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研究中的政治本質化傾向*

毛郭平

(太原師范學院 文學院，山西 晉中 030619)

文藝研究中的政治本質化傾向*

毛郭平

(太原師范學院 文學院，山西 晉中 030619)

在文藝與政治關系的研究中往往會出現文藝研究的政治本質化傾向，即在文藝研究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政治作為文藝研究的根本維度，將政治作為文學的本質因素。影響文藝與政治關系的重建有幾個方面，一是對政治術語意涵的不同理解及極左政治思維方式的潛在影響，二是消費主義的盛行與娛樂至上的文化環境，三是文學自身邊界的模糊不清。為此，在重建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時，需要注意三個方面：文藝與政治的關系總是處在發展“過程”中；對二者關系的考量要立足于當下；同時要從體驗的層面來解讀文藝文本。

文藝政治本質；政治；現實性；體驗

現代文學理論對于“審美”范式的側重，催生并影響著文學批評的其他維度。19世紀中葉以后的中國文學批評，政治維度是文學批評的一個重要方面。之所以如此，一方面與中國社會的救亡圖存的政治現實有密切關系，一方面也與人們對民主、平等、公平、正義這樣的政治訴求相關。周揚曾說“文學是政治的晴雨表”，政治標準在相當長時期內成為文學批評的首要標準。盡管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在現實進程中會發生變化，但不可否認的是，政治依然是文學批評的一個潛在且重要的維度。文學批評的政治化(包括再政治化)與去政治化是文學與政治復雜關系的主要形態，這兩種形態實際上都與現代文學理論所提出的“自律性”有關。具體來說，文學批評的政治化強調文學存在的多維性和復雜性，特別突出政治對文學的遠景規劃和現實干預功能；文學批評的去政治化立足于文學的“自律性”特征，不過，對“去政治”的強調卻從另一角度說明了這一主張本身所暗含的某種“政治”選擇。那么，我們是否陷入了一種“政治無意識”的泥淖？政治是否成為文學的一種質素，文藝研究本質上是否演變成一種對文藝政治本質的解讀，或者說文學批評是否根本上成了一種“政治批評”？本文從這一現象出發，探討其背后的生成原因，并試圖從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理論視野，嘗試建構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政治維度。

一、文藝政治本質化

1840年代之后，西方列強對中國的野蠻侵略，使得革新圖強漸成為社會的共識，而文學也被賦予了重任，成為挽救社會的一劑良方。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就指出小說的巨大功能，即小說可以“新政治”、“新宗教”、“新道德”、“新風俗”……其所倡導的小說界革命就是要小說成為政治變革最有利的宣傳工具。新文化運動時期，文學革命的大旗不僅一掃晚清詩文的八股氣，最重要的是加強了文學與時代的關聯。胡適就秉承了王國維的文學進化論，在《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今日之中國，當造今日之文學”，文學無法逃離時代政治的需求。文學既承載了書寫者的不同政治理想，同時也表達了對政治現實的親疏遠近。因此不同時期的各種文學觀念，除了是文學主張的宣示，更是不同政治主張的體現，在這個意義上，文學與文學批評參與、見證了中國社會變革和政治變革的整個過程。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定了文藝的政治屬性，并將之作為第一評價標準，無疑加強了原先文學與政治的緊密關系，對中共的文藝政策、文學與政治關系的闡釋產生了深遠影響。新中國成立以后，為加強黨的領導和維護新生國家的政權，中國共產黨尤其重視文藝的政治標準，文藝的黨性和階級性一度成為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的圭臬。尤其是隨著系列政治運動的不斷開展，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趨向于片面化、教條化地理解；文藝遭到了極左政治的鉗制，繼而成為“時代精神的簡單傳聲筒”；文藝批評家被當成了政治家；對文藝文本的理解與分析，要么從作家本身的政治身份歸屬來演繹，要么對文本采取無邊地“索隱”或“影射”性地解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革命戰爭年代對文藝政治性的強調原本就有“權宜”的因素存在，但如果不顧及時代的變革及文學的具體情況，將這種文藝主張無窮放大，當成“經常的道理”，難免會造成文藝的干癟，從而削弱或者擠壓了文學的多樣性，使得政治成了文學的唯一屬性。

