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溫州米荒問題
——以1940年為例

簡 婷

(1．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2446；2．中共溫州市委黨?？蒲刑?，浙江溫州325013)

抗日戰爭時期溫州米荒問題
——以1940年為例

簡 婷1,2

(1．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2446；2．中共溫州市委黨?？蒲刑?，浙江溫州325013)

在抗日戰爭“縫隙”中，溫州經濟空前繁榮。然而，自然災害、軍米供應、常平倉谷采辦、接濟寧紹、人口增加、囤積居奇以及走私偷漏等原因導致溫州出現了糧食供應的緊張狀況。在戰時“統制”經濟背景下，以平抑糧食價格為中心的糧食管制政策加劇了糧食供應緊張，造成較為嚴重的米荒。

抗日戰爭時期；溫州米荒；平價政策；糧食管制

1940年，溫州出現較為嚴重的米荒。11月18日民眾結隊請愿，與政府當局發生激烈沖突，最終導致流血事件?！翱h府辦公廳以及寢室什物，悉被搗毀一光。未幾槍聲突然大作，一時秩序大亂，死傷者達二十余人之多。全城商店攤販均罷市，車輛亦停止行駛，情勢因之趨于嚴重?！盵1]

對此次溫州米荒，無論是事態發生的當時，還是數十年后的今天，多有提及，然而甚少論述，為數不多的論述也大都簡單地將其歸結為政府無能、奸商囤積或者戰爭影響。但是，這種簡單的歸因過于粗略，不僅可能強化了一些未必正確的“常識”，甚至可能阻礙了對歷史真相的探尋。諸如，戰火紛飛的年代就一定發生米荒嗎？米荒發生前后，地方政府施行的公共政策究竟是什么？這些政策和措施是否有效地解決了米荒問題？備受詬病的囤積居奇的深層原因究竟是什么？囤積下來的糧食又去往何方？這些問題確有詳盡探討的必要，也可以歸結為本文力圖解決的三個主要問題，即1940年溫州米荒的時代背景、米荒發生的原因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評估問題。

一、戰時溫州經濟突現繁榮

在探討米荒發生的原因之前，有必要先檢視其發生的歷史背景。在 1937年“七·七事變”以后，溫州雖然未能逃脫日寇的侵擾，但是由于特殊的原因，呈現出了戰時突現繁榮的景象。

（一）日寇侵擾有限

1938年2月26日，溫州第一次遭敵軍轟炸。之后，侵擾雖有，但日軍登陸占領卻遲至1941年4月19日，持續13天后退去。次年7月11日，日軍第二次占領溫州，為期35天，再次退去。至于日軍的第三次占領，則到了1944年9月9日，日軍盤踞時間稍長，達281天，之后日軍復次退去[2]457,458-459,461。其間，不斷有日軍轟炸，據《溫州日報》的統計，從1939年至1940年，溫州各縣敵機轟炸“總計死四十四人，傷六十六人，房屋及其他物品損失約值二十余萬元”[3]。

八年時間里，溫州孤處一隅，非兵家必爭之地，一直沒有成為正面戰場，戰爭對溫州的破壞性影響有限。正如報載：“抗戰迄今，敵人除在此地丟了幾個炸彈外，還沒有占領的企圖?！盵4]

（二）溫州港地位凸顯

抗日戰爭之前，溫州雖為臨海港口城市，但北有上海、寧波，南有福州、廈門，加上溫州的陸路交通極其不便，溫州港始終未能有所作為。但，抗戰爆發后，尤其是上海港、寧波港陸續被日寇封鎖之后，溫州港的地位出現了明顯的變化，“竟由次重要的華商埠一躍而成為華南中的（無論商業上或交通口上），一個唯一的進出口的咽喉”[4]。

