度上偷換了楊慶祥所謂的“歷史”概念。但這種“簡單粗暴”直奔主題的方式，并不是為打撈起“市場經濟”的真身，而是只為闡明這樣一個題旨：“90年代”可能遠比我們經歷的要復雜，也更鬼魅。

《80后，怎么辦？》一書的另一關鍵詞是“失敗感”。在書中，楊慶祥一再提到“日益板結的社會結構”，并試圖“重新回到歷史的現場”清理出成因起源。也就是說，楊慶祥所謂的“失敗感”，其實是在社會結構以及宏大歷史的意義上來言說的，質言之，80后在當前的“社會結構”中根本找不到自己穩固的位置。在楊慶祥看來，一些80后小資產階級的生活理想，最終不過證明是幻夢一場。而從某種意義上說，楊文最終的努力正是為喚醒“80后厘清自己的階級”意識，回答“我們是誰”的問題。在我看來，這或許也是《80后，怎么辦？》一書的最大價值所在。

但前提性的問題在于，“社會結構”又從何說起呢？或換句話說，對80后而言，中國自90年代以來形成的社會結構，是否很大程度就是由“市場經濟”來一手完成的呢？當然，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楊著或本文所謂的社會結構，并不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年齡結構、性別結構、人口結構、家庭結構或城鄉結構之類，而是一種現代文化意義的社會結構。對于后一問題，韋伯在《經濟與社會》里考察日耳曼和地中海史前時期最古老的社會分化時，他的做法倒是對我們有一定啟發意義，韋伯認為，日耳曼和地中海史前時期的社會分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部分是由宗教因素決定的，無論如何都不是主要由經濟因素決定的。在一定意義上，貝爾在分析社會結構時比韋伯更進了一步，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貝爾反思馬克思的社會結構經濟決定論，他把現代社會分解為經濟—技術體系、政治、文化三個并不相一致的領域，認為這三部分各有其獨特模式，它們之間并不存在簡單的決定性關系，也正是這不同領域間的沖突決定了社會的各種矛盾。所謂的社會結構也唯有在顧全這三者的意義上才能得以確證。

我們注意到，楊慶祥在書中描述的80后的“失敗感”，始終是放在“財富快速增長、GDP領跑世界”的大國語境中來展開的。與其說這是毫不相關的兩件事，不如說是同一件事的一體兩面，這跟作者在文章后來所說的80后要面對的“全球化的資本剝削體系”和“日益僵化的官僚權貴機器”兩個龐然大物一樣，這兩個龐然大物很可能也是如出一轍。這正如黃宗智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樣，雖然改革三十多年來，在舊體制和市場化相互作用下所形成的國家體制是這一時期中國社會和環境危機的根源所在，但同時也是中國經濟發展奇跡的能動主體。而楊慶祥在文中也這樣指出：“經過三十年市場資本主義的發展，一個隱秘同時又恐怖的階級已經在中國誕生，那就是權貴資本階級，這個階級憑借其壟斷地位積累了巨大的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盵1]102如果楊慶祥所言非虛，那么要問的是，權貴資本階級壟斷地位的合法性，究竟是誰賦予的呢？權貴資本階級積累起巨大的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難道是90年代所謂“市場經濟”運行的歷史性后果？

這里我們看到，一方面我們無法繞開“市場經濟”來談90年代的社會結構，而另一方面，僅僅借助“市場經濟”的單一敘事，又無法解釋清楚一些問題(在此以往，我們確實是這么做的，即大小問題無一例外地歸之于“市場經濟”的原罪)。而恰恰正是在這里，我們發現無比吊詭的一個現象是，盡管中國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規劃于90年代初已啟動，但無論是專家學者還是普通百姓，在談論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時，總是習慣于將“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剝離開來，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縮減為“市場經濟”，或將“市場經濟”直接等同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v使我們知道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在“社會主義”體制下運行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能跟“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劃等號。

這里我們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跟“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這種概念差異性，當然不是玩文字游戲，也不僅僅是為凸顯中國“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前提限定，而是想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表述，既不能被隨意縮減為“市場經濟”，也不能被解讀為“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我們看到，在官方正式的會議與文件中，從來都是完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表述，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是中國“市場經濟”的特色。1994年12月，江澤民就曾重申過這點：“我們搞的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我們的市場經濟性質?！碧子绵囆∑降哪蔷湓?，“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但社會主義所“搞”的市場經濟并不等同于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

自90年代一直延續至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制規劃中，“社會主義”無疑帶有強烈意識形態色彩的政治規定性。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概念框架中，不管社會結構的全部復雜性能否充分展開，至少，政治的維度被引入了進來。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意義來理解80后“歷史虛無主義”的成因，問題或許就迎刃而解了，或者說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光譜的檢視下，我們能更加清晰地觀察到所謂80后“歷史虛無主義”的真相所在：“歷史”從一開始就被人動了手腳，“虛無”自然也就在所難免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楊慶祥在《80后，怎么辦？》一書中提的真實“抵抗”問題，重要的或并不是用什么樣的方式抵抗，而是去指認并尋找到一個真實的抵抗對象。

至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如何被經濟地簡稱為“市場經濟”，以及這一簡稱究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身規劃的結果，還是一種集體無意識地共謀？質言之，90年代“市場經濟”的政治規定性，是如何喪失而趨于隱匿無形的？這已是另一篇文章討論的任務了。

[1] 楊慶祥.80后，怎么辦？[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5.

責任編輯：黃聲波

The Suspicious “1990s”：Review on Yang Qingxiang’s Post-80s, How to do?

TANG W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100871, China)

Facing the ideological invasion of relativism and historical nihilism, and the living reality of increasingly solidified social structure, Dr. Yang Qingxiang’s bookPost-80s,Howtodo? tries to put forward the survival problems of the post-80s generation. The "globalized capital exploitation system" and "increasingly rigid bureaucratic machinery", which is faced by the post-80s, are not two different things, but they are unified in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regimes that began in the 1990s. In this sense, in order to retrospect the “sense of failure”of the post-80s, we should return to the historical scene of the suspicious "1990s" first.

Post-80s，Howtodo?；post-80s；1990s；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10.3969/j.issn.1674-117X.2017.02.028

2016-12-05

唐 偉(1983-)，男，湖南東安人，文學博士，北京大學博士后，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C912

A

1674-117X(2017)02-012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