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達恩頓書史理論中的文學研究

羅蓉蓉

(重慶科技學院人文藝術學院，重慶，401331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湖北武漢，430079)

內容提要：美國學者羅伯特·達恩頓的書籍史研究關注大量文學現象，認為文學研究應關注文學史上的“中間人”如出版商、印刷商、書商，注重讀者閱讀行為研究與跨學科研究。達恩頓的書籍史理論與方法對文學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為文學生產與消費研究提供了“中間人”的視角，為文學史書寫提供了理論支撐和新的研究維度。同時，達恩頓的書籍史研究也存在過于注重經濟利益、片面理解“中間人”形象的局限性，文學研究應以辯證的態度借鑒書史理論。

美國學者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ton)是西方書籍史研究領域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達恩頓的書籍史研究表現出對文學極大的興趣，其文化史研究著作《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等書中均有大量對文學生產和流通現象的考察，本文將從跨學科視角梳理達恩頓書史研究中論及的文學研究方法及案例，探析書史理論對文學研究的意義，兼論其理論限度。

一、書史理論中的文學研究

《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一書可視為達恩頓關于書史理論思考和探尋的觀點集合，其間既有關于書籍史研究的宏觀理論，也有關于文學書籍生產和流通的個案分析?！杜f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審查官的作用：政府如何塑造文學》等著作涉及文學書籍生產和流通的個案研究。就整體而言，達恩頓認為應關注文學書籍傳播過程中的“中間人”，注重研究讀者閱讀行為，加強文學與史學跨學科的視野融合。

1. 媒介：重視“中間人”的重要作用

早在1982年發表的《書籍史話》論文中，達恩頓提出著名的“交流圈”模式，認為書籍的誕生與使命的完成歷經從作者到出版人、印刷人，再到運輸者、賣書人，最后到讀者的線路。盡管此模式遭到英國目錄學家托馬斯·亞當斯和尼克拉斯·巴克的挑戰，認為其方法“過于重視闡釋交流的過程”，“偏離書籍作為物品的特性”[1]，但此模式已標記出書籍傳播環節中的重要媒介，開創書籍研究新范式。1986年，達恩頓在《文學史上被遺忘了的中間人》一文中再次重申“中間人”重要性，指出正統文學史過于關注經典名家名作，遮蔽了文學書籍出版和發行中的諸多中介要素，從而呼吁學者關注“被遺忘了的中間人”。具體而言，作者提及的“中間人”包含出版商、印刷商、書商、推銷員、圖書審查官員等。

作者以一位圖書推銷員楊·弗蘭科伊斯·法瓦格的推銷案例說明介于出版商與書商之間的推銷員對于圖書推廣意義重大，推銷員的實地調研能理順書籍的供求關系，從而保證書籍的銷售與流通?；趯?8世紀的法國禁書流通復雜環境的考量，作者賦予書商至高的地位，認為書商因其“處在供求關系接口的環節上”，是“最重要的中間人”[2]。達恩頓對于圖書審查員這一特殊的中介角色的評價獨辟蹊徑。他并未簡單地視圖書審查員為書籍流通的阻礙，而是肯定了審查員的積極作用：“我們往往從宗教迫害和啟蒙運動的角度把審查官們跟壓制政治異己和扼殺文學藝術作品的革命色彩聯系起來。其實他們也有另一個功能。那就是，當他們把同意放行的王室大印印在書稿上時，他們的認可也就對讀者的閱讀起到了一個導向作用?！盵3]后來,在2014年出版的《審查官的作用：國家如何塑造文學》一書中，作者以18世紀的法國、1857年印度民族起義后的印度、東德的共產主義為考察對象，更詳細地探討政府審查的功用。審查并非如同大眾媒介所描述的那樣，是藝術家和自由思想者對壓迫體制的斗爭，審查更像是創造和壓迫之間的競爭[4]。在作者的筆下，審查官和作者一樣歸屬于創作者的行列。書中談到出版商和作者對圖書的自我審查“盡可能加快圖書出版進程”。作者和審查者之間的關系在更大程度上是合作關系，審查官有時會幫助作者改寫內容以通過審查[5]。

文學史“中間人”視角的研究思路在作者的諸多著作中一以貫之。1979年出版的《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認為《百科全書》一書在啟蒙運動時代成功運作得益于作者、出版商、印刷商、書商的合力作用。1982年出版的《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一書探討18世紀法國大革命前出版商、書商制作傳播非法文學的方式以及他們的商業運作對文學消費的影響。1996年的《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第一部分探討書商如何促使當時的違禁文學作品“哲學書”在市場上的流通。

2. 閱讀：以讀者為中心的考察

達恩頓認為，從讀者閱讀的角度去研究書籍有很多切入的路徑，比如讀者信件、出版社和圖書館的檔案、訂書單、圖書館的借閱記錄、私人藏書樓等?？v觀達恩頓的書史研究，瑞士納沙泰爾市立圖書館館藏的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文件是達恩頓書籍史研究的重要基礎文獻資料。除此之外，《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還參照了巴黎警察局、巴士底獄和印刷書商協會的檔案。

