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好故事”與“講好”故事：論唐湘岳新聞作品的敘事藝術及與輿論之關系

華 進 張 丹

(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湖南湘潭，411105)

內容提要：新聞是一門敘事的藝術，講“好故事”與“講好”故事是關鍵。鑒于唐湘岳新聞作品的典型性，文章以唐湘岳新聞作品為范本分析，認為其作品具備了敘事可能性、敘事連貫性與敘事確實性等特征，符合菲希爾所謂“好故事”的評價標準。這些“好故事”能經受住受眾的“敘事理性”的檢驗，因而也易影響其思想和行動，更易促發輿論并將輿論導向健康有序的生長方向。本文還借此對新媒介生態環境下的新聞敘事作出了反思。

新聞是一門敘事的藝術，講好故事是關鍵。一方面，敘事者必須于信息海洋中精準地挑選敘事題材，即選擇“好故事”來敘述；另一方面，在敘事過程中也要講究策略與方法，即要“講好”故事。然而，新聞傳播的落點終究是受眾，所以，故事好壞與否也需要受眾去評判。一般而言，好的故事更能激發受眾的共鳴，也更易促發輿論并將輿論導向健康有序的生長方向。

唐湘岳是一個善于講“好故事”的記者。他從1986年調入光明日報駐湖南記者站工作至今，在《光明日報》發表了200多篇頭版頭條新聞作品，憑借《教育局長的好榜樣——記湖南省桂東縣教育局局長胡昭程》《生命有限，笑聲永恒——記曲藝藝術家夏雨田》等優秀作品先后6次獲得中國新聞獎，其在報道中所推出的胡昭程、鄭培民、夏雨田、何遙、李黎明、石雪暉等先進人物均成為中宣部樹立推廣的重大先進典型。此外，唐湘岳20世紀90年代采寫的通訊《舉報人的命運》和消息《不許用人質手段處理經濟糾紛》在全國引發較大反響，不僅通過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推動了我國的法制建設，也為光明日報樹立了良好的媒體形象。

縱觀唐湘岳在《光明日報》發表的代表性新聞作品，幾乎每一篇都在講故事，而且都是深入人心的好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總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唐湘岳推出的很多人物典型報道都能引發全國大范圍的討論，之后又有系列報道跟進，能夠在很長時間內掀起輿論高潮。鑒于此，筆者試圖從敘事學角度來剖析唐湘岳講“好故事”的密碼，借此洞悉敘事藝術與輿論之間的關系，并對新的媒介生態環境下紙媒如何講好故事進行反思。

一、“好故事”的評價標準

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要精心做好對外宣傳工作，創新對外宣傳方式，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盵1]習近平在這里特意提到了“講好中國故事”，盡管他是針對外宣而言，但是不論對內對外，“講好中國故事”都是媒體新聞敘事的關鍵。那么，如果選擇“好故事”，又如何“講好”故事？這里必然涉及“好故事”的評價標準。

華爾特·菲希爾(Walter Fisher)從受眾出發來研究什么才是“好故事”。他認為故事本身具有的“推理性”潛質對于判別故事的好壞非常重要：“人們發現它們與好生活是相關的，對促進道德責任感和文明的關系是有重大影響的，與人們最高尚的經歷、與領導人物的聲明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與想象中最好的聽眾是一致的……”[2]這樣的故事能夠讓受眾浸潤于其中的正能量，促進其思想和行動上的良性轉變。當然，就新聞敘事而言，不能就“美”而失“真”，真實性始終是新聞敘事的前提。

菲希爾認為“所有正常的人類交流話語都有意義而且都受到了敘事理性的檢驗”[3]，“敘事理性才是決定一個人是否應該接受某個故事，某個故事是否真正可信，是否可以作為信仰與行動的指南的一個相干的系統”[4]。依據“敘事理性”的理論框架，菲希爾給出了“好故事”的三個判別標準：敘事可能性(narrative probability)、敘事連貫性(coherent story)及敘事確實性(narrative fidelity)[5]。在筆者看來，三者并非截然分開，而是相互佐證、互為修辭，并最終對敘事接受者的思想和行動產生影響。