據統計，1938年溫州進出港口的外輪計698 929噸，國輪84 570噸，木帆船303 466噸，共計1 086 965噸，是新中國成立之前溫州進出口船舶噸數最多的一年；1938年港口吞吐量約達70萬噸，比戰前歷史上最高的1930年增加1.33倍[5]126-127；1938年溫州港進出口貨物噸數，“約在八十至九十萬噸”[6]，其價值共達56 203 643元，比1937年增加3.56倍；甌海關稅收達301萬余元，比1937年增加2倍左右[5]127。溫州港創下了前所未有的記錄。

甌海關貿易報告詳實地記錄了抗戰爆發后溫州經濟的實際情況：1937年，“溫州一帶，戰禍既未波及，農商各業復極繁榮，洵屬甚幸”。1938年，“溫州地方秩序較為寧靖，商業乃見繁榮”。1939年，“本埠進出口貿易貨值，雖處此非常時期，環境極為不利，以視上年，猶增國幣 1 000萬元，為數之巨，實為從來所未有”。1940年，“其蓬勃之象，與民國27年之情況頗為相似”[7]。

進出口貿易的激增，直接反映了溫州港地位的提升。時任甌海關稅務司長的莫爾根（H·C·Morgan）也驚呼，溫州港的繁榮是根本夢想不到的[5]127。

（三）工商業繁盛

“平日為人所忽視的甌港”，突然成為“一個進出口運轉的軸心”[8]，一些重要物資可以從此輾轉運往內地，或者經此復出口到其他地區。溫州成為內地與沿海洋貨和土產的集散中心。

進出口貿易帶動商店顯著增加，如綢布業由戰前最高的70家增加到100多家，南北貨業新增20多家，棉布業和百貨業的批發商號達到50多家，贛、皖、閩、湘、川等省客商紛至沓來[2]437。

工商業的迅速發展，刺激了金融業的發展?？箲鸨l后，大批客商涌至溫州，銀錢業的存、放、匯款業務大大發展，銀行、錢莊也隨之增加。溫州銀行有“八行一庫”，即中國、交通等八家銀行和中央合作金庫。錢莊有厚康、洪元等 33家。在業務比重上，錢莊存款數額比銀行高 3倍多，放款比銀行多4倍以上。匯兌業務以溫滬間最大，溫滬錢莊長期有掛勾。

服務行業的發展更為突出，大小旅館100多家，且天天客滿。餐館、酒樓空前繁榮，華大利、新味雅、醒春居等餐館，車水馬龍，座無虛席①參見：吳杰．抗戰時期的溫州工商業[C]// 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溫州文史資料：第2輯．1985：137。。

正因如此，溫州被時人稱為“小上?！雹趨⒁姡簠墙埽箲饡r期的溫州工商業[C]// 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溫州文史資料：第2輯．1985：133。。也就是說，戰時溫州不僅沒有因為戰事而衰敗，反而在戰爭的狹縫中獲得了意想不到的發展。在此背景下，米荒突然發生，實乃咄咄怪事。

二、戰時溫州米荒原因探析

在探討米荒原因之前，仍有必要了解溫州地區當時的糧食產銷盈虧情況。迄今雖未發現當時確切的存米數據，但1940年10月浙江省第八區（按：即溫州）的行政會議記錄還是勾勒出了溫州地區糧食供應的大致情況：

據報告，泰順“山多地少”，“佐以薯絲洋芋等雜糧，調節得宜，差堪自給”；玉環“每年產谷僅敷五個月之用，然山地甚多，薯絲產量頗大，一般平民賴此充食，可無饑餒”；瑞安“谷米能自給，薯絲則過?！?；樂清“為本區余糧縣份之一”，“每年運銷外縣者，約米二○○○○○擔左右”；平陽“亦為本區余糧之縣”，“每年當近三○○○○○擔左右”；永嘉“號稱缺糧之縣”，“以永嘉七三六○○○畝田地，七四○○○人口，平均每年以每畝產量供給一人食用計算，則該縣糧食缺少，實為甚微”[9]。

也就是說，溫州地區糧食實可自足。那么，經濟一度繁榮、糧食也可自足的溫州，為何在1940年突然出現糧荒呢？對此，筆者對相關史料進行了詳細檢視，發現主要有以下七個方面的原因：