作者對讀者的閱讀目的、閱讀場地、閱讀效果也有所探討。關于閱讀對受眾的影響，在《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一書中作者以18世紀法國讀者楊·蘭森在1774年至1785年之間寫下的信件為史料，窺見盧梭作品《新愛洛伊絲》對讀者的影響。以楊·蘭森癡迷于盧梭的著作并在生活中處處模仿的案例為基礎，作者認為“在現代社會出現的早期，人們的閱讀經驗和實際人生經驗、理解文本和理解生活的關系遠比今天緊密”[6]。達恩頓認為可根據文學作品中關于閱讀細節的描繪來推斷當時人們的閱讀行為和方式。關于讀者的閱讀目的，作者認為各人的閱讀目的存在差異性，“有人讀書是為了贖救靈魂，有人為了學些社交禮節，有人為了修理機器，有人為了討好意中人，有人為了了解時事或自我消遣”[7]?？梢?，讀者的閱讀既有滿足精神需求的審美傾向，也有解決實際問題的功利性取向。論及閱讀方式，舊時代的閱讀常表現為群體社會行為，閱讀活動常在篝火旁、讀書俱樂部、小咖啡館、旅店酒館、庫房等場所展開。

《舊制度時代的地下文學》一書專列“閱讀、寫作與出版”一章，由“誰生產書籍？誰閱讀”等問題為主導，探討18世紀法國地下文學的出版及閱讀情況?！巴馐〉牡叵聲獭币徽乱阅戮S蘭的故事來揭示地下文學營運中的真實境況，通過穆維蘭的訂書單考證讀者群體，得出以下結論：毀謗作品書籍最為暢銷，讀者對理論作品幾無興趣，啟蒙哲學家的元典著作并不暢銷，但普及啟蒙運動的通俗讀物“小冊子”暢銷。

3. 視域融合：文學與史學互動

在書籍史的整體理論框架中，作者強調此學科的獨立性與合法性從而認定書籍史是“一門重要的新學科”，匯聚了“史學家、文學研究專家、社會學家、圖書學家或任何對書籍在歷史上的作用感興趣的人”[8]。達恩頓還探討了歷史與知識社會學、文學、人類學的學科關聯。在論及研究閱讀行為的方法中，作者提到要“熟悉文學理論”，在文學與圖書史之間建立互動。文學評論家借鑒歷史視角可以“避免脫離歷史背景的錯誤”，歷史學家懂得修辭等文學知識將更有助于理解閱讀現象。作者還提出一種“雙重策略”，即將“文本分析和實證研究”相結合，將“作家想象中的讀者”和“歷史現實中實際的讀者”進行比較，“讀者對文本的反應既是理論性的又是歷史性的考察”[9]。

二、對文學研究的意義

在西方社會史向文化史轉向的史學背景中發展起來的書籍史研究，具有顯著的跨學科特征，所論及的研究理論與方法對文學研究頗具啟示意義。它為文學生產與消費研究提供了“中間人”的視角，為自下而上的文學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歷史維度和理論支撐。

1. 發掘書商、推銷員等潛在媒介

關于達恩頓所論及的“讀者”要素，文學研究界早已有所關注。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其傳統》一書中就提出“藝術家、作品、世界、欣賞者”的文學活動四要素[10]，此理論關照到文學發展中的“讀者”這一重要維度。20世紀，接受美學更提倡以讀者為中心，重視讀者對作品的反應、接受，尤其是讀者在文本意義形成中的再創造。法國學者羅貝爾·埃斯卡爾皮從文學社會學的角度將圖書發行和讀者消費納入考察視野，認為“一切文學現象都是以作家、圖書和讀者”為前提的[11]。關于達恩頓論及的“中間人”理念，隨著傳播學的影響與日俱增，文學研究者也逐漸認識媒介的重要意義。當代中國學者在“四要素”之上加入“媒介”，努力構建文學活動的“五要素”，即文本、世界、作家、媒介、讀者[12]。

以出版者、讀者為中心的研究使得達恩頓的書籍史研究和文學研究在某種程度上相契合，書籍傳播中媒介的重要性在史學領域再次得到體現。西方書籍史研究以書籍傳播的經濟動因為導向，使得“中間人”中的運輸商、書商、推銷員在文學發展中作用大增。在過去文學傳媒研究中，這些“中間人”常常被文學研究者所忽視。西方書籍史研究為文學傳媒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從運輸商、書商、推銷員的視角研究文學書籍的流通或許是一條可行的獨特路徑。尤其是研究當代文化產業背景中的文學生存和發展，書商視野的關照將為文學研究開辟新的領地。