隨著改革開放力度的加大，出現了較為寬松的學術環境，西方的各種文藝思潮紛紛涌入中國。出于對極左政治的“糾偏”，學界對文學“審美”屬性有些片面性追求，認為審美才是文學的本質屬性，出現了一種“去政治化”現象。但文藝審美性對現實的“超越”并沒有完全適應人們對文藝功用的習慣性期待，或者說，這種主張在思維方式上同之前的并無本質上的差異。西方馬克思主義從微觀政治層面對文藝文本分析的方法，無疑對中國當下文藝文本的深度解析提供了示范，也加大了文學對現實的干預力度。馬爾庫塞的《審美之維》以政治潛能來審視文學，“文學并不是因為它寫的是工人階級，寫的是‘革命’，因而就是革命的。文學的革命性，只有在文學關心它自身的問題，只有把它的內容轉化成為形式時，才是富有意義的，因此，藝術的政治潛能僅僅存在于它自身的審美之維，藝術同實踐的關系毋庸置疑是間接的、存在中介以及充滿曲折的，藝術作品直接的政治性越強，就越會弱化自身的異在力量，越會迷失根本性的、超越的變革目標”。[1]馬爾庫塞在表面推崇藝術形式或者藝術的審美性的時候，并沒有將審美性作為藝術的目的，藝術的存在并非是自覺的，而是他律的，即無論它處于怎樣的環節，都是為最終的現實實踐服務，并且還特別強調文本只有通過“隱性政治”的表達，最終才能更好地發揮文本的政治功能。詹姆遜也認為“一切事物‘說到底’都是政治的?！北M管這些觀念對文學的認識更加鞭辟入里，但這種政治形而上的理論之維勢必會給文學研究的生態造成極大破壞。對此有所覺察的詹姆遜就指出：“我歷來主張從政治、社會、歷史的角度閱讀藝術作品，但我絕不認為這是著手點。相反，人們應從審美開始，關注純粹美學的、形式的問題，然后在這些分析的終點與政治相遇?！盵2]也就是說詹姆遜理論的最終落腳點依然是政治，美學的、形式的問題的討論，只不過是達到政治結果的手段或者方式。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諸種努力是試圖從文本中來質疑現實政治的合法性，在表面豐富的生活背后揭示異化本質，其基本的立論邏輯依舊是二元對立，即構成異化的雙方。把文藝研究的落腳點定位在政治上，實際上預設了文藝文本對現實政治干預的可能性?；蛘哒f分析文藝文本的政治效應，就是從文藝文本中找尋出可能的政治，以此來思考人的存在狀態。這種將微觀政治與文藝文本結合起來分析的方式，最終還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諸如身體政治、性別政治、字母政治等等。政治的無處不在，使得“政治生活”與“單純生活”[3]110消除了間隙。正如齊澤克所說，在后政治時代，政治變成了生命政治，政治成為對簡單生活的管理和調節[3]116。政治已經成為人與人生活的必需品，卻也反映了人們之間歧見普遍存在的現象，需要普遍的管理和調節。但不得不考慮一種可能的結果是，政治手段的普遍濫用。反映在文學批評中則表現為，所有的文學批評都少不了“政治”這個關鍵詞，政治成為詮釋文學的必由之路和最終歸宿。

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文本的解讀思路對當代中國文藝批評界而言，具有雙重的意義：一方面激活了中國文以載道的傳統，“興觀群怨”說的“觀”、“群”、“怨”都與政治有關；“詩言志”不是個人的情感，而是符合群體意愿的“志”等等。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國文藝界對文學與政治關系的反思走向了微觀分析，擺脫了簡單地扣宏觀政治帽子的習慣，但同時卻又不得不陷入了另一種窠臼，即文藝批評者從所有的文本都能嗅出政治的氣味。這主要表現在我們對文本的分析，并沒有建立在切身的體驗之上，而是用中國的文學作品來論證舶來理論的合理性和萬能性，在微觀政治的理論框架下來討論中國文藝中可能的政治，這就造成了我們當今文學批評中政治本質先驗論的事實，誠如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所說，“文學在政治上的建設，離不開政治的批評。迄今為止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就是假定每一個文學文本內部都有其政治因素，明文規定給予它發言權。而這種政治本質說必須被打破?！盵4]然而，需要思考與回答的是，如何使得這種文藝的政治批評與其他的文藝批評方法一道，形成一個良性的文藝共和國？

