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程氏始祖程元譚研究

馮劍輝

（黃山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黃山245041）

新安程氏始祖程元譚研究

馮劍輝

（黃山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黃山245041）

程元譚是新安程氏公認的始祖，對其研究一直存在諸多爭議。迄今并無任何可靠的證據可以否定程元譚的存在。作為歷史人物，記載程元譚生平事跡的文獻雖然是后起的，但仍有重要的價值。作為始遷祖，程元譚對新安程氏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影響也極為深遠，值得認真研究。

程元譚；新安程氏；始祖；宗族文化

晉代新安太守程元譚，是新安程氏公認的始遷祖，在宗族文化研究和徽學研究中，早已受到學術界的關注。①但唐代編纂的《晉書》并未提及其人，羅愿在宋淳熙二年（1175）編纂的《新安志》中，也未提及程元譚。此一文獻記載的缺失，導致今天的研究中不乏懷疑其人是否存在的聲音。有學者認為“直到元代，‘新安太守程元譚’才成為一個被人普遍接受的人物”[1]524，更有人認為程元譚是 “到了元明之際，才開始被‘追認’出來的”[2]85，更有學者認為程元譚其人其事是一筆很難再查證清楚的糊涂賬。上述論斷體現了這些學者的學術敏感，對相關研究也很有啟發，然而這些論斷在文獻解讀、立論依據和史料挖掘上都有未盡之處，因此也有重加探討的必要。程元譚無論是作為一位歷史人物，還是作為一種宗族文化現象，都具有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研究中的爭議恰恰是此種價值的反映。因此，綜合傳世典籍和宗族譜牒，在對程元譚其人其事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闡述其宗族文化意義，并對相關爭論略作評議。

一、史志未載入程元譚不能作為其人不存在的證據

《新安志》在“牧守”一目（相當于后來方志中的“職官志”）中，列出的晉代新安太守有周嵩、賈寧、孫泰。在賈寧條下還提及“又有太守杜炯及宋太守楊伯子節，皆不全”[3]卷九。但是，有晉一代共155年（266—420年），新安太守絕對不止周嵩、賈寧、孫泰和杜炯四人。以《新安志》中的記載為例，在“先達”一目中，曾提及“胡殿院汝明，字傳道，黟縣人，其先育，為晉新安太守，因亂家焉”，[3]卷七在這里就多出了一名晉代新安太守胡育。又如 《晉書·殷仲文傳》：“左遷新安太守”[4]1739-1740；《孫恩傳》：“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4]1758?？梢?，殷仲文與孫恩也曾經做過新安太守，但《新安志》晉代太守都未載入。因此，《新安志》中漏載的晉代新安太守必多，程元譚不在其列，不等于其人并不存在。

在以往的研究中，懷疑程元譚其人是否存在的各類論斷其實并沒有堅實的證據。雖然正史和《新安志》沒有記載程元譚其人，但是最多只能因此推論其人“可能無”，而不能斷定“必然無”，因為史志中也同樣沒有任何記載可以用來否定程元譚的存在。以程元譚在大興年間任新安太守一事為例，有些研究者對此存疑，但卻并不能夠說出大興年間的新安太守究竟應該是哪些人，因為史志中并沒有任何其他人在大興年間任新安太守的記載?？梢?，否定程元譚曾任新安太守或斷定其人并不存在的觀點，并未提供任何可以令人信服的證據。在這個問題上，單純依靠正史和《新安志》，在得不出明確肯定的結論的同時，也同樣得不出任何否定的結論。另外，正史記載的晉代新安太守中有殷仲文和孫恩，《新安志》未曾提及殷、孫兩人，卻多出了胡育，牴牾捍格，矛盾顯然。因此，在程元譚的研究中，單純依靠正史和《新安志》，顯然是遠遠不夠的。