二、唐湘岳通訊作品如何講“好故事”

(一) 敘事題材與社會語境及受眾心理的契合，凸顯“敘事可能性”

唐湘岳憑借新聞敏感精心選擇敘事題材，并力求與社會語境的合拍。如長篇通訊《舉報人的命運》寫的是20世紀90年代，衡山縣印刷廠的一對工人夫婦，舉報本廠印刷淫穢書刊遭到打擊報復的故事。采寫完這個故事，正值中宣部召開掃黃打非會議，報道一經刊出，在全國引發很大反響，推動了全國的掃黃打非活動，舉報人和記者受到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的特別嘉獎。更加典型的案例是，在《新時代的活雷鋒——劉真茂》的報道見報前，唐湘岳實際已經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采訪劉真茂，他判斷這是一個很好的報道典型，但是由于長時間未找到好的契機而未動筆，直到后來中央部署深化學雷鋒活動，作者才和報社商量推出此報道。劉真茂的故事見報后同樣引發很大反響，劉真茂因此受到了中央領導的接見。

唐湘岳新聞作品中屢屢出現的“英雄”原型十分契合受眾心理。唐湘岳的大部分新聞作品都是關于典型人物的故事，這些人物雖然身份各異、角色不一，但都集中體現了“英雄”這種原型。容格(Carl Gustav Jung)在提出集體無意識學說時認為，“原始意象或原型作為集體無意識的結構形式，主要由那些被抑制的和被遺忘的心理素材所構成，它們在神話和宗教中得到最明顯的表現，但也會自發地出現在個人的夢和幻想中，它們的存在為藝術和文學提供了基本的創作主題”[6]。新聞敘事中存在大量原型，這些原型的存在因為契合了集體的無意識，因而能夠深深吸引受眾[7]。唐湘岳筆下的護校英雄劉庚生、創業大學生張浩、活雷鋒劉真茂、最美護士何遙、舍己救人的李春華、為民醫生胡衛民等，無不在思想和行動上演繹著“拯救”的主題，散發出英雄的光輝。

敘事題材與社會語境及受眾心理的契合，實際彰顯了故事與現實生活的嵌入度，證明了故事的合理性與可能性。正如菲希爾所言，“沒有任何一種文體，包括技術性的交流，不是生活這個故事的一個情節”，唐湘岳新聞作品對敘事題材的精心選擇，充分印證了這個觀點，因而這些作品更能使接受者樹立起深度的信任感。

(二) 核心加催化的敘事建構模式，凸顯“敘事連貫性”

在經典敘事學理論中，“功能”被認為是最小的敘事單位，普羅普(Vladimir Propp)把功能確定為“人物的行為”，“這種人物行為是由其在情節發展過程中的意義來確定的”。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對“功能”作了更為細致的區分，他認為，存在兩大功能類別：分布類和歸并類，前者又可區分為核心功能與催化功能?！坝行﹩挝皇菙⑹伦髌?或者是敘事作品的一個片斷)的真正的鉸鏈；而另一些只不過用來‘填實’鉸鏈功能之間的敘述空隙。我們把第一類功能叫作主要功能(或叫核心)，鑒于第二類功能的補充性質，我們稱之為催化?！盵8]根據功能的分類，筆者將新聞事件也區分為核心事件與催化事件。核心事件是新聞報道的重心，催化事件則伴隨一個個相應的核心事件對它加以充實。新聞故事正是一系列由核心事件與催化事件相互結合的一個特殊編組。