二、影響文藝與政治關系重建的幾種因素

在有關文學與政治關系重建的理論言說中，“政治”這一術語的不同內涵決定了論者的言說立場和思維路徑。劉鋒杰在有關“文學政治學”創構的系列論文中認為，文學與政治都關涉到人類對美好生活的想象。這無疑與現實政治的不那么美好形成了抵牾，不過，論者筆鋒一轉，認為文學中的政治并不能等同于現實政治，而是對現實政治的“想象”。這就在某種程度上虛空了現實政治，造成了對“現實政治”的逃避。朱曉進則借用美國政治學家阿爾蒙德的“政治文化”概念，將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替換成文學與政治文化的關系，并認為，特定時期的政治心理、信仰和情感影響了文學的發生與發展。這符合文學的“內部研究”路徑，同時也就可能忽視硬性政治對文學的外部影響。在此基礎上，他又將政治文化劃分為“主流政治文化”和“亞政治文化”，這兩種文化之間的壁壘根本上是統治階層與被統治階層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不同呈現，而文學就成為兩個階層在“政治”文化領域里相互角逐的場地。陶東風則借用阿倫特的政治觀點，認為政治的內核是自由而非支配。在此基礎上，要重建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需要還“政治”以客觀、積極的內涵，因為一直以來存在著政治“被污名化”的現象。他們往往將文學與政治關系重建的側重點放在兩者的差異上，與此不同的是，朱德發則認為文學與政治是一種“同質同構”的關系。在習慣于不求甚解、以標題吸引眼球的今天，這一觀點極易給人造成將文學作為政治工具的印象?？傮w而言，有關文學與政治關系的論證，最終演變成了對“政治”這個術語界定權的爭奪。誠如海伍德所言：“問題的爭論往往歸結為關于‘術語’真正意義的爭辯?！毙g語本身就具有語用學層面的意義，“‘荷載’著其使用者也不甚了然的價值判斷和意識形態韻味?！盵5]而這種帶有價值判斷和意識形態韻味的“政治”，無論我們對之作怎樣的解讀，總是會自覺不自覺地成為現實政治不同層面的注腳，而這也決定著我們對文學與政治關系詮釋的起點。當然，這一起點的形成還與中國特定時期“極左政治”的大行其道有非常密切的關系，極左政治不僅嚴重阻礙了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正常發展，而且對中國人民的精神層面造成了極大的戕害，并形成了一種集體無意識；同時，極左政治的推行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并會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延續，即便是對極左政治批判與反思也有極左政治思維的傾向，最終可能造成人們對政治的冷淡或疏遠。我們至今一提政治的時候總是會與“管控”、“權力斗爭”聯系在一起，恰恰說明了極左政治的深遠影響，而這成為人們思考問題的一個預設前提，并生成了相應的知識框架。文學批評各種知識的形成和適用對象也就在這樣的語境中自然生成。新時期的文學的“去政治化”傾向及隨之而來的“后政治”時代，都圍繞著“政治”而展開，只是作為詞根的“政治”，往往不在亞里士多德“理性言說”的層面上使用，卻總是被人們有意無意地指向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政治”。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盵6]585雖然人們并不是完全被歷史塑造，但思維方式往往會因其具有強烈的因襲性而自覺適應已有的經驗和知識，并且在某種程度上還有一種試圖與過去重建連續性的努力。這也就造成了我們關于文學與政治關系的言說，總是在已有的歷史經驗和未來價值設定之間徘徊。西方微觀政治的觀念進入中國之后，它很快適應了對文學中的存在的“權力關系”的深入發掘，這與我們特定的傳統有必然的聯系。