二、程氏家譜中很早就有關于程元譚的各類記載，必有其歷史淵源

管見所及，提及程元譚最早的文獻是宋代歙縣人程承議纂修的《程氏世譜》。程承議在譜序開篇處即稱：

程氏自晉新安太守元譚公留居郡城，歷唐迄梁，代有顯者，譜牒相傳，燦如日星。[5]舊序

程承議之譜纂修于慶歷三年(1043)，這比公認的宋代私修家譜的開端——歐陽修《歐陽氏譜圖》、蘇洵《蘇氏族譜》——來得還要早，說明新安程氏的家譜很早就有關于程元譚的記載了。

有學者認為，唐末五代時休寧人程淘所纂《程氏世譜》中并沒有程元譚，在保存下來的譜序中只說“自淘而上，止忠壯公，凡十三世，世居黃墩”[6]舊序，即程淘對祖先的追溯到南朝梁陳年間的程靈洗（謚忠壯），由此對程氏家譜中有關程元譚的記載表示懷疑。關于這個問題，應該注意到程淘修譜時正處于唐末五代大規模的戰亂時期，程淘家族在戰爭中遭受了極為慘重的損失，用程淘自己的話說就是：“黃巢別部入黃墩，淘之族人逃難解散，賊眾遂營本宅，攻劫川谷，蕩滌殆盡?！盵6]舊序在這種情況下，文獻缺失、舊譜難覓是不可避免的，程淘修譜時只按他當時所能掌握的材料修譜追溯到程靈洗，這是可以理解的，即序中所稱“聊因戰守之余，漫緝世次之序”[6]舊序。因此，程淘譜序中未提及程元譚不足為奇。

程承議修譜時，戰亂早已結束，比程淘時要太平得多，他所掌握的譜牒文獻也比程淘要多。程承議曾對他修譜的文獻來源及其與程淘所修譜的關系有一段非常明確的說明：

程氏自晉新安太守元譚公留居郡城，歷唐迄梁，代有顯者，譜牒相傳，燦如日星。迨巢孽肆毒，四海為墟，黃墩宗族逃難解散，由是宅宇為賊毀，譜牒幾于煨燼?！瓗r將淘公大為是懼，乃于投戈之暇，隨手合錄，輯為世譜一編，所以明宗系于既往，敘族屬于將來，亦既勤且亟矣。惜乎時事方殷，搜方弗暇，忠壯公上闕而不載，其心豈自以為足哉？要深有望于后人講求而增輯之耳?！祆煳?，族叔蕡以一帙見授，啟而觀之，乃曾伯祖洎公之手澤也，詞語雖或少文，世系頗詳悉，自周伯符公以來靡不備載，豈先世家藏為洎公所收，外逃之時因挈以去，而淘公有未得見耶？抑豈亂定來歸，淘公先歿，諸所記錄有未及邪？幼嘗聞諸大父曰：“洎與淘為同產，唐末歸黃墩，最長于諸房，因悉如父兄子弟共飲，遂言：‘我姓來江東將五百年，支派散漫，布滿南國。本宗記錄舊無排行，以致昭穆混淆，今黃墩四祖共承諮議余烈，以后子孫宜用承字冠于名上，以相表識?！卑慈绱苏f，則洎公之歸為淘公既歿之后無疑?！虿蛔赞?，僭取諸譜會而通之，如洎如淘，均弗敢遺，且增以近代名諱，為程氏世譜七卷以傳。[5]舊序

這段譜序證實，新安程氏原本有歷代相傳的譜牒，程淘修譜時因環境動蕩，無法收集，因此其譜只記載了程靈洗以來的世系。程承議修譜時除了依據程淘譜之外，還利用了程洎傳下的舊譜。程洎之譜起自得姓始祖伯符，相較于程淘之譜，要詳細得多。程洎是程淘的兄長，在戰亂中收藏了舊譜，而程淘不曾見到，以致兩譜詳略有異。程承議上距程洎、程淘共四世，去唐末未遠，所述應有所本。程承議之譜雖然沒有傳下來，但他明確肯定晉代新安太守程元譚是新安程氏始遷祖，這對后世家譜纂修有相當大的影響。