（一）自然災害

農業靠天，有無天災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糧食的豐歉。因此，筆者首先檢索了當時的災荒情況，發現1938 – 1940年報載的災害共有7次，包括雨災、風災、水災、旱災、蟲災等，涉及玉環、樂清、泰順、平陽等地，且主要集中在1938年，1939年沒有災荒報道，1940年僅有1次①參見：佚名．“玉環”[N]．溫州日報，1938-6-15（2）；佚名．樂清五六兩區旱魃為虐[N]．溫州日報，1938-7-24（3）；佚名．楚門患旱[N]．溫州日報，1938-7-26（3）；佚名．“各地簡訊”[N]．溫州日報．1938-10-2（3）；佚名．泰順山洪爆發釀成水災[N]．溫州日報，1938-10-14（3）；佚名．為糧食問題答覆永嘉民眾[N]．溫州日報，1939-1-9（3）；佚名．本縣入夏久旱 早稻受損[N]．溫州日報，1940-7-25（1）。。從災害的頻率、范圍和強度來看，1940年前后的自然災害雖然會對溫州糧食供應造成影響，但這種影響相對有限。政工隊隊員婁桂芳在《民以食為天》一文中說：“近年來，種田人照樣地種田、耕耘、收割，老天爺也還開眼，并沒有什么大旱大雨，或者是什么蝗蟲吃了?！盵10]當時溫州落霞鎮第六組聯保主任劉聽泉在給縣政府的呈文中也說：“吾邑頻年以來，素稱豐稔?！盵11]

（二）軍米供應

抗戰時期軍糧的征收方式為就地采購。那么，是否為供應軍米而征用大量民食呢？

抗戰爆發至 1941年以前，國民黨駐防溫州的兵力有：暫編卅三師、保安第四團、第八區保安大隊以及永嘉縣自衛隊，人數為 6千余人②參見：柯逢春，孫孟桓．溫州三次淪陷有關軍事情況記實[C]// 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溫州文史資料：第2輯．1985：14。。同時，從溫州采辦軍糧的還有駐扎在寧紹一帶的107師和溫臺防守司令部[12]。也就是說，抗戰初期，至少有六支部隊需在溫州采購軍米。

至于軍隊在溫州采購糧食的具體數額，可以參考1938年永嘉縣政府供應兩個部隊107師和溫臺防守司令部的軍米記錄，其中有幾個數據值得關注：

其一，根據永嘉縣政府代辦107師軍米墊付價款清冊，永嘉縣政府購發107師四月份軍米為280 165 斤 12 兩[13]。

其二，根據永嘉縣政府代辦溫臺防守司令部三、四兩月軍米墊付清單，永嘉縣政府購發溫臺防守司令部三、四月份軍米5 610斤[14]。

其三，根據溫臺防守司令部司令徐旨乾寫給永嘉縣縣長的信函，自1937年10月溫臺防守司令部成立至1938年4月7個月向永嘉縣府領軍米，按每月官兵共68人，應領軍米196 350斤（按：應為19 635斤）[15]。

也就是說，抗戰初期，需在溫州采購軍米的六支部隊，人數至少在1萬2千余人，這也得到了官方的印證“駐軍約一五○○○”[16]，其中溫臺防守司令部官兵人數為68人，107師大致是6 792人，軍隊人均每天消耗糧食的數量是1.375市斤，六支部隊每天軍米消耗總量為16 500市斤。而當時溫州全縣人口742 756人[17]，公糶供給軍警團體機關及貧民“每日數量多時四萬余斤少時二萬余斤”[18]?？磥?，軍米對民食的供應確有較大影響。

（三）采辦常平倉谷

浙江省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張寶琛、副專員陶建芳在1942年的工作報告中提到：“廿九卅兩年（按：1940、1941年）中，本區各縣非但沒有一粒外埠來源的糧食進口，反而有大批常平倉谷采運到區外去?！盵19]那么，有無進口姑且不論，運到區外的糧食究竟有多少呢？