無論是單一敘事文本還是圍繞某個主題的系列敘事文本，唐湘岳新聞作品都很明顯地體現出“核心+催化”的結構模式。以唐湘岳對舍己救人的大學生陳野平的報道為例，該系列報道連續四天在《光明日報》頭版推出，分別為《人生最壯麗的選擇》《當代大學生的好榜樣》《英雄的價值觀》《英雄的家風》，其結構模式如下：

① 有關陳野平報道的系列敘事文本的結構模式：

文本1：人生最壯麗的選擇 (核心：對于主體事實“陳野平搶救落水少年英勇犧牲”的敘述)

↓

文本2：當代大學生的好榜樣(催化1：對于歷史事實“陳野平從小學到大學的優秀事跡”的敘述)

↓

文本3：英雄的價值觀(催化2：對于原因事實“陳野平如何樹立起高尚的價值觀”的敘述)

↓

文本4：英雄的家風(催化3：對于原因事實“陳野平如何受家風影響”的敘述)

②單一敘事文本的結構模式(以文本1《人生最壯麗的選擇》為例)：

小標題1：“別怕，我來了”(核心：對于主體事實“陳野平搶救落水少年”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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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標題2：“我的理想是回農村”(催化1：對于歷史事實“陳野平寒冬收國旗、抓小偷、演講中表達回農村的理想”的敘述)

石城地區含礦偉晶巖一般分帶狀構造不明顯，僅在部分礦體內見到一、二帶或部分礦體局部地方見到較好的帶狀構造，經綜合研究分析，石城地區含礦偉晶巖原生帶狀構造和交代的帶狀構造在水平和垂直空間上的變化規律如下：

↓

小標題3：“要真才實學，不要假高分”(催化2：對于歷史事實“陳野平拒絕假高分、努力學英語、堅持跑步”的敘述)

從上述分析可見，一個“核心”往往伴隨著多個“催化”，“催化”對“核心”進行敘事的補充或修飾，從而使整個敘事文本不僅在形式上，更是在內容的廣度和深度上呈現出一種連貫性。這種連貫性作用于受眾，也將如同敘事的可能性一樣，使其確立起對事實的信任感。

(三) 不定人物限知視角的運用利于敘事的自我修正，凸顯“敘事確實性”

新聞敘事中，敘事視角的運用非常重要。與全知視角和純客觀視角相比，“人物限知視角”更能體現出敘事的生動性，而“不定人物限知視角”又因故事講述者的多元化而更能從不同角度確證事實，十分利于敘事的自我修正。唐湘岳的新聞作品十分擅長利用這種視角，大部分作品的主體事實都通過采訪不同人物來敘述，多元人物的一致性講述烘托了主體，凸顯了敘事的確實性。

如《茶山常綠頌英魂——記高級農藝師劉先和》中，為了表現劉先和為湖南省的茶葉事業不辭辛勞苦苦追求的事跡，作者選用了其妻肖玲、湖南省農業廳紀檢組長潘勝春、岳陽縣委書記羅典蘇、炊事員尹湘如和支部書記隋德林的敘述來共同說明事實。每個人物都以個人獨特的視角來敘述劉先和生前事跡，多元人物的敘述無矛盾無沖突，指向共同的主題，不約而同地表現出一致性，更加確證了事實，也給了受眾對于事實的整體印象。這種不定人物限知視角的運用在唐湘岳的新聞作品中具有普遍性，如《“對待身外之物要鐵石心腸”——追擊湖南省委原副書記、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鄭培民(下)》《他在農村創出千萬元資產——瀏陽回鄉創業大學生張浩的奮斗故事》《生命的質量——記曲藝藝術家夏雨田(上)》等不勝枚舉。