在宋代程氏家譜纂修中，浮梁景德鎮人程祁具有特殊的地位。程祁依據他在徽州所得的舊譜，加上圖經史傳等傳世文獻和里老訪談的口述資料，經過從熙寧十年（1077）至紹圣二年（1095）近20年的努力，最終得以成編。這部家譜的世系，據崇寧年間（1102—1106）開化人程俱稱：“景德都官譜，……黃墩之祖蓋自東晉新安太守諱元譚始也?！盵6]舊序即是說，程祁之譜是以程元譚為新安程氏始祖的。程祁還為程元譚題有一段贊詞：

新安惠政，宜被聲詩。

愛其甘棠，矧我孫枝。

帝思元元，錫第黃墩。

以嗣以續，畀我后昆。[7]卷一

程祁之譜在后世家譜中得到了廣泛的沿用和普遍的尊重。明代程敏政以攻擊程祁譜系而著稱，但他也承認：“自宋以來凡程氏之有譜者必以此為按，本之者進以為是，不本之者斥以為非，其說之得行于一宗如此?！盵6]舊序譜辨足見該譜在徽州程氏家譜纂修史中具有里程碑般的地位。雖然該譜沒有能夠保存下來，但它以程元譚為始祖的譜系被其后的絕大多數程氏家譜所繼承和沿用。

在程承議和程祁之外，同時或稍晚的宋代程氏家譜中，以程元譚為始遷祖是相當普遍的。如紹圣三年（1096）歙縣程璇所撰譜序稱：“忠壯之盛，始于何時？意東晉元譚公自洛陽過江，居新安之黃墩，傳至忠壯，凡十三世矣?！盵5]舊序同年，歙縣程士忠所撰譜序自署：“元譚公裔孫士忠謹序。 ”[5]舊序南宋初期，休寧程大昌所撰譜序稱：“吾宗之來此者，其東晉元譚公乎？”[6]舊序嘉定十七年（1224），休寧程珌《世忠廟碑記》稱：“忠翼而來三十二世而為新安太守。越自太守始居新安，更十三世而為忠壯公?！盵8]卷十景定三年（1262），休寧程德崇所撰譜序稱：“程氏自晉太守來新安，祖功宗德，具載譜牒，南北分遷，燦然可睹?！盵5]舊序

可見，新安程氏以程元譚為始遷祖，最遲從北宋早期就已經開始了，并在宋代程氏宗族中得到了廣泛的承認。如此普遍的歷史現象，很難用“氏族家法”來解釋，而是必然有其來源的，如程承議和程祁就曾利用過更早時期的家譜。換言之，程氏家譜對程元譚其人的記載，是有相當早的歷史淵源的，絕非憑空虛構。

三、典籍文獻中關于程元譚的記載可與家譜記載互相印證

嘉熙三年（1239），歙縣人胡麟所撰程靈洗廟碑稱：

東晉時諱元譚者，持節為新安太守，有善政，詔賜宅于歙黃墩，子孫遂以為桑梓。[9]卷六十一

至于宋代新安程氏后裔記載中提及程元譚的就不勝枚舉了。比較典型的如景定三年（1262），歙縣人程元鳳所撰《程氏祖宗墓銘》稱：

由嬰而后三十一世元譚，東晉大興三年假節新安太守，百姓請留，詔從民便，仍賜田宅于歙之黃端，子孫因家焉，遂為新安著姓。[11]乙集卷四

上述宋代典籍文獻中關于程元譚的大量記載，與前述宋代家譜中的文獻基本一致，而且可以互相印證。

上述典籍記載當然是以程氏宗族所提供的資料為來源，這其中除了徽州本地的程氏之外，程瑀是浮梁人，加上前文中提及的浮梁人程祁、開化人程俱，可見除了徽州本地程氏以外，眾多外遷的程氏宗族也認同程元譚為新安始遷祖。而外姓人和外地人以這些資料為基礎進行撰述，說明他們也承認程元譚是新安程氏的始祖。通過典籍和家譜文獻的互相印證，可以有力地證明以晉代新安太守程元譚作為新安程氏始祖，起源很早，至遲在宋代就已經非常流行了，并得到了相當多的外姓和外地著名人士的認可。因此，以往研究中認為“到了元代以后，新安當地人關于新安太守程元譚的議論文字就開始普遍起來了”②，這種看法是由于資料掌握不充分和解讀有誤造成的，難以成立。