對此，1941年秋召開的全區糧食會議通過的決議說得很清楚：1940年，平樂兩縣省派常平倉谷，平陽十萬擔，樂清八萬五千擔[19]。為什么會在溫州采辦如此多的常平倉谷呢？根據 1940年永嘉縣政府主管糧食評價事宜的何祖培回憶：國民黨戰時糧食管理機關，竭盡敲骨吸髓之能事，將溫州列為余糧縣分，照牌價采購余糧20萬斤①參見：何祖培．戰時溫州見聞[C]// 溫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溫州文史資料：第2輯．1985：105。。

數字雖有出入，但是大體可以看到，溫州糧食雖基本自足，但在 1940年出現糧食開始供應不足“征兆”的情況下，政府仍然“打腫臉充胖子”，置百姓生死不顧，以“余糧縣分”之名，強行在溫州地區采購常平倉谷，無疑讓糧食供應“雪上加霜”。

（四）救濟寧紹米荒

就在溫州米荒爆發的當年，寧紹地區（按：包括寧波、紹興以及杭州蕭山）也發生嚴重米荒。對此，浙江省政府高度重視，黃紹竑主席立即召集有關各方商議，決定：“由余糧縣份節擠（按：原文如此）五十萬石，并由省籌墊二百萬元，并向四行借六百萬元，派員分赴省外各地購米十萬包，合二十萬石?！盵20]鑒于該處米荒嚴重，“特分電各處糧區專員，轉飭各余糧縣迅將秋收獻谷盡量提交糧管處運送救濟外，并向殷富勸募谷米”[21]。據統計，至8月4日，浙江省獻谷動員委員會交給糧管分處運往蕭山、紹興接濟的谷物有18萬石[22]。而永嘉縣因獻谷成績優良，省會特頒給獎狀，以資鼓勵[23]。溫州糧食已自顧不暇，還要接濟寧紹米荒，無疑加重了自身負擔。

（五）人口增多

既然溫州戰時偏安一隅，經濟突顯繁榮，人口也必然呈現出較大規模的流動和增長。

首先，從全國各地來溫州采購的商人會增加糧食的消耗。當時，溫州輪舶輻軸，商旅云集，“商旅約二○○○○人”[24]，無疑增加了糧食的消耗。

其次，上海、武漢淪陷后，大量難民特別是在外的溫州人選擇回到溫州，躲避戰亂?？谷諔馉幈l后，溫州車站、碼頭到處充斥著回鄉避難的溫州人。1938年的報刊記錄下人潮涌動的景象，“車站上堆積著從漢口輾轉運來的行李，碼頭上擁擠著從上海歸來的男女，還有新近搬到上下鄉而又回轉的人和物”，“幾月前是一船一車運出去，現在呢，卻又一車一船的運回來，上海、漢口……以至上下鄉不曾間斷的打轉，莫名其妙地來回，所為何來？自然說是‘避難’與‘逃生’”[25]。

可見，當時確實吸引了一些外來人口來溫，給溫州糧食供應帶來一定壓力。所以，當時機器碾米同業公會主席林永清就認為：“城區人口因戰事劇增，需米更非昔可比?！盵26]

（六）糧商富戶囤積

米荒的出現，往往與囤積有關。根據永嘉縣政府的規定，凡個人“存米一千斤以上或谷二千斤以上，自給有余，而不出售濟眾者”，均認為囤積居奇，米廠“存米二千斤或谷在三千斤以上者，米鋪存米在一千斤或谷二千斤以上者，不得囤積至三日以上”[27]。