2. 為文學史研究提供理論支撐

達恩頓的書籍史研究具有反精英、反傳統的特點，是以“自下而上”[13]的方式展開的。他關注落寞文人、禁書傳播、出版商的經濟行為，從另一個側面揭示了文學在歷史長河中真實存在的另一種可能性。多年來，文學史研究方法與范式更新、如何書寫真實的文學史、探討文學史書寫的多樣性一直是中國文學界探討的熱點論題。有學者指出中國文學史書寫存在史學觀念陳舊的問題，“在近百年來史學觀念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的時候，我們的主流史學界仍然固守著西方百年前的史學定規”[14]。因此，打破學科壁壘，借鑒新史學觀建構文學史是一條可行路徑。借鑒書史理論中的研究方法，將為多元化的文學史書寫注入新的活力。從文學編輯與出版的角度研究文學，提供了理解文學的又一種可能性。2013年，錢理群先生總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以報刊中的文學廣告為切入點，反映與廣告相關的“稿費問題、盜版問題、營銷問題”，關注“現代文學與現代教育、現代出版市場、現代學術……之間的關系”[15]，有別于審美范式的文學史書寫，凸顯回到文學歷史現場的編撰特色。從部分章節題目的擬寫，如“大東書局、世界書局：1920年代中國通俗文學的大本營”、“新文學初期的禁書”、“《萬象》主編的變動與改版”、“‘主動’編輯家趙家璧與‘晨光文學叢書’”可以看出，此書重視考察出版商、編輯在文學發展中的作用，其編輯理念在某種程度上與書籍史理論相契合。

三、書籍史研究的局限性

達恩頓的書籍史研究將筆力集中在禁書、暢銷書等領域，增加了歷史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同時也因消解歷史的宏大敘事、解構整體的歷史觀而頗受爭議。書史理論與實踐中的文學研究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亦不可忽視。

1. 過于注重經濟利益的考量

達恩頓將筆力過于集中在出版商、書商等中間媒介，過于注重考察經濟利益驅動下的書籍生產，忽略了書籍背后的文化意義和社會意義。在作者的論述中，出版商將文學僅僅看作“買賣”，把“賣得動”看作好書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標準?！栋倏迫珪返恼Q生源于“一樁投機生意”，有“生意就是生意，無關啟蒙運動”[16]的簡單論斷。作者將圖書、禁書的流通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經濟利益的因素。然而，書籍是文化產品，既具有經濟屬性，也具有文化屬性，文學書籍更承載著文化傳承、啟蒙教育的重要作用。經濟角度可視為切入文學生產和流通研究的一個切口，但不是唯一、至上角度。

2. 建構“中間人”形象的片面性

盡管達恩頓認為審查官在圖書流通中發揮創造性的積極作用，但其歷史敘事所建構的文學“中間人”形象多呈現出奸詐、狡猾、唯利是圖的面貌。作者用“文學海盜”[17]一詞來描繪“中間人”群像，其筆下有書商用陰謀騙取出版商信任，印刷廠工人攜款潛逃，出版商和政府審查官相互勾結。作者的史料選擇囿于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文件，未能在宏大的視野中對文學傳播中“中間人”形象給予全面、客觀、公正的闡釋，未能反映當時文學出版的整體歷史圖景。

總 結

綜上所述，羅伯特·達恩頓書史研究引領人文科學研究范式的革命，對文學研究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使得文學生產中常被遮蔽的印刷商、供應商、書商等媒介顯現出來。在當前文學史書寫的多元化格局中，文學研究既要借鑒新史學視角、開拓文學史書寫新思路，也要反思其研究中的不足。

注釋：

[1][英]戴維·芬克爾斯坦，阿里斯泰爾·麥克利里：《書史導論》，何朝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33頁。

[2][美]羅伯特·達恩頓：《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蕭知緯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23頁。

[3][美]羅伯特·達恩頓：《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蕭知緯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48頁。

[4]John Rodzvilla，“Robert Darnton：Censors at Work：How States Shaped Literature”，PublishingResearchQuarterly，2016，32(3), pp.272～274.

[5]Jonathan Yardley，CensorsatWork：HowStatesShapedLiterature,by Robert Darnton，The Washington Post,2014.

[6][美]羅伯特·達恩頓：《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蕭知緯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31頁。

[7][美]羅伯特·達恩頓：《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蕭知緯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41頁。

[8][美]羅伯特·達恩頓：《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蕭知緯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85～86頁。

[9][美]羅伯特·達恩頓：《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蕭知緯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55頁。

[10][美]艾布拉姆斯：《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其傳統》，酈稚牛，張照進，童慶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6頁。

[11][法]羅貝爾·埃斯卡爾皮：《文學社會學》，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第3頁。

[12]單小曦：《媒介與文學——媒介文藝學引論》，上海：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57頁。

[13]龐冠群：《自下而上：羅伯特·達恩頓的法國啟蒙運動研究》，《史學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93～100頁。

[14]魯樞元：《歷史學 文學 文學史—— 關于文學史書寫的點滴感悟》，《東吳學術》2010年第2期，第58～62頁。

[15]錢理群：《總序》，《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4頁。

[16][美]羅伯特·達恩頓：《啟蒙運動的生意》，葉桐，顧杭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37頁。

[17][美]羅伯特·達恩頓：《舊制度時期的地下文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7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