宋代典籍文獻關于程元譚的記載是大量存在的。其中，外姓人和外地人著述中出現的有關程元譚的記載，尤其值得注意。

淳熙三年（1176），江西廬陵人胡銓為浮梁人程瑀所撰墓志銘稱：

系出高陽黎，為祝融。至周有伯符，啟封于程，后以為氏。暨伯休父為宣王大司馬。晉泰興時，元譚持節行新安太守，代還，百姓遮道請留。下詔褒諭。卒，元帝賜其子孫田宅于新安之歙縣，遂居黃墩。[9]卷七十八

紹熙三年（1192），江西吉水人楊萬里為黟縣人程叔達所撰墓志銘稱：

胄出重黎氏，自伯休及嬰。晉元譚守新安，民德之，詔賜田宅于歙，因家焉。[10]卷一百二十五

四、程氏家譜中所載程元譚生平事跡在細節上確有牴牾舛訛之處，但成因則很復雜，并非有意虛構

實際上，真正對程元譚其人其事進行過深入研究的，并非始于當代學者，而恰恰是新安程氏家譜的纂修者，也正是他們最早察覺到程元譚生平事跡在若干細節上存在著舛訛之處。這個問題起源甚早，也相當復雜，值得認真分析。

關于程元譚的生平事跡，宋代程祁修譜時應該已經有較為詳細的記載。雖然程祁之譜今日不可見，但保存下來的贊語中有：“新安惠政，宜被聲詩。愛其甘棠，矧我孫枝。帝思元元，錫第黃墩”，已經包含了后世家譜中所記載的程元譚事跡的主要成份。景泰二年(1451)，歙縣人程孟所修《新安程氏諸譜會通》中，有一段程元譚的傳記：

元譚公，牧公次子也。為鎮東軍謀，晉王即位，遣周玘為會稽都尉，顧榮為豫章都尉，分兵定東土。大興三年，新定、東陽、信安六郡底定，假節行新安太守。（一有“為人清潔敏達，謹畏四知，譽高千里”之語。）綏輯流民，疏通畎澮，教民孝悌，舉俊造于朝，歙民大悅。（一作“百姓愛之若父母”。）永昌元年，代還，百姓遮道請留，卒不得發，詔褒嘉之。俄卒，帝聞為之震悼，賜子孫田宅于新安之歙縣。娶東海徐進女，卒合葬城西十里牌驛路之傍，即今袞繡鄉二十三都表字四百九十七號地內，墓碑具載《世忠事實》。[12]卷一

會通譜中所載程元譚傳記，應當是源出于程祁。在從程祁到程孟的400多年的傳承中，不可避免地會有各種增刪潤色，也因此導致了各種各樣的傳聞異辭。會通譜在程元譚事跡條中有雙行夾注的小字“一有”“一作”兩條，所記內容就是程孟見到的各種家譜中有差異的記載。不過，從前述程俱、胡銓、楊萬里等人所記程元譚事跡，乃至程祁本人的贊語中可以發現，會通譜中所記的程元譚事跡與宋代的各類記載并沒有多少差異。