在米荒發生當年，永嘉縣政府就曾三令五申嚴厲打擊囤積糧食。為加大打擊力度，永嘉縣政府還出臺舉措，以提成方式鼓勵檢舉揭發：“凡告發囤積居奇者經本府查明屬實后一律按照查獲充公平糶價數量，提十分之一獎給之?！盵28]可見囤積現象不僅存在，而且相當嚴重。甚至，“有錢的富戶，在鄉村的儲藏食糧，待價而沽，在城市的不怕食糧貴，成千成萬地囤積起來，吃到明年陳谷接新谷，造成谷想人吃、人也想谷吃，和飽的飽死、餓的餓死這樣一個嚴重的局勢”[29]。

（七）漏海走私

如前，抗戰時期的溫州港，一躍而成為“進出口運轉的軸心”。也正因為此，溫州也成為了貨物漏海走私的“前沿陣地”?！氨緟^六縣，除泰順外，余皆伴洋帶海，最易與敵寇發生因緣，因是，敵貨之登陸入境及物資之落海濟敵，遂廣泛難制?！盵30]有事實為證：瑞安董田一帶“本月一日（按：1939年9月1日）有奸商等雇船四只，載米甚多，內有一船，竟載米約有五十余袋”[31]；樂清“日昨（按：1939年1月23日）有奸商無照運米一千余斤，散裝于內河船兩只，在樂清館頭烏牛地帶為當地守兵瞥見”，當地守兵“迫令該船靠岸搜查，當場人贓俱獲”[32]；永強區“昨日下午（按：1940年7月19日）四時許派阮指導員率同警士多名，前往陡門地方，當即緝獲食米百五十余袋，嗣于當晚十一時許，又緝獲食米十六袋”[33]；永嘉縣抗日自衛隊“上月十六日（按：1938年9月16日）在圣安挪汽船查獲白米大小五十八袋，計重四千百五十二市斤”[34]；1940年春靈溪青年抗日團團員50人，于靈溪至蕭江渡、靈溪至瀘山航道，查獲走私大米萬余斤[35]。

總之，糧食供應體系原本脆弱的溫州因戰時民食軍米供應壓力甚大、政府采辦常平倉谷、救濟寧紹米荒，特別是糧商富戶囤積居奇、漏海走私，多種因素碰頭、交匯，導致了米荒的出現。

三、國民政府的糧價“平抑”政策

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采取了以平抑糧價為中心目標的“價格管制”政策，并由各地方政府具體實施。那么，作為一項關系重大的公共政策，糧食平價究竟對米荒產生了什么影響？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米荒問題的解決，還是加劇了糧食供應緊張狀況？

（一）糧價評議

針對不斷飛漲的物價，國民政府采取物價評議會的方式，評定日用品價格，并以此作為標準，強制商家按此銷售。

遵照國民政府政令，溫州糧食平價，主要來自三個渠道：一是糧食會議；二是糧食價格評議會；三是日用品價格評議會?？箲饡r期，《溫州日報》公開報導的最早糧食會議是1938年11月18日永嘉政府召集有關機關，規定“白米每元定為十九斤，糙米定為十九斤半，已于昨日（十七日）起實行”[36]。從1938 – 1939年間7份檔案內容來看，溫州糧食評議會基本上遵照國民政府對評價委員會的要求運作。溫州日用品評議會議，自1939年12月26日開始見諸于《溫州日報》“商情”①據檢索，米價最早見諸溫州日報在溫州日報1938年11月15日第3版“每日商情一覽”，此后幾乎每天刊登。一欄中，該欄詳細刊登了糧食平價價格，同時標明：“本報刊登市價系根據永嘉縣日用品平價委員會十二月廿三日評定，如商店不依照評定價格出售，人民可向縣告發?！盵37]