如果說極左政治時代試圖用簡單而又粗暴的方式來解決現實社會中所有困局的話，那么在消費主義席卷一切的時代，社會矛盾有可能被繁盛的物品所雪藏，人們的生存環境、價值判斷以及相應的生活方式，乃至“政治”在某種程度上都被轉換成消費的方式、消費物品的差異上。消費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成為新的政治?，F實生活中，我們總是遭遇各種用來刺激人們消費欲望的手段。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替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應該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6]294，并非為了發展而讓人順從發展的需求，或者為了消費讓人服從消費的各種設定。伯曼就認為，西方的現代化工程本身就是一種“偽浮士德式的發展”，即為了一種宏闊、整一化的發展模式而造成了個體的喪失，從而讓人在應接不暇的各種挑戰中無以找到自身反思的可能性或者機會。即便是在后福特主義時代，個性化只不過是自動化、程式化的遮羞布，根本依然是通過物品的“符號”化展示而達致對人的新型且系統性的控制[7]?？档略赋?，我們不僅要在我們自身之外尋找自然之美，還應在我們自身之內找尋一種崇高之美?？上У氖?，我們這個時代，自身之外的事物遠遠超過人們的想象，信息的輸出遠遠多于信息的輸入，甚至形成了信息的過剩。在波茲曼看來，這些信息僅僅是信息，成為所有人的“故事”和“談資”，卻不能為我們提供行動，“或解決問題的方法，或變化。這種信息剩下的唯一用處和我們的生活也沒有真正的聯系。當然，這種唯一的用處就是它的娛樂功能?！盵8]文學也在時代的大潮中趨于娛樂化、媚俗化，身體寫作、下半身寫作、美女寫作、段子寫作等等“創作”模式，借助各種新媒體，輪番刺激著人們的感官，撩撥著人們的欲望，努力消弭精神與物質之間的差距；各種文學的心靈雞湯讓人在文學的名利場中忘記了責任的擔當與時弊的匡正；解構一切，犬儒主義的生存態度，成為“我在”的表征；公司運作、寫手簽約等等成為文學的現狀。近幾年出版的作品中，盡管不乏仍有執著于深度、廣度和力度的作品，但娛樂化、低俗化的作品對整個文學生態而言，卻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導致了文學不同程度地被市場、被利益牽著走。相應地，文學批評也受到這種生態鏈的影響，呈現出友情評、酷評或者因固守學院派的立場而呈現出理論化傾向，與現實政治產生了一定的隔閡。即便是從政治維度來分析文學現象，但往往會因為其潛在的“意識形態”性和“說教”意味，讓已經習慣于輕松歡快氣氛的人無法從中領悟那份肅穆、深度。文學批評的現實擔當似乎變得可有可無，一定程度上變為了“撓癢癢”，甚至為了逗人笑就要咯吱人。

同政治這一術語的多義性一樣，文學本身也存在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即文學是什么？文學何為，影響著文學與政治關系的走向。在現代文學理論的指引下，文學一度被職業批評家認定為是審美的專屬，凡是與審美有所悖逆的則往往要大加鞭笞。這種過于狹窄的文學研究視界自然限制了文學的現實關懷力度，因此，跨學科、跨文化的研究路徑隨后成為文學研究的主流。這種研究路徑加強了文學與現實的關聯，特別是文學與政治關系的研究也成為一個熱門話題。從這個層面來看，文學研究經歷了“政治轉向”，即從宏觀政治到微觀政治、從階級政治向文化政治、從顯性政治到隱性政治等等的轉向，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轉為“權力話語”的爭奪對象。伊格爾頓就指出，一切批評都是政治批評，特別是當前關于文學的“文化研究”思路其實還是將文學引向了政治的框架中。政治遂成為我們當下關注文學的專門語匯，盡管它的內涵至今還并不清晰，但這并不影響它已經在時間的綿延中漸漸被大家所“熟悉”，同時還固化著人們的思考方式和行為理念。在政治這個熟悉的概念中，我們運行這著對文藝的理解：一方面文藝確實構成了對現實的對抗，是一種政治行為，即通過書齋革命來實踐馬克思主義：“我們已經被更加有效地并入了這種現在比從前更加垂死的秩序最深層的各種結構之中，而我們習慣于認為甚至猜想它是強大的。很多曾經最明確地使自己與它拉開距離的人們，很多試圖生活得不同和想象得不同并部分成功了的人們，現在發現各種陌生的結構、無可懷疑的神經系統的聯系在施加著它們的各種壓力，述說著它們的各種限制，而且當然很痛苦的是，發現只有靠嚴格無情的自我檢查和各種新關系才能打破它們?！盵9]通過對文藝深層結構的發現，最終試圖達到書齋革命抵制人被異化的現實目的。同時，我們又拒斥政治，唯恐其又玷污了文學的圣潔性，并試圖建立文學的自治區域，在這個區域內，“政治的、社會的、民族的、性別的、倫理的各類斗爭最終依照某種文學邏輯，并且通過文學形式而得到折射、變形或改造”[10]?？傊?，我們就是要拒斥單一政治，抑或簡單的階級政治，不再對文學的研究停留在簡單的階級政治或者對抗政治的層面。這也就可能導致把文學批評變成從“單純生活”文本中挖掘可能政治性因素的技術活。在這個意義上，文學與政治形成了二律背反關系，一方面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演化為同謀關系，即在無意識中文學為政治的合法性作了辯護，并表現了這種政治。另一方面，通過文學批評對文學中政治現象的揭示，使得文學所采用的各種政治手段一覽無余，造成了對政治合法性神話的質疑。