當然，在某些程氏家譜中，所記載的程元譚事跡與會通譜中程元譚傳記，在細節上是有出入的。以程元譚的生卒年為例，會通譜稱程元譚卒于永昌元年（322），但也有的程氏家譜稱：“歿于晉明帝太寧二年乙丑，享年八十有一?！盵13]卷首太寧二年（324），較永昌元年相差2年。由于各譜普遍記載程元譚享年81歲，卒年的不同自然也會造成生年的不同。當然，會通譜源于程祁譜，在程氏家譜中很有權威，故傳世的程氏家譜記載的程元譚卒年，絕大多數還是作永昌元年。明代弘治年間所修《徽州府志》，將程元譚納入《名宦傳》中，也作卒于永昌元年[14]卷四，此一記載也被日后的徽州方志所沿襲。

會通譜中的程元譚傳記，在若干細節上，與正史的記載是有出入的。這一點后世的程氏家譜纂修者早有考證。如清代歙縣程豫，即依據《資治通鑒綱目》等史書進行考證，認為會通譜中的程元譚傳記在細節上存在著若干訛誤：

《綱目》：“永嘉元年秋，元帝始為安東將軍都尉揚州諸軍事，鎮建業，以王導為謀主，賀循為吳國內史，顧榮為軍司，紀瞻為軍祭酒，卞壺為從事中郎，周玘、劉超、張闿、孔衍皆為掾屬。五年冬，又以周凱為軍咨祭酒。建興元年夏，又以華譚為軍咨祭酒?！逼浼拥坻倴|大將軍，據《晉書》，亦在永嘉季年，不知公為軍謀在何時？考晉官志有祭酒而無軍謀。沈約《官志》謂元帝為鎮東大將軍及丞相，其參軍則有咨議參軍二人，主諷議事，晉江左初置軍咨祭酒也。至周玘、顧榮，《晉書》皆有本傳，玘歷官未為會稽都尉，榮歷官未為豫章都尉。榮卒于永嘉六年，玘卒于建興元年，帝以晉王即皇帝位在太興元年三月，是時已無榮、玘，安得有分兵遣定東土之事？新定乃新安郡之屬縣，晉武時已改名遂安。信安又東陽之屬縣，不識六郡何指？而其時新安、東陽亦俱無事，所謂底定者，又不識何指？《綱目》云：“時海內大亂，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眲t無事分兵定東土可知。[15]上卷

可見，會通譜中的程元譚傳，其事跡經歷、諸人官銜，在細節上與正史是有出入的。但是能否因此斷定并無程元譚其人呢？如清代歙縣潭渡學者黃生所說：“所謂從晉南渡，守新安有治績，受代請留，賜第黃墩，皆妄造之說也?！盵16]1135這是值得認真探討的。正如本文已經論證的那樣，程氏家譜中有關程元譚的記載起源甚早，淵源有自，并非程氏家族向壁虛構。然而這些細節的出入仍須認真面對，因此剖析其成因是極為重要的。

首先，應當看到，程元譚事跡中存在的模糊不清之處，恰恰是由于正史記載的缺陷所造成的。眾所周知，徽州原先屬于山越居住區，開發相對較晚。漢代中原人認為，新安江水系“出南蠻夷中”[17]1278，當地居民是“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18]864。即在當時中原漢族士紳的眼中，新安之地是夷蠻之域，經濟發展水平低下，文化習俗差異更大。漢唐時期，中原地區既是政治經濟中心，也是文化發達地區，中原地區的文化精英對新安、歙州這樣有較大文化差異的地區是持歧視態度的，唐代盧仝詩中稱歙州是“千災萬怪天南道，猩猩鸚鵡皆人言”[19]722。這種歧視態度的一個突出例子，體現在由唐代中原地區史官編纂而成的史書中，對隋末唐初徽州著名的英雄人物汪華的記載上?！杜f唐書》稱“平汪華”[20]1097，《元和郡縣志》稱“討平汪華”[21]607，《資治通鑒》稱“歙州賊汪華”[22]5929，遣詞造句之間，充滿著強烈的貶斥色彩。后世徽州人對這種做法頗為憤憤不平：“唐臣編史，……不省己過，而以惡名加之他人，亦獨何哉？”[23]675好在汪華距宋不遠，宋代徽州人依據有限的文獻記載，加上各類民間傳說，依然編纂出了較為完整的汪華長篇傳記。而程元譚則遠沒有這么幸運，同樣成書于唐代的《晉書》中完全沒有他的記錄，而他生活的年代距宋代已經七、八百年，其事跡經歷代流傳，失真之處在所難免，也是不足為怪的。