可見，最早從1938年11月開始，溫州就實行糧食評議制度；并在1939年12月之后通過當地報紙公布糧食平價價格，以規范溫州糧食市場。

（二）糧食定價

定價作為平價政策的核心，直接決定了平價政策的成敗。只有合理定價，才能維系買賣雙方的利益平衡，推動市場秩序的形成。過高的定價，使民眾無力購糧，失去了平價政策的意義；而明顯低于市價，糧商不僅無利可圖，甚至承受虧損，自然缺乏籌糧運銷的動力，而導致市場上無糧可賣，再低的平價也只能是“看上去很美”。根據國民政府1939年2月20日頒布的《非常時期評定物價及取締投機操縱辦法》，平價委員會評定日用必需品之價格“應以生產者與消費者雙方兼顧為原則”，“凡物品之生產及運銷成本受戰時影響者，以其在戰后之成本再加相當之利潤為標準”[38]。也就是說，價格管制并非一味打壓價格，而是要“以生產者與消費者兼顧為原則”；同時，價格管制也并非取消糧商利潤，而應允許“相當之利潤”。筆者根據相關檔案與報刊資料，梳理出1940年1 – 2月糧食平價保持在每元10斤左右，從2月底至10月米價一路飆升，至米事風潮爆發時達到每元4斤左右①參見：佚名．“商情”[N]．溫州日報．1940-1-7（2） – 1940-2-25（2），幾乎逐日在此欄目登載糧食價格；佚名．本永嘉縣府定今日召開食糧會議[N]．溫州日報，1940-4-2（2）；佚名．評價委員會評定米價每元七斤半[N]．溫州日報，1940-4-12（2）；佚名．評定本旬米價每元六斤八兩[N]．溫州日報，1940-5-2（2）；佚名．永平價委員會評定日用品價[N]．溫州日報，1940-8-23（2）；佚名．永平價會評定日用品物價[N]．溫州日報，1940-9-16（2）．佚名；永嘉縣評價會評定日用物價[N]．溫州日報，1940-10-4（2）；佚名．收購各區余糧 協助糧商購谷[N]．溫州日報，1940-11-4（2）。。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黑市糧價的不斷攀升?！俺菂^糧商閉糶，黑市米價每元僅有三斤，尚不易購得?！盵39]“鬧米風潮尚未發生之前，米價一元可以買三斤或二斤半（黑市）”，“風潮鬧過之后，不到二十天的時間，黑市米價已漲至一元一斤六兩?！盵40]

（三）政策的失誤

違背市場規律的平價，遭到了糧商米鋪的抵制。早在 1938年就出現了糧商米鋪拒絕遵守平價的事件：“經議決評定售價計白米每元十九斤，次米十九斤半，當即通過施行各在案，而一般糶食平民聞訊之余莫不欣慰，詎料本埠各米商如溫州食糧公司等唯利是圖，不顧民食，今復操縱壟斷，近日所糶米價仍為十六斤半，糙黑之米亦僅十七斤?！盵41]類似的事件不絕如縷，如1938 – 1940年間溫州日報上充斥著“米鋪抬高米價，未照法定價格”[42]，“本市各米行鋪操縱糧價”[43]、“商店不照評價售貨 專署令飭查辦”[44]、“新萬豐米鋪高抬米價店主送縣罰辦”[45]等標題。抬高米價不成，碾鋪、米鋪停碾的停碾、關門的關門。據警察局局長鐘繼善呈報：“轄境各米鋪對出售食米仍未遵平價標準實行，而各碾米廠以進谷來價昂貴，均已停碾，致各米鋪無米應市?！盵46]

首先，糧食管制簡單等同于價格管制，將平抑糧價的壓力推給了糧商，忽視了政府的社會擔當。糧食平價政策是戰時不得已的選擇，但造成的虧損不應讓糧商一方承擔，政府亦負有責任。

其次，過低的平價讓糧商的經營難以為繼，而對囤積的嚴厲打擊又將部分合法糧商推向政府和民眾對立面，可能加劇糧食流向黑市和漏海走私。尤其是在多方勢力滲透和參與、海關松弛緝私不力的條件下，糧食漏海走私無異于在原本脆弱的溫州糧食供應體系上撕開了一道口子。