三、文學與政治關系重建的理論起點

政治貫穿著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過程，如何更好地建構兩者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嘗試從以下幾方面進行。

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始終處于“過程”之中，即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并沒有最終定型，仍會在今后的文藝實踐與政治實踐中不斷產生關系。但是，“科學/意識形態對立所探討的東西涉及的是科學和理論意識形態之間的‘斷裂’關系，在科學建立之前，科學給予的知識的對象在這種關系中被‘思考’?！鼈兪钦蔚臄嗔?政治實踐，各種偉大的革命事件的結果)，而非“認識論”的斷裂?！盵11]252認識的慣性，使得我們在具體的文藝實踐中無法擺脫固有的認知，也就勢必會對兩者關系的認識僵化。但“實在與認識實在的手段是結合在一起的”[11]245。實在發生了變化，認識實在的手段如果不從根本上得到變革，那么實在也就不成其為實在了，“文獻史總是不可避免地不合時宜。因為每個時代總是用自己的術語重建文學經驗，每名歷史學家總是改變經典的標準，因此文獻拒絕固定的闡釋模式?！盵12]同樣，只有堅持這種認知，不將兩者關系固化，文藝家才能在具體的文藝實踐中不斷改變文藝的闡釋模式。文藝文本闡釋的未完成性，勢必造成文藝與政治關系的不斷綿延。當然這種綿延并非簡單的政治決定論或者去政治化，而是說在文藝發展的進程中考量兩者關系的變化，特別是要學會從政治對文藝的積極性層面來探討政治與文藝的關系。

既然需要在過程中來把握文藝與政治的關系，那么對兩種關系的重建仍然需要立足于當下。傳統文藝觀將政治與文學鏈接起來的方式就是試圖讓政治對文學進行標準統一化管理，以試圖文學能說服或論證當時的意識形態，這自然是文藝當下性的體現。但這種解讀方式不應在狹義政治的框架下固定并影響對后來文學的研究，因而對文藝文本的豐富性也不宜采取簡化的方式，畢竟并非所有的作品都自覺地與時下的意識形態相對立，除非我們對之進行純技術化的臆斷。當我們從作者政治身份對文藝文本的決定性影響以及文本必然帶有政治性的技術錯覺中走出之后，以文學的邏輯來審視文藝與政治乃至其他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我們就會在文學的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中找出一個契合點。

這一契合點就是將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定位在現實。比如融入于娛樂大潮中的文藝新聞，并非簡單地是在政治影響下對文藝新情況的凸顯，盡管文藝新聞通?？赡芊从车氖怯浾叩呐d趣而不是讀者大眾的認知，但這種文藝新聞本身卻會有意無意地將文學的局部放大，從而會摻雜更多的現實因素來影響對文學的理解，那么這種對文藝的理解便是現實參與的一個例證，也就是說是多種現實真實共同參與了文藝的生成和傳播，而非政治的決定性作用。誠如蒂博代所認為的，我們應該建立的是一個文學共和國，即要充分考慮影響文學的各種現實因素，而非把某一項內容凸顯出來，借以作為文藝的本質。當然文學本身是現實各種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同樣，文藝也會介入現實，盡管這種介入是想象性的。但這種想象性的介入是依托人借助于自己對世界的經驗來完成對現實的介入。雖然這種經驗受意識形態環境的影響，卻為我們對文藝與政治關系的重建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性——對文學經驗的重視。