其次，還要看到，人類對自身歷史的追溯從來都是在受到諸多限制的環境下展開的，家譜也不例外。當代考古學能夠確認的有文字記載的中國歷史是從商代晚期開始的，不過3 000多年，即便將中國文字創造上推到傳說中的黃帝、倉頡時代，也不過5 000余年。這就意味著，在回答“我們從哪里而來”這一具有終極哲學意義的歷史問題時，文獻學上的依據必然有其盡頭，人類對歷史的追溯必然有其限制。越是早期的歷史，文獻越是有限，歷史的真實面貌就越加模糊不清。古史辨學派強調“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其重要的原因在于古史本身因為文獻記載的有限而早已無法清楚地追溯。否則，若古史本身清楚明白，又何來層累創造的可能性？客觀環境的限制使得后人對歷史的追溯不具備完全“真實還原”的可能，而越是早期的歷史，“真實還原”的可能就越小。作為一種歷史文獻的家譜，在追溯宗族自身歷史時不可能自外于這一客觀環境的限制，其早期歷史的模糊不清是不可避免的。更應該看到的是，無論何種古代文獻，其載體的性質決定了其存在必有時間上的限制，更何況戰亂兵燹、自然災害這些對文獻破壞極為嚴重的社會與自然災難，幾乎無代無之。所以不但私修家譜出現以前的早期宗族歷史存在著難以說清的種種模糊之處，就是宋代私修家譜出現以后的宗族歷史，乃至清代、民國年間的宗族史，都有其難以追溯之處。清代歙縣西沙溪汪氏宗族曾經感嘆：“每見世家巨族修譜若過百年，無從稽考，縱有大才亦難重葺?！盵24]舊序家譜中對子孫要及時修譜的大量告誡，乃至“三世不修譜為不孝”一類的家規、家訓，都充分說明了追溯宗族歷史所存在的種種客觀困難。③

再次，新安程氏宗族對程元譚事跡的搜集考訂是令人敬佩的。新安程氏歷史家譜纂修者在史志無考的情況下，依據族內的歷代流傳的譜牒和口碑，搜集、編纂成了較為完整的程元譚傳記。程祁、程孟等人在修譜時，當然有光宗耀祖的目的，但其態度依然是相當嚴肅認真的，程孟在其譜中就記錄了不同版本家譜中有關程元譚事跡的不同記載。程豫在考訂程元譚事跡時，也認為：“若謂必借此以光譜牒，吾族名公世卿后先想望，譜不勝書，不獨上誣宗祖，抑且貽誤孫曾，設有不察，據此以形諸證言文字，寧不取譏有識？”[15]上卷歙縣人程夢星在對程豫考訂表示贊同的同時，認為：

元譚公正史雖無傳，其為新安太守，徽郡碑記信有明征?？贾疯b，似在大興間嵩守郡之后。按羅鄂州愿郡志載晉太守三人，夫兩晉歷百五十年，必不止三太守，可見古人著書尚簡，不能悉載也。且廿一史之外尚有正史，正史之外復有他史，載籍名目實繁，今亡逸者多，后進無從印證矣?！粼瓰閺V平太守、襄州刺史，舊譜不載，恐亦未確，闕之。[15]上卷

顯然，程夢星認為，由于史籍亡逸，后人已經不可能詳細而準確地知道程元譚事跡的細節了。后人既然無從印證，就應當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這才是正確的態度。

可見，程氏家譜所傳程元譚生平事跡在某些細節是有訛誤的，而這種訛誤往往是難以避免的。新安程氏的有識之士對此并未一味回護，而是有過非常認真而深入的考訂。這種努力值得欽佩。今日學術研究不應只一味糾纏在程元譚生平事跡的細節之中，在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的同時，對程元譚在新安程氏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也應該給予足夠的關注。