再次，對于糧食政策的施行，政府沒有進行廣泛的動員和宣傳，未能得到糧商米鋪的理解和認同，最后造成了政府應對米荒的社會資源嚴重不足。

四、結 論

總之，1940年米荒是多重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它既受到戰時糧食短缺的大環境的影響，又具有自身的特點，是戰時東南沿海糧食問題的一個縮影。戰時經濟一度繁榮，糧食尚可自給的溫州地區，由于多重原因，出現了較為嚴重的糧食供應緊張情況。對此，政府一味壓低市價、打擊囤糧，沒有進行政策的廣泛宣傳，未能與糧商米鋪形成合作，而加劇了糧食供應的緊張，釀成了1940年米事風潮。政府公共政策非但未能解決米荒，反而加劇了米荒，這正是哈耶克所說“致命的自負”吧！看來，即使是在戰時“統制經濟”的條件下，尊重一定的客觀市場規律，保持審慎和敬畏的態度，還是必要的。

[1]佚名．省臨時參議會來電慰問傷亡家屬[N]．浙甌日報，1940-1-20（1）．

[2]胡珠生．溫州近代史[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3]佚名．一年來本區各縣敵機轟炸的統計[N]．溫州日報，1940-1-1（4）．

[4]高明．一年來之溫州金融經濟[N]．溫州日報，1939-1-1（3）．

[5]周厚才．溫州港史[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126-127．

[6]佚名．一年來溫州港之航業[N]．溫州日報，1939-1-1（1）．

[7]中華人民共和國杭州海關．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經濟社會概況：浙海關：甌海關[C]// 杭州關貿易報告集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647，648，649，650．

[8]佚名．一年來之甌港貿易[N]．溫州日報，1939-1-1（1）．

[9]佚名．浙江省八區四○年度行政會議錄（1940年）[Z]．溫州市檔案館藏．浙江省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公署檔案．198-4-102．

[10]婁桂芳．民以食為天[N]．溫州日報，1940-11-15（2）．

[11]佚名．呈米價飛漲呈請諭令各米鋪一例平糶并新出示禁止以杜透漏由（1938年）[Z]．溫州市檔案館藏．民國各職業社會團體檔案．205-1-1294．

[12]佚名．永嘉縣政府代辦溫臺防守司令部三、四兩月軍米墊付清單（1938年）[Z]．溫州市檔案館藏．民國各職業社會團體檔案．205-1-811．

[13]佚名．浙江省政府代電（1938年）[Z]．溫州市檔案館藏．民國各職業社會團體檔案．205-1-811．

[14]佚名．永嘉縣政府代辦溫臺防守司令部三、四兩月軍米墊付清單（1938年）[Z]．溫州市檔案館藏．民國各職業社會團體檔案．205-1-811．

[15]佚名．溫臺防守司令部徐旨乾致永嘉縣縣長函（1938年）[Z]．溫州市檔案館藏．民國各職業社會團體檔案．205-1-811．

[16]佚名．浙江省八區四○年度行政會議錄（1940年）[Z]．溫州市檔案館藏．浙江省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公署檔案．198-4-102．

[17]佚名．永嘉全縣人口調查[N]．溫州日報，1940-5-26（2）．

[18]佚名．對本縣糧食問題莊縣長發表講話[N]．溫州日報，1940-11-18（1）．

[19]佚名．專員張寶琛、副專員陶建芳的工作報告（1942年）[Z]．溫州市檔案館藏．浙江省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公署檔案．198-5-106．

[20]佚名．省府救濟寧紹糧荒 派員購米十萬包[N]．溫州日報，1940-7-2（2）．

[21]佚名．救濟蕭紹米荒[N]．溫州日報，1940-7-3（1）

[22]佚名．上年農民獻谷達十八萬斤[N]．溫州日報，1940-8-4（2）．

[23]佚名．去年本縣獻谷 成績優良[N]．溫州日報，1940-8-8（2）．

[24]佚名．浙江省八區四○年度行政會議錄（1940年）[Z]．溫州市檔案館藏．浙江省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公署檔案．198-4-102．