在文藝政治本質論的主導下“這種以泛政治論為前提的政治批評，將藝術文本視為一種社會符號，將創作者的政治背景等同于作品的內容，對文本的分析過于集中在種族、階級、性別、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等非美學因素，完全無視作為中介的‘藝術形式’的本體意義，文學研究被降低為政治學和社會科學的一個分支。在理論上，這種將一切都融入政治視野之中的立場，是以偏概全的荒謬之見；它誤導了我們對文本的真正閱讀和詮釋，其實了無新意?！盵13]吳子林在對泛政治論為前提的文藝批評中，對這種政治無孔不入的文學批評方式是持厭惡態度的，但其對文學政治批評方式的批評，表明其在受傳統政治觀念影響或者習慣性政治思維的束縛，采取的是對政治的簡單拋棄，并采取了政治實踐的方式而試圖重建文學的政治維度——“超逸政治”。這從思維方法和論證手段上來看，與文學泛政治論批評沒有根本的區別。因而，要想擺脫文學批評的政治本質傾向的拘囿，勢必要改變這種對文學與政治關系的思考方法。

不同于其他文本，文藝文本的發掘依靠的并非只是理性的分析，而常常是關鍵在于感性的體驗。分析勢必在目的論的牽引下，形成對先在觀念的理論說服，而體驗則是在對作品的感悟，在與現實的交匯中形成對文學可能政治性的認知。誠如阿爾都塞所說，“分析目的論的秘密：這個不停在作出判決的方法，卻對不同于自己的整體不能作出任何判決。這豈不等于承認：分析目的論只是在自我判決，只是通過它所研究的對象重新認識自己；它永遠不能離開自己，它所要研究的發展，歸根結蒂是研究自己在自己內部的發展”[11]46。也就是說，以分析為主導的文藝文本解讀已經在閱讀之先，經受了術語的一番洗禮，也就形成了對文本的先入之見與先在概念的浸染，對文藝文本缺乏了個人化的經驗感受，而成為了概念的具象化表征。因而，受主流文藝與政治關系的限定，加之文學慣例和意見領袖對我們的導引，我們也就順從了這種外界的觀點，而忽視了自身對文藝的感知和體驗。因而文藝與政治關系的重建需要我們對文藝本身進行觀照和體驗。

[1] 馬爾庫塞.審美之維[M].李小兵，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191-193.

[2] 詹姆遜.詹姆遜文集[M].王逢振，主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69-170.

[3] 齊澤克.歡迎來到實在界這個大荒漠[M].季廣茂，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

[4] 本尼特.形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M].曾 軍，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138.

[5] 海伍德.政治學核心概念[M].吳 勇，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3-4.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伯曼.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M].徐大建，張 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93.

[8] 波茲曼.娛樂至死[M].章艷，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83.

[9] 威廉斯.現代主義的政治：反對新國教派[M].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140.

[10] 卡薩諾瓦.文學作為一個世界[M]∥張永清，馬元龍.后馬克思主義讀本：文學批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

[11] 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M].顧 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12] 羅伯特·達恩頓.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M].劉 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157.

[13] 吳子林.“重回敘拉古？”——論文學“超軼政治”之可能[J].小說評論，2013(3)：11.

(責任編輯 文 格)

Abstract：The conclu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and arts is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literature and arts. That is to say, the literature and arts directly are politic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difficulties, one is the interlace between the news about literature and arts and political affects; The other is fuzzy boundaries of literature and arts and politics. When we rebui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t should be noticed, which are unfinished, practiced and experienced.

Keywords：the political nature of literature and arts; politics; realities; experience

ThePoliticalNatureofLiteratureandArtsStudies

MAOGuo-ping

(SchoolofChineseLanguage&Literature,TaiyuanNormalUniversity,Jinzhong030619,Shanxi,China)

I0-02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7.05.0031

2017-03-10

毛郭平(1979-)，男，山西省洪洞縣人，太原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主要從事文藝理論與文學批評研究。

山西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2016266)；山西省2015年度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