五、程元譚在新安歷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其影響一直延續到近代，值得重視

程元譚在新安程氏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他作為始遷祖獨特地位所決定的，也是其他任何人所不能代替的。在新安程氏宗族文化中，程靈洗的光芒雖遠超過程元譚，但這并不意味著程元譚對新安程氏是可有可無的。因為程靈洗不是徽州程氏的始遷祖，而對一個底蘊深厚的宗族來說，沒有遷徽始祖是不可思議的。如歙縣潭渡黃氏，該宗族自唐代晚期以后遷居潭渡的譜系記載一直很完整，而之前的情況則不甚清楚，“莫究其自，譬諸身而無首，私竊悼之”[25]卷末。直到明代晚期，潭渡黃氏利用五城黃氏的家譜，接上了晉代新安太守黃積至潭渡的譜系之后，才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這說明遷徽始祖對名族來說至關重要，否則就難逃來源不清之譏。

程元譚對新安程氏不可替代的地位還表現在，雖然新安程氏各派絕大多數出自程靈洗，但也確實有某些支派不認為自己是程靈洗的后裔，卻都承認自己是程元譚的后裔。如休寧芳干程氏，也是一個強宗大族，其祖先是程靈洗的族弟，并非忠壯之后。按照“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的傳統，芳干程氏也不祭祀程靈洗。景泰元年（1450），程孟前往芳干會譜，芳干族長程希貴于是以祭祀程元譚的方式來聯絡宗誼：

茲因會譜，其族長曰希貴者言之于眾，擬寫新安太守元譚公像，每遇正旦，懸之高堂，子孫瞻拜，然后序昭穆，長少行禮既畢，會飲有常式，庶族誼之敦永永弗墜，眾皆是之。[12]卷末

可見，對于那些并非程靈洗之后的程氏支派來說，無論是他們自身的祖先追溯，還是整個新安程氏的統宗會譜，都必須依靠，也只能依靠程元譚。

程元譚對新安程氏的重要性還在于，他的相關事跡盡管有后人潤色增飾的成分，但其核心內容“綏輯流民，疏通畎澮，教民孝弟，舉俊造于朝，民愛懷之”，既符合儒家的基本倫理，也符合國家政權與民間社會對清廉勤政的共同要求，因此能夠得到整個社會普遍、共同的承認。因此，對程元譚的祭奠和追思，不僅在程氏宗族內部相當盛行，也得到了整個徽州社會各界的贊同。經過徽州各界的努力，在德祐元年（1275）四月，朝廷正式頒布誥勅，追封程元譚為忠佑公。誥敕全文如下：

敕：世忠廟神忠烈顯惠靈順善應公程靈洗遠祖東晉新安太守元譚，循良之臣，典禮宜祀。本原之義，幽明所同。爾當典午之朝，實領專城之命。遺愛不泯，賜地猶存。況有烈孫，久嚴廟食。善必基于累世，福恒施于一方。爰錫褒章，用廣勸孝。尚庇爾后，以閎厥靈?？商胤庵矣庸?。奉敕如右，牒到奉行。[26]下卷

這個誥勅表明，到宋代末年，程元譚已經被列入了國家祀典，其地位得到了國家的承認。在明清時期徽州的名宦祠中，一直都供奉有程元譚的牌位。

正因為程元譚對新安程氏具有如此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后世徽州程氏宗祠中普遍供奉有程元譚的牌位，其影響之深遠，一直延續到近代。在存世的民國年間篁墩的照片中，當時篁墩程氏的建筑有三組，中間是以程元譚為始祖的程氏統宗祠，兩邊分別是程靈洗的忠壯公廟和二程的夫子祠，分別代表了徽州程氏的根源、勛業和學術文化。它們在宗族社會中各自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功能，彼此之間互相扶持、相輔相成。