[25]佚名．車站碼頭充滿著跑回來的溫州人[N]．溫州日報，1938-6-17（2）．

[26]佚名．呈報米價系米鋪業范圍米價飛漲 原因系鄰縣米源告絕由（1938年11月）[Z]．溫州市檔案館藏．民國各職業社會團體檔案．205-1-1294．

[27]佚名．永嘉縣政府為救濟民食取締囤積居奇暨獎勵民眾告發辦法（1938-1939年）[Z]．溫州市檔案館藏.民國各職業社會團體檔案．205-1-807．

[28]佚名．永嘉縣政府為救濟民食取締囤積居奇暨獎勵民眾告發辦法（1938-1939年）[Z]．溫州市檔案館藏．民國各職業社會團體檔案．205-1-807．

[29]藩．節約糧食消耗及增加生產（續昨）[N]．溫州日報，1940-12-17（2）．

[30]佚名．浙江省八區四○年度行政會議錄（1940年）[Z]．溫州市檔案館藏．浙江省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公署檔案．198-4-102．

[31]佚名．奸商運米漏海資敵 中途被匪洗劫[N]．溫州日報，1939-9-8（2）．

[32]佚名．樂清館頭破獲奸商運米漏海[N]．溫州日報，1939-1-24（3）．

[33]佚名．永強區署昨日查獲食米[N]．溫州日報，1940-7-20（1）．

[34]佚名．圣安挪汽船查獲白米[N]．溫州日報，1938-10-15（3）．

[35]沈克成．溫州歷史年表[M]．北京：北京電子出版物中心，2005：385．

[36]佚名．縣府定期開會討論米價[N]．溫州日報，1938-11-18（3）．

[37]佚名．“商情”[N]．溫州日報，1939-12-26（2）．

[38]重慶市檔案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經濟法規（上）[M]．北京：檔案出版社，1992：93-94．

[39]佚名．對本縣糧食問題 莊縣長發表談話[N]．溫州日報，1940-11-18（1）．

[40]張寶?。笈趁卓煲搅?城區糧食已有辦法[N]．溫州日報，1940-12-12（2）．

[41]佚名．為米價早經評定奸商仍復違抗祈傳案從嚴訓斥勒令照價平糶由（1938年12月6日）[Z]．溫州市檔案館藏．民國各職業社會團體檔案．205-1-1294．

[42]佚名．米鋪抬高米價 未照法定價格[N]．溫州日報，1938-11-22（3）．

[43]佚名．本市各米行鋪操縱糧價[N]．溫州日報，1938-11-27（3）．

[44]佚名．商店不照評價售貨 專署令飭查辦[N]．溫州日報．1939-12-18（2）．

[45]佚名．新萬豐米鋪高抬米價店主送縣罰辦[N]．溫州日報．1940-4-9（2）．

[46]佚名．為呈報碾米廠以平價關系停碾米鋪無米應市影響民食報請鑒核示遵由（1938年12月17日）[Z]．溫州市檔案館藏．民國各職業社會團體檔案．205-1-1294．

(編輯：朱青海)

Rice Shortage in Wenzhou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period——A Case of 1940

JIAN Ting1,2
(1. Academy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44; 2. Scientific Research Department, Party School of Wen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PC, Wenzhou China 325013)

In the “gap”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 Wenzhou economy is flourishing as never before. However,the serious reasons including natural disasters, the supply of military rice, the province Changpinggu acquisition, assistance to Ningbo and Shaoxing rice shortage, population increase, the rich grain merchants hoarding and smuggling, etc. led to the food supply tensions appeared in Wenzhou.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wartime economic control, the food-control policy centered on grain parity price, aiming at stabilizing grain prices exacerbated the tight supply of grains, resulting in a more severe rice shortag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Rice Shortage in Wenzhou; Parity Price Policy; Food Control

K265

A

1674-3555(2017)06-0093-08

10.3875/j.issn.1674-3555.2017.06.013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從xuebao.wzu.edu.cn獲得

2016-12-04

簡婷(1977- )，女，湖南岳陽人，講師，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毛澤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