三、講“好故事”與輿論之關系

新聞傳播作為人類十分重要的交流活動，不僅以“講故事”的方法提供信息，還提供一套價值觀，引導受眾的思想和行動。菲希爾反復提及的敘事范式就是從哲學的高度來看待人類交流的意義，他認為：“這個范式的主要功能是提供——解讀和評估人類交流的方法使人們能夠評判和能夠斷定某種具體的話語是否給人們在現實世界中提供了一種可靠的、值得信賴的、適用的思想與行動的指南?！焙玫墓适潞秃玫闹v述往往更易激發輿論，并使接受者對照這些故事中人物的行為來反思自己，最終達成思想和行動的良性轉變。

(一) 敘事可能性與輿論的生發

前文提及，任何敘事都要接受“敘事理性”的檢驗，也即，接受者在與敘述者交流的過程中，會根據其所處的社會語境，憑借常識和邏輯來判斷故事的合理性，被認為合理的故事更能引發其共鳴。唐湘岳的新聞作品之所以能夠引發大面積關注，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其中敘述的“好故事”能被受眾接受和認可。一方面，這些故事充分契合了社會歷史的大環境，能夠為時代把脈；另一方面，也利用了原型的力量，充分契合了受眾的心理，激發了受眾的潛意識。因此，受眾更易從故事中讀出自己，這些“好故事”也因此成為滋生輿論的溫床。

(二) 敘事連貫性與輿論的強化

唐湘岳的新聞作品大多以系列文本的形式來推出，其中往往最先呈現的是“核心”文本，對主體新聞事實進行敘述，再圍繞事實的背景、原因、影響等因素呈現“催化”文本。這些“催化”文本具有話語交際功能，可觸發話語的語義張力，它們像網絡文本中的超鏈接一樣，不僅可以拓展事實的廣度與深度，還可形成一種針對核心事實的“圍觀”效應，達到強化輿論的效果。

相比較目前“爛尾新聞”日益泛濫的現狀，唐湘岳堅持對新聞進行連續報道，不僅體現出了對事實高度負責的職業態度，也因其冒著危險持續關注事態發展的正義感感動了大批受眾。例如關于“為民醫生”胡衛民的故事，從2004年12月到2006年4月，唐湘岳先后推出6篇報道，持續關注了胡衛民舉報醫療腐敗后的坎坷命運，在社會上引發較大反響。胡衛民的事跡感動了很多醫生，也引發了全社會對于醫療改革的關注。

(三) 敘事確實性與輿論的固化

對于新聞而言，“好故事”的首要條件就是敘事的確實性。受眾在接受過程中，若不持強烈偏見，一般會根據各種泛文本對主文本進行求證，一旦發現二者所敘并非一致，便會引發質疑，其對事實的評價也會發生動搖。反之，故事若能被反復證明它的真實性，受眾的輿論也將進一步被固化。因此，敘事確實性能夠起到反哺輿論、固化輿論的效果。

四、關于講“好故事”的反思

新聞若敘述的是“好故事”，且能以受眾認可的敘事藝術來呈現，則更易傳遞出一種正能量，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受眾。然而，在新聞傳播實踐中，卻總能發現一些為了主題的正確性而傷害新聞真實的現象。新聞敘事不同于文學敘事，雖然某些文本樣式也容許多種表現手法的運用，但是其中所提及的事件，無論從整體還是細節上都必須恪守真實。此外，隨著新媒體的發展，媒介生態環境也正在重新建構中，每個新聞敘事文本都將接受諸多與之相關的泛文本的檢驗。因此，新聞敘事者必須轉變敘事觀念，除確保新聞真實性外，還因就新聞敘事的媒介運用、新聞敘事中敘事者與接受者的關系作一全新的考量。