結 語

程元譚是新安程氏歷史上公認的始遷祖，盡管他的生平事跡缺乏同時代的文獻記錄，現存的傳記中在細節上也存在著缺陷，但綜合各類文獻記載可以看出，程氏家譜對程元譚的記載淵源有自，在宋代已經普遍流行，也得到了族外人士的認可，并在宋末被列入了國家祀典。程元譚以其始遷祖的特殊地位，在新安程氏宗族文化中具有獨一無二的重要地位，其深遠的影響一直延續到近代。因此，對于這樣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今日的研究不應只拘泥于若干可以理解的細節上的缺陷，而應該把握大局，重視其重要地位，疑以傳疑，信以傳信，繼續推進相關的學術研究。

注釋：

①早在20世紀40年代，楊殿珣在其中國家譜的研究中，就已經涉及到從程元譚開始的新安程氏譜系問題，這是筆者所見最早提及程元譚的現代學術研究著述，參見楊殿珣：《中國家譜通論 （續）》，《圖書季刊》1946年新第七卷第三、四期合刊。

②參見黃國信、溫春來：《新安程氏統宗譜重構祖先譜系現象考》，《史學月刊》2006年第7期。按，此篇論文中曾引用了程珌《洺水集》一段文字：“吾族自太守元譚公開于晉，于梁則有若安國靈洗公，于唐則有若都使沄公。自是始荒我汊川之居，繩繩相繼，代有顯人。迄于有宋，尤稱蟬聯?？ひ刂幸粫r為相者若文簡公大昌、正惠公卓、訥庵公元鳳，其在敝里則吾祖少師公也?！弊髡哒J為這是程珌在自序中回顧程氏家族的輝煌歷史，并把這段引文作為“非族譜類私人著述中最早談到程元譚的材料”。實際上，這段引文中的“吾祖少師公”指的就是程珌，因為程珌“官至端明殿學士，封新安郡侯，為名詞臣，贈特進少師”（見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先賢事略》），所以這段引文絕非出于程珌本人之手。查閱原書，這段文字刊在程珌自序完結之后，結尾署名為“崇禎戊辰嘉平月吉裔孫至遠書”，顯然這是明代崇禎元年（1628），程珌后裔程至遠重刊該書時所撰。因此，將這段引文作為程珌本人的文字，并將其作為“非族譜類私人著述中最早談到程元譚的材料”，是不能成立的。

③唐力行曾經以績溪宅坦胡氏宗族為例，研究了咸豐、同治年間的大規模戰亂之后，胡氏宗族通過修譜追溯宗族歷史的過程。由于戰火中大量家譜文獻被毀，雖經多方努力，在民國初年完成了家譜的續修，但居于本土的不少先祖仍是“待查待訪”，而且出鄉的百余派中，也只有鄰近各派得以入譜。此一個案研究證明，即便是宗族的近期歷史，由于各種復雜原因，也存在著難以追溯以至不可能追溯的困境。參見唐力行：《“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動亂與徽州宗族記憶系統的重建——以徽州績溪縣宅坦村為個案的研究》，《史林》200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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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heng Yuantan,the Ancestor of Xi'an Cheng Family

Feng Jianhui
(Marxism Schoo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stheacknowledged ancestorofXi'an Chengfamily,ChengYuantan hasbeen a controversial figure in modern academic research.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re is no reliable evidence to deny the existence of Cheng Yuantan.Although Cheng Yuantan's life was documented later,the documents are of important value since Tan is a historical figure.As the first recorded ancestor,Cheng Yuantan has the irreplaceable significance to Xi'an Cheng family,and his influence is far-reaching and worthy of serious study.

Cheng Yuantan;Xi'an Cheng family;ancestor;clan culture

K295.4

A

1672-447X（2017）04-0001-07

2017-04-15

資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7BZS037）；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AHSKY2016D143）

馮劍輝(1971—)，安徽休寧人，黃山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徽學、中國近現代史。

責任編輯：吳 夜