(一) 尊重事實本身的復雜性，恪守新聞真實性

事實本身有其復雜性，不能為了拔高主題而人為修改細節，也不能為了體現精確性而捏造數據。柴靜在采訪“虐貓事件”時發現，調查越是深入，便越能發現人性的復雜之處，最終事實的敘述甚至會呈現出一些違背“常識”的因素。但是這種復雜性是事實本身具有的，必須予以尊重。唐湘岳在《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指導新聞實踐》中談及采訪體會，他認識到越是離奇的、越是新聞價值大的事情，越要對新聞的真實性存在疑問。在關于胡昭程的報道中，他從座談會中聽到一個感人的細節，說是胡昭程在年三十的大雪中翻越5個山頭去慰問一個教師。唐湘岳為了求證此事，當即提出要走一趟胡昭程當初走過的路，看看是不是5個山頭，道路究竟有多艱辛?？梢?，唐湘岳并沒有停留于對材料的直接運用，而是為了確保新聞真實性去親身實踐。正是這種對新聞真實性的捍衛，使其本人和作品均建立起良好的公信力。

(二) 面對新的媒介生態環境，及時轉變敘事觀念

作為一名在紙媒工作了30多年的記者，唐湘岳近年來也明顯感覺到了互聯網對傳統媒體的沖擊。媒體不僅是敘事的手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敘事的觀念、決定敘事的方式。媒體的變革重構了媒介的生態環境，傳統媒體如何轉變敘事觀念，講好更契合社會大語境的故事，值得深入思考[9]。2014年6月，南方都市報提出“更慢更優雅，更快更靈動”的口號，率先在全國進行全面優化升級，力求通過把南都變成五大平臺，構建起南都的話語空間。這五大平臺分別是：“獨立思考、價值判斷的思想平臺，獨立表達、凝聚民意民智的意見平臺，批判性、建設性兼容的批判平臺，新聞性、服務性并重的服務平臺，價值融合、產業融合的全媒體平臺?！盵10]五大平臺互為支撐和補充，組成可持續的話語生態系統?？梢?，紙媒與網絡媒體已經不是誰配合誰的問題了，而是共生共贏的問題，報紙平臺力求“更慢更優雅”，數字平臺力求“更快更靈動”，二者有分工有互動，各有其清晰的風格取向和發稿標準，形成兩套話語方式。這兩套話語方式，也代表了新的敘事方式：一方面，報紙平臺的精英敘事可“頂天”，即進入主流話語體系；另一方面，數字平臺的平民敘事可“立地”，即植根社區，彰顯民主力量。南方都市報的這種改革或可為其他紙媒的轉型提供借鑒。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互聯網語境下新聞敘事的多維轉型與觀念重構研究”(14CXW01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1]鳳凰網：《意識形態工作極端重要——習近平8·19講話》。(2014年6月15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yishixingtai/.

[2]華爾特·菲希爾：《敘事范式詳論》，王順珠譯，常昌富：《當代西方修辭學：批評模式與方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74頁。

[3]華爾特·菲希爾：《敘事范式詳論》，王順珠譯，常昌富：《當代西方修辭學：批評模式與方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55頁。

[4]華爾特·菲希爾：《敘事范式詳論》，王順珠譯，常昌富：《當代西方修辭學：批評模式與方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52頁。

[5]W.Fisher，“Narration as A Human Communication Paradigm：the Case of Public Moral Argument”，CommunicationMonographs,1，1984。

[6]葉舒憲：《神話-原型批評》，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

[7]詳見筆者所寫《從母題看新聞敘事中的原型因素》一文，《媒體時代》2012年第11期。筆者認為，新聞信息之所以能迅速地在人群中散播，并形成一定的輿論，這與新聞中所蘊含的原型因素密切相關；能夠深深吸引住大眾注意力的傳媒事件大都擁有一些相同的特質，每一個以神奇的力量吸引住我們的事件，都是某一種版本的“過去”——它們是一則則在現實生活中上演的神話。

[8]羅蘭·巴特：《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張寅德譯，張寅德：《敘述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14頁。

[9]華進：《數碼語境下新聞敘事的轉型》，《當代傳播》2013年第2期,第27～29頁。

[10]曹軻：《時空再造與南都的改造》。(2014年6月19日)http：//www.techweb.com.cn/ucweb/news/id